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嘉程的长篇故事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守恒定律往往总是空间某种线性的最佳体现，然而我们又不能总是期待世界是如此简单至善的。最邪恶的阴影，从弱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到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再到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人类思想的一切进步，无不伴随着对虚无的强烈要求——并从中生出了否定及其力量。纵观现代科学史，科学的最大信仰即是无信仰，最初动力在于证伪一切看似经典而符合直观的假设。

就是抱着对这两大思想双翼的追求，我来到了致远学院数理科学班。这里有最好的线性，也有最强有力的否定。前者或许是同学，后者理应是导师。

——2010级数理科学方向夏嘉程

我愿意与大家分享我进入大学以来最快乐的故事。我愿意称呼这些事分别为：文之悦，词与物，几何学的起源，语言的理据。下面我用自己曾经珍藏的四篇短文分别抒发我对它们的情感。

进大学以来我们本科生很少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写作梦想了。但是一次准备图书馆信息专员发言的机会又让我体会到了文之悦，当然是双重意义上的。这篇是我本科一年级时的习作，也曾令人会心一笑，尽管现在看上去相当幼稚。

天堂，图书馆

人，诗意地栖居

进大学校门的第一天起，图书馆就成了我栖居的家。

“语言是存在栖居的家。”马丁·海德格尔以他现象学存在论的洞察为人如何栖居指明了一种道路，即诗意地在语言中存在，在诗的语言中存在。图书馆不仅是语言在场的场所，也是德里达所述的不断进行着差异化运动的一个依靠在场缺席，破除传统语音中心主义的独特场域。

图书馆里没有大喊大叫，连窃窃私语也是不可容忍的。古希腊起就一直被反复强调着的辩论术不见了踪影，不会有人依是否伶牙俐齿来作为评判划定读者层次的准则。在图书馆外，语音中心主义继续盛行：企业面试对于语无伦次者照例划为思维不清或思想不成熟者论；大学教授即便学富五车又著作等身只要在讲台上苍白无力一样会使人对其术业将信将疑；纵使是美国文坛奇才托马斯·品钦都在拒绝一切当面采访后免不了引起其读者深深的遗憾与无奈——人们总在最后时刻滑入到对于清晰语音的无限迷恋，唯恐丧失其对于一个确定无疑的在场的控制和把握。毕竟，当下产生的一个固定语音转瞬即逝，不会说话也就意味着无法在场，事后润色修改也于事无补：说话只在唯一的当前有效。

可是在图书馆内，准确地说是在一般意义上的文本世界内，奇迹出现了。一个持续对抗语音中心主义的幽灵存在其中。它曾经在古希腊出现过，却又在之后的两千多年里遭到无数次的隔离与审讯并抛入遗忘的大海，倏忽间于图书馆的建立之上获得了隐约闪现的机会。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也许就是我们这个被称为现代图书馆的永恒悖论的起源之一，直到它被付之一炬，其中的幽灵在人面前浮现过一层剪影。人的永恒欲望主宰着图书馆的命运，并且始终以沉默的方式勾勒和描画了那层剪影，因为是人自身察觉到，声音将还原欲望以幻梦，同时伴随的乃是剪影的彻底碎裂。事实上一个确定的语音根本容不下一丁点贪婪，而亚历山大图书馆外围的花岗岩质地的文化墙上，却镌刻着包括汉字在内的世界上50种最古老语言的文字、字母和符号。

时至今日，幽灵仍然不曾获得肉体。人只是不断改换符号学上的观念试图接近这个悖论的诠释：图书馆总被设想为“全”的化身，然而我们的宇宙就一定是完备的吗？普遍的图书馆究竟应当追求什么？在博尔赫斯的《巴别图书馆》里，图书馆即宇宙。而在帕斯卡的眼里，“这无限虚空的永恒沉寂令我敬畏。”敬畏终于消解了欲望，现代图书馆也就自然地在这个悖论中得以新生和发展。

