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精神”

怎么还不来呢？莫非是他们商量好的？

正当我遐想及此，突然一下子就给我送来了十一二张笑脸和十一二声快乐的“您好！”

我闭着眼睛也能猜到这每一声“您好！”是谁说的。

在教室里开始有了生气和青春的活力。

“孩子们，你们好！”我热情地招呼他们，并与他们一一握手。

我们早已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儿童一走进教室，就走到我的跟前，向我问好，我呢，如果我的双手闲着，或者可以中止手头的工作，我就伸出手来与他握一握手，并说一声“你好！”孩子们非常珍惜与我的握手，它巩固着整个一天中我们之间的实事求是的和友好的关系。

“今天我们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应该赶在家长和客人们到来之前完成！”

“我们一定赶得上！”

“你们看，今天我们该做什么！”

孩子们大声地读我写在黑板上的要点：

第一节课——装封秘密纸袋。

第二节课——布置展览会。

第三节课——向我们的小树告别。

第四节课——座谈未来。

“以后呢？”

“以后家长和客人们来到，我们给他们表演节目，最后互相告别！”

“我不想告别！”

“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吧，不必等到上课铃响才着手！”

孩子们各就各位。每人都从自己抽屉里取出纸袋，着手工作起来：检查纸袋内装的东西，修改或更新点什么，而我应当逐个地把他们召唤到我跟前来，了解秘密纸袋的内容，放入该儿童的鉴定，让他把纸袋封起来。

第一学期末，家长们已收到过第一批这样的纸袋。这一次是第二个纸袋，鉴于家长们对第一个纸袋的反应是那样的强烈，因而可以想像，他们现在多么急不可待地等着这第二个纸袋。

这是什么样的秘密纸袋？为什么是纸袋？为什么是秘密的呢？对这些问题我有我的答案。这并不是异想天开，是经过实验证明行之有效的。

开门见山地说：不能给上小学预备班的6岁儿童打分数！我早就不给我的小学生打分数了，无论是一年级、二年级，还是三年级，我都不给他们打分数。我认为，分数——这是跛腿的教育学的一根拐杖，或者，这是体现教师的绝对权力的一根权杖。拄着拐杖走进预备班的教室，把这根权杖架在6岁儿童的头上——这样的教学，在我看来，乃是一个教育的怪胎。

谁需要分数？

“儿童！”有些教师说。

不，亲爱的同事们！儿童们绝不需要分数！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分数，干吗要发明分数，分数使谁的生活轻松起来。这是我们——教师和家长——使儿童养成了为分数而学习的习惯，是我们激起了他们对“1”至“5”这些数字的恐惧。当我们看到，他们终于开始努力追求“好分数”，开始为这些数字而学习起来了，我们就会说：“你们看，儿童多么需要分数：没有分数，他们就不肯学习！”

如果我也带着各种各样的分数去上每一堂课，就不难想像，现在正在忙于自己的秘密纸袋的这些“零年级学生”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在那样的情况下，我能向他们建议“你们愿不愿意做复杂的习题”吗？我自己怎么能敢于“犯错误”呢？我的教学论原则——使儿童的生活在课上得到继续的原则，确立与儿童的实事求是关系的原则，使儿童的认识活动积极前进的原则——怎能运用呢？如果我播下了苦恼和委屈的种子，怎能使每一个孩子获得快乐的果实呢？

儿童不需要分数，如果我们能够把他们的学习变成发展认识渴望的过程，如果他们感觉不到我们强加给他们的种种强制措施的压力，即使没有分数，他们也会乐意学习。他们根本不需要知道，在学习方面，他们每一个人在班上占第几名，谁打头第几名，谁倒数第几名；他们也不需要知道，学生有“高才生”和“差生”、“学习好的学生”和“落后学生”的区分。需要作这种区分的恰恰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无能，不能认识每一个儿童的心理，尤其不能认识被我们任意地称做“差生”、“落后学生”的那些儿童的心理，我们不能为后者建立如同在学术界现在人们常说的最优化的、区别对待的教学方法。因此，在儿童面前难道我们能问心无愧吗？能不感到脸红吗？每当我面对着满头鬈发的“列万”时，我就觉得脸红。他常以忧郁的眼神望着我，从他的眼神里，我似乎读到了这样的话：“我自己毫无办法！你是大人、聪明人！请帮助帮助我吧，别把我留在困难之中！”

