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整合生态伦理观,促进社会人际和谐
人际和谐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一环。我们党提出要提高建构和谐社会的能力,就要有机整合实现社会人际和谐的外在条件、体制保障、物质前提和伦理支撑,不断丰富和扩展人的社会关系,实现社会的人际和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社会人际和谐的外在条件
自然环境是人类的依托,自然生态是社会生态的有机构成。自然生态是否协调、持续、和谐发展,对社会生态有重大影响。而社会人际是人类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存在形态,是社会生态的内在要素,社会的人际和谐有赖于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是影响人际关系不和谐的主导因素。人是欲望和需求循环往复的动物,人的发展欲望是旺盛的,而现实需求的满足却是有限度的,欲望越强,需求冲动也越强,因为欲望不可抑制,需求可以挖掘,需求越是得不到满足,欲望就越发增强。人类在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也是如此。要是资源存量具有无限性、广博性,人们的欲望即使不断增强,需求也能够不断得到满足。但是,地球只有一个,许多自然资源存在不可再生性,资源的稀缺将导致人们为满足欲望、促进需求增长而展开资源争夺,人类历史上许许多多的战争、冲突,从根本上说,莫不由于争夺自然资源等物质财富引起的。因此,做到资源的循环而永续利用,保持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是形成和谐社会人际的外在条件。
另一方面,自然生态的脆弱性是引起人际关系不和谐的又一关键因素。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既存在利于人类发展的正面作用,也有抑制人类发展的负面作用。对此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作了科学的阐明:“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16]这就说明,自然的“权威”与人的“权威”各有其限度或适应范围。问题在于,人类是否能够比较好地遵循自然生态发展规律,承认人类对自然生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树立自然生态伦理,从有利于人类发展方面做得更深、更好,而尽力避免破坏自然生态平衡,免于危害人类自身。
2.政治生态的可持续性:社会人际和谐的体制保障
所谓政治生态,是指一国或地区政治力量与政治道德相结合,客观反映人民政治利益的政治发展环境的总称。政治生态是否良好、平衡是衡量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而保持政治生态的可持续性,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发展社会生产力,正是人类建立完备政治生活体系的目标,这是政治伦理精神的闪耀。通过制定合乎人类根本利益而又合乎地区实际的政治治理制度,进一步维护社会公正秩序,减少制度、秩序生产的社会成本,节省中间社会劳动,从而减少社会发展代价,减少人际磨擦,促进人际和谐。就我国实际看,在社会变革、结构调整和体制转换过程中,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交相影响,社会治理的重点是解决环境污染、人口增长过快、就业压力大、官员腐败严重、社会分配不公、治安状况不佳等问题。要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以及达到对重大事变的有效调控,一方面要积极处理当前对执政党构成挑战的生产生活实际问题,另一方面要前瞻性地考察那些间接的、潜在的、影响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处理好少数人利益与多数人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这就要求人们从政治上层建筑的高度去认识经济基础的结构性变化及其发展趋势,从制度、体制上作出有效保障,以利于人们生产方式的优化、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进程中,政治发展也出现日益多元化,通过不断的改革,保持政治生态的可持续性,使之适应于新的发展实际,极为重要。就此恩格斯指出:“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7]这样,才能真正促进社会人际和谐。
3.经济生态的可持续性:社会人际和谐的物质前提
唯物史观认为,现实的个人的存在以及他们和自然产生的关系构成全部人类历史的现实前提。基于这样的现实前提,一方面,“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18]。为了使人类生产活动得到一贯的持续的发展,“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19]。人们是在利用资源、改变环境中保持经济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从经济关系方面来说,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最为基本的关系,使经济关系处于良好的调适状态,社会生态才能协调、平衡发展。从经济生态方面来说,经济生态是社会生态的重要组成,并形成社会生态的物质基础。经济生态是否获得持续发展,制约着社会人际和谐关系的实现。
保持经济生态的可持续性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定性。所谓历史,并不是在人之外的历史,历史首先是关于人的发展的经济史,这种历史是为了满足人的各种需要而展开的;其次,这种历史是在协调各种经济关系中进行的。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20],这种尺度要求把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和协调各种经济关系统一起来,不断认识、理解人的需要,不断促进、优化人的需要,不断唤起、挖掘人的需要。在重视和实现人的需要基础上,促进自然和历史的和解,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促进人与人关系的和谐。
保持经济生态的可持续性通过确立经济伦理精神来实现。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利益关系是联结人与人之间最为重要的关系,渗透在社会生产全过程。经济伦理是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的道德规范。经济关系和道德关系密不可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决定。道德关系是经济关系的前提和基石,经济关系是道德关系的实体和依赖。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利益关系决定思想道德关系,反之,思想道德关系一旦离开物质利益关系就会出丑。经济生态的可持续性正是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的公正性决断。一方面,人们物质利益的存在有赖于经济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另一方面,人们思想道德关系的成熟、协调发展,比如合理的义利观,进步的价值观,有利于促进经济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促进经济生态平衡。
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是一种以经济伦理精神为灵魂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1]。从这种意义上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融洽、宽容与体谅,是在保持经济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4.文化生态的可持续性:社会人际和谐的伦理支撑
文化生态是人们交往方式和生存状态的思想积淀,是人们感性生活与理性精神的双重建构,文化的力量最为恒久的是道德的力量。道德是调节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共同规范。尽管这些道德规范的本身往往对人以及事态于事无补,人们在许多困境面前,面对规范力量的不足,不得不渴求新的力量出现,或借助于其他方式来解救自己。但是,经过多重冲突之后,人们还是意识到:在所有社会发展结果高处或顶层,能够留存人世间的往往还是道德的力量和道德的境界。回归崇高的、属人的道德,是现代开放社会的道德流变现象。人是文化的产物,某种意义上说,人更加是道德的产物,虽然道德并不是人的发展的全部本质。道德是文化系统的重要形态,是人的文化生活的一道最为迷人的风景线。因为有着道德的支撑,人际关系才不至于浅陋、粗俗、紧张乃至断裂。实质上,人际关系和谐是人的可持续发展的另一种重要表述。它包括了自然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可持续性的所有内蕴。人们根本无法舍弃这些社会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因为,人类创立社会道德以及正在建设的新道德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对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形态的道德考量;人们在生活困境面前对社会公正的质疑,也要求政治治理的形式作出调整,使之符合人们自由生活的理想、简朴而廉洁的道德追求。
因此,文化生态是人们的生存发展方式在理论层面上的表现形态,涵括了人们对自然生态、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价值关系整体的反思与总结,文化生态伦理则是对这种反思与总结作进一步的道德考量,以期指引人们对生存危机的重视,形成更加合理的生存发展模式。保持文化生态的可持续性为实现人际关系和谐,推动人的全面创构提供了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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