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的预设”与人的本质

一、“经验的预设”与人的本质

在回答“经验的预设”所能阐释的理论界限前，有必要对“经验的预设”这个偏正词组中的“经验”和“预设”的内涵作出说明。“经验”在这里是经验主义的“经验”，但它有别于教条主义或主观主义的经验，这种经验包含较多纯粹理论的成分，即使这种理论成分是传统理论的各个方面，因而它能够对实践起应有的指引作用。它与“预设”相联结时，指的是构成传统理论的能够为人们所继承和运用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方法或立场。这样，又必然引起对“预设”相应内涵的辩证阐释:“预设”就是建立在这个“经验”基础上的“预设”，一种潜藏发展方向和引起未来预见的理论萌芽，确切地说，“预设”包孕创新思想的理论启迪或者理论偏向。基于这样的认识，遵循“经验的预设”思想路径去探讨人的本质，就不是把人的本质的研究作为科学的目的，站在夏皮尔的科学实在论的立场看，寻找“本质”并不是人类的根本目的，相反，追求一种尽可能导向成功并且不受确切怀疑的信念才是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这种观点将在下文的进一步论述中被马克思的科学认识论所印证，“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4]。

毫无疑问，在改造这个世界前，必须首先认识和解释这个世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从哲学—人类学层面分析人的本质，得出了人的本质是一种类的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存在。但是，却不能终止于这种理解，即不能在马克思现成“经验”的理解上停步不前。对人的本质的哲学反思，既要从这种外在的“经验”出发，又要形成“经验”的新认识来建构内在的可以导向必然性和实在性的理论格局的“预设”。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的理论，高度概括了人所以为人的根本属性，即类特性，这就是人的劳动本性，能够从事生产劳动，占有自然和改造自然，与自然进行对立性斗争，从而获得可支配的物质资料。生产的本身及其过程都具有特定性、特殊性和阶段性，极大地相异于动物出于饥饿状态的觅食、求生的本能的“简单生产”。但是，如果到此为止，仅仅囿于这种人的类本质是劳动的一般结论的“经验”框架，对于理解人的发展尤其是获得全面发展的条件和动力就很难说得清、说得充分。所以，用康德的话说，要找到“适于当作一个界线上的认识”，把从“经验”到“预设”“限制在于界线以外的东西同包含界线以内的东西的关系上”^[55]，那么，走出从本质到本质的循环论境遇就大有希望了。

在“经验的预设”路径上，“界线以外的东西”就是分别从经济哲学和社会哲学视野对人的本质进行新的理论考察。

第一方面，从经济哲学视野作考察，人的本质可以约言为追求利益的“经济动物”。显然，这种利益指的是物质经济利益，是考察人的本质从属的外在关系方面。列宁早就说过，“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56]。从这两个“归结”和由此得出的一个“过程”中可以看到，人的本质和物质的社会关系的辩证关系是科学地理解人的本质问题、人的发展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重要理论基础。换言之，这个关系就是“经验”的基础，同样也是构成“预设”的基础。既然如此，“经验”与“预设”两个范式之间具有可通约性，能够在社会关系理论语境中进行评价，特别是能够把它们放置在社会经济关系中进行新的哲学抽象，因为这种科学研究的根据是明确的、清晰的、普遍有效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首先必须能够生存，解决饮食起居问题，才能谈其他方面的发展，所以进行物质生产活动是最为重要的内容，这种活动的实质就是经济活动，追求物质经济利益变成人类生产劳动的核心要素。列宁评价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时认为: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这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表述的基本思想相一致，那就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把人们的经济交往形式、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因此，建立在以上“经验”认识基础上，完全可以作新的“预设”，引出关于人的本质的新的逻辑结论，即恒久追求利益的“经济动物”，每一个人都是完整意义上的经济人预设。

第二方面，从社会哲学视野考察，人的本质可以概括为追求普遍权利的“政治动物”。这个结论同样是从人的发展的外在关系来判断的。列宁在论述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时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活动是经济活动的表现。“经济”与“政治”同样具有可通约性，可以从两个结构来认识:其一，经济与政治的“结合结构”。这个结构说明经济和政治密不可分，从非市场经济社会到市场经济社会，经济活动及其物质成果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一般基础，也构成了政治活动的物质经济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是“经验”的认识规律，同时，政治也决定或反作用于经济，这则是经验的“预设”规律。在非市场经济社会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两个规律都在非市场经济社会里发生作用。但必须指出，非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机械团结的社会、注重德治的社会，政治活动获得特别重要的中心地位^[57]，社会秩序生产的困难远大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因而必须借助于政治活动来保证社会秩序生产的正常化，并通过它来驾驭社会生活诸领域。毫无疑义，人是政治活动的核心要素，获得权利是人的最高目标。从根本上看，人驾驭社会秩序的生产过程就是追求和实现权利的过程。其二，经济与政治的“分离结构”。就经济和政治二者关系来说，分离结构在经验意义上就是被疏离为二元对立的结构;但是，从“经验的预设”规律来看，“预设”的逻辑结果必然与“经验”的理论前提相匹配，也就是说，经济和政治二者的关系只是松散的疏离，并不完全分离。在市场经济社会里，社会诸领域相对疏离，依照迪尔凯姆的看法，社会呈现有机团结状态，以法治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是社会秩序生产的最高标准。这就要求发展更加开放的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对物质经济利益的关注大大让位于对社会公正的要求。人们获得经济价值之同时，更加追求政治和文化价值，要求普遍享有经济文化成果、民主参与政治，享有发言权、监督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换言之，人们普遍要求拥有对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因而人本质上是追求普遍权利的政治动物，但却是比亚里士多德所言说的“政治动物”有更深内蕴的政治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