恐怕即便是帕斯卡也不曾想到今天的图书馆空间远远超越并不遥远的他的时代。电子化使得原本应当是相同的概念“信息”居然都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嬗变，以至于现在我们信息专员的首位工作和图书馆馆员关心的首要资源都是电子数据库上的一切。应当认为并看到，电子化已经深刻影响并改变了图书馆的空间，并且和图书馆之为图书馆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统一性和匀质性。正是由于电子化后的世界更加“无声”（其中的声音恰恰反语音中心主义的一切要素），它不但通过虚拟化与连续差异化过程拆除了一切可能的窃窃私语，更通过文本的持续解构使得拘禁在图书馆地下囚室里的幽灵都获得了自由。毋宁说现代的图书馆不是远离了而是朝着博尔赫斯的诗接近了实质性的一大步。

还记得刚到大学校园的第一天，当我迫不及待地拖着行李背着沉重的负荷径直走进图书馆大厅以后，老师递给我一张图书馆自制的书签。上面印制的是博尔赫斯诗中的一小节：

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我昏昏然缓缓将空幽勘察，

凭借着那迟疑无定的手杖。

我那一天当然已经体会到图书馆的模样确实近似天堂。然而，也许一生我们都会执著于并不懈证明它的逆命题，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馆外无天堂。

“在贫乏的时代里，诗人何为？”海德格尔的著名探问在我们这个技术统治的时代时时困扰着和诗性语言相依为命的人群，尽管这个人群在当下并不称得上引人注目，甚至有时让人觉得他们的努力只是徒劳的挣扎和苦苦的坚守而已。然而，图书馆的存在应当有理由回应海德格尔之问，当然也就更有充分的权利肯定这个卑微人群的努力。

这当然不是指福柯著作意义上的词与物，而是我对客观真理之一般所做的一些考察。这个问题萦绕着我，自从小学毕业之际，只是缺乏一贯的追求，直至进入致远学院之后我又一次被它震惊。正如Szymborska的诗句：那些速度更快的飞行，它们的迟来的声音，要在几年之后，才把我们从梦中惊醒……

螺旋式运动

探寻源初的含义philimathmuse 2011.12.

对起源的思义（besinnen）同时就意味着承担起科学和哲学之意义（sinn）的责任（verantuorten）；意味着意义引入到充盈（remplissement/Fuelle）的“明晰性”之中；意味着能够从我们存在的总体性意义出发对它承担责任。——雅克·德里达

围绕着思义，责任与实存，德里达开启了一条也许胡塞尔愿意极其谨慎地踏入的回溯到科学一般的历史性的条件与含义之路，并进而揭示出作为所有含义一般和客观性一般之最终视域的普遍历史性的条件和含义。这一点证明了含义的合法化序列如何是非线性的，以及对起点的确定如何是困难的。这条路被德里达称为一种螺旋式运动。

历史从一开始不外就是原初的意义形成的和意义沉淀的共存与交织的生动运动。历史学上本身是最原初的东西，乃是我们的现在。我们总是已经知道有关我们现在的世界，并且知道我们生活于其中，我们总是被一个由未知的现实事物构成的敞开的无限的地平线包围着。

