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认同从来都是多重的。在共同体中，由于社会成员生活在不同交往的领域和场景中，并且随着范围的逐步扩大，使得其成员形成了多重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体系，而少数民族更为复杂，所以就有了少数民族认同序列结构问题。而在中国传统社会，共同体基本局限在血缘、地缘等自然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村落、家庭等较为封闭体系内，其角色变化和身份变更基本局限在狭隘的范围，对于国家认识是非常模糊的。在传统帝国的政治体系中，“同一国家中的人民彼此隔离，只有在从属于同一位君主这一点上他们才能彼此认同，于是，服从君主这种关系自然就成为最重要的关系，只有通过这种关系，才能建立并保持这样一个共同体。”[53] 也就是说，古典意义上国家认同始终是与对于君主和王朝认同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君主和王朝的更迭而变化，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加上文化在传统中国社会的认同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各民族对于国家的理解和认知基本上是基于文化意义上的，缺少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利益关联，也就显得非常地脆弱。虽然这种形式的国家认同与整个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相互吻合，并通过中华民族、汉族以及正统论等多重表达而显现出来，但在具体认知实践中“由于符号的韧性，不精确多义性，它们在形式上简单，实质上却是复杂的”[54]。也正是这种复杂性，以及各个民族的大迁徙和大融合的现实，导致少数民族对于国家认同的模糊性和不牢固。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村寨认同、宗族认同、族群认同等地位就会上升，甚至占据主要地位，相比较而言，国家认同的地位则会下降。
而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许多次群体，如职业群体、政治群体、地域群体、血缘与假血缘群体等等，都创造、保存与强化各群体的集体记忆。在一个社会中，社会记忆不断地被集体创造、修正与遗忘。”[55] 他们在面对社会危机和战乱期间，群体原有形成的社会记忆可能会被重新改写，甚至出现对历史真实的歪曲，这些都可能导致了对传统中国国家认同的变化。所以，在传统帝国的认同序列结构中，脆弱性、模糊性、多变性就成为古典意义的国家认同的重要特征。
而真正现代意义的国家认同的出现，则是现代国家形成以后的事情。虽然现代社会中也存在多重认同，但现代国家通过社会改革、民族识别、区域自治等措施实现了国家权力的集中，建立各个民族之间稳定的物质基础和紧密的利益关联，形成了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在与社会发生关系的同时，也越来越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生活在不同地理区域的人们都感受到国家力量的存在，其认同的目标也逐渐清晰，这样“全体人口的政治认知可能趋于准确的地方，其情感和评价就可能趋于赞成”[56]。于是在新的共同体中，少数民族成员在面对族群认同、宗教认同、阶级认同等不同类型认同可能竞争的情形下，国家的整合意义就凸显出来了，“系统成员以它来解释他们共同的政治纽带，反对部落、村社、地域或阶级当作排他性的认同方法。”[57] 也就说，从横向关系上来讲，在新的政治共同体中，国家认同在整个认同序列中扮演着最高层次，而其他类型认同则处于次级位置（参见图表3-1），当出现后者排斥前者的局面时，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和竞争时，其他类型认同威胁到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时，国家认同的意义和作用就更加突出。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现代国家具有了强有力的力量作为支撑，“交流手段的进步现在给予了中央权力触及所有散布在其领土上公民的可能”[58]，它将国家和社会以及个体有机地联系起来，明晰了国家认同对象和目标，从而克服了帝国时期国家认同的脆弱性、模糊性、多变性等特点，转换为现代国家认同所需要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所以，与族群认同等其他认同类型相比较，国家认同是一个不断互动、协商、学习、定义以及建构而成的自我定位过程，对于政治共同体内部，它既受到族群、政党、利益集团甚至阶级身份的互动影响，也受到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的限制，而对外则受到其他主体的互动和影响。但需要强调的是，重视国家认同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否认其他类型认同的意义和功能。对于中国这样跨越不同区域、宗教、阶层的多民族国家来讲，“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59] 尤其在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民族地区存在大量的亚文化和地方性知识，例如西南地区的佤族、阿昌族的民族存在的神灵宗法性特色的亚文化系统，神灵崇拜、祖先崇拜等成为支配他们价值观的基本信条，进入民族成员的心灵内部，可以引导成员的社会行动。因此，当层级结构中的认同与国家认同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尊重少数民族成员的地方性知识应该是国家认同可持续的前提。
