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活都是由人创造的，所以任何层面的价值塑造和巩固都脱离不了人本身。在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共同体网络中，并不是由结构明显、边界清晰的群体构成，而是由多个角色和多个参照系的个体构成，他们根据自己或者集体的经历来选择不同的身份[2] 和认同形式，从而构成不同的认同来源。而英文意义上认同来源于拉丁词根idem，即同样的意思，后来被笛卡尔、洛克等人从哲学意义上转化为同一性的含义，其内容具体包含三层：第一层即你和我之间存在着差异，第二层即你和我是平等的，第三层即区分你我的标准和来源是基于你和我之间的关键性特征及其连续性，因此认同表现为多样化和多类型化。后来弗洛伊德从心理学层面上进行了分析，认为认同是个体或者群体在心理和情感上趋同的过程，并将其应用到精神分析领域。同时，韦伯也将认同的含义引入到政治学领域当中，据此提出了合法性的概念，并对不同的政治统治类型进行了划分。
而真正将认同概念从哲学转向到社会科学领域则是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他在《童年和社会》中认为，个体在生命周期的八个阶段中形成了自我同一性，与以前的哲学层次研究相比较，他将认同从较为抽象的同一性概念具体化为解释概念，并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历史环境结合在一起，从而与现实个体的社会行动之间发生了联系，于是就有了关于认同的建构、解构和重构的复杂过程。从此以后，认同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并日渐超越了哲学层面和埃里克森所使用的原有含义。截至目前，社会科学界中关于认同的研究，主要包括查尔斯·泰勒的认同与善的关系、福柯关于自我认同在西方社会中的流变、吉登斯的自我认同以及认同建构中动力要素、霍纳特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关系等不同研究进路。[3] 总结起来，认同主要是指以个体的心理意识为基础，包括个体和群体在内的行动者根据自身的特点和特征进行认识评价、情感体验以及行动承诺的社会互动过程，并具有多元性、主观性、动态性以及共识协商性的特点。在这些特点中，认同的多元性是首要的，因为无论是个人自身，还是群体成员，都是在与不同行动者进行不断接触和互动，形成了多种不同认同和身份。因此，围绕认同的产生、身份的来源以及对社会行为的制约、产生的动机等研究，对以往以相对固定身份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提出了挑战，换言之，认同研究或者身份政治在成为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内容的同时，也形成了新的研究方向和趋势。[4] 而在其中，对于归属何种群体就成为政治学理解认同的首要内容。
在认同研究中，由于其背后归属所依据的多元性和多重性，以及社会成员处于不同位置的多样化性和多层次性，从而形成了认同的显著性。根据亨廷顿的说法，即“个人有多重身份，群体在较小的程度上亦是如此，Identiy包括归属性的、地域性的、经济性的、文化性的、政治性的、社会的以及国别的。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些Identiy的各自轻重分量也会发生变化，他们有时相符相成，有时也会彼此冲突” [5]。 在此基础上，他根据认同的特征来源进行了如下划分（图表1-1）
图表 1-1 亨廷顿的认同特征分类
资料来源：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征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 年版
与此相类似，卡斯特也根据认同来源将认同划分为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以及规划性认同等三种类型，并认为这些认同形成与各种外部环境紧密相关，“沿着这一序列的认同变化表明，超出历史语境，就没有什么认同能够是本质性的，也没有什么认同具有进步的或落后的价值。”[6] 同时，由于认同涉及人的主观感觉和心理行为，也可以从主观和客观的两个层面进行划分，客观层次主要包括语言、宗教、地域等，而主观层次则是建立在社会成员的内省基础上的自我宣称的认同，反映了社会成员情感、政治义务以及自我认同。它可以根据不同情境而发生变化，既可以自己选择，也可以是外部强加的，于是就有了区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过程。但无论对认同的来源和类型如何进行划分，其多样化和多元性都是不可否认的。同时，每个人的认同都是连续经历的结果，组织体系及其成员的解释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些活动中，成员对他们的历史以及独特的信念和价值进行重现和塑造，从而帮助人们获得了某种共享的身份认同，即形成了社会化过程。这样，在具体历史场景和制度环境中，不同群体的社会化让每一个个体能够得到持久稳定的价值观、认知框架以及社会常识，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认同塑造和社会化制度，促进了个体的社会心理发展，影响了群体社会心态和价值的形成。
因此，生活在多元化和多类型社会组织以及文化约束体系中的人，往往将自己看成何种身份的人作为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主题之一。这些不同认同之间有时存在着明确边界，而有时则显得非常模糊，并且经常处于不断互动和变化过程之中，如同伊罗生所说：
