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语文教育的初步改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人民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巩固政权，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医治战争创伤，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并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和改造工作。根据这一总任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是：“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根据这个方针，1949年至1952年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和政府有步骤地、谨慎地对旧有的学校从办学方针到课堂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作了一系列改革。就中小学语文教学而言，建国以后，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语文教学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课程名称的改变

解放前中小学语文课称为“国文”或“国语”，刚解放时使用的“临时课本”，中学仍沿用“国文”这一名称，小学语文仍沿用“国语”这一名称。从1957年宋云彬等编辑的初、高中语文课本开始，改称“语文”。课本的《编辑大意》指出：“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中小学“语文课”这一名称从此便确定下来了。这不仅仅是一个课程名称的改换，主要是为了更准确地体现“言”“文”的一致，使语文教学的内容和目的更加明确。

二、教材的改编和修订

如前所说，老解放区在编写教材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老解放区的语文课本一般都比较重视思想性，有较强的政策观念，注意与斗争实际、群众生活相结合；在课文的语言和形式上也逐步得到重视；经过长期教学实践，也形成了一批“传统篇目”。解放初期的语文课本基本上都是以老解放区课本为蓝图进行修订补充而编成的。

以中学课本为例。最初由上海联合出版社以陕甘宁边区高中《国文课本》为蓝图，进行适当修改，于1949年8月出版了一套《初中国文》临时课本、一套《高中国文》临时课本。《初中国文》都是白话文，不选文言文，《高中国文》有少量文言文。课文不分单元，只有简单的“注释”和问答式的“习题”。

1951年7月由宋云彬、朱文叔、蒋仲仁等编辑，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初中中学语文课本》，共六册。课本的《编辑大意》强调：“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同时还指出，“要通过语文课来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不能单靠几篇说理的论文，凡小说，诗歌，历史故事乃至自然科学故事的教学都应该注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关于选材标准，《编辑大意》指出，语文课本是学生阅读各种文章的范例，因此，必须审慎选择，“一方面求其内容充实，有血有肉，思想的发展正确而且精密；一方面求其文字跟口语一致，真实而且生动”。因为这样，有些课文都是经过编者的修润和加工。

这套教材选材内容比较丰富，形式也较多样，如第一册有议论文《学好三门功课》《书、读书》，有革命故事《毛主席和工人》《见列宁去》，有新闻通讯《李官祥》《新中国的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有历史知识《玄奘的西游》，有科学知识《蜘蛛》《琥珀》，有小说《田寡妇看瓜》，有立陶宛童话《狼》，有艾青的诗《给我以火》，有鲁迅的《给颜黎民的信》等；大致以深浅为序，每篇课文后面都附有注解。此外还有“思考、讨论和练习”。

与此同时，由周祖谟、游国恩等编辑，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1年1月出版了一套《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共六册。这套教材的编选大致跟初中一样，不同的有两点：一是除了选单篇文章之外，从第三册起，还选了整部著作的一章一节以及中篇小说和长篇的报告之类；同时，从第三册起，还选了若干篇文言。课文全部都没有注释和练习。

到了1953年7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又根据宋云彬等编辑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改编出版了一套《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的修订本。这套课本参考各地教师、学生的意见，以原来的本子为基础，抽换了部分课本，调整了编排次序，修订、改写了许多注释，把“思考、讨论和练习”改为“提示”。提示有的分析内容，有的指出写作特点，有的辨析词汇的意义或比较词汇的用法，有的附带讲解学生容易用错的标点符号。同年10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又根据该社1951年1月出版的《高中语文课本》加以改编，重新出版了六册《高中语文课本》。改编本主要是调整和修订了部分课文，给全部课文作了注释和提示，并且从第一册起兼选文言文。