图表3-1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虽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不同于传统帝国的国家认同，但仍然是其发展和继承，与过去的纽带关系不可能完全断裂，因为现代国家固然是超越社会的力量，有其自主性，但并不因此而脱离社会，而社会就是在原有的文化共同体中成长起来的。一旦现代国家认同“与自身社会的过去割裂，就如同与现今割裂一样，都会使个人和社会失去秩序”[60]。所以，在现实社会中，在承认这种连续性基础上，国家认同所包含的内容应当是凝聚社会、整合社会的重要精神力量，从而决定了其不仅要有国家性，而且要有社会性；不仅要有普世性，而且要有民族性；不仅要有现实性，而且要有传承性。现代国家认同的社会性、民族性以及传承性要求其必须拥有历史文化传统内容，有了这些内容，就会产生巨大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从而能够直接渗透到人们的人生观之中，渗透到其内心的生命感受和心智结构之中，将国家所蕴含的价值和力量有效传递给社会及其成员，形成社会成长的内在动力。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认同也属于现代国家认同的范畴，其“内容包括共同的传统、历史以及国籍。……基本特征是文化、传统以及国家对自身世界地位的自我评价等内容”[61]。因此在现代国家认同中，文化传统与时代价值一样，都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中华民族所包含的传统文化成为国家认同目标之一也就成为必然。
可见在现代国家体系中，与传统帝国的国家认同相比较，国家认同的地位与作用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既是其内部位置和序列结构的变化，也是对传统帝国文化共同体认同形式的超越。对于前者而言，序列结构改变可能导致认同冲突的产生，由于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建构性，即“是经由互动创造出的一种策略性的社会建构”[62]。所以在不同场景中，不同成员和共同体面对不同选择，从而引发不同认同，现代国家必须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扮演适当的角色，凝聚必要的力量，使得各种认同在国家治理框架下实现有机的协调和整合。而对于后者而言，现代国家是典型的政治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不同，其“认同主要依赖于根植于政治文化的法律原则，而不是完全依赖于一个特定的伦理文化生活形式”[63]。于是，对于现代国家来讲，其认同的建构不仅是强调情感以及文化意义，更应该注重权利保障和利益公平分配，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一点。并且随着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物质因素和利益联系也在认同中占有逐渐重要的地位，“民族社会的整合日益变得实际，其物质整合也日益牢固，但日渐分化的社会行动者却愈渐有自主的生活方式，而与国家的利益和意识形态脱离。”[64]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现代公民开始成为社会行动者主要的身份特征，其所蕴含的内容已经明显而深刻地影响到国家认同价值体系。
因此，对于少数民族认同序列结构来讲，公民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就充分表现出来。少数民族公民教育作为培养提升少数民族成员国家认同的政治社会化手段，可以把国家所秉承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有效地分配给每个社会成员，可以夯实国家认同所需要的显性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资源，从而培养出认同国家、遵循制度、接受信仰的合格公民。对于存在各种宗教、地域、信仰的差异的西南民族地区，通过进行有效的公民教育，可以让少数民族成员“学会尊重拥有不同生活方式、价值以及传统的其他者，把他们看成是政治体系的平等成员。在这种起码的公民教育之外，每个民族群体应该在其青年一代中巩固与其自身的特殊共同体、自身的历史、语言与传统相关的知识，因此，把公民教育从民族教育中分离出来对于多民族社会的持续的和平存在都是十分关键的”[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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