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共同体成长的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记忆中，国家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无论对于传统帝国，还是现代国家。虽然在传统帝国时期，民族共同体生活在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体系中，但在国家整体性治理战略中，对于西南少数民族治理仍然占据有重要地位。这个治理体系包含两层内容，一层是以汉族为主体所组成的国家治理，例如从秦汉时期治理所采取的“初郡政策”[13]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改土归流，另一层则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的本民族的地方国家治理体系，例如从唐宋时期建立的南诏国、大理国。前者对于西南民族地区的治理是基于中心和边缘关系的治理原则和中原文明优势，而后者既是民族共同体内部自主治理生成的过程，也有处于中心地带少数民族对边缘地区少数民族治理的内容。无论如何，传统帝国在此时的民族成员内心中已经占据重要的地位，少数民族成员对于其印象和记忆也在逐渐形成，并通过各种口传或者文字记载的方式传递给后代。
虽然西南少数民族处于不同的社会阶段，对于传统帝国的感知程度不同，但是，此时帝国出于统一的需要，越来越多从各种途径进入民族共同体生活的内部，到了明清时期更是如此，最典型的莫过于以分而治之的策略来推行改土归流政策。虽然这一过程并不顺畅，当地存在的以血缘、宗法等为基础的社会结构阻碍该过程的进行，使得进入该地区的流官不能有效行使职权。于是，中央政府改变了策略，任用当地少数民族出身的土目协助进行治理，包括承担购买军粮、整修驿道等政权的职能，这种策略一直持续到晚清。同时，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优势一直存在，并在该地区得以体现，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各类学校教育在西南民族地区兴起，传统儒家文化依靠这些学校，通过体系化和组织化的方式介入了西南地区。国家在创办了大量地方官学的同时，也设立了社学、书院等各类民间学校形式，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并且很多少数民族子弟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进入国家政权内部，成为传统帝国的坚强支持者。不仅如此，儒家文化教育的推行也使当地的习俗发生了变化，少数民族的习俗认同也发生了改变，如云南的白族开始学习儒家文明，并被纳入正式国家科举选官制度当中，与当时生活在周边的汉人没有多大的差异。可以说，在当时传统帝国作用下，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识和理解逐渐加深，国家在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成为少数民族认同序列中重要组成部分。
但国家真正进入民族记忆的深处，则是辛亥革命以后。如同前面所论述的那样，无论民国期间在西南地区初步进行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还是当时民族学者对于西南民族地区的历史书写过程，无不看到了国家力量的存在和努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民国期间就曾经出现了一股基于历史记忆文本书写来强化各民族的国家认同的社会思潮，典型代表为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等等。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历史书写中，虽然从外貌等生理特征等方面对汉族和少数民族进行区分。但在文化层面，具有共同祖源记忆的群体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和国族的历史叙述被建构起来，并以此来强化他们对于国家的认同和关怀。随着抗战爆发以及当时国家主义兴起，以及抗战中心向西南地区转移，这种思潮更加广泛地蔓延和传播，国家的影响力随着战争的推进在西南地区越来越清晰。虽然在此期间，西南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结构变化不大，如彝族家支结构和西双版纳的封建领主结构仍然原封未动，但是国家意识和观念已经开始逐渐影响到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和民族意识。在这个阶段，如果从整体上来观察西南少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则会“发现了从原始的、共同体的生活形式和意志形态发展到社会和社会的选择意志形态的过程，即从人民的文化到国家的文明”[14]。并且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并没有简单地随着政权的变化而发生偏转，相反伴随着国家建构的速度加快，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局面。
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来讲，“如果旧的权威和意识形态没有被吸收，那么它们就可能出现在新的政体中，并在以后成为对抗的政治回忆和信仰。”[15]基于历史记忆在影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性认识，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试图通过控制和重构历史记忆来引导民族成员对国家进行感知和认同。但这种重构过程不是如以往简单地使用强制手段和暴力措施来解决的，因为当时新政权领导人已经清醒而明确地认识到民族感情是历史记忆的重要基础，而民族感情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会轻易被改变，对此，以汉族为主体的最高领导层有较清醒的认识，如周恩来所讲的那样：
各民族都是有民族感情的，民族感情是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并且在很长的时期要存在下去，它与思想相结合，受思想支配。[16]
我们汉族因为居于优势地位、领导地位、人口众多、居住集中等等，对少数民族的心理感情是不容易体会的。民族感情如果运用得好，就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反抗帝国主义的力量，运用得不好，就成为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情感，“分”的感情，地方感情就是这样的。[17]
也就是说国家已经意识到，关于少数民族认同等文化和思想维度的内容，仅仅依靠强制和暴力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必须依靠说服等柔性手段来进行重塑。因为“历史重构的实践可以在主要方面从社会群体的记忆中获得指导性动力，也可以显著地塑造他们的记忆”[18]。因此，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各种适当策略和手段对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忆进行重塑，并进行国家历史论述的强化，以巩固少数民族对于国家的感情和认知，就成为国家进行有效整合的一个必备条件。于是，少数民族五种丛书[19] 的出版，在对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历史重新整理的同时，也表明了国家对少数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视程度。实际上，教育也是一种可以依靠的手段和措施，作为一种特殊的教化和内化过程，它可以通过不知不觉的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让社会成员逐渐分享可以塑造的价值和理念，从而形成新的民族历史记忆。
正是由于教育具有这种特殊的作用，以及要让这种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必须由国家来出面实施[20] 以保证其效果。国家在对少数民族进行各种类型教育的过程中，通过潜移默化的社会化过程，把新建立起来的价值取向转化为具体实践，以文化选择和记忆重构的方式来塑造社会主义民族形态，培养少数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从而来保证其社会实践与整体社会价值相适应。因此，新中国建立不久，中央政府即专门颁布《关于建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决定》，要求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中，设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或专人负责掌管少数民族教育事宜，并且建立包括幼儿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的少数民族教育体系，少数民族入学人数大幅度增长（见图表4-1）。
图表4-1 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学生增长的情况
资料来源：教育部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7）》
截至目前，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大学生，维吾尔、回、朝鲜、纳西等十几个少数民族每万人平均拥有的大学生人数已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少数民族教育的大规模推进，在提升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素质的同时，也通过充分发挥各种类型教育纽带作用，加强了少数民族与国家的联系。在国家整体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下，自从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参见图表4-2），从而极大增强了国家在该地区的作用和影响。
图表4-2 西南地区教育发展状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1年和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