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90年10月到市教育卫生工作党委上班的。那时我在上海师大任党委宣传部部长，协管社会科学部。那年暑假，为了了解改革开放带来的深刻变化，我们租了一辆大客车，我带了30多位社科部的教师前往温州学习考察。期间，党委书记皮耐安也赶来参加了几天活动。晚上休息时，他告诉我，市教卫党委想调我去负责宣传工作，征求我的意见。那晚我想得很多。在上海师大从读书到工作，整整12年。读书时，学校的老师培养我，班级的同学支持我，我不仅克服各种困难、顺利完成学业，还连续3年被推为市“三好学生”；工作以后，学校党委关心我，同事热情帮助我，很快成为学校的中层干部，并好几次被评为优秀，受到表彰。自己理应更好地工作来回馈母校。但是，到上级党委去工作，对自己的能力与水平是个新的考验，自己刚过不惑之年，应该去承担更富挑战性的工作；另外，自己也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以多样的方式去回报母校。因此，第二天我愉快地答复了皮书记：“只要党委同意，我愿意去教卫党委宣传处工作”。新学期开始不久，我交接完工作，就到福州路30号（当时的市政府办公大楼、现在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楼）去报到了。
经历过政治风波的教卫党委宣传处，显得有些士气低迷。包括处长在内的几位党员干部先后被调离，最少的时候连我在内只剩3个人。在党委的领导下，从机关其他部门和系统内的学校里陆续调入了几位优秀的干部，很快就把工作的局面打开了。
那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思潮的碰撞、甚至可以说是斗争，显得异常激烈。国内的政治风波平息以后，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的图谋并没有止息；东欧剧变以及随后的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的解体，导致相当一段时间里反“和平演变”的声音非常高昂。在市委的领导下，根据教卫党委领导的意见，我们在系统里的高校和医院认真组织学习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真开展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活动，始终注意宣传思想工作的正确方向。由于有在大学担任过宣传部长的经历，我了解本系统各单位宣传部长都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为他们做好服务，我注意两条：一是及时把上级党委的重要信息在第一时间让大家知晓；二是适当组织交流与活动，拓宽工作渠道、创新工作思路。这样坚持了两三年，既推动了系统的宣传工作，又增进了互相了解。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的“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①。那时的与有关高校宣传部长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现在，尽管不少人已经退休，每年我们在节假日总要相聚一两次，叙叙友情，通通信息，其乐融融。
那段时间，社会上对大学生颇有看法。在政治风波中，很多大学生被卷入，少数大学生犯了错误，极个别甚至受到严肃处理。什么原因造成的？在高校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以后情况如何？我根据教卫党委领导的要求，组织上海交大、华东师大等20所高校参与了中宣部教育局和教育部思政司“百名大学生两年来思想变化及其规律”的调研课题。我们采用了典型调查的方法，即在所参与学校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共选择了120名学生，涉及三大类学生：风波前思想政治方面表现较好，在风波中有过模糊认识或错误行为，风波后反思比较深刻、进步较大的学生；卷进风波较深，经教育有明显进步的学生；思想政治倾向一贯比较消极，经教育转变不大的学生。调研主要采用个别访谈方式，与被调查学生本人以及他（她）的同学、班主任、辅导员等进行多次深入地个别交谈，重点了解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变化及变化的原因，力求找出带规律性的轨迹。此项调研在有关高校党委和宣传部的支持下，历时半年，形成了近200万字的很有价值的原始材料和分析报告。我们负责编印成册，提供给有关部门和高校，并挑选了30份材料报送中宣部教育局和教育部思政司。我负责撰写了上海的综合调研报告《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变化和发展趋势》。
现在，过了20多年再看这份调研报告，感到有许多当时时代的痕迹。但是，在社会对大学生心存疑虑、教育管理和就业分配还有偏颇的时候，这些看法的提出对于准确看待当代大学生还是起了正面的影响力；这些教育措施的提出也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典型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教育部思政司和市教卫党委的要求，从1992年年底开始，我们在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上海工大等学校分别召开了若干个专题研讨会，就“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与深化”，“新时期高校爱国主义和基本路线教育”，“市场经济对大学生的素质要求”进行研讨，并在10所大学对当前师生的思想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汇总了数十万个数据，还在全市范围内对近几年毕业的上万名大学生、研究生进行了跟踪调查。我把这些数据整理出来，在市教卫党委王荣华书记、秦绍德副书记的直接指导下，写成了《在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努力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研究报告，成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改革开放条件下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研究成果②的一部分。
