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特点

由于民族地区特殊的生存环境，少数民族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基于生活经验和日常体验，以及对外部世界不断地适应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生活世界独特理解的语意、文化成分和意义系统，并经过族群代际之间的绵延传递，构成了一套具有少数民族特点的知识体系。它作为少数民族自身蕴涵的内在智慧和强大生命力的表象，具有少数民族地域性和地方性的特点，被称为地方性知识。虽然本质上讲，“一切知识首先都是地方性的知识，任何一种文化语境中的知识生产，都潜藏着独特的禀赋和鲜明不同的创造性。” ^[2] 但对于少数民族的地方性知识来说，它既体现了特定族群个体的心灵智慧，也表现了族群的共同集体创造。通过地方性知识的形成，族群成员相互联系起来的不仅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和命运，而且还形成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在此过程中，这个知识体系形成了针对少数民族成员特点的价值实践和认识反应，并在以下方面得以体现。

第一，认知基础。少数民族对地方性知识的形构过程中，其认知的形成和发展与认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其认同序列的重要知识来源。少数民族在其生活地理区域内，通过历史积累和代际传递逐渐明晰了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明确了对具有地方性特点的生存体系认知，“这种地方性不仅指地方、时间、阶级与各种问题而言，并且指情调而言——事情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联系。”^[3] 在少数民族的地方社会形成中，其成员逐步形成了共同的知识体系，以此来维系共同体的信仰和感情，提供少数民族社会中各种认同建构所需要的相对稳定的知识资源，成为凝聚内部团结的重要黏合剂。并且，少数民族的地方性知识大多是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其获得不是来自于外界的强制或灌输，而是来自于成员生活过程中不知不觉的直接行为积累。例如在很多西南少数民族中，在共同应对复杂的自然环境和处理人地关系过程中，通过成员之间相互协商进行治理，有效维护了当地的生态系统，有效平衡了族群中的人地关系，形成了很多有效应付各种自然灾害的治理方式和经验积累，贵州麻山苗族的复合生计方式即是典型事例。而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广泛存在于规模不等的族群成员单位，“小规模的社会单位中，社会互动有可能自发产生一种对社区的想象。在那些超过特定规模的共同体中，与其他成员进行面对面的互动是不可能的，共同感不可避免地要求将其投射到想象之中。”^[4] 也就是说，在较小规模的少数民族群体，成员之间可以直接进行相互沟通，通过对相似知识的完善逐渐加深对共同文化的理解，拓展了成员的想象力和思维空间，形成了共同的价值和理念。而对于较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而言，地方性知识的建构意义就显示出来了，由于有共同的少数民族身份作为内在连接，在族群精英推动和组织下，地方性知识逐渐被系统化和结构化^[5]，因此这样聚集起来的知识资源，可以超越空间和地理的限制，维系了少数民族的生存，“这种生存策略提供的不只是个人生存的基础，还连接了个体认同，自利行为和群体认同，集体行动。”^[6] 有了生存的基础，逐步进行扩展，从而以族群的集体认同来凝聚他们的行动力量，即“随着本土知识阶层的扩展，他们试图将民众的文化资源整合在一起，编织成一个内在一致性的整体，用它为过去赋予一种方向感并构造民族的认同”^[7]。所以，在处理与少数民族认同以及认知相关的任何事情当中，地方性知识都是不能忽视的内容之一。

第二，知识构成。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少数民族的地方性知识构成是多样化的，最基本的层面是在少数民族成员成长过程中，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状态下，最初以感性知识为表现形式。以后少数民族成员在实践中，经过长期积累、传播以及解释，增加了生存技能、生计方式、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知识，丰富了少数民族持有的地方性知识内容。这样也就使得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如对彝族地区的“牦牛坪”描述就是典型例证：

“牦牛坪”是小凉山一处红豆杉自然保护区。红豆杉在当地彝语中是“孤独的少女”之意，并在其信仰体系中被看成“神树”，因此当地彝族是禁止砍伐红豆杉的。我们在一片草坪上席地而坐，周围便是一望无际的红豆杉山林。午餐结束后，朋友开始与另一位彝族汉子展开辩论，当地叫“克智”。朋友告诉我：“克智”是大小凉山彝族生活中十分常见的民俗活动，没有特定的时间、地点之规，内容包罗万象，从天文历法、历史故事，到事物起源、生活常识，无所不包。善“克智”者必须熟练掌握彝族的传统知识，善于运用各种警句、格言。 ^[8]

