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话文著作引进了教材
“五四”运动的先驱们把民主的思想观念带入了语文教育的阵营，他们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在为文学革命鸣锣开道的同时，也为语文教育的革新掀开了新的一页。白话文运动与现代语文学校教育一样，催生了现代语文教育［1］。
“五四”前后，语体文蓬勃发展起来，通行读白话了。1922年，实行新学制。当时比较通行的新语文课本有：
（1）顾颉刚、叶绍钧等合编的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六册（商务印书馆1922年）
（2）沈星一编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古文读本》三册，《初级国语读本》三册（中华书局1923年）
（3）穆济波编的新中学教科书《高中古文读本》三册，《高级国语读本》三册（中华书局1925年）
白话文著作引进了教材，这是中小学语文教材的一项重大变革。由于要将语文课本看作是传布国语的大本营，所以，教科书也由“国文”改名为“国语”。
二、根据新的文体分类编排
这时期课本的编排，有把语体文、文言文混合编在一册中的，有把语体文、文言文编成两套课本的。课文根据新的文体分类编排，一般把文体分为记叙、抒情、议论、说明几大类。由于注意到学生的程度，注意到普及教育，因而不选艰深的文言文，文学作品在课文中占较大比重。低年级多选记叙文，高年级多选议论文。废除了评语圈点，基本训练由重写作转为重阅读——阅读古书和中国文学名著。不过，当时的语文课本，文言文仍占相当的比重。例如叶绍钧等编著的《初中国语教科书》（中学六年制用，1924年），总共6册，课文总数260篇，白话文95篇，占36．5%，文言文165篇，占63．5%。
下面介绍一下当时通行的《初级国语读本》第一册（新中学教科书，中华书局印行，沈星一编，黎锦熙、沈颐校，1923年）。
教科书的编辑大意是：
（1）本书供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科教学之用，分三册。
（2）本书选材，注重下列二要求：①内容务求适切于现实人生，②文章务求富有艺术价值。
（3）本书内容，以记叙文、抒情文为主，参用议论文、说明文。第一册都是今人浅显的作品，以期和小学衔接。第二册兼采旧说部，使学者略识过语文演进的历程。第三册兼采译作，并讨论问题研究学理之文，使学者益了然于国语在现今实际上的应用。
（4）本书的编次和分配，凭编者个人的经验酌定。各省各校，情形不同，希望使用本书的人，随宜采择配置，期适合教学的进程。
（5）国语文的内容，至最近十年间始渐渐地改善充实，所以本书所载各文，除从旧说部采录一部分，概是今人的作品，但必合于第二条所举的两要点，才选录入册，否则宁缺毋滥。
（6）本书所载各文，分段都照原来格式；但原文不分段落时，编者凭着个人的意见，酌量分划，以便教学。
（7）各文后面，附录本文的来历和文中重要词句的注释，以节老师翻检之劳；但非必要时则从略。
从上述编辑意图中，可以看出下列几个特点：
（1）课文作者23人，大都为当时的名家，入选作品大都是较为典范的白话文，以文学作品（小说、散文）为主。
（2）注意选取内容健康思想进步的时文，文章大都与当时的“现实”和“人生”密切结合。鲁迅的小说《故乡》是1921年写的，1923年便已经出现在中学语文教材中了。
（3）课文内容较浅显而富有情趣。冰心一人入选了7篇作品，也许是因为她的儿童文学作品，孩子们比较容易理解和欢迎吧。
（4）课本中没有语法、修辞等知识短文。课文的主要目的，是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初中一册，便有42篇课文，篇目数量是较多的。
三、教材由私家书局编辑，学校选用
当时的国语教科书，并不是教育部编订的，而是各私家书局约人编辑，由教育部审定，然后颁布的。各地各校自己选用一套，并不强求一致。当时，语体文虽已进入中小学语文教材，但仍有许多人认为白话文浅俗不堪，味同嚼蜡，因而摒弃白话文教材，而中学则还须学习文言文。所以，社会上依然流行不少纯文言的国文读本。如上海大东书局1925年印行一套初级古文读本（张廷华、沈镕编著），上下两册，其凡例说：“小学毕业，升入初级中学，则国文一科，已由语体文而进于文言文，第文言文必以古文为准则，庶乎用笔可免于粗俗。……本编分上下两册，每册四十篇。各按时代先后为编次，而略以篇幅长短为区别，以期学者之循序渐进。本编所选，以词意浅显、趣味浓厚者为主，其与初学程度不合，以及说理之文稍涉沉闷者，概不阑入。本编不加评语，须凭读者之学力眼光，自行判断，惟注释不厌其详，俾省检查之劳。”此书课文只有旧式圈点，没有新式标点。课文后附作者事略及注释。
四、增加课文的“实用性”，出现了职业教材
“五四”时期的一些国文教科书，已经注意到课文的“实用性”，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复式学校教科书》（郭文）明确提出课本“诸种职业教材”“凡属浅近之农工商业以及个人谋生之术配置特多，说理特详”。全书材料列表如下：
课本明显注重应用文，体现以“切于实用为主”的目的，“将各种应用文一律编入正课，俾使正式接受”。
各种应用文分配如下：
五、逐步明确了教科书的选文标准
总括起来说，国文一科，在“五四”以前，自初小到大学，都用文言教授。中学国文的教材，主要是四种：《古文辞类纂》《昭明文选》《经史百家杂钞》，以及唐宋各名家的诗词等。“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发展，随着对“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的批判，许多中学采用了白话文作为教材，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但那时的教材并不统一，中等学校的语文教学，也是五光十色。纯粹教白话文的也有，纯粹教古文的也有，白话文和古文兼教的也有，教一段时间的白话文又颓然思返，重教古文的也有。由于教科书都是各私家书局编印，选材标准也迥然有异。于是王森然在《京报副刊》上撰文提出中等学校国文教材的选材应坚持以下标准：
①以接近学生经验，合于青年心理及青年境遇为准。②记述明白的。③表情真挚的。④思想与时代不背的。⑤合于论理文法的。⑥富有趣味的。⑦有关人生的。⑧有美术性质的。⑨研讨学术的。瑏瑠以文章内容—实质—为主，以外形—形式—为辅［2］。
选文标准的不一，是直接与中学国文教授的目的看法不一有关的。周予同撰文指出，“中学国文教授的目的，有两种错误：一种错认中学校含有狭义的职业性质，所以教授国文，主张绝对的即时的实际应用，而抛弃一切所谓国故的概要和文学的涵养。一种是将中学的性质和大学文科相混。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人人能用国语或浅近的文言，自由而敏捷的发表思想情感或记述事实，绝对没有文法上的错误，人人能懂得中国文学和艺术变迁的大概”［3］。
1919年起，随着新体国语教科书的出版使用，各书局还同时印行了各种国语、国文教授案（即国文教学参考），用注音字母附注生字，列出各篇课文的提要与总复习要求，帮助语文教师理解课文，把握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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