为了更有针对性地上好政治理论课，我协助教卫党委领导举办了6期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培训。那几年，中央发了好几个文件，对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两课”（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教育课的简称）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要上好“两课”，教材是保证，教师是关键。我们请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等教授领衔，按照部颁大纲，结合上海实际，全面修订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等5本教材，并先后在全市20多所高校正式使用；同时，我们在市教卫党校举办“两课”骨干教师的读书研讨班，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为读本，认真研读新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请市有关领导和专家作报告，互相切磋学习体会，撰写交流学习笔记，几周下来，效果很好。全市高校的“两课”教师中有10%的教师参加了培训，这批教师都成为各高校的教学中坚，有的成为学科带头人、担任了思政专业的硕导或博导，个别教师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高校党委或行政的负责人。在办班的过程中，自己也得以反复阅读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受益匪浅。
在担任市教卫党委宣传处处长的3年里，我还兼任上海市高校思想理论教育研究会的秘书长和《思想理论教育》杂志的常务副主编。秘书处和杂志编辑部都设在市高等教育局下属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如果说宣传处的工作是一线的话，这些工作就是二线的。在日常安排中我比较注意将一线的工作和二线的研究有机结合。我们常说，宣传有纪律，研究无禁区。我们在推进系统的宣传思想工作时，绝对要按照上级党委的文件或指示精神去抓落实；但是在组织研讨活动时就可以结合高校师生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展开，例如“人权”问题，“灌输”教育还要不要等。然后，研讨活动产生的比较科学的或成熟的成果，在一线工作中则注意去推广运用。例如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五大以后正式将邓小平理论写进了党章）进课堂问题，我们就力推在上海交大、华东师大等进行试点，形成教材以后就在上海高校中全面推进了。为办好杂志，提高杂志对工作的引领作用，我尝试用梁凌屹的笔名（因为教卫党委宣传处在市政府大楼的201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为杂志写了多篇短论，诸如《要教育青年正确看待人权》《学好理论，统一思想》《从“小循环”走向“大循环”》等，及时将上级党委的有关精神传达到基层单位。我还积极撰写理论学习和调查研究的体会文章在杂志发表，其中《不断探索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③一文还被收录在《中国教育文库》第二辑。
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北京一些教育专家发起编写《爱我中华》青少年读本，此事得到国家教育部的支持，给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发了文件，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编一本，统一由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每本书请省（市、区）委书记题写书名。《爱我中华 爱我上海》这本书就由我负责具体的编写工作。我们给市委办公厅写了报告，很快拿到了市委书记吴邦国的书名题词，我们当时那个激动劲儿真是无法言表。只有把书高质量编写好，回报领导的支持。我们请市政协主席谢希德担任顾问，请市教卫办主任王生洪担任主编，他们都欣然答应，谢主席、王主任还认真填写了表格寄给我，那个谦虚认真的态度真令人感动。我协调市政府有关委办局，请他们编写相应的章节；我自己则亲自动手编写上海的教育发展与改革。在搜集资料和撰写的过程中，我对近代100多年上海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基本搞清了，这对以后的工作和教学非常有帮助。书稿按期出版，在中小学的思想道德教育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由于工作需要，1994年元月起，我又被调任教卫党委办公室主任一职，一直干到1996年年中去上海教育学院，共两年半时间，其中一年多的时间里还兼任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秘书处处长。那是工作非常繁忙与辛苦的阶段。办公室的工作就是做好服务：安排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协调与各委办局之间的联系，汇总系统各单位的主要情况及时上报，准备重要文稿、起草相关文件等等。因此，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好在党办和秘书处的各位同事都非常勤勉，团结互助，任劳任怨，干事出活，既做好工作，也锻炼队伍。与我搭档的几位副手，以后都走上了高校、国企、考试院等单位的领导岗位。我自己也在这个岗位上学到了很多。这个岗位需要列席党委会或主任办公会，便于会后及时去落实有关事项，同时让我在宏观层面上了解整个系统的情况，提升了自己思考问题、解决难题的能力；整个系统当时的高校有20多所，直接了解领导怎么讨论解决某个高校的问题，给自己以后在大学担任领导也是非常好的示范；更重要的是自己经常参与领导处理系统内有关稳定的突发事情，极大地增强了自己的政治意识，提高了守土有责的政治责任。
那两年多的时间，我协助教卫党委和教卫办的领导，主要做了以下几件比较大的事情：
（1）开始启动上海高校布局结构调整。1994年年末，按照国家教育工作会议有关文件精神，协助教育部在上海千鹤宾馆召开了高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工作会议。整个会议的会务都是我们承担的，在市委办公厅和市政府接待办的支持下，圆满完成任务。为迎接会议召开，上海也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我们一起参与了文件的起草和准备；同时，上海开始启动高校布局结构调整，6所高校调整为2所，组建了新的上海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市教卫办直接负责上海大学，高教局则负责上海师大。经过几年的努力，公办高校由原来的50多所调整为30余所。