“他是个差生，他是个‘2’分生！”有的教师这样说。但是，这是否就能证明我们的差劲是无罪的呢？既然我们认为他是差生，那么，我们该把自己认做怎样的教师呢？我听过很多教师的课，对有的教师的课，完全可以公正无私地、毫不留情地打“2”分，并把这个“2”分像记入学生的学生手册一样，记入他的考勤簿上去。不用说，这样的教师走进教室时不能没有“拐杖”和“权杖”，他们上“2”分的课，可是就在这些“2”分的课上，他们也敢于给自己的学生打“2”分或是“5”分。请看，竟有这样的怪事！

在古代，“教师”这个词是指手持一根木棍伴送儿童上学和从学校放学回家的人^[2]。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个词获得了新的意义，教师——这是对儿童施行教学和教育的人。但是，教师在充当了儿童的指导者和教育者后，是否丢弃了自己的木棍呢？没有，没有丢弃。从保存下来的中世纪浮雕、历史文献中的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教师右手拿着一根木棍或一束树条，左手握着一本翻开着的书，在教儿童深奥的道理。也许我们的分数就是这些木棍和树条的化身。可见，在预备班里，究竟谁需要分数——难道是6岁儿童吗？小孩子连听也不愿意听到它们，可是，我们每天每日、时时处处——在学校里，在家里，在社会的一切场合——都在那样苦口婆心地开导儿童，向他们证明：我们对他们的态度的好恶，完全取决于他们获得的分数的优劣。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儿童有什么办法呢？然而，他们懂得，这全凭我们做主，并且，他们也不想离开我们而生活，他们依恋着我们，爱着我们，因此，为了博取我们的欢心，他们惟有竭力追求分数，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

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儿童是否需要分数，而在于预备班的教师能不能忘掉分数的存在，能不能折断和丢弃自己绝对权力的“权杖”，来对儿童进行教学和教育。

这样做容易吗？不容易，教师很难丢弃自己的“权杖”——分数。其所以不容易，是因为他所习惯了的教学和教育的方法与分数是难解难分的。改革教学方法——不是一个旨在改组教学的方法、方式和手段的程序体系，而是改造教师本身，改造教师的观点、见解和观念。

这样地改造教学方法，从而也是改造教师本身，这对于那些习惯于按刻板公式工作的教师来说，将是痛苦的，他们的教学千篇一律，对坐在第一排的那个帕特是这样，对坐在第三排的那个帕特也是这样——似乎儿童都是一个模子里浇铸出来的。无疑，这样的教学，感到轻松的不是学生，而是用一成不变的方法教他们的教师。

列·托尔斯泰^[3]发现的三条规律很好地说明了上述情况的本质。第一条规律是这样的：“教师总是不自觉地竭力要选择于自己最方便的教学方法”^[4]。好吧，如果是不自觉的，这还情有可原。但是，如果教师故意地、有理性地竭力要使自己与儿童的交往变得轻松起来呢——这大概可以被称做对自己的职业的背叛。第二条规律：“教学方法愈方便于教师，它就愈不方便于学生”^[5]。显而易见，应当千方百计地避免创造这样的教育过程，在这种教育过程中，由于教师的工作轻松而使儿童“备受折磨”。因此，必须找到摆脱这种局面的办法来。关于这一问题，列·托尔斯泰谈了第三条规律，我把它看做是一条箴言。

