老解放区语文教育思想概述

一、老解放区的教育概况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民主革命斗争中，一方面领导人民进行了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政权的建设，一方面又创办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这种教育以其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大地，为中国教育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早在建立革命根据地之前，中国共产党即已注意教育工作、创办学校。党通过党员办的学校（如湖南自修大学、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平民女校、上海大学、湘江学校和劳动学院等），扩大了共产主义宣传，组织了群众，为党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也为以后的革命根据地教育建设积累了经验。

老解放区的教育事业，在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各个时期都对旧的教育制度、课程和教材进行了改革。这种教育和教学的改革，首先都是从当时的部队教育开始，后来成为干部教育的楷模；而干部教育中所实行的教育时间短而活，教学内容少而精，教育方式多样化等原则和办法，又影响并推动整个国民教育，形成了一套与国民党统治区截然不同的学制、课程和教材教法。

老解放区的学制和课程，由于战争形势的紧张和干部需求的紧迫，学习期限都比较短，带有很大的速成性。一般地说，干部学校的学制是几个月、半年至一年；中学、师范的学制先是一年、二年，后延至三年；小学是五年。课程设置比较精简集中，取消了刻板的课目，增设了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所需要的课目。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所设课目的变化也很大。

苏区工农业余教育的形式繁多，如各种夜校、半日校、星期学校、补习学校、识字班（组）等，同时还开展俱乐部、墙报、戏剧、报刊等文化活动。这些组织形式和活动，都以扫盲为中心，对工农群众进行文化、政治、军事教育。群众业余教育的蓬勃开展，是苏区文化教育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二、老解放区的语文教材

老解放区的教育在对教育体制、学制及课程进行改革的同时，也对各科教材教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前所述，老解放区课程设置的特点是实际、精简、集中、连贯，反映在教材上就是强调政治、注重实际、力求精当、讲究实效。语文教材也必须符合这一要求。老解放区的语文教材无论在编写的指导思想、选材内容、编写方案和教学要求上，都有自己的特点。现分别叙述如下：

（一）苏区的语文教材

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都十分重视各类学校的语文教材建设。尽管当时处于战争环境，纸张印刷条件很差，但教材仍很注意质量。

首先，在选材内容上，十分强调密切结合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的实际。例如小学国语教材，内容着重在拥护党，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政府；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热爱科学；揭露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启发儿童政治觉悟，培养儿童高尚的革命品德等。例如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的《国语教科书》第一册第四十三课：

“爸爸报名当红军，弟弟跑来说：‘我的爸爸呱呱叫，大家都来欢迎了！’妈妈笑着说：‘好了，我们是红军家属了。’”

其次，在语文知识要求和编排体系上，也要注意教材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实用性。

苏区国语教材的编写，实行中央和地方并举、正式教材和补充教材并用的办法。除中央统一编写或审定的统一教材外，各地区还可采用地方性教材。各校教师亦可根据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如揭发贪污浪费，开展春耕运动）编出材料作为乡土教材，“但不得违反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课程和教材的内容和程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

（二）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语文教材

根据党的“抗日的教育政策”，一开始就提出语文教材要“抗日化”的要求。一方面在内容上增加“抗日”的比重，一方面在具体编排上要适应战时环境，注重当前所需的知识。但是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环境相对稳定，对教材的内容和形式就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小学语文教材来说，提出要在坚持抗日救国的前提下，着重一般文化知识，注意教材的科学化、儿童化、长期化与全国性。但是在实际的编写和使用过程中，未能认真贯彻执行。

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12年中，解放区语文教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38年至1944年陕甘宁边区进行三次改编的全套初、高小《国语课本》，1938年至1948年晋察冀边区教育部门七次改编的全套小学课本。中学国文教材主要由1946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统一编审的《初中国文》。此外还编出了适合干部教育的《干部识字课本》《干部文化课本》，以及适合工农业余教育的《农民冬学课本》《农民识字课本》。

经过这三次改编，教材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因此，在1946年修订的一套国语课本，质量就大大提高了，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这套教材既注意为政治服务，又体现了语文课文的特点，把抗日的思想渗透到生动活泼的课本中去，故事性也增强了。

其次，这套教材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劳动观点的教育，以初小国语课本为例。有鼓励儿童从自己日常生活的事做起，从小养成爱劳动习惯的，有描写儿童劳动场面、培养儿童集体主义思想的，有教育儿童热爱劳动人民、热爱劳动英雄的，有批评好逸恶劳思想的，也有对儿童进行生产知识教育的。例如第一册第一课：

“左手和右手，两个好朋友；

不论吃和穿，动手样样有。”

还有一课：

“猪儿没有手，狗儿没有手。

有手不动手，好比猪和狗。”

