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分科教学

一、“分科”的原因和过程

汉语、文学分科是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的一次具有开创性的改革，这次改革是在中央教育部领导下，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和试验，逐步推行的。

如前所述，分科以前的教材思想性是比较强的，在当时，发挥了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但是，由于语文知识教学和训练的要求不明确，加上编排上又缺少系统性科学性，越来越明显地不能适应语文教学发展的需要。广大教师迫切要求进行教材和教法改革。

早在1951年3月，中央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提出了语言文学分科的设想，指出：过去的国文课，语言、文学、社会科学混合在一起，有很大的混乱。不能在语言科学的教学里解决讲授社会科学的问题，不要以文学的任务代替语言的任务，二者可以互相帮助，但是不能互相代替。

1951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指出：“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主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开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很重要的意义。”还指出：“只有学会语法、修辞、逻辑，才能使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但是我们还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这个方面，我们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或大学都没有正式的内容完备的语法课程。”社论从党的事业的高度阐明了正确使用语言的重要意义，同时指出了学校语文教学的缺点，可以说已经提出了语言文学分科教学的要求。随后，在全国开展“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热潮中，许多教师也感到，语言、文学混在一起教不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应该像苏联和西欧其他国家那样，把语言和文学分开，进行系统的语言和文学知识教育。到了1953年6月随着苏联专家普希金教授关于《红领巾》教学意见的发表，要求语言、文学分科的呼声越来越高。

1953年12月，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给党中央的《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进一步分析了语言文学混合教的弊端。强调语言、文学必须实行分科。报告指出：“我国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历来都是把语言和文学混在一起教。这样教学的结果，不论从语言方面看，从文学方面看，都遭到了很大的失败。一般语文教学着重在语言文字的解释方面，并没有有计划地教给学生以系统的语言规律的基本知识，所用教材也不适于进行语言教育，其结果是使学生缺乏严格的语言训练，在写作中形成语法、修辞、逻辑上的严重混乱，贻害很大。另一方面，一般语文课都不注意文学教育，没有经过文学培养出青年高尚的品格和健康的人生观，也没有使学生得到必要的系统的文学基本知识和文艺欣赏能力。这些事实都说明了语文混合教学的结果是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两败俱伤，都不能得到应有的效果。这是因为语言与文学虽有密切的联系，但毕竟是两种独立的学科，而这两种学科教学除了一定的共同任务之外，应有各自的独特的任务，把两个负担不同任务的学科混淆在一起教学，当然得不到良好的效果［5］。

1954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中学语文实行汉语文学分科。

1955年8月，教育部叶圣陶副部长就分科教学的意义及有关问题向北京市语文教师作了《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专题报告，报告回顾了“五四”以后三十年语文教学的发展和演变，并从教育理论上阐述了分科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报告指出：语言学和文学性质不同。语言学是一门科学，文学是一门艺术。性质既然不同，知识体系就不同，教学任务也就有所不同。语言教育的任务，一是让学生认识语言现象、掌握语言规律、学会正确地熟练地运用语言这个工具；二是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三是通过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进一步发展学生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要完成语言教学的任务，就必须有完备的语言课程，进行严格的语言训练；就必须按照语言的科学体系组成学科体系，把有关语言的必要的基本知识教给学生。否则，语言教育的任务就完成不了。文学跟语言不同。文学以艺术力量感染读者，在潜移默化之间提高读者思想，培养读者正确的审美观点。文学教育的任务是让学生领会文学作品，从而受到思想教育，养成高尚的品格和健康的人生观。要完成文学教育的任务，必须选择一系列的优秀作品，规定必要的文学理论知识和文学史知识，按照学生接受的能力，组成完备的有系统的课程来进行教学，否则文学教育的任务就完成不了。总之，“两科的性质不同，体系不同，教学任务也有所不同，搞在一块儿，要保持各自的严格系统，要这也不抛弃，那也不缺漏，而且配合的妥当适当，那是不可能的”，“只有语言和文学分开来，一科成两科，各自组成完备的课程，才能使学生受到充分的系统的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才能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合并起来，才能完成语文科的任务”［6］。报告还针对在分科教学后可能遇到的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作了具体分析和说明。如有人认为，中学不是培养文学家的，在写作方面，中学生最需要的是学会写一般的散文（包括应用文），语言文学分科以后，文学成了独立的一科，学生专门读些文学作品，怎么能会写一般散文呢？报告针对这一思想指出：“中学的任务不是培养文学家，这不错。但是认为文学课似乎对写作没有多大好处，那就不对。”“要让学生学会写一般的散文，主要的事情是训练学生使他们能把自己正确的意思，用明白确切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些培养和训练，光就写作方面说，是根本的，又是共同的，写书信，写日记，写报告，写总结，全离不开这些。而这些培养和训练，在语言和文学两科里完全可以做到。”“读了文学作品，就能够学会写一般的散文，而且比仅仅读一些一般的散文学得更好。”［7］

