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语文教育

一、“文化大革命”时期语文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语文教育

本世纪60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对语文教育的一次摧残。这场运动以政治教育替代学校教育，尤其语文教育，用强制说教、简单灌输的方法来确保信仰，甚至为了达到“坚定的政治方向”，不惜忽视个体的尊严和价值，因为在德育功能的价值取向上，教育完全是而且只能是为社会服务的，根本谈不上语文基础知识的教授。

政治教育就是语文教育。在“文革”期间政治教育完全取代了语文教育，完全忽略了语文学科的性质目的。这在学校教育尤其是学校语文教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林彪寄送的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上批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业生产”。这就是教育战线上产生广泛而持久影响的“五七指示”。本来，从“五七指示”字面上理解，讲的仍然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但是“学政治”已经上升到了学习的第一位。而在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中，几乎完全是政治标准，没有一项与智育和体育有关。尽管如此，当时学校工作的重点之一仍然是克服只重智育、轻视德育和体育的倾向。随着运动的展开，全国大中小学的文化课的学习及基础道德教育课全部让位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此时政治信仰教育完全取代语文教育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这种教育对我国语文教育造成的“创伤”直到今天都无法修复。

二、“与十七年对着干”——“十年动乱”时期的语文教材观

“十年动乱”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停课闹革命”，语文教学完全处于停顿状态，后来逐渐“复课闹革命”，学校逐步恢复了一些教学活动。当时，全国没有统一的语文教材，由各省、市、自治区以至基层学校自编，按照当时的思想政治路线，编写工作一律以“大批判”开路。这个“大批判”，既针对着解放时期的所谓“教育黑线”，又针对着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所谓“文艺黑线”，而批判的具体对象，则主要是1956年颁布实施的文学、汉语分科教学大纲、1963年颁布实施的《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以及相应的课本。“大批判”的当然结果是对上述一切的“彻底否定”，因此，编写教材的指导思想也就是“与十七年对着干”了。

（一）教材的选文单一

“十年动乱”时期，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被诬陷为修正主义分子，因此，他们的作品无疑都是“大毒草”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既然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艺黑线”大发端，于是许许多多著名作家的作品也全成了“黑藤上的黑瓜”。还有从孔夫子到龚自珍、从莎士比亚到契诃夫，则一概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全属打倒之列……所有这些作家的作品都不能选作教材，而“十年动乱”时期文学创作活动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几乎没有作品问世，因此，这一时期语文课本的选文范围极其狭窄，内容十分贫乏。当时小学低年级语文课本，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接着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等等，几乎可以说是标语口号和语录的汇编，到了高年级，则添上一点简短的鲁迅作品、“样板戏”唱段。中学语文课本的面貌大致也是如此。下面，我们以1972年1月版上海市中学一、二、三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为例，分析一下“十年动乱”时期语文教材选文方面的情况。

先将这套课本的选文范围和类型列表如下：

这样选编，给语文教学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第一，教材严重脱离学生实际。当时的中学生，整个文化水平包括语文水平都很低，大多数仅为小学文化程度，理解毛主席和马、列、鲁迅著作，学习其语言和作法，困难很大，学生只能死记硬背，生吞活剥。第二，教材严重违背语文学习规律。多年来的教学实践证明，中学生读、写记叙或说明具体事物的文章比较容易，读、写议论抽象事理的文章则较为困难。上述那套教材违背这一规律，不论低年级、高年级，所选的经典论文数量大体相同；如再加上其他评论文章，各个年级教材中议论性文章均占50%左右，学生连简单的叙事、写人都远远未曾过关，却不得不啃这些评论文章；反映在习作上，必然是空话连篇，不知所云。

（二）教材编排体例违背规律

这套教材编写其他体裁的文章，同样也存在着脱离实际、违背规律的情况。例如“戏曲”“总结”这两种体裁，都是中学生、尤其是当时的中学生难以掌握的。而教材将戏曲安排在一、二年级；三年级教材中，配合两篇总结，还有一篇知识短文“怎样总结经验”。这样安排，这样要求，根本是不切合实际的。