第三，在选材上，除十分注意编选反映当时革命斗争和农村生产劳动的内容外，同时还针对当时农村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较深这一情况，编选了有关讲解科学道理的课文。为了配合宣传讲究卫生，保障人民健康，新教材改变了过去的不顾当时当地的需要和可能，盲目搬用城市一套做法的毛病，编写了一些切合实际的课文，如不吃生毛杏、不吃烂香瓜、不喝生水、饭不吃得过饱等。这些课文都受到群众和学生的欢迎。

（三）晋察冀边区小学国语课本的七次改编

从1938年到1948年9月，晋察冀边区对小学国语课本进行过六次改编和修订。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又以原来课本为基础，重编一次。这里仅以初小国语课本为例作简略的介绍（见表）：

这些课本总的特点是内容丰富，思想性强，体现了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对边区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9］。

（四）老解放区语文教学方法的革新

老解放区的语文教学方法是在语文教学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改进的，它带有革命战争年代的鲜明印记。虽然它在各个革命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学用分离；提倡启发式，反对注入式。

这种教学原则的提出和创立，最初应溯源于红军士兵的政治教育。毛泽东同志在1929年12月29日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大会起草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中，即总结了红军教育的十大教学原则（即著名的“十大教授法”）：这些教学法对各类教育和不同学科的教育，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其中也包括了普通教育中的语文教学，尤其是中小学语文教学。在老解放区，语文教学在自己长期的改革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适合本学科的特点的、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

第一，启发式（废除注入式）；

第二，由近及远；

第三，由浅入深；

第四，说话要通俗；

第五，说话要明白；

第六，说话要有趣味；

第七，以姿态助说话；

第八，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第九，要提纲；

第十，干部要用讨论式。

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老解放区的语文教学在贯彻联系实际、学用结合的教法原则上，特别注意了因时、因地、因人制宜，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这方面在农工识字教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在苏区老根据地，他们的识字教学，既可以三五人一起教，也可以个别教；可以在乘凉、喝茶时教，也可以在田头、灶边教。在具体教法上，起初，画地为字，组长教组员识字，以后各人备好小本子练字。字从生活需要和工具名称教起（如“桌椅板凳、鸡鸭牛羊”等）。组长有不识的字，可问夜校的老师，直至小学老师。此外还采取识字牌、识字游戏、写壁报等方法识字。识字牌的应用范围很广，几乎每一村头路口都有，教员依照《工农读本》或《看图识字》的次序，逐日写出二至三字，先教站岗的人，再由站岗的人考问过路人。如有不识的字，用纸片记下给他，让他边走路边练习。雨天教员还组织大家做识字游戏竞赛。这些方法很受学员欢迎。

在抗日根据地，灵活多样的识字教学也是首先始于部队而后及于工农教育和普通教育的。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指战员每人都削制一支木笔或竹签。在驻军和休息时，就用它来划地写字。行军时则把“识字条”挂在前面战士的背上，让后面的战士边走边学。执勤时就立一块识字牌，在不违背战斗条例的情况下进行识字。在工农教育中亦继承苏区的传统经验，普遍采取“见物识字”的方法，有的则利用实物图画、编讲故事、唱秧歌、看报等条件来教，并且又有了更多的创造。如“拆字法”：教“告”字，就把“告”字拆成“牛”、“口”两字，说“一口咬住牛尾巴”；“合字法”：用树枝折成数段，在地上摆字等等。

在抗日根据地，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很重视抗日大道理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十几岁的儿童，对抗日的大道理不太容易理解，教师在讲课时很注意做到深入浅出。

老解放区语文教学方法和经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逐渐摸索和创造出来的，是党的教育事业的一份宝贵财富。虽然由于时代的发展，这些做法和经验已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今天变化了的情况，但是就其基本的理论原则和改革精神来说，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加以学习、借鉴和研究。

三、语文教育家的理论与实践

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教育家。他早年入学蒙馆和宁乡师范，曾就聘于周南女校，教中学班的国文、史地等课程。辛亥革命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修身和教学法课，兼教育实习主任。1919年他赴法勤工俭学，并去比利时、法国考察，回国后在长沙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去江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到达陕北，任中华工农民主共和国教育部部长；在延安先后担任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自然科学学院院长。

徐特立的一生为我国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教育理论和经验。他强调教师必须教书又教人；他热爱学生，热心施教，诲人不倦。他提出“教师和学生，一切都是相互的平等的关系”；主张“教学相长”，这样，“在教和学的当中，教师和学生都得到利益，都获得进步”。在教学方法上，他对注入式和启发式持辩证的分析的态度，认为注入式是“不跟学生商量，强迫学生接受”“照着书灌输”，这是“封建的旧式的教学方法”。但是“我们不是在一切场合否定注入式”。他认为“启发式，一般解释为问答式，先生问，学生答，这也是旧式的东西，因为这种方式还是以先生为主体去启发，而不是学生奋发。我们是要学生很热情，造成学生热情地学习环境，要学生自动，这样的方法才是好的”。他还主张要启发学生多思考、多实践，注重手脑并用。