环绕着地平线，波德莱尔处在一个极点，我试图在另一个极点写诗。

波德莱尔的最为纯粹的诗。

《圣女》

在窗口——那窗隐瞒了

提琴那金黄色褪尽的古老檀木，

那曾经伴随笛子或者曼陀铃

光彩焕发的提琴——

是苍白的圣女，她铺开写着

圣歌的古书，圣歌展开——

那曾在晚祷时分或者晚课时

不时飘出的圣歌，

她靠在圣体匣那一块玻璃上，

被一架竖琴轻轻触及，竖琴

被一个天使的傍晚飞行塑造

为了她手指的柔软形体，

没有古老的檀木，没有古书

她摇动手指

在长满羽毛的乐器上

沉默的女音乐家。

诗中出现了些实物，一个窗口，一架古老的檀木做的乐器，一块圣体匣的玻璃，一架竖琴，一本圣歌古书。但是它们彼此处于一种谜一般的关系中，或者就其实物性质而言根本不在场。从第三节开始，实物的离散展开得越发强烈。可以看到，事实上在场者数量很少，由不明之物组成或者迥异者的非现实统一体所组成，最终一起遭到毁灭，被迫离场或者沉默。导致此结局的并非客体的活动，亦非圣女的行为，而仅是语言。语言制造了这一离散，并由此导致了实物的毁灭，但它同时也让被毁灭者在语言中存在。只有在语言中，那些离散的实物才能拥有在场。

Philimathmuse（我高中毕业时对自己的命名的表象）所作的不纯粹的诗：

《平移旋转》

正方形，五角星，六角形，八边形——妈妈，无数边形，圆也是多边形——不对，圆没有棱角——圆有棱角，但你看不见它——不对，圆就是看得见的圆——妈妈，这大门口的圆盘里装的是什么——圆盘就是碱池，放肥皂的——妈妈，这塔的扁平的圆盘顶里装的是什么——是工人们工作洗澡用的热水——圆盘里怎么放得下这么多呢——这只是看起来像圆盘，其实装的水可多啦——哦——圆盘也是有看不见的体积的——看不见的城市里面——妈妈，瓶子里你转的是什么，彩色的——是化学试剂，有毒，小心，试剂——

漆黑的木门被我踩着——身子与地平行——双手扣在圆环铜门把里——巨大的圆环——仰望着古怪的——青色的蓝天——有如即将溅出一点颜色的在圆锥形杯子里的被不断旋转着的——天呢——是我的脑袋晕了——旋转着我半遮着睡眼——潜入那蕴含着圆的境遇中——那一大片阳光挟着圆柱般的风——拉开了蓝丝绒深色窗布映衬下的圆柱般的人们——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去呀——这才刚来呢——回答从闪烁的高而细长的架子中的圆柱玻璃间绕梁而出——很高的一层楼——我要被风吹下去了——

吹到下面兔子房里——也许晚上妈妈就能烹饪兔子给我吃了——厂房的玻璃——大块的含有裂缝的玻璃——长方形拼成了更大的长方形——暗红锈的框里嵌满玻璃——房子的四周都是窗——透过窗也不能看到我爸爸的工作室——那是一间几乎隔离的小房间——锤子与散布一地的细小零件——充斥着我的目光——一扇小窗对着外面的暗灰色——与不那么苍翠的稀疏的树叶——反倒把我引向了一张圆形的皮革——在他巧妙的打磨下，被钉到了一张长方形——不，是长方体的木箱上——逐渐成为了一张舒适的板凳——妈妈，你也过来坐——今天你爸爸送你回家——以后坐着的时候只能平移，不能随便旋转——从此以后，一个有棱角的，带着一些裂缝的巨大正方形便正式形成了。前天下午，我不经意见步行穿过一个老式厂房，便产生了无尽的欲望。那碎裂的大玻璃窗子里头是些什么？没有人知道。厂房被永远废弃了。在它的大门口只有一些零星的制造圆形滚轴的模具。

诗中仍然出现了一些事物。但事实上奇特的是在场者数量远远多于他们，多于语言中的存在。这些实存凝聚了，事实上构成了我的整个童年的物质性感触。诗只不过是存在的流溢，语言中的实物可能是网络的一些结点，可以看到，没有空间的延伸，几何学的概念是不会在一个儿童心中升起的。那些实存也不能仅仅只在诗的语言中栖居。

