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共同体都是建构在一定文化基础之上，少数民族也不例外。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文化结构，三星堆文明和西南丝绸之路兴起即是典型表现。在这些非中原文明体系的扩展过程中，先后建立了诸如南诏国、大理国等以当地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边疆政权体系。在这些政权的治理区域中，除了当地主体民族以外，还存在其他类型的少数民族。这些不同民族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在相互交流中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实现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有机融合。三国两晋时期的南中“夷帅”“大姓”形成就是典型事例，当时的夷帅是指西南各个少数民族中的君长、王侯等少数上层贵族，而大姓则是指秦汉以后，进入西南地区的汉族官吏和商人。他们在三国两晋的战乱期间，通过战争、姻亲联谊等形式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紧密的文化联系，“在人的天生的变化能力和人的实际上的逐步变化之间，文化提供了连接。”[2] 他们之间的共同生活方式逐渐接近，甚至实现了完全重合，使夷帅与大姓之间的族群区隔不复存在，逐渐开始融合为新的族群，类似的事例在西南少数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非常普遍。例如曾经出现过的汉人夷化现象，一些汉族为了逃避战乱纷纷迁移到西南内陆地区，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影响，包括饮食、语言、风俗等习惯逐渐被少数民族化。例如明清时期，很多迁入贵州的汉族逐渐演变为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甚至有的还成为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和土司。而在明清以后，伴随传统帝国边疆政策的变化，大量的汉族通过边疆屯军的形式，越来越多地与少数民族融合在一起。当时就有人以下面情形来描述这个过程，“其地有汉民变苗者，大约多江楚之人，懋迁熟习，渐结亲串，浸成异俗，清南北两岸皆有之，所称熟苗，办多此类。”[3] 这种民族融合过程本质就是不同族群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他们通过文化交流和实际体验，使他们对共同体意义的分享就具有了融合的基础，形成了新民族的共同精神结构、价值系统、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
可见，文化在少数民族共同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表现为他们创造了诸如文学、史学、音乐舞蹈、建造绘画以及戏剧等传统少数民族史所描述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文化的连接和生成，形成了少数民族群体及其成员的社会记忆，“记忆的传递塑造着个体身份的形成，它在每个人所受的影响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 [4] 通过这种社会记忆的形成，传递了民族共同体共同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西南各个族群相互融合和历史代际的更替过程中，文化发生作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历史记忆形成，以及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间的记忆传递，来实现对族群文化的价值传承，以此来凝聚起共同体内部力量，进而形成对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和忠诚，因此萨拜因从这个角度得出结论：“民族是指一个文化统一体，对共同领土的忠诚感情，共同的语言和文学，认同于共同的历史和英雄，共同的宗教。”[5] 所以，由于历史记忆的强大作用，在民族地区，各种民族历史神话被创造出来以后，往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中关于黄帝的神话就最为典型，在关于黄帝的历史叙事中，通过对黄帝与其他同等类型祖先关系的巧妙解读[6]，形成了关于黄帝即是华夏族血缘开创者，又是政治上的统治者以及文化发明者的多重表达。并在此后，依靠历史典籍以及方志、族谱编撰、口耳相传等传播方式，将形成的历史记忆传递于西南少数民族内部，促使具有共同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得以产生，其最终的效果直接落实到各个族群当中，比较合理强化了华夏族与戎狄蛮夷区分基础上形成的华夏认同，构成具有强势性的历史记忆。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种历史记忆的拓展过程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力量，丰富了原有族群边界所依赖的资源。不仅如此，这个过程还可以在空间层次上对历史记忆进行重新解读和编码。而对处于融合过程中的民族成员内部来讲，它们形成了不以意志为转移的价值载体，引发了其对自己起源和祖先的想象和认同，如西南地区就有彝族关于“猴子的传人”、藏区 关于“猕猴说”等种种说法，它们在实践过程中表达着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化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民族的民族认知、知识和语言，使得民族成员的身份形成并得以延续，为认同序列中文化结构形成提供了基础。由于历史记忆的重要性，所以“一个族群，常以共同的仪式来定期或者不定期加强此集体记忆，或以建立永久的实质纪念物来维持此集体记忆”[7]，从而强化民族内部共同的力量。
