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不足

（一）研究对象

在理论研究中，适当的研究对象选择既要体现理论分析的实际取向原则，也要考虑是否具备具体理论假设验证的经验依据，需要具有研究的典型性、可能性和可行性等要素。本研究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才选择以西南民族少数民族国家认同为本书研究对象。

第一，该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为集中的区域，提供了研究的典型性。从地理意义上讲，该地区广义上包括川、黔、滇、桂、藏等省、自治区，狭义上则主要指川、黔、滇三省和重庆市。该地区集中了藏、门巴、珞巴、羌、彝、白、哈尼、傣、傈僳、佤、纳西、景颇、布朗、阿昌、普米、怒等34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其人口约五千万，占我国少数民族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仅云南省境内就分布着52个少数民族（参见图表2）。同时该地区也是民族自治地方最为集中的区域，仅自治州层级就有16个，占据全国自治州数量的一半以上。该地区少数民族人口集中以及民族自治地方广泛分布都为推进本研究提供了典型性。如邓小平所说：“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一个是西北，一个是西南。恐怕西南比西北还多，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西南的国境线从西藏到云南、广西，有几千公里，在这么长的边境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从西南的情况来说，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23] 本研究主要是指向川、黔、滇三省和重庆市所属区域，同时也包含与其他省份交界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及与周边国家相接壤的跨境少数民族等。

图表 2　云南少数民族区域分布图

资料来源：http://ynchaye.com/qcyn/msfq/200706/1960.html

第二，学术界对该地区研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资料，提供了研究的可行性。近代以来，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开始兴起，并随着抗战中心向西南转移，吸引了一大批当时国内外著名学者从事西南民族研究，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如林耀华的《凉山彝家》、吴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方国瑜的《滇西边区考察记》、 吴泽霖的《贵州苗彝社会研究》等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出于国家整合和民族识别的需要，进行了大规模的西南民族调查，储备了比较完备的各种类型资料。而改革开放之后西南民族研究更是蓬勃发展，建立了诸如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等众多学术团体，不仅推动开展了整体民族区域综合性研究，而且也进行了单一民族的综合研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和和丰富的文献资料，这些都为本研究提供了可行性的基础。

第三，该地区政治秩序和政治发展比较稳定，提供了研究的可能性。从历史上看，该地区很早就成为中华民族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该地区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有相对独立性，但与整个中华民族整体发展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从现实上看，与其他民族聚集集中区域相比较，总体来说，该地区政治秩序一直比较稳定，政治发展的适应性较强，少数民族成员对于国家认同程度较高。（参见图表3）

图表3　西南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民族认同与本民族认同的比较（2007）

资料来源：史慧颖：《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民族认同心理与行为适应研究》，西南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24]

因此，历史和现实决定了公民教育在这个地区的实现更为具体和直接，从而为考察少数民族认同序列重构以及认同性整合的实际状况提供了条件，这些都为以该地区为研究对象提供了可能性。

(二)本书研究方法

毋庸置疑，研究方法是研究最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在目前国内学术界，各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理论设计层出不穷、纷繁复杂，但“很多研究者倾向于简单地追求方法论，却不追求学术本身的价值关怀和学术关怀，更多地进行故事的描述、问题的阐述和论证，而不是理论的提炼”。^[25] 所以在进行研究都要从知识的积累和创新的前提下，无论任何研究方法都是基于研究问题本身而选择的，并与研究者的学术目的息息相关。在前面论述过程中，本研究的问题已经非常明确，而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研究少数民族公民教育与认同序列重构的关系；二是研究少数民族认同序列重构过程中，以公民教育提升国家认同的适用性和现实路径；三是研究在以公民教育推进少数民族认同序列重构的背景下，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建设道路。所以本研究不仅仅是对民族地区的公民教育和少数民族认同序列重构进行研究，而是试图通过对该问题的研究，揭示如何在此过程中以公民教育来提升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并实现不同类型认同之间的和谐相处，揭示未来中国国家建设道路的一种可能性的问题。

因此，只有将该问题放在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基础上才能得以真实地看到内在脉络。对于历史考察而言，主要是指对少数民族的认同序列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全面分析，考察不同少数民族认同序列对国家治理的方式和结果，从而把握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其后推进少数民族公民教育提供基础。对于逻辑分析而言，就是运用政治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来分析民族地区公民教育和认同序列重构的因果解释和逻辑规律，寻找民族地区以公民教育在认同序列重构过程中推进国家认同建设的内在机制，探讨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发展路径和未来战略。实际上在具体研究中，两者是有机交融的，复杂的历史现实需要政治学理论来理清其基本线索，同时历史考察得到的结果来可以用来夯实政治学的逻辑分析，而最终的结果则“体现为在一定理论基础上把握历史，同时在历史上的把握中提炼新的理论”。^[26]

虽然，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最基本的历史和逻辑的方法，但为了有效探讨少数民族公民教育与认同序列重构的关系以及实效，还需要借助其他相关研究方法，比如（1）田野调查法：主要是通过对相关文本的收集与分析以及有关人物的访谈，使用了一手资料，即通过田野调查，进行访谈等过程，并和选取研究对象进行实地相处，实际了解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同时也使用了证明比较可靠的人类学、民族学、教育学等二手资料；（2）历史文献法：包括官方档案文献、民族地区历代土司的家族谱、少数民族家族迁徙的口述史文本等，充分挖掘历史上国家治理、教育制度、族群流动与历史记忆的关系，并与田野资料进行印证，从而分析和阐述影响公民教育对国家认同的因素；（3）系统研究方法：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民族地区公民教育与国家建设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包括适当使用定量分析方法，来分析多民族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可能。总体而言，本研究希望能将方法与问题有机融合，以方法来论述和解决问题，以问题来促进方法的合理使用。