我初中早已迷恋上数学，可能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在。一次在公交车上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我脑海里已经成形的证明没有时间写下来。我坐在座位上，在一个红灯来临之际急忙掏出笔，希望能记录下一部分我已经想清楚的东西。可是记录速度不够，在下一个绿灯来到时，我只能将一个确定的证明文本延迟到等我回到家中。特别的，作为整个逻辑演绎的一部分，这个证明也只是更大的一个真正的数学证明的一部分。即便它被任意延迟，有效性精确地保持。我们永远也不必顾忌一个数学真理是在何时何地被我们的脑所抓到。只要抓到那么一次，那也就看作是永恒地将其把握了。不仅数学，自然科学的实验也在很大范围内（而数学则被认为是更大范围内）要求保持均一有效。表面上的一层解释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做出了，而事实上我们必须做出下面的让步。

如果我们把下面这一点看作某种有充分保障的基础，即人的周围世界本质上是同一的，现在并且永远都是同一的，因此对于那种与原创建和持续传承这方面相关的东西来说，也是同一的，那么，我们便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周围世界，按照某些步骤仅仅以预测的方式指明，对于被称为“几何学”的这种意义构成物（Sinnbildung）的观念化的原创建问题而言，我们应该更仔细地思索什么东西。

同一与差异，存在与虚无的意义始终被《存在与虚无》弃之不顾。事实上，萨特的这部著作只用了短短8页来阐释虚无问题：似乎都不必说的就是，存在可以无条件的存在，而丝毫可以不依赖于虚无，但虚无可以独立于存在而在那里吗？一旦回溯到逻辑上，我们就知道，存在绝不是一个谓语，充其量只是一个量词（quantifier），而虚无源于否定，在语义上离实存更远：它只是一个连词（connective）罢了。颇有意味的是，数学中处处都是同一的，不论是观念还是对象：毕达哥拉斯定理在古希腊人那里和在我们这里难道在什么层面上经历了差异化吗？数字3对于会数数的人来说成为多少种可能的观念呢？那么作为代数的数字n究竟是什么观念呢？是什么构成了海德格尔在《对科学技术的思考》中反复叨念的“数学性的”？海氏坚持了数字的数学性，并非只有同一性的考虑。

有一部文学作品可以启示我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它的统一性存在于何处呢？应当说，至少，我们知道它不存在于何处。它不存在于记忆和回忆之中，即使此种回忆是不自觉的。一方面，“追忆”并不仅仅是一种回忆的努力，一种记忆的探索：追忆应该在更强的意义上被理解，正如在“追寻真理”这个表述中的情形。另一方面，逝去的时光并不仅仅是过去的时光，它更是一种我们所遗失的时光，正如在“荒废时光”（perdre son temps）这个表述中的情形。当然，记忆是作为一种追寻的方式而介入的，但它却不是最深刻的方式；同样，过去的时光是作为一种时间的结构而介入的，但它却不是最为深层的结构。

空洞的上层社会的社交界在同一个时刻不断的差异化运动；谎言性的爱的世界的悖论—抵御嫉妒的方法同样也包含了此种嫉妒，并给予其独立性与自主性；物质性的感觉所诉求的责任与探询意义的必要性。如上三个世界是否终结了《追忆》中阐释的努力，仍然可疑——在玛德莱娜蛋糕的激发下，为何贡布雷不仅仅作为曾经在场的事物而重现（观念的简单联想），而是必定以一种从未被体验过的形式，在其本质或永恒中呈现。换言之，为何我们会体验到如此强烈和特别的愉悦。普鲁斯特说：“我于是推迟了对于更深的原因的探询。”正因如此，我们看到，阐释者想要到达一个新的解释的阶段，一个最终的阶段。用德里达的话说，我们离真正的思义在这部作品中越来越近了。“小玛德莱娜的味道让我回想起贡布雷。然而，为什么贡布雷和威尼斯的形象竟能在此时或彼时给予我如同某种确定性那样的快乐，足以使我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对死亡都无动于衷呢？”