在各个民族历史记忆形成过程中，集体记忆的力量最为显著，因为以往在各民族内部，族群成员记忆形成经常是碎片化的，要形成持久和有力的力量，必须上升为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共同记忆，这些记忆“源于对过去意义的共同交流，这些过去的意义停留在分享各个集体的公共生活个人的生活世界之中”。[8] 因此，族群的集体记忆可以将分散的记忆整合为群体的力量，通过族群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实现共同记忆的目的。这些共同的集体记忆的形成、强化甚至巩固，很大程度上依靠象征性符号系统。其中，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认同就具备这种功能。
在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很早就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宗教系统，如傣族、布朗族、阿昌族信仰小乘佛教，白族信仰大乘佛教，纳西族信仰藏传佛教，彝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基本上是万物有灵和多神崇拜。并且，这些民族内部也存在多重复杂的宗教系统，例如白族虽然信仰大乘佛教，但是在几乎每个白族的村寨中都有各种崇拜的本土神，既有自然形成的神灵，也有诸如南诏王以及民间的英雄人物。可以说，在整个西南民族地区，形成了庞大复杂的宗教信仰符号系统，他们在凝聚少数民族内部精神力量，传递独特文化价值的同时，也已经深入到整个共同体内部的道德以及社会领域，甚至影响到了本民族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宗教符号构成了大部分的亲属制度，亲属关系也构成了大部分宗教仪式行为，各种亲属符号清楚地说明了循环的人际关系，而宗教仪式则适合表达较高层次的政治组合关系。”[9] 也就是说，作为对信仰引导的重新组合体系，宗教系统表达了民族成员对不同人生观的主观性体验，以认同的力量影响了少数民族成员内部的关系亲疏，进而影响民族内部的社会构成，强化了本民族的历史记忆，成为西南少数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的文化传承的来源，其中凉山彝族中的家支制度、独龙族的“宗”核心大家庭制即是典型例证。
除了宗教系统等象征性符号以外，西南少数民族中常见的神话、文学作品以及谚语也起到了集体记忆的功能。由于它们大多数来源于民族成员日常生活，表现形式非常多样化，既有纳西族的史诗、彝族的书面文学等，也有包括傣族说唱、哈尼族口头文学以及对歌等形式，“通过生动的语言形式来教育族群成员，神话的感染力激励着这群成员，又把自己的情操、审美和愿望寓于神话之中，他们因此相互发生心理上的共鸣，产生了稳定的认同感。”[10] 这些以艺术形式呈现出的多重表达，一方面可以以书面形式出现来保持其稳定性，又可以口头语言形式更易于传播和推广。不仅如此，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往往“忽略了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农业文明中，这种相互关系为跨文化交往提供了特别丰富而微妙的场景”[11]。这两种表达形式的互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相互交融，帮助少数民族形成了独特地方性知识，反过来，他们又为这种特有符号形式对文化传递提供了有效贯穿的平台。即使到现在，它们仍然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民族共同体内部。
总体来说，在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文化代际传递过程中，类似于宗教、文学形式的象征性符号位置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并对应着少数民族认同序列中的各种认同。而在具体解释和操作层面，则显得有些不同。在解释层面，少数民族的精英为了保证共同体内部的巩固和团结，对于具体象征性符号解释经常呈现多重意义。而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则显得非常具有灵活性，会呈现出暂时性、随机性甚至功利性的特点，甚至有很强的建构主义的成分，其意义表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情境、目的、功利等诸多因素的互动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共同记忆缺失和选择也成为民族共同体巩固集体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族的出现即依赖于共同拥有丰富的记忆遗产，也依赖于共同记忆缺失、集体健忘。”[12] 但是不管是记忆巩固还是记忆缺失，民族共同体通过象征性符号的表达和实用，有效地促进了集体记忆的生成、发展和选择，促进了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持续传递。从长期历史进程来看，西南各个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够保持其内部的稳定和边界的明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些少数民族长期形成的包括宗教、文学艺术、戏剧等在内的象征性符号力量和族群记忆给共同体安排了历史的秩序，将少数民族历史上发生过的集体事件放在一个包括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连续性整合单位当中，提供了族群成员共有的参考意义框架以及对未来发展强有力的解释图景。它们不仅使整个民族共同体对于本民族的完整的集体记忆成为可能，从而构成了少数民族认同序列中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成为其内部能够有效凝聚的重要力量，保证了本民族文脉得以传递和族群身份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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