基本群体认同的各个要素以多种方式进行融合，而且变化多端，没有固定的模式。它们不是机器压制出来的东西，而是艺术品。观察每个要素时，不仅要看它过去发生的原因、它的来源，而且更要看它演变的过程，看它今天在此时此地、在这些人、在这个环境中发生作用的原因。[7]
在整个过程中，认同经常会通过一连串的符号、记忆与其意义发生作用，影响不同群体身份的边界。而这些符号体现了这些群体的特有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同时也表明这些群体的运行规则和具体方向，形成不同群体认同诉求。但是，如果要建构维系认同的代表符号系统和改变身份边界，就需要做不间断的努力，而其中教育经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旦这些认同边界发生变化，人们就可能围绕认同边界的形成、转变和激活甚至压制来组织他们的社会互动。于是，在认同之间就会形成关于边界互动和改变机制，从而有了遭遇、强加、借用、对话和动机转移等一系相关行为，对此，查尔斯·蒂利做了以下总结（图表1-2）
图表1-2 查尔斯·蒂利的认同边界机制总结
资料来源：查尔斯·蒂利：《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
根据蒂利的研究，在不同身份变化机制的组合过程中，分别形成了记入与删除、激活与减活、场所转移以及重新定位等内容，从而导致了不同类型认同和身份边界的变化。虽然蒂利用边界机制的表述来研究社会运动，但是也说明了不同认同之间存在明显边界，自我与他人互动过程形成了身份的边界，并且如果有外在力量推动，就会让不同认同之间相互渗透和跨越，就有了遭遇、对话、激活、减活，甚至冲突等具体表现形式[8]。也就是说，社会成员在互动过程中，其形成的不同认同之间会被国家介入的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等因素所改变，原有的认同类型和新生成的认同就会形成了包括碰撞、冲突、激活在内的复杂关系网络，影响了原有社会系统的自行维持和再生产过程。因此，要理解这些不同类型认同关系时，就需要对它们分布和关系进行梳理和区分。
从逻辑上讲，如果将这些不同类型认同之间进行依次排列，就形成了认同的序列结构，由于社会成员在具体的社会行动中，形成不同认同序列构成。所以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类型认同在个体和群体中的地位和影响是不一样的，他们往往根据不同的情形对自己的认同进行排列，从中传递的信息和产生的效果也不同，直接影响了整个事件和行动的过程。因此，在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不同类型认同序列的构成以及排列就成为关键性问题。如果将这一问题纳入到整体人类的政治体系当中，不仅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要关注，政治学更要关注，因为它直接与前面提到的身份政治联系在一起。其实韦伯在提出合法性的概念时，已经多多少少涉及这个问题，因为它不仅考虑到实际政治支配的权力关系，而且也考虑到认同所包含的情感和认知等要素：
如果纯粹的物质利益和利益计算成了首脑以及行政长官之间达成团结一致的基础，结果也会像在其他背景下一样出现相对不稳定的局面。通常也会有其他要素——情感和理想要素——来补充这种利害关系。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情感和理想可能会成为唯一决定性的要素。在日常生活中，和其他关系一样，这些关系也受制于习俗和物质上的利益计算。但是达成团结一致的习俗、个人利益、纯粹的情感和理想动机，对于一种既定的支配来说，并不能构成足够可靠的基础。除了这些之外，还需要一个更深层次的要素——对正当性的信仰。[9]
韦伯已经从认同所包含的基本意义来探讨权力支配关系，同时他也进行了关于传统型、魅力型、法理型政治统治类型划分。其实在以上内容中，已经包含了基于历史维度对不同类型政治认同序列关系的界定。因此，他在讨论不同权威类型以后，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型权威的组合的冲突，以及转化关系，最后他提出了：
这些斗争以及结局之所以非常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决定了教育的类型并因此产生了身份群体的形成模式，这不仅对行政本身的历史，而且对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史都具有重要意义。[10]
可见，韦伯认为在政治权力体系中，不同认同组合对身份再生产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样，认同研究就与其序列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为我们更好地从政治学角度认识认同序列提供了理论源头。而在实际政治体系运行中，生活在不同组织中的社会成员在互动过程中，往往就会衍生出国家认同、社会认同、政党认同等相关的政治学问题，这些认同之间的不同排列和分化组合往往会影响到政治体系的运行，如同查尔斯·蒂利所说：“事情在一个序列中何时开始影响着他们如何开始。”[11] 同时，由于每个人处的社会位置不同，认同就表现为具有高低有别的等级秩序，相比较而言，高级别的认同更能影响个体行为。根据社会学家斯特赖克的观点，认同序列的高低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个体与他人预期调适的一致性；个体与他人关系的密切性；个体所依赖的其他个体的数量。”[12] 可见，他也是从社会互动对认同序列的影响角度，来对认同序列的高低排列进行评价。