（三）研究不足

本研究的不足主要包括：首先，本研究中也试图借鉴诸如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但由于作者有限的研究能力，和这些学科进行的对话能力不足，对相关研究方法和角度把握不准确；其次，对相关的事实和材料吸纳不够，尤其是案例和田野做得还不够，影响了本书的说服力；最后，本书的结论部分还需要做进一步深化研究。总之，以上这些不足都有待于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中逐步完善和提高。

【注释】

[1]恩靳·伊辛等主编：《公民权研究手册》，王小章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页。

[2]Gutmanne Amy: Civic education and diversity，Ethics，1995，105（3），pp.557-579。该书作者的研究著作一些已经被国内翻译成中文出版，参见艾米·古特曼：《民主教育》，杨伟清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3]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万俊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217页。

[4]Selznick Philip：The mora l Commonwealth，Berkel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p.362-363.

[5]Miller David：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Market Socialism，Oxford: Clarendon Press，p.234.

[6]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4年版，第475页。

[7]James Arthur，Jon Davison：“Experiential Learning，Social Literacy and the Curriculum”，David Scott，Helen Law-son(Eds.).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the curriculum，2002，p.31.

[8]Sinop li, Richard C.：The foundation of Amercican citizenship：Libeeralism, The construction, and civic virtue. Oxford: Oxford Press，1992，p.13.

[9]不同的学者对共和主义的公民界定有分歧，比如哈贝马斯认为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有相同之处，公民是自治的民族文化共同体不可分离的部分，每个公民只有在共同的政治制度和传统中发展个人和社会认同。而莫里奇奥·维罗则认为共和主义的共同体是，一个允许个人在法律保护下正义而自由实现联合的政治共同体，它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而不是特殊的善的观念或者文化传统。其实这一分歧也影响了学者对国家认同等概念的分歧，增加理解该问题的难度。

[10]Pratte Richard：The Civic Imperative: Exam ing the need for civic Education. New York：Teacher College Press，1988.

[11]从不同的角度划分，多元文化主义包括弱势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强势的多元文化主义、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和集体的多元文化主义、从上而下的多元文化主义和从下而上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类型。参见常士誾主编：《异中求和：当代西方文化多元主义政治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5页。

[12]K lasJ Milich and Jeffrey M.Peckeds：Multicultura lism in Transit，Berhahn Books，New York，Oford，1998: p.255.

[13]W ill Kym licka：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 inority Righ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p.6.

[14]提倡强势民主的学者巴伯积极推动该项工作的进行，他在1992年发表《人人都是贵族的政体：论教育政治学与美国的未来》一书，仔细阐述他的公民教育理想，并且在美国的罗格斯大学积极推动“社区服务课程社区服务公民教育改革”，制定了该项改革的九点实施原则，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15]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胡伟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297页。

[16]乌尔里希·贝克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7]Rorty等人提倡的观点因为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的流行，导致差异政治大行其道，有可能割裂美国社会。所以他提醒美国人不要忘记自己民族过去的辉煌成就，不要轻易否定“统一”原则对实现公平正义社会的重要性。

[18]Nussbaum，Martha：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e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d Press，1997: pp.62-63.

[19]Nussbaum，Martha：For Love of country: Debating the Lim its of Patriotism. Edited by Joshua Cohen. Boston: Beacon，1996，p.11.

[20]他的著作已经在国内被翻译成中文，见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陶东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21]这里所说的整体性的研究视角，实际上也是在基于政治学的基本立场之上，充分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来实现学科的知识充分整合。如同米尔斯所说的那样：要阐明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重要问题，都要从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概念和方法。一位社会科学家不必为了熟悉某一学科的材料和视角，以便运用它们解决他所研究的问题，而去“掌握这一学科”。参见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22]关于这两个概念如何进行有效区分的问题，国外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界争论的非常激烈，截至现在仍然没有明确的定论。简单总结，当前国内的学术界的主要代表观点主要有三个方面，马戎等人将两个概念进行区分，提出将56个“民族”在统称时，改为“族群”或者“少数族群”，在此基础上，明确主张民族问题必须去“政治化”；郝时远等人认为族群的概念使用有所泛化，并反对把族群的概念做出“文化化”的理解以及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潘蛟等人主张族群概念对民族概念既有互补也有颠覆，相关讨论参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0年版。

[23]《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24]这里引用的数据，是该研究者在对西南少数民族回收的1115份问卷进行SPSS分析得出的相关数据，本书后面引用的相关数据，如果没有进行特殊说明，即来源该研究的统一数据。

[25]林尚立：《做一个有学术关怀的人》，参见http://wkkyc.fudan.edu.cn/s/38/t/69/1d/53/info7507.htm
其实类似的问题不仅在政治学中存在，而且诸如经济学、管理学等等看起来很成熟的社会科学中也存在，它们当中也存在大量的“模型有了，统计软件有了，把数据放进去”的文章，真正有思想性的文章不多，大多数文章注重的是方法，不是以问题为导向，而是为了用某种方法去找问题，用简单问题分析复杂问题。参见焦建国：《经管类期刊的生命在于思想性》，载《光明日报》，2011年1月21日。

[26]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