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绎思维的引导作用

在直接探讨演绎性思维之前，我们必须先明确一个前提，那就是归纳所呈现出来的系统性调控作用。此前提得以成立的依据就是掌握一种原则，这一原则是以演绎的方式出现，对所遇见的问题产生作用。

一个医生如果不懂得基本的人体生理学原理，那么他就很难在具体的工作中诊断和医治患者，因为他无法分析和判别病人的哪些病情是需要特别观察的，哪些是异常的。而如果这个医生非常熟悉生理学的一般原理，懂得人体血液循环、消化呼吸系统的运行机制，那么他就能够有效区分病人和健康的人，就能够估量自己接诊的病人是什么样的病情，病灶发生在病人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即使在诊断的过程中出现了与病情无关的症状，医生也不会因为多想而扰乱正常的判断，而是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病情的关键所在，对病人需要重点处理的病症加以分析和处理。

出现问题时，只要抓住关键，就等于解决了一半。也就是说，抓住问题的关键意味着问题的难点得到明确，寻找答案也就不会出现偏差。相反，如果我们对一个问题总是模糊不清，也无法抓住重点，那就只能在混乱和黑暗中胡乱摸索。为了避免抓不住重点的情况，有效而明确地解决问题，我们在思维中就必须运用演绎法。

通过演绎的方式来掌握一个联想或者假说的起源和脉络不只是停留在界定问题的边界。一个概念在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一定还是不完善、不精确的。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谈到，演绎会让概念的意义越来越完备，一个医生在诊断的时候，他刚开始可能会看到病人像是得了伤寒，这个时候，伤寒的概念还不是一个定论，而是可以展开的。

如果病人的真实病情确实如医生最初所看到的那样，只是得了伤寒，那么病人就一定会出现一些同伤寒一样的症状。这个时候，医生就会思索，会充分地去琢磨伤寒具体有哪些表现，然后进一步与病人的症状对照。

而且，医生还会对病人做一进步的询问和观察，甚至也会通过实验的方式去仔细分析和研究病人的种种情况，同时分析自己最初的假设是不是正确的，而演绎的结果最终构成了先前所观察到的结果的参照基础。对理论进行推理的时候，需要有一套现实可行的原理做基础，这样才能保证推理的客观正确，否则就会对先前的假设造成一定影响，这时，求证就不是完全的，也存在着风险。

这样的考虑同时也表明了演绎性思维运动是如何通过引导而运行的。演绎的前提是具备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概念，这些概念可以按照一般的原则和步骤彼此分级和交换。对于那个伤寒的例子，医生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确定病人的症状到底是不是伤寒，不过，单单从表面现象来看是无法确定的，因为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与事实还存在很多差距。如果可以运用某一种方法，例如替换法，然后借助一系列的中项来弥补眼前所见与事实的差距，那么就能够得出最终的结论——或者是，或者不是。

伤寒可以意味着A，A又意味着B，B又意味着C，以此类推，找到A与最后的C之间的联系。这个过程可以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的讯息，也就是说，为每一个典型的题目提供一种外延或者原则，让这些外延和原则彼此密切连接，让其中的一个外延和原则在一定条件下去预示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在另一种条件下再预示第三个，这种就是科学思维的主要目的。

如果能够做到，那就会做出一些彼此不同但又相等的替代者，这样的引导不需要再借助于具体的观察，而是通过替代连接，让一项看似遥远的推理追踪到具体的信念为结果。具体来讲，一个推理所依靠的手段往往就是下定义，遵循定义的原理和公式作出分类、进行联想，最终确立信念。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能够发现，进行定义和分类并不是推理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推理的手段，这样做是为了让理念以一种合理的形式呈现出来。

演绎过程的最后一个步骤依旧是检测，而检测的方法和手段就是试验观察。通过精心细致的推理，我们可以让联想到的感念以一种丰满而合理的形式呈现出来，但这只是看到的而看似符合情理的联想，是不是正确还不能在推理之后就马上下定论，而是要依靠检验。只有通过收集或者实验的方法，让相关的事实得到更进一步的观察，让推理的每一个细节都同演绎的结果相符合，且没有任何一个例外，推理的结果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正确的结论。

总而言之，思维的开始，必须以具体的观察为开端，思维的结束，也必须以具体的观察为终点，也只有这样的思维过程，才能称得上是完整的思维过程。演绎的过程也具有最终的教育价值，而究竟价值几何，则要看它们在具体的环境和实践过程中能够发挥多大的效用、创造多少具体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