“只有学生们满意的那种教学方式，才是正确的。”^[6]

为了使自己能够不用分数对自己的6岁学生施行教学，教师必须确定，他究竟选择怎样的道路：做一个忠于自己对儿童的神圣义务的教师；还是安闲舒适地工作无数个学年，以获得庆祝纪念若干年教龄为满足。一个选择革新、创造的道路，并坚持不懈地探索通向每一个儿童的心灵之路的教师，他将因培育出一代又一代聪明而又渴求知识的儿童而受人钦佩；一个手中握有“权杖”的教师，在每一次教师会议上他都会断言：“这是什么样的儿童！他们什么也不想做，不想学习！就拿这些6岁儿童来说，你不大声呵斥他们，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在课上他们就会闹翻天！”这种教师，一走进自己的预备班教室，立即就会对自己的6岁学生说：“我的话可不是闹着玩的！谁要是不好好学习，不专心听讲，我就给他打‘2’分！你们知道什么是‘2’分吗？往后你们自会知道。现在，大家都把手放在桌上，专心听讲！”不用说，前一种教师永远也不会说这种话。他将对孩子们说：“孩子们，我想看一看，你们是怎样微笑的！我喜欢你们的笑容！请你们笑吧！现在，请你们告诉我：你们喜欢听什么——故事，还是诗歌？这样吧，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手指头那样小的男孩子的故事！坐舒服一些，从前有一个……”这种教师选择了一条最困难的通向儿童心灵的道路：经常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教学方法，因而也经常不断地改造自己本身，以便使儿童得到与他交际的快乐。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即没有“权杖”，没有分数，怎样才能维持课堂秩序，怎样使儿童保持安静？你想给孩子们讲什么好听的故事，教会他们些什么，他们却喧哗了起来……你说：“请大家安静下来！”可他们根本不听你的话。该怎么办？狠狠地吆喝一下，用手指着吓唬一下，最后，对他们说，此种行为该打“2”分，在这种情况下，岂不人人都会乖乖地安静下来吗？很难对这些问题作一个绝对的回答，也很难提出一个处方式的解决办法。其所以很难，是因为这里的纪律问题仍然是在教师绝对权力下产生的。如果以绝对权力的态度对儿童施行教学和教育，教师势必要经常提高喉咙说：“米霍，你到底想不想闭起嘴来？！”这既是为了开导、制服米霍，也是为了开导、制服其他学生。然而，我们要知道，儿童很可能过一分钟就会忘记教师的训斥，重又试图摆脱教师的绝对权力，去从事更有趣的事情！教师在教学中，不以这样的恢复秩序的手段为基础，而是以改变对儿童的态度，改变教学和教育过程本身为基础；最后，在班上确立普遍的友善、同情、亲切和关怀的气氛，这岂不更好吗？列·托尔斯泰把这一切称做为“学校精神”。在他看来，“学校精神”乃是“学习的本质、学习取得成效的根本之所在”。他写道：“这一精神处在某些常规和教师的否决权的控制之下，换句话说，为了不致扼杀这一精神，教师应该避免某些事情的发生……例如，学校精神往往与教师干预学生的想法成反比例，与学生的人数成正比例，与课的持续时间成反比例，等等。这一学校精神乃是迅速在学生间互相感染的，甚至也感染教师的一种东西。显而易见，它体现在嗓音、眼神、动作和竞赛的激烈情绪中——它是极易感觉到的，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极宝贵的东西，因此，它应该成为每一个教师追求的目的。人口中的唾液可以帮助进餐，有助于消化食物，但没有食物，唾液就是讨厌的和多余的。同样，学校精神可以使教学生气勃勃，充满着激情，但没有教学的学校生活也是枯燥的和不愉快的。这一精神是接受精神食粮的必要条件”^[7]。在与儿童的交往中确立这一精神吧，那时，您将从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课堂秩序问题。“如果这种生气勃勃以上好课为目标，那就是最理想的。如果这种生气勃勃转移到了其他目标上去，那就是不能扶植这种生气勃勃精神的教师的过错。教师的任务……在于不断地给这种生气勃勃的精神添加养料，并逐步地松开它的缰绳。”^[8]