随着社会变迁和现代国家力量逐步进入民族地区，封闭社会体系逐渐被打破，越来越多地受到如民族识别调查、成人教育扫盲、义务教育普九等国家运动的外在影响，现代国家权力与地方性知识体系产生了联系。于是，少数民族精英可能根据自己对国家知识体系理解，对地方性知识进行再阐释，甚至连草根族群成员也会据此对原有的知识体系进行改造，这些内容构成了新的条件下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来源。不仅如此，从现代意义上讲，地方性知识也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知识本身就是与权力有紧密的关系，“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9] 所以说在民族地区地方性知识的背后，经常隐藏着多元化的文化权力格局以及资源分配体系，而在引入国家力量元素以后，这种表现越来越明显。

与地方性知识相对应，表现为国家所确定的整齐划一的知识体系。在建立新的国家秩序以后，统一的国家必然需要统一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国家强大权力支撑下，统一国家知识体系对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地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即使“从下层的角度来可看，国家越来越成为那些决定人类是臣民还是公民的至关重要的活动在其中展开的最大舞台。事实上，它日渐界定和记录他们的身份。它可能并不是唯一的这种舞台。但是它的存在、界定和日益定期与深入干预公民生活，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10]。这就决定了在少数民族群体认同的转变过程中，如何实现以统一为价值取向的国家知识和以多元化为价值取向的地方性知识相互兼容，是它们能够成功与否的重要前提。

第三，知识传承。由于民族地区的地方性知识形成很大程度建立在少数民族本能生存的基础上，所以在进行知识传递的过程中，基本上以口头传播或者历史记忆等非正式形式为主，具有一套完整的调节和运行机制。并且在这种机制运行过程中，地方性知识借助少数民族各种特有指代符号的广泛使用，形成了对少数民族成员的意义结构和历史记忆重构，此基础上进行内部知识的共享、沟通、修正和再生，保证其在少数民族成员群体中的广泛传播。在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传承过程中，具有本民族特点的语言表达形式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可以不断地对地方性知识的内容进行丰裕，增加其知识储备的含量。“语言将共享的体验客观化，使它们能够为所有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所理解，并进而成为集体知识储存的基础和工具。”^[11] 西南少数民族基本都有本民族的语言，它是少数民族成员进行心灵沟通的共同平台，借助这个平台，他们才有可能进行价值和意义的交流，形成少数民族的语言认同基础。

而且，少数民族的地方性知识在传递过程中，其内容也可以被重新改造和赋予新的意义，既能包含少数民族社会中的新历史意义，也可以增加历史记忆对本民族的本土化解读，一起保证了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多样化的存在。在其中，族群历史记忆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族群成员的相互交往和交流基础上，它借助口头流传、集体仪式、神话、回忆录等多重媒介渠道，甚至无意识、无意图、无目的的记忆和社会化实践，形成了关于包含族群想象成分在内的社会构造物，帮助少数民族成员加深了对周围世界和人的认识和理解。不仅如此，在地方性知识的传承中，族群记忆也是少数民族重要的生存策略，为其社会行动指南提供了帮助，因为“在缝合各种生存策略时，人们借助神话和符号来解释自身的现状和前景，如果没有这个神话，这个世界将是令人困惑的”^[12]。具体来讲，由于少数民族成员大多生活在边缘和偏远的地域，可以通过重构族群历史记忆和相互交往，扩展他们之间的无形联系，夯实共同行动的基础，使其各种认同演变为成员的行动过程。同时，族群的历史记忆也让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得以显现，少数民族成员通过对地方性知识运用，形成了多重认同的依据，即由自我想象而获得集体记忆的意义，通过想象、诠释、比喻、甚至建构方式，在少数民族成员中形成了家庭、血缘、地缘等多重认同关系，维系了少数民族认同序列的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