在《追忆》的结尾处，阐释者理解了在玛德莱娜蛋糕乃至钟楼的例子中未被理解的东西：离开那种它所体现的理想的本质，那物质性的意义就毫无价值。正是在这时，艺术的问题被提出，并获得了一个解答，这就使阐释者走得更远。艺术的世界就是符号的最终世界，并且，这些符号，作为去物质化的，在一种理想的本质之中发现了自身的意义。由此，艺术的启示性的世界就反过来对所有其他的世界产生作用。

由此同样也启示并整合了上面波德莱尔的例子和我的例子。作为虚无的溢出（波德莱尔例子）与存在的溢出（我的例子），意义被引入了，纯粹得益于艺术的启示。

几何学的真理始终有一层不曾言明的意义，即它在物理世界中总是“有用”。事实上，没有几何学，力学家寸步难行，这也是作为我们本学期的必修课首先告知我们的。只要我们试想莫斯科大学伟大的“数学力学系”传统即知，“大自然这本天书也许真的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然而数学对象对于“非数学家”又是如此的不可琢磨。经常有外行问数学家一些重要的问题，他们自认为已经提得非常“数学化”了，到头来还是被数学家拒绝道：“你谈论的不是一个数学对象。”我们知道，能构成数学对象的要求绝不仅是抽象性以及纯粹的形而上学特性，还有诸多“退到地平线后面去”的要求，也许还要“目空一切”。经常还有数学家之间的辩论谁是柏拉图主义者，谁相信我们心中的数学对象是否是同一的。即便结构主义者坚信“结构产生意义”，但在数学中意义仍然是根本的——不然也就不存在“为什么数学如此有用”这样的问题。

在本文中，我们已经追随德里达开启了这条螺旋运动的道路，在双重层面上坚持不懈地引入意义问题的追寻。毫无疑问，“空间性之一般”之几何学的对象性向我们逼问了这个意义问题。

这篇选自我二年级时的一篇随笔。说是随笔，前后也研究了一周时间才完成的。

终于到了我最愿意与大家分享的有趣的话题了。这篇思考也是二年级上时写的，不过现在看起来比较满意。

谨慎的邮政系统与无法递送之处

——邮政会因此而崩溃吗？

以下是一则极简短的新小说：

“否定”从未真正加在存在之上，“不存在”只是一个褫夺式的标记，一个邮戳。它永远载着无法寄往A地的邮件，而A是存在的家。

邮政系统总是将一封又封的信件投递到默认的母地址——其宾语的家。作为系动词家族中的一员总也有应该由其“表亲”——当然是表语代为接收啦。系统库存显示所有家族里的表亲——包括更广义范围内的，无一例外都接收过A主人的信件，甚至其本人的入住。

这好办。任意投递。

作为签收信件，原本二话不说准备日常旅行的收方在看到了邮戳之后拒不接受，除非将寄送地址直接改成它们自己的。

邮政系统当然是“真理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暂时退回原处并悬置了这封信。就这一个子系统自身的作为来说，在它作为档案文件销毁这封信件之前，A地一直查证无人。可是以后，系统库存显示所有家族里的表亲——包括更广义范围内的，无一例外都在接收A主人的信件，甚至其本人的入住。

打趣地说，这就已经构成了一个关乎存在的作品了。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不断用非理论性的文字向我们展示了小说这一欧洲最为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的时代已经牢牢确立了作为挽救海德格尔所称的被遗忘的存在的艺术。甚至在他看来，在四五百年前的拉伯雷到塞万提斯时代，小说已然成为关乎存在的别于抒情性和诗性的艺术。