从此，这两套课本作为全国通用教材，一直到汉语、文学分科教材全面推行以后才逐步停止使用。

综观建国初期语文课本，其共同特点在于它们富于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意义。它基本上反映了我国人民民主革命各方面的胜利，清除了旧社会所用的国文课本里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内容，用革命思想教育青年一代。课文种类也较多，有文学名作，也有普通文，有现代的，也有古代的，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以现代当代为主。这些课文一般都根据先浅后深原则排列，多半以思想内容相近的组成单元。

但是，解放初期的语文课本也有不少缺点，主要是忽略了语文这门工具课本身的任务。课本里没有系统的语文规律知识，只在课后“提示”中，零碎地提到一点不具体、不连贯，几乎没有系统的语法、修辞、逻辑等方面的知识要求。教材编排的科学性也很差，各年级课文除深浅稍有区别外，编次上没有严格的逻辑程序。因此，后学习的课文不一定是先学习的延续和加深，这就不能有把握地使学生获得系统的巩固的知识，同时获得熟练运用语言的技能与技巧。

随着教育形势的发展，语文教材的进一步改革便逐渐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了。

三、正视语文水平下降实际，切实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1958年轻率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以及以后不久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使教育战线，包括语文教学工作受到长时间的错误影响。

1960年冬，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1月召开扩大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因而保证“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及其前后一段时间，教育战线也在逐步摆脱“左”倾影响，认真总结“教育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努力探求教育规律，促进教学改革稳步前进。

从1961年到1963年，教育部按照党中央的八字方针，讨论、制定和下达了全国中小学工作条例，陆续颁发了各科教学大纲，并一再修订和重新编写了各科教材，提出并强调了要加强各学科的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推动了各学科的教学改革，提高了各学科的教学质量。

语文学科同整个教育战线情况一样。经过教育“大革命”，教学质量没有得到提高，而是大幅度地降低了。因此，当1958年提出提高教学质量问题时，教育部党组即给党中央写了《关于提高中小学教学质量的请示报告》。报告列举了当时中学生阅读、写作能力低的各种表现：字写得潦草，标点符号使用得不准确，错别字多，读书不求甚解和阅读文言文能力很差等。报告还提出改进语文教学工作的五点意见：①明确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和要求，端正对语文教学的认识；②提高教材质量；③提高语文教师的水平；④改进语文教学方法；⑤加强语文教学的领导。

教育部党组的这一报告确实反映了当时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完全揭示“大跃进”运动中“左”倾错误对语文教学的消极影响；然而，对于“教育大革命”中语文教学质量下降的状况，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终究有所察觉，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反映和透露，有的杂志提到，由于“一手抓教学，一手抓生产”，有的老师“根本不写教案，拿着书本就上课”，有的老师“教学笔记上一课时只写几行字”，有的老师讲《长征的意义》，把“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中的“长驱”讲成“跑了”，“纵横”讲成“横冲直撞”。有的同志在文章中述及，“无可讳言，还有很多学生的写作水平是很低的。譬如他们写起文章来往往文不对题，稳步成篇，或是满纸的‘在……上’‘在……下’‘由于……使我’‘通过……使我’等等，都足以说明他们对文章的作法茫然不解，词汇贫乏，语法不明，错别字也很多，即使是高三学生，连‘寒冷’也可以写成‘寒泠’，‘晴天’写成‘睛天’，‘多么’写成‘都么’，‘有’‘由’‘又’三个字的意义都不能很好地区别”。在阅读能力方面，“有的学生期期艾艾，满口破句，错读更是难免，连‘悄悄’也会读成‘肖肖’。至于通过阅读，马上能概括作品的内容，明确其中要点，很多学生都显得力不胜任”。不少学校还对语文教学质量进行了检查和分析，发现了忽视语文知识教育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语文教学质量问题虽然在1957年被提出来了，但是，“大跃进”运动的“余热”和“反右倾”斗争的“升温”还是在起着干预和阻遏的作用。当时，还有相当一部分语文工作者认为，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仍需要大搞群众运动，必须密切联系当前的政治任务，联系当前的生产劳动。有一篇分析中学语文教学的文章甚至还提出：“一年多的整风、反右运动，大字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已成为具有一般文化程度的人们所广泛运用的武器，在语文教学中没有认识到让学生掌握这种文体的重要性，没结合一年多的整风运动教会学生能用大字报反映意见。这首先便脱离了我国的政治实际。”