与此同时，中央教育部陆续制订和发行了《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为了便于进行汉语教学，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汉语编辑室主持下，拟定了一个“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作为全国中学一致采用的语法教学系统。教学大纲制订以后，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新的教学大纲陆续编出了《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和《初级中学文学课本》《高级中学文学课本》，并编有教学参考书。随后，教育部又拟定了《中学作文教学初步方案（草案）》，供各地进行试用。

1956年4月中央教育部正式发出了《关于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科分汉语、文学两科教学并使用新课本的通知》，通知决定从1955年秋起，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科分为汉语、文学两科进行教学，并且使用新编的汉语课本和文学课本。从1955年暑假开始，中央教育部曾指定北京、上海、天津、济南、扬州、广州等地区的79所学校，在初中一年级对“分科”新教材进行试教。为了更好地总结交流试教工作经验，统一思想认识，中央教育部于1956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语文教学会议。会上叶圣陶副部长又做了《改进语文教学，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报告。报告充分肯定了解放以后语文教学工作的成绩，同时指出存在着“目的和任务不够明确”“缺乏系统性和计划性”和“缺乏科学的教学法”等三个缺点。针对这三个缺点，报告强调了分科的重要性。同时还特别指出：“作文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应该有作文的教材和固定的教学时间，也应该有作文教学的方法。”（转引自《语文学习》1979年第4期）报告还详细阐述了文学教学、汉语教学和作文教学各自的任务、各自的教学设计、教学要点和相互关系，并指出，完成这些任务，实现这些要点，语文教学将会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

自这次会议以后，汉语、文学分科便在全国全面推行了。

二、汉语、文学教学大纲和教材

根据中央教育部颁布的《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的规定，初中汉语的教学任务是，教给学生有关汉语的基本科学知识，提高学生理解汉语和运用汉语的能力。初级中学毕业的学生应该明了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基本规律，掌握足够的词汇，学会标准的发音，养成正确地写字和正确地使用标点符号的技能、技巧和良好的习惯，具备熟练的阅读能力和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的能力。

《大纲》还规定了汉语教学的内容，应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文学、标点符号等六项内容，同时对每项内容的具体要求都作了简要的提示。

《大纲》还指出了初中汉语教学的程序和时间安排，第一学期除复习小学汉语知识以外，主要是学习语音，第二学期学习文字和词汇，第三学期到第五学期学习语法和标点符号，第六学期学习修辞的基本知识。语言、文字、词汇的教学贯穿在全部汉语教学之中。

《大纲》指出，汉语教学方法中必须始终贯彻的基本原则是：观摩具体的语言材料，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比较、概括，得到规律，再通过具体的材料印证这些规律，运用这些规律，从而巩固对它的认识和掌握。同时又强调汉语教学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练习上，只有通过练习，才能真正掌握和运用这些规律。

根据《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和《暂拟汉语教学语法体系》而编写的《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共分六册，第一册第一编“绪论”和第二编“语音”；第二册第三编“文字”和第四编“词汇”；第三册第五编“语法”（上）；第四册至第六册包括“语法”（下）和第六册“修辞”。各编、每章的后面都附有“练习题”。

《初级中学文学大纲（草案）》和《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对初中和高中文学教学任务、内容和方法也都作了具体规定。这里以高中文学教学大纲为例。

高中文学教学大纲规定，高中文学教学的任务是：①指导学生依据文学史的系统学习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指导学生学习外国的某些重要作家的作品；②指导学生学习经典性的文学论文。结合所有的文学作品讲授一些文学理论基本知识；③在指导学生学习文学作品和文学论文的时候，指导学生熟悉文学作品的语言，使学生初步认识中国文学史各重要阶段的作品的语言特点，指导学生学习用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明确地描述客观事物和表达比较复杂细致的思想感情。通过这样的教学，进一步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培养学生阅读文言著作的初步能力，提高他们运用语言的能力，巩固学生经常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习惯。进一步扩大学生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在完成以上教学任务的过程中，同时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

高中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有中国文学作品（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和结合作品讲授系统的中国文学史基本知识；有外国文学作品；有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文学作品包括各种体裁，有诗歌、小说和戏剧，还有各种形式的散文和富有文学风趣的论文等。

每一个时代的中国文学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按文学史系统排列的一系列“专题”。一是这一时代的“文学史概述”。如秦代以前有“诗经”“战国策”等六个专题和列在这些专题之后的一篇文学史概述如“秦代以前的文学”。外国文学作品主要学习“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品”和“以苏联文学为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主要讲授文学理论基本知识和文学的起源、形象和典型、各种体裁的艺术特点、文学语言和评价文学作品的历史主义原则等。