（2）直接负责办公场所的搬迁。那时市政府的办公地点就在外滩旁边，是原汇丰银行的大楼。我们办公室的房间就曾经是原来的金库，其中存放文具用品和资料的内间，铁门厚达十几厘米，若不小心门被拉上，里面的人根本就走不出来。按照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规划，市政府带头将办公地点让出，吸引金融机构来入驻。市政府搬入扩建后的人民广场边的大楼。我直接负责教卫机关的搬迁。我们白天办公，利用周末或晚上将重要文件资料整理打包，最后在武警指战员的帮助下，1994年底进入新大楼办公。那时虽说是新大楼，条件还是比较简陋的。处室实行大办公室一门式，中间采用低隔断，人均办公面积只有6平方米；委（办）领导也是两至三人一间办公室，只有正职才能享受单间，但面积也只有20来平方米。
（3）参与筹组市教育委员会。很长一段时间，上海市管理教育的机关有三家：教育局管理全市的基础教育，高教局管理全市的高等教育，教卫办和教卫党委合署办公，代市政府管理教育局、高教局以及卫生局、体育局等机关。这与国家教育部总管全国教育事业的体制不一，给工作带来许多不便。因此，在高校结构布局调整开始之际，市委决定，撤销市教卫办、教育局、高教局，组建市教育委员会。在教卫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自己直接参与了筹组工作，包括设计处室、办公地点选择、人员分流，等等。1995年2月，新组建的教育委员会正式开始办公，处室精简了50%，人员减少了三分之一，相当部分的责权放给了区县和高校。市委书记黄菊直接到教委的办公楼看望大家，并会见了全体领导成员。本人有幸列席，直接聆听领导讲话。黄菊同志从建设国际化现代大都市的高度对上海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了希望，并对班子建设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他对副职领导提的9个字，即做工作“要到位、不越位、多补位”，在我以后的工作实践中多次引用过他的这句话。
（4）帮助落实教育部所属高校的共建。20世纪90年代前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落较大。为了稳定队伍、逐步改善市属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待遇，当时的市委书记黄菊同志提出了3个“一点”，即市场物价比周边地区略高一点，市民的收入增长比物价增长略高一点，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收入增长再略高一点。这样，有利于促进上海的市场繁荣，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吸引更多优秀的年轻干部到机关来工作。因此，经中央同意，上海推出了地方岗位津贴，民间称之为“黄菊工资”。但是，上海的部属单位不在其列，中央财政又不同意拨付。当时上海的教育部属大学有6所，即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华东师大、华东理工和上外。在上海的地方津贴出台以后，市政府与教育部商定，以“共建”的名义，先解决复旦、交大、上外3所的补贴；余下3所的矛盾就突出了，尤其是师大和理工，本身学校的经费自筹能力就较弱，这样一来，教职工的反响非常强烈。我当时根据教卫办领导的要求，直接去找了分管经济的常务副市长华建敏。华副市长思路清晰，办事干练，他要我测算一下需要多少经费。我通知三校测算并汇总以后第二次再去请示，他仔细看了数据，认为从上海每年财政收入的增量中拨付一部分就可以解决。他当场拍板，然后要我找计委（后改为发改委）办相关手续。我很高兴，为高校办了一件实事；我也庆幸遇见一位好领导。华市长第二年就进京工作了。
在政府机关工作的5年多时间里，我先后在市教卫党委的3位书记领导下开展工作，我得到很多帮助与指导。刘克书记是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宏观把握能力强，特别注重对党的文件的学习与钻研，并结合实际提出卓有成效的工作意见，给人印象深刻；他知人善任，不拘一格，在上海师大大胆启用优秀中青年教师担任校长助理，很快打开工作局面，这几位助理后来都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他的创新精神、工作胆魄，是我日后工作的楷模。他的后任郑令德书记，待人真诚，作风民主，关心下属，平易近人。有一段时间，她兼任三职：教卫党委书记、教卫办主任和高教局长，任劳任怨，推进工作。记得1994年大年初一，她到我家来访问，发现我住的房子比较小，立马就落实帮助我改善。在她的关心下，第二年我分到了新客站附近的三房一厅的新房。对党委的关心我是非常感激的，只有用加倍努力的工作来回报。以后到大学做“一把手”后，我也仿效她的做法，每年初一去学校教职工家中访问，坚持了10年，把关心和温暖及时带给需要的同志。后来的王荣华书记是我非常敬慕的老领导。他在复旦大学任团委书记的时候我就认识他。我在担任教卫党委宣传处处长的第二年，他从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调任教卫党委副书记，我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了一年；后来他出任市委副秘书长，1995年再回教卫党委担任书记，我又在他领导下做了一年的办公室主任。他政治意识强，善于把握大局和处理疑难问题，自觉按照中央和市委的精神来推进工作，特别注意大学的办学方向；他工作细致，为人谦和，虽然我们办公室写的稿件会被退回重写好几遍，但大家都感到在他的指点下不断有收获与提高。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时段是我收获最大、也是进步最大的。不久，我就到上海教育学院去工作了，担任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从此开始了十几年的高校领导生涯。市教卫党委这3位书记的形象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激励我在工作中不断创新、勇于克难，成为我不断学习效仿的工作楷模。
我在机关一共工作了5年多，对于自己应用文写作能力的磨炼、上下左右协调能力的提高、对上负责与服务基层的一致性认识、注重工作效率与传递民意信息的权重性把握都是锻炼与考验，是非常值得回味的。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 441页。
②陆钦仪、朱新均主编：《跨向21世纪学校德育的思考与展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第53－67页。
③《思想理论教育》，1993年第一期，第8－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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