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逐步克服“左”倾错误，语文教学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开始有了健康的发展，语文教学的质量也随之有了相应的提高。

首先，语文学科在中小学课程中的地位和性质确定了。陆定一同志在《教学必须改革》一文中指出：“全日制中小学的主要课程，是语文（包括中文和外国文）和数学，这是学生所必需掌握的最基本的工具。”这一观点逐步统一了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认识，从而明确了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保证了语文教改的正确方向。

继而，明确了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途径，必须要加强语文基础知识的教学和语文基本能力的训练（即“加强‘双基’”）。1959年有的同志就认为：“学生语文水平的标志，主要表现在运用语文的能力上。要培养学生运用语文的能力，必须加强语文基本训练。”“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语文教学，有时偏重思想政治教育的阐发，有时偏重语文知识的讲授，但对语文能力训练始终是重视不足的。”［1］

1961年后，语文教学界明确提出了“加强‘双基’”的口号。上海语文界还把“双基”的内容概括为字、词、句、篇、语（语法）、修（修辞）、逻（逻辑）、文（文学）八个字，称之为语文教学的“八字宪法”。

随着语文教育思想认识的提高，这一时期还加强了语文教材建设和语文教学方法的研究。1960年初，上海等地组织了中小学课程革新委员会，制定了中小学课程革新方案，纷纷编出各种新教材。1963年5月，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同时，编写并出版了供全国统一使用且力图相对稳定的语文教材。在使用新教材进行教学改革时，广大语文教学工作者不断地改进了教学方法：从“讲透字词句”到“精讲多练”，从“提倡背书、抄书等读书风气”到贯彻“少而精”“启发式”教学原则，既注意了批判地继承传统语文教学的经验，又注意了学生语文学习的心理特征和年龄特征，充分调动学生语文学习的积极性。这一时期，黑龙江黑山县北关小学，北京市景山学校，上海市育才中学等学校的语文教学改革，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在全国产生过巨大影响。全国许多语文刊物和教育杂志还大量刊登了普遍反映各地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成果的经验总结与其他各类文章。斯霞、袁瑢、霍懋征、沈蘅仲、高润华、于漪等优秀语文教师的语文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受到社会的重视。不少语文教学工作者与语文专家学者们，撰写了一批语文教学的论著；还有不少出版社编选并出版了许多语文教学的参考资料和经验汇集。

上述种种方面，都有力地促进了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但是，语文教学发展的进程，不可能不受到政治、经济等方面形势的制约。1965年前后，语文教学受“四清运动”影响，强调要为阶级斗争服务，致使原有的良好的发展趋势出现了逆转。1965年秋后到1966年上半年，文化艺术领域的大批判无可阻挡地渗入语文教学，大量所谓“抹杀阶级性”的语文教材被批判；“加强双基”的要求也被炽烈的“阶级教育”所取代。这一切，正是后来“十年动乱”中彻底取消语文教学的前奏曲。

四、重视语文学科的特点，明确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

（一）展开“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讨论”

1959年中央教育工作会议决定以语文为重点学科，要求教育部门各级领导抓紧语文教学的领导工作，切实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为了从关系到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根本问题上逐步统一思想认识，上海《文汇报》自6月5日起开辟专栏，首先展开“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讨论”。8月中旬开始，讨论内容的范围有了扩展，环绕如何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继续深入开展讨论。这场广泛性的讨论，波及全国许多省市。有的地区、有的学校还专门组织讨论会、座谈会。《光明日报》《天津日报》《北京日报》等报刊也组织了类似的讨论与笔谈。1961年12月3日《文汇报》以《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为题发表社论，对这场讨论作了总结，语文教学界的思想认识基本上得到了统一。