此外，初中和高中文学大纲对如何进行文学教学也作了一些具体说明，如指出文学作品的教学必须通过艺术形象感染学生，教学时，可以灵活地运用词语解释、朗读、默读、编提纲、口头叙述、提问、背诵、讲述、作文等方法，切实地让学生领会作品，以达到提高学生说话、写作和思维能力的目的。不久，又在关于“大纲的补充说明”中，针对教学中存在的实际困难，把全部课文分成“必讲课文”“机动课文”和“参考课文”三部分，供各校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

对汉语课学生也感到有兴趣。通过汉语教学，学生不仅学到了一些语言、文字、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知识，对于辨词造句的能力也有了不少提高，同时对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和普通话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汉语文学分科大大促进了教师业务进修和业务水平的提高，广大教师边教边学，学习和钻研业务的劲头很高。在教学方法上也积极进行研究和改革，例如，如何结合文学作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何进行长课文教学，如何读写结合，进行作文教学，以及如何把语言教学同推广普通话结合起来等，都创造了许多很好的经验和方法。

但是，正如叶圣陶副部长所反复强调的，“语言文学分科教学，在我国普通教育里还是开创性的事情，我们在工作里会碰到许多思想上的障碍，会碰到许多一时难以解决的具体问题”。（叶圣陶《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人民教育》1955年8月号）分科教学全面推开以后，由于大纲、教材本身的缺点和师资队伍等方面的问题，逐步暴露出不少问题。广大师生提出不少批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文学教材分量过重。文字深，课文长，篇数多。教学大纲对学生掌握的作品及文学史知识要求也偏高，脱离了中学教学的实际。尤其是高中古典文学分量太重，太庞杂，而教学时间又少。

（2）太偏重文学的要求，对字、词、句训练的要求注意不够。文学教材太偏重于狭义的诗歌、词、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对学生应该熟悉掌握的各种文体，如书信、特写、评论、总结等选得太少。对外国文学作品则选得过多，几乎要用三分之一文学课时间去学外国文学。

（3）文学课和学生写作练习如何结合的问题没有解决。文学课着重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象的分析，汉语课着重于名词、概念等方面的理解；作文要用另外一套教材。虽说三者要相互配合，但如何配合，没有具体办法。在高中阶段，主要读古典作品，这些作品同学生写作实际距离较远，如何促进学生写作没有解决。

（4）由于教材分量太重，时间太紧，给教学带来了一些困难。如教材太深，学生无法预习，课堂教学要扫除文字障碍，要串讲课文，要分析人物形象，又要介绍时代背景和作品的文学价值等等，于是便产生“赶进度”“满堂灌”和“囫囵吞枣”的现象，有的因为时间紧，便增加预习、讲授和课外复习的时间，势必加重了学生的负担。

（5）汉语课本内容缺乏重点，主要次要等量齐观；叙述比较呆板、枯燥，缺乏趣味；有些例句不够典范；练习缺少多样化，还不能很好地指导语言实践。

此外，对教材的编排体系、编排方法（如高中教材从古到今编排）也提出不少意见。

对于这些意见，有人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为此，《人民教育》从1956年8月起到1957年10月止开辟了“语文教学问题讨论”专栏，对汉语、文学分科问题展开了讨论和研究。

可是到了1957年“整风”“反右”以后，逐渐从语文教学问题的讨论转到了对汉语文学分科指导思想的批判。如有的文章说，汉语文学分科走上了“文学第一”“古董第一”的“为文学而文学的道路”，无论在教学大纲上，教材编选上，教学方法指导上，都表现为一种“厚古薄今，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倾向。有的文章批评古典文学教学“宣扬了消极避世、人生如梦的颓废思想”，使学生“脱离”作品时代，盲目崇拜古代诗人和作家的“反抗”精神，“‘与世横眉’的对立精神”。有的报纸还登载了学生写的大字报，批评老师讲古典文引导他们脱离现实，使他们遇到困难时丧失信心等等。许多文章责问：“今天全国人民以无比的干劲建设社会主义，而现行文学教材却编选了一些消极避世、闲情逸致、儿女情长的作品来教育学生，这和今天轰轰烈烈的时代合拍吗？”

在这种情况下，从1957年下半年以后，汉语教材在许多学校已经停授，文学教材已被许多省市自编的新语文教材取而代之了。

汉语文学分科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教材本身还有缺陷等原因，终于半途夭折了。但这场改革还是很有意义的。它是我国解放以后语文教育在中央教育部门直接领导下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改革试验；这次改革，第一次提出了汉语文学分科的理论和方案，这在我国语文教学科学化道路上是一次重大的突破。此外，值得提出的是，由于汉语文学的分科教学而产生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对我国汉语语法研究和教学也具有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因此，对这次改革决不应像1957年那样简单地全盘加以否定。而应该认真研究分析，吸取其经验教训，以利于开创新的改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