那么，“零年级学生”究竟需要不需要分数？

不需要，儿童不需要分数，因为分数会阻碍他们对知识的渴求，阻碍他们在学校过快乐和愉快的生活。

教师需要不需要分数？

让我的同事们自己去决定吧！至于我本人，我认为，分数会阻碍我得到与孩子们每一次会面的快乐。

那么，莫非家长们需要分数吗？因为有了分数，他们就能知道，自己的孩子学习得怎么样？

坦率地说，用分数来给家长们通报他们的孩子的学习成绩，未必是一个良策。分数对他们有什么用呢？数字本身根本说明不了儿童的具体的学业成绩。例如，一个儿童数学得“2”分，试问，这个数字“2”能告诉家长什么呢？难道它能告诉爸爸和妈妈们说：他们的孩子不会做10以内数的加法，在解答“商店里运来了8箱苹果，售出了多少箱，剩下3箱。问：售出了几箱？”一类习题时常有错误？难道这个“2”分能给爸爸、妈妈们解释，他们的孩子今天在课上为什么不能回答教师的下述问题：在这个例题中，哪个数是被加数，哪个数是加数，哪个数是和？最后，难道它能给家长提出忠告：该从什么方面和怎样帮助他们的孩子？这个“2”分不会用这样的语言说话。可是，它善于进谗言，它会奔到爸爸跟前说：“管管你的孩子吧！他什么也不想学！”那么读者也许会想，“5”分和“4”分带来的是快乐吧！不，它们给家长带来的更多的是在教育子女方面的高枕无忧和“游手好闲”：“我们的孩子真聪明！既然他学习这样好，就是说我们就根本用不着替他操心了！”

现在我们假定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有一个儿童病了。无疑，为了医治他的疾病，我们应该去请医生，而不是请教师。医生察看了他的喉咙、舌头，检查了他的肺、心脏，量了他的体温，然后写下了他对这个儿童的健康状况的诊断结论——“2”分，之后就一走了事。孩子的妈妈拿着这个“2”分该怎么办呢？孩子不能把它当做药丸吞下去，也不能把它当做芥末膏贴在背上。这个“2”分只会大喊大叫：“孩子的健康不佳！应该立即给他医治！”对孩子的健康状况的诊断结论“2”分能保证指引家长走上医治孩子疾病的正确道路吗？不言而喻，不存在这种保证。因此，把给病孩家长的这个诊断结论“2”分作为治病良方孕育着极大的危险性。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谁也不会糊涂到用数字去给孩子治病的程度。慈祥的艾博利特医生则不然，他在检查了病孩的健康状况后，会告诉家长，孩子得了什么病，病因是什么，应该怎样照料他，才能使他早日恢复健康。这个艾博利特医生从自己的白大褂衣服口袋里拿出印有三角形印章的处方笺，写上药方，并严肃地告诉家长，这药一天给孩子服几次，在何时服，每次服多少。

有的教师喜欢去找数学得“2”分的孩子家长告状，一本正经地告诫他，家庭教育应该是如何如何的。如果这样，结果将怎样呢？结果家长就会被迫充当一个教育巫婆，世代相沿的严格禁止儿童玩乐的家教陋习将是他的主要教育手段。教育巫婆的教育手段对于儿童的智力发展和德育的危害，并不亚于巫医的药方对于人的健康的危害。当然，会有偶然性的事情——教育巫婆的教育方法证明是有效的，巫医的药方也证明对治病是有效的。似乎一切都很顺当，但这是偶然性的事例，并不是规律。

所以，最好不给6岁儿童的家长任何一种分数，以便不因此而破坏学校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