这是我国语文教学史上范围最为广泛、历时最长的一场社会性大讨论。讨论的各方认真严肃、思想活跃、充分说理、持之有故，充满了学术民主的空气，正反映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纠正“左”倾错误而带来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二）“文道之争”

《文汇报》讨论专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上海育才中学著名语文教师刘培坤撰写的《“文”与“道”——关于语文教学目的和任务的我见》。“文以载道”的“文”与“道”，前者原来可以简略地解释为篇章结构和语言表达；后者则大致可以指思想内容。刘培坤同志的文章借用这两个语词，表达了语文教学中的两个概念。“文”是指要学生明确课文的艺术形式，“道”是指要学生领会课文的思想内容。在这场讨论中，很多同志都袭用了“文”与“道”的用语来说明语文教学中思想教育和语文教育这两重任务的关系。对于这两重任务关系的不同理解，引起了积极而热烈的争辩，这就是现代语文教学史上著名的“文道之争”。

综观当时对“文”“道”关系的认识，基本上有三类不同见解：

一是以文为主。

持有这类见解的同志认为，语文知识教学是语文学科的基本任务或主要任务。他们的理由是，一门学科的目的任务必须依据学科自身的特点来确定；忽视这种特点，就取消这门学科。

在上海地区的讨论中，有的同志依据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特点强调说：“教会学生学会了文是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学通了道是自然结果。”［2］

有的同志认为，别科教学可以专取其“道”而遗其“文”；语文教学必须兼取其“文”而且以取“文”为前提。有的同志把语文教养比喻为“经”，思想教育比喻为“纬”。没有“经”，“纬”再牢固，也不能织成布；思想教育再强烈，没有语文修养，也难以完成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天津河西区教育科学研究会在文章中表明：语文课应该以语文知识教育为主要任务，适当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语文课虽然政治性很强，但它毕竟是一门文化课，不是政治课。语文课不能因为要政治挂帅，就把政治思想教育任务定为语文课的主要任务。

二是以道为主。

持有这类见解的同志认为，语文学科有强烈的思想性，它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思想教育。有的同志依据“政治是灵魂、是统帅”的论断，肯定“思想教育是语文教学的灵魂”；有的则根据“政治内容第一、艺术形式第二”的文艺批评标准，断定思想教育在语文教学中起着决定作用。他们推理说，“语文表达形式，仅仅是一种形式，政治思想，是语文教学中的灵魂。任何一种语言形式，都是由它的思想所决定的”，“语文教学应该以教育为目的，错字、病句不是原则问题，教养只是手段，而教育才是目的”，“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语文课总是以语言文学作为阵地来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文章的形式和内容都是服从于一定的思想政治的，而分析文章的思想政治内容正是语文教师的一个重要任务”。

三是文道并重。

持有这类见解的同志认为语文学科兼有思想性与工具性的特点，在语文教学中，政治思想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两者都重要。上海地区有同志在文章中写道：“‘文以载道’，就明显地表示了‘道在其中’的意思”，传道的必由之路是“授业、解惑”，这里“并不表示‘文’与‘道’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北京地区有同志认为，政治思想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不是什么首要次要的问题，而是二者应紧密无间，结合进行”。天津地区则有同志说：“语文知识教育与政治教育的关系，决不是‘你消我长’的关系，也不是‘你主我次’的关系。它们之间是水乳交融，亲密无间，偏重了哪一方面也是不妥当的。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固然不对。但是，抱着单纯实用的观点，把语文课仅仅看作是一种教会识字、读书、写文章的‘工具课’，那也是不对的。”

持有这三类不同见解的同志，都各自从一定的角度注意到了语文学科的性质特点，从而来论述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的。在讨论过程中，他们既旗帜鲜明，又和风细雨地展开了争辩。