由于认同本身与个体心理感知、社会外部环境以及社会结构有着紧密联系，所以，仅仅单纯从斯特赖克基于个体互动的角度，而对社会成员的认同序列进行高低次序的排列。那么一旦发生巨大的社会变迁，其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因此就必须考察不同认同类型在认同序列中的关系，而从认同的序列的具体状态来看，“每一个身份都对应着某些社会期待，这些社会期待经由时间而对维持身份做出贡献。对行动者来讲，每个身份的相对重要性有很大差异。”[13] 由于不同的环境和条件，其在序列优先次序和要求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因此，认同序列中就可能出现冲突和调和的两种状态，而后者则经常会在个体身份认同与共同体的资格授予发生矛盾时产生。正是基于此，阿玛蒂亚·森对对立身份与非对立身份进行了区分。无论是对立身份还是非对立身份，当人们面对不同的身份选择和竞争过程，就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而选择的过程就涉及对不同认同类型的选择和排列。于是，在他看来，关于认同问题就转换成为社会成员能否自主地对认同序列进行选择的过程：
关键问题不是是否任何身份都可供选择，而是我们是否会有各种不同的身份或者身份组合可供选择。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拥有对我们同时具备的不同身份决定次序的实质自由。[14]
因此，对于一个多元化和多样化的社会，要认识清楚认同所包含诸种要素，就必须去研究认同的序列结构。从政治学角度出发，考察这种序列结构不仅需要了解其内部的排列以及相互关系，而且还要考察在整个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情形下，认同序列变化过程以及未来可能发展趋势。因为它们直接影响着社会成员对于国家的认同和忠诚，影响着未来国家建设道路战略的选择。
在不同社会成员的认同序列中，少数民族的认同序列关系显得非常突出，因为其具有独特族群的身份，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15] 出发，对所包含认同也呈现出不同的理解。具体到中国的少数民族研究而言，根据石之瑜的总结，他认为目前主要有现代化、国家以及全球化三种分析视角：
主张现代化的人或许会认为，国家不应该一天到晚强调统一与团结，否则会危害地方少数民族的积极性，失去利润的诱因……站在国家的角度，太多地鼓吹差异或宣传民族特色，刻意的保持、制造少数民族与一般人的差异，将民族的奇风异俗设定在值得观赏的消费对象中，虽然证明了民族身份的意义犹存，但是或许会使少数民族趋往和国家统一相反的意识，可能有害少数民族效忠国家。全球化的观点却会批评国家把少数民族的特色抹杀掉，面对国家只关心少数民族的趋同，所谓有全球视野的人或该关心如何保留地区特色。[16]
无论从何种研究视角出发，少数民族认同序列都面临着孰先孰后的问题[17]。由于少数民族认同与民族共同体性质紧密相关，它包括从肤色、语言到共享的文化实践、目标或信念等所有少数民族特征相关的内容，容纳了少数民族认同的复合构成，构成了关于认同的谱系。如果将这种序列秩序进行总结和归纳，发现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层级结构，主要体现为家庭、社区、地区、族群、国家认同的序列安排；二是文化结构，主要体现为身份、语言、宗教、传统、习俗、道德认同的序列安排，它们共同构成了少数民族的认同序列。在少数民族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认同序列结构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我们都在不断地就我们所拥有的不同社会归属与联系以及它们的优先次序做出决定，即使有时是下意识地这样做。”[18] 少数民族成员就是在不同的外部成长环境约束下，不断在进行身份和认同选择，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身份结构。在实际生活中，它们发挥着维持少数民族生产和生活的功能，促进了民族共同体的成长。
对于西南少数民族来讲，这种层级结构主要包含家族认同、村寨认同、地域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五个不同的层级。其中家族认同是少数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发展的前提，少数民族村寨认同和地域认同是地理基础，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则巩固了民族共同体。而国家认同建构与深化则表明了少数民族真正融入到整个国家制度体系当中，在现代国家体制中，具有优先层级地位。对于少数民族家庭认同而言，原有民族内部共同体血缘关系构成了家庭认同存在的根本原因，它体现了少数民族成员的原始归属，这种“归属是指源自既定归服。或者更确切地说，指源自社会存在所带有的既定，主要包括直接接触和活的联系”。[19] 比少数民族家庭认同更高一层次表现为村寨认同，无论是前现代时期，还是现代化时期，村寨布局构成大部分少数民族基本生存的地理格局。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在西南许多地方，几个少数民族家族集中居住的聚落构成了寨子，而在多个寨子基础上，又形成了村寨结构，少数民族在其中长期居住，形成了对居住村寨的认同。从层级的递进逻辑上来讲，如果将少数民族对于村寨认同的范围进行扩大，则体现为少数民族对于生活区域的认同。