这套教材关于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的安排同样也严重脱离学生实际，违背语文教学规律，这从“学和用”的有关题目中可以看出来。那三册教材的42篇现代文共有题目（包括不符于课文之后的三个独立的“语法练习”）107个，其类型如下：

（三）教材政治色彩过强，严重歪曲原作思想

这套教材选录的其他文章，更严重的问题在思想内容上。一些文章如《吃吃喝喝决不是小事》，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肆意攻击刘少奇等同志。还有的文章如《时代的列车我们开》，更是直接鼓吹“向走资派夺权”，赞美“无产阶级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此外如宣扬个人崇拜，“世界革命”等等，更是渗透于不少课文之中。

即使是革命导师和鲁迅著作，其革命精神也遭到了严重歪曲。在林彪所鼓吹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等口号的支配下，这套教材通过思考练习题（当时称之为“学和用”），将语文教学活动纳入了所谓“革命大批判”“改造世界观”之类的轨道。例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之后的“学和用”是：“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武器。我们应该怎样遵守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个题目完全不引导学生仔细读懂原作，只有空泛的肯定“应该怎样遵照”云云，学生只能空空洞洞地说上几句不着边际的套话。

（四）教材的极“左”倾向，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古代文化遗产方面

教材第一册选了《叶公好龙》《卖炭翁》，第二册选了《曹刿论战》《过零丁洋》，第三册选了《捕蛇者说》《赤壁之战》，都是长久流传、脍炙人口的名作。《卖炭翁》《捕蛇者说》揭露了中唐社会“宫市”等横征暴敛的苛政，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具有很高的认识作用和美学价值。《过零丁洋》在我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叶公好龙》等三篇，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引用过的，不论其观点、内容和写作方法都很可供借鉴。但是，这套教材对六篇课文一一骂倒。教材对《卖炭翁》、《捕蛇者说》的“彻底批判”，更典型地反映了极“左”路线对语文教学的“彻底破坏”。三年级教材中《捕蛇者说》的提示长达五百字，但却属可以“共欣赏”的“奇文”，照录如下：

柳宗元是唐王朝由盛而衰时期的一个封建官吏。他在《捕蛇者说》一文中，描写了封建社会中赋敛毒于蛇的悲惨景象，反映了封建剥削制度的一个侧面，目的是向封建统治者献策，企图挽救唐王朝覆灭的命运。柳宗元强调赋敛毒于蛇，也就是鼓吹“轻徭薄赋”。在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总是最大限度地剥削农民，所谓“轻徭薄赋”，完全是一种欺骗的论调。它和封建统治者运用国家机器镇压农民，其阶级本质是一样的，这是地主阶级的反革命两手。因此，我们必须认清，柳宗元的写作目的，纯粹是为了维护唐王朝的长治久安。

《捕蛇者说》在写作方法上有可以借鉴之处。作者在文章中写了两对矛盾，为了突出赋敛与人这对矛盾，先写了蛇与人这对矛盾，然后将乡邻与蒋氏的不同遭遇反复对比：毒蛇虽是“害”，但和赋敛相比，却变成了“利”。这就突出了赋敛与人这对矛盾，得出“赋敛之毒甚于蛇”的结论，客观上起了一定的暴露作用。但是当时社会真正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是唐王朝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的矛盾。这一点，由于作者站在反动的剥削阶级立场，不可能加以揭露，相反，他提出“赋敛之毒甚于蛇”，鼓吹所谓“轻徭薄赋”，这是为了掩盖阶级矛盾，欺骗劳动人民。