上海《文汇报》社在短短的两个月中，收到了来稿近400件。除了个人文章外，还报道了各地区与基层学校的讨论情况。八月中旬，教育部副部长林砺儒接见《文汇报》记者，对这场讨论发表了谈话。他说：“近年来，大家重视语文教学的政治思想教育这是好的；但同时，也应看到当前中小学语文知识质量不尽如人意，我从许多地区的教学情况汇报看到，在语文教学中，忽略基础知识的情形比较普通，有的教师离开课文向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有的教师在教学中只注意语文的基本训练。”“从这个实际状况出发，要提高教育工作质量，语文科的教学应该注意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是正确的。”［3］

他认为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是语文知识和能力的教学。但又指出“学会了文自然也就学会了‘道’的说法是不妥当的”。这次谈话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说是这场讨论的初步小结。《文汇报》发表这个谈话的报道后，把讨论的内容引向如何提高语文教学质量，这样就把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的讨论与指导当时语文教学的实践结合起来了。

（三）明确语文教学目的和任务

1961年1月，《文汇报》又开展了《怎样教好语文课》的讨论。它是1959年《关于语文教学目的和任务问题的讨论》的继续和发展。

在深入讨论和实践的基础上，1961年12月3日，《文汇报》发表社论《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对这场讨论作了总结。

社论从语文学科性质、语文知识教学和政治教育的关系及语文教学的规律方法三个方面对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作了深入、透辟的分析。

在阐述语文学科性质时，社论指出：“语文，归根结底是一种工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生产斗争的工具，是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是传播知识的工具，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攀登文化科学高峰的工具，一句话，是人们用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个重要工具。”它强调说：“要培养能够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的又红又专的队伍，就非首先在受基础教育时，学会掌握语文这个工具不可。”

在阐明语文知识教学和政治教育的关系时，社论辩证地指出：“根据语文教学的要求，教师指导学生学习课文，不仅要使学生知道所学的课文表达了什么思想，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懂得作者是如何运用语文这个工具来表达其思想的，并通过基本训练，使学生学会如何运用语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思想教育就是这样密切不可分离，在统一的教学过程中同时进行的。”根据这样的认识，社论确定“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应当是：使学生正确、熟练地掌握与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培养与提高学生的阅读和表达能力，并通过教学内容的教育和感染，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观点，健康的思想感情和高尚的品德”。社论还借用有些同志的说法，描述了正确处理语文知识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的教学过程：“应当先从识字辨句到了解思想内容，再从思想内容进而研究用词造句、篇章结构等表现技巧，通过表现技巧的分析，必然加深对思想内容的理解。如此往复回旋，辩证地发展。”

社论的最后部分在明确目的任务的基础上，简述了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和正确的教学方法。它指出：“内容决定形式”“手段为目的服务”，是写作的一般原则；“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原则；“批判地继承”是对待文化遗产的原则，同语文科有相联系的一面。但是，语文教学的任务与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整理研究文化遗产的任务毕竟不同，机械地搬上述原则，就会离开语文教学的特点，削弱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训练，妨碍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正确贯彻。社论从语文教学的特点出发，鲜明地提出：“学生在语文课上学习的主要就是掌握和运用语言文字这个‘手段’；学会‘手段’恰恰成了语文教学的重要目的，语言文字这个‘形式’恰恰成了语文教学的内容。”针对如何才能有效地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训练，社论还阐述了“全面和重点”“讲读教学和写作教学”“讲读教学中的讲和练”等方面的关系，社论认为，“从语文教学特点出发所作的探索和经验交流，使人们的主观认识和教学方法，逐渐符合客观规律”；“语文教学既然在不断发展，人们对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

应该说，社论对语文学科的“文”“道”关系的分析和对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概括都是正确的。它不仅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以后的语文教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