西南少数民族长年累月生活在高山和峡谷之间，集中于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中，形成了丰富多样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分布地域形态，也形成了多样化的少数民族地域认同。从发挥作用范围来看，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家庭认同、村寨认同以及区域认同等仅局限在某个地域或者某个结构层次相比较，族群认同对于少数民族更具有整体意义，它起到维系整个族群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作用。因为族群认同的形成是与少数民族本身的血缘和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层次则是对国家的认同和归属，即个人对自己所属的政治共同体的期待，或甚至对所希望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的选择。对于西南少数民族而言，其国家认同在传统帝国时代和现代国家时期呈现出不同局面。
仅仅从横向关系谈少数民族认同的层级结构是不够的，还应该从横向关系来探究少数民族认同的文化结构，与前者递进的层级关系不同，后者呈现出平行的关系。从包含的要素来看，认同序列文化结构很大程度上与少数民族成员的原始情感联系在一起，借助于这些原始情感的联系，少数民族的层级认同才生成其内在巨大力量。从本体论上讲，“原始情感指一种特定的人的社会存在，这种特定性主要是指相近的族性和血缘联系，但是除此之外这一特定性还缘于他们出生在一个特定宗教共同体当中，讲着共同的语言，有着共同宗教活动。” [20] 由于是人的社会存在，围绕着人本身形成了一系列的内在结构，进而形成了其存在的本质力量。对于少数民族来讲，这种特征更为明显，其民族性特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成为其文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讲，少数民族认同的文化结构包括语言认同、宗教认同、习俗认同等等。无论对于哪一个民族来说，语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表明人身份的首要特征，是认识人类文化精神现象的关键，没有语言，文化就根本不能存在。因此，“作为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的重要性几乎怎样估量也不会太过分。语言是人类基础性的大众媒介。它是一种其他所有媒介都需要通过它才能说话的大众媒介。”[21] 对于存在众多少数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群体来讲，可能没有文字，但是语言确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它影响少数民族的思维方式，并且通过神话、图腾等方式得到广泛传播，促进了族群内部力量的凝聚。西南地区的独特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和民族分布特点，决定了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情况是多元立体的。虽然少数民族对于语言的认同是最基本层面，但“语言共同体，以及借着类似的宗教观而形成的生活仪式规制的共同性，无论何处皆是构筑种族亲近感的强大因素，尤其是因为，对他人的所作所为的赋予意义的理解力，本是共同体最为根本的前提”[22] 。所以，与语言认同联系紧密的则是宗教认同，它们共同构成了少数民族共同体存在的最根本前提。与语言一样，少数民族宗教在连接共同体成员之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扮演了培育信仰、提供价值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它“普遍地渗透在世俗的社会制度中，从传统社会的制度结构得到支撑，而其独有的神学、神明、信仰、仪式无一不对民众的生活产生系统性的影响”[23]。 对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不例外。除了语言、宗教认同因素以外，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习俗的地位和作用也非常突出。作为少数民族历史上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结晶，各种风俗习惯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也形成了少数民族的习俗认同。在实践层面上，少数民族的认同文化结构是很难分割开来的，它们共同在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构成其生存性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治学意义上讲，少数民族的认同序列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与政治系统结合在一起，尤其是无法脱离国家治理的影响。在不同时期的国家治理过程中，少数民族认同序列结构也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其表现出的变化也有所不同，反过来这种变化又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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