二、“十年动乱”时期的语文教学方法

“十年动乱”时期，语文经常采取了“开门办学”“走出去请进来”等办法。所谓“走出去”上语文课，大致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种是课堂搬家，也就是在工厂、农村找个房间上课。这种课，教师不变，教材不变，课堂教学形式基本不变。只是课堂搬到工厂、农村后，教学条件更差，教学秩序更难维持，教学质量更为低下。当然，师生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以后，所见所闻终究扩大了一些，但那种“接触”往往只是一些皮毛。

一种是工农兵上讲台。这种课，通常的做法是，原任课教师退在一边，语文教材也被抛开，由执教的工人（多为工宣队员）、农民（多为贫宣队员）、解放军指战员根据“阶级斗争形势”宣讲有关的毛主席教导或厂史、村史、家史等。这种课其实不是语文课，而是当年反复进行的“路线教育课”。只有一点还多少与语文课沾点边：有时原任课老师布置学生整理听课记录或进而写成作文——听课记录或作文则照例仍由原任课老师批改。

工农兵上讲台，也有另一种做法：执教的工人、农民或解放军干部与语文教师共同备课后讲授课文。这种课从教学内容到教学形式，实际上与语文教师本人上课并无二致，只是“革命大批判”的调门更高而“语文”的特点更少。

第三种是组织学生向社会作调查，结合进行作文教学。调查的题目根据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而定。调查的方式，通常是将一个班分成若干小组，各组按照事先拟定的提纲、听取调查对象作预先准备的谈话。然后，各组根据这一两位调查对象的谈话写出调查报告；或者更进一步，以各组调查所得为依据，综合成一份调查报告。这种调查，范围一般都相当狭窄；再由于学生人数多，本身没有调查的迫切愿望，也不掌握调查的基本技能，这种调查往往很不深入，因此，所谓“调查报告”多数情况下只是谈话记录的整理。不过，与前面两种做法比较，在调查中，学生接触社会稍为广泛、深入了一点，而且，学生的独立活动也稍为多一些。

除了上述三种常见的形式外，在“走出去”“开门办学”时，还有组织学生参加工厂、农村的批斗会，替工农群众写大字报、办大批判专栏或黑板报等等做法。这些活动，有的完全与语文教学无关，可以置之不论。还有的则可以算作是语文教学的组成部分——课外活动的一种。这种活动的指导思想，无疑是为了让学生补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以“转变学生的思想”。

与“走出去”相联系的还有“请进来”，这也就是前述的“工农兵占领讲台”，不过讲台不在学校里、课堂里，其做法不必再行赘述。需要捎带一笔的是，“十年动乱”时期还有“革命小将上讲台”的做法。较诸数理化等课程，语文教学采取这一形式的更多。绝大多数情况是，师生一起备课之后，由学生按老师的意图，按教师对课文的理解“上讲台”教课。只有在少数情况下——主要在中学里——有以学生个人翻检资料为主备课上课的。这类课教学方法基本上是演讲式。对于执教的学生来说，通过独立备课、上课，可能得到一定的锻炼和提高。但由于这种课并没有发挥学生之所长，教学方法也谈不上什么“改革”或“革新”，因此，教学效果也不可能有什么超过一般教师的“突破”。

总之，所谓“开门办学”，其实主要是一些教学形式的问题。为了丰富学生知识，扩大学生眼界，有时未尝不可适当采用。问题是“十年动乱”中，这些形式都是在错误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又用来为错误路线服务。尽管在“开门办学”的过程中，不少语文教师尽了最大努力，希望至少能帮助一部分学生提高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然而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

本章注释：

［1］红杨．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几个问题［J］．语文教学，1960．1．

［2］刘培坤．“文”与“道”［N］．文汇报，1959．6．3．

［3］文汇报，1959．8．13．

［4］人民教育，1953．7．

［5］叶圣陶．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J］．人民教育，1955．8．

［6］叶圣陶．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J］．人民教育，1955．8．

［7］叶圣陶．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J］．人民教育，1955．8．

［8］语文教育发展史［J］．语文战线，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