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的初期，由于东南各省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各地居民纷纷内迁，西南和西北的大、中、小学和在校学生，数量逐增；而过去承编承印各科教学用书的各大书局，却一时未能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及时供应各科新编的教科书。因此，造成了严重的“书荒”。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40年代前后才稍有改变。
总的说来，20世纪40年代在语文教科书的编制方面由“自由编制”所代替，因此编制和使用的活跃性、多样性，相对而言不如30年代。但是，时代毕竟在向前发展，人们对语文教学规律的认识也在日益深化，再加上政治和社会的环境不断向学校教育提出新的要求，所以，当时也都还有一些反映时代特点的教科书，值得研究语文教材史的人们注意。
我国的小学语文教材，最早是同常识混编的，名称也不专称“语文（或国语、国文）课本”，而笼统地称作“蒙学课本”。到1922年变更学制的时候，小学课程增加了“社会”“自然”这类常识科目，于是语文教科书同常识教科书正式分科编制，而且在编辑的指导思想上语文教科书趋向“儿童文学化”，而常识教科书趋向“实用化”和“直观化”。
其中每篇课文的编法，都分常识和国语两部分，常识主要是图或表，适当附以简明的文字，国语则为儿童喜闻乐见的带趣味性的文字。以第十七课为例，编法是这样：
第十七课
我家的亲戚（常识）
摇到外婆桥（国语）
我家的亲戚摇到外婆桥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外婆叫我好宝宝
问我妈妈好不好
我说 妈妈好
问 我爸爸好不好
我说 爸爸好
外婆听了眯眯笑
采用这种合编法，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战时社会经济的条件限制，需要精简课程门类，减少教科书的数量；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方面，是由于当时对小学常识国语教材的编制，在认识上有了新的进展。当时的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在其所编的初小国语常识课本一至四册的《教学指引》中对以往分科的或混合的编制有这样的检讨：“国语和常识分编的课本，材料要尽量联络，藉以达到教学上的最大效率，这应是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而事实上过去各科课本的编辑人彼此未能密切合作，教材又分册印刷，所以教学时不易联络。”有鉴于此，这个委员会就根据国语和常识两科固有的联系和区别试编了这种“既分又合”的分科合编教材。
这种合编教材有这样一些特点：在内容上，国语和常识各自保持固有的内容；在形式上，国语教材以儿童文学的形式来表现，常识教材则以图表为主，以简明的文字说明为辅来表现；在编排上，国语、常识合编于一书，以常识教材为经，国语教材配合合编组；在体例上，国语、常识教材均为“单元制”，行文纯为“语体”。但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竭力实行思想控制，热衷于推行党化教育，所以这套合编教材在内容上就突出了“道德训练”，以致脱离了儿童的生活实际，有违儿童生活情趣。
本章注释：
［1］李海林．20世纪语文教育回顾与前瞻［J］，语文学习，2000．7．
［2］中等学校国文教学之商榷［N］．京报副刊．1925．5．
［3］对于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J］．教育杂志，十四卷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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