徐特立对苏区识字教学尤有深入研究，提出了“识字运动办法”，其基本特点是：“老公教老婆，儿子教老子，秘书教主席，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后来陶行知先生把这套办法理论化，发展成为“小先生制”。

徐特立十分重视教材建设。在苏区时，他针对当时存在的偏重政治而忽视业务的倾向，指出小学教材和识字课本应“以业务为中心，其他也要学，学才有用，但改善业务更需要，其他东西才能发展”。他鼓励各县自行编印教材，对各地编印的教材都一一过目，提出意见。他对当时编印的一本小学语文课本指出“太偏重于政治，日常事项太少，且内容较深，几册都没有区别”，并提出“此项读本为应目前需要，用一、二学期后或再编或改正，当更增完善，目下不可用中央教育部审定的名义”［10］。

程今吾（1909—1970），我国优秀的教育家。1933年受教于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主办的南京晓庄学校。他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进步的教育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奋起参加救国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党统治区以教育为公开职业，进行党领导的革命活动。这期间他根据自己几十年从事进步教育工作的认识和体会，写成了《新教育体系》一书，深刻揭露旧教育的流弊，深入地论述了新教育的过程和方法，书中他阐明了“实践教育”的思想，并提出了一整套“实践教育法”。1944年他由重庆到延安，担任八路军子弟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1946年写出了《延安——学校》一书，具体生动地总结了该校的教学经验。1948年他又根据在华北创办“青年职工学校”的工作实践和体会，写出了《工农读写教学实际经验》一书。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还为初级中学编写了思想教育材料。

程今吾对语文教学有深入的研究。他十分重视师生的互教互学，强调活跃学生思想，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他很注意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要求学生学会观察社会，分析事物，运用记叙文、议论文、诗歌、书信、日记等各种文体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他还鼓励学生自由结社办壁报，带领学生通过野外生活、社会活动，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知识结合起来。对语文课他特别强调要把读书、常识和说话三者结合起来训练，又强调作文要与读书、说话结合起来。强调语文课一定要“念”和“背”，要变“死”念、“死”背为“活”念、“活”背。

程今吾的有关著作均收入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程今吾文集》中［11］。

辛安亭（1904—1988）是我国一位有名望的教育家。他于抗日战争初期来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负责编写教材工作，一直到全国解放前夕。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甘肃省文教厅、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甘肃教育学院、兰州大学担任领导工作。他40多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辛安亭长期致力于中小学教材建设。在延安的11年间，他亲手编写了小学各科教科书、农民识字课本、干部文化课本及教师读物、儿童读物等共计40余册。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11年间，他协助叶圣陶先生审定一部分全国中小学教科书，同时研究中小学教学问题，写了许多有创见的教育论文。

在老解放区，在编写教材的方针和指导思想上，辛安亭一贯坚持在内容上贯彻抗日教育政策，在组织编排上适应战时的环境，并在此前提下，着重一般文化知识，注意科学化与儿童化，长期性与全国性。在实践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课程设置及教材编写的四原则，即精简集中、综合联贯、深入浅出、启发心智；在联系实际方面，他又提出了要力求教科书的稳定性，教材编辑工作要实行群众路线方法。这些都为教材编写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提供重要的理论见解和宝贵经验。

在语文教学方面，他一贯主张要少讲多练，要注意学生的朗读训练和课文中语言因素的训练，“使儿童从不自觉地掌握语言提高到自觉地掌握语言”，要克服“分析课文时偏高偏空的弱点”，指出“多余的讲解与提问不只是浪费了教学时间，而且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教学效果当然不会好”。此外，他提出要“改善知识教学的方法”，着重应抓好三点，即克服教学上的无效劳动；抓好基础知识，学得少而精；培养学生的自学方法和自学能力。

辛安亭还对幼儿、师范、大学和特殊少年儿童的教育，对中外许多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作了很深入的研究。他的著述和教育实践经验，对研究新中国的教育发展史，对改进教育方法，提高教育质量，都将起积极作用［12］。

本章注释：

［1］语文教育发展史［J］．语文战线，1984．

［2］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1．

［3］语文教育发展史［J］．语文战线，1984．

［4］抢救国文［J］．国文杂志，第二卷第一期．

［5］叶圣陶教育文集［C］．北京：人民教育版社，1998．

［6］吕叔湘．吕叔湘语文论集［C］．上海：商务印书馆，1983．

［7］朱自清．朱自清全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8］叶圣陶教育文集［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1．

［9］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徐特立教育文集［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10］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徐特立教育文集［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11］程今吾．程今吾文集［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12］辛安亭论教育［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