颇具谐谑性的一幕历史剧上演了：不知从哪一天起，形式逻辑上把这个“家中不被疼爱之人”划为一类新贵族：量词——不存在从此自由地不须再存在。“存在空集”这个集合论的粗浅命题是可以在形式逻辑上得到证明的：Axiom of Infinity and Axiom Schema of Separation。但是不会出现一个反证法：“如果不存在一个空集”，那么，那么又怎样？即便是在形式上换成“如果任何一个集合都非空”并导致了一个“矛盾”，那不还是“非空”和“空”的排中律问题，或者毋宁说绕了一个圈子回到证明原命题吗？更可笑的是请你证明“存在红”。没有人会乐意这个看似无意义的举动，前提倒不一定在于“红”不是一个数学概念，而在于“非红”让你无法在形式上更进一步，或者毋宁说你暂时看不到建立一种更大的包括进颜色及色觉观念的“数学”。与此相反的是，即使别人让你证明你同样摸不着头脑的“存在无限集”时，你可以干脆地回答“这是公理”。如果“存在红”居然也被你捧为公理，那你可以建立起一个多大的包容真理的形式系统呢？——显然你是在无理取闹。在此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历史奠基性给予的特权：在这个被抽干了一切意义的数学中，存在永远地脱落下来、如同一片已然木质化了的枯叶。“亲爱的，您不在自己家中”——昆德拉的声音回响在我们耳畔——那样的盖有如此邮戳的信再也不必寄送给您了——甚至任何信件都不必了。

但是，如果把草率的言论当作已然明见的——数学阉割了存在——那么便几乎重又将存在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原因之一在于呈报只能在于这种极不可靠却又只能依靠的邮政系统——甚至在Jacques Derrida看来，对于历史的回问也类似于这种依于系统的远程通信。

如果我们至少把下面一点作为基本的，虽然也是未曾言明的来把握，无疑或多或少总有益于消除以上的可能幻觉——即这种被形式上划为量词的存在与一种存在论上的提法虽然相去甚远，仍构不成任何意义上的“存在论差异”——我们习惯于将海氏的差异“概括”为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难道会安心于将此处的差异再概括为狭义逻各斯的与存在论之间的——毋宁说是荒谬的差异吗？

事实上，即便作为量词的存在将其被置于“存在空集”中思考时完全类似于“存在毕达哥拉斯定理”——只是存在帮助了“空集”成为一个命题，而毕达哥拉斯定理已经是一个命题。与其说它借助某种意义与权力不曾分离的权能将“空集”上升为存在者，我们更应当看到它的生存论意义：面向“在之中”的思义。只是这里的世界乃是现成的含义世界——作为几何学而现身的集合论世界，以及在此之上自然获得源初建构的数学世界。毋庸置疑的是，数学家并不是这个世界中的“此在”，空集亦不是一个单纯的存在者。存在的起源在这里并不神秘：它至少还需要再获得一种单数性。毕达哥拉斯定理可能在历史的某时某地获得过一次存在，也有可能超验，或是被许多人理解过若干次，却是无论如何都只存在过那唯一的一次。正如胡塞尔最初告诉我们的：

对于纯粹现象学来说，单数之物永远是无限之物。纯粹现象学只是将本质和本质关联认识为客观有效的

——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

不论我们所说的集合论世界是公理集合论的还是非公理集合论的，它的对象只可能具有且恰恰所能够具有的都是同一种观念对象性。数学上看来，公理集合论也无非就是数理逻辑的几何学，或者说几何显现，胡塞尔在《几何学的起源》中例证性地以几何学取代观念对象性的一般含义世界也就没有本质上的不妥之处。

大文学家艾柯（当然这里看成是符号学家也不失一般性）在小说《玫瑰之名》中开篇就让我们听见了一个奇妙的见解：威廉修士教导他的弟子阿德索宇宙之美不仅仅来自于大千世界千差万别中的同一性，也来自它同一性中的千差万别。即便我们完全承认整个数学，已看清楚的和有待看清楚的整个可能的数学，原则上可以彻底建立在单纯的公理集合论之上，并且尽管我们已经对于古希腊的几何学之起源及之后的持存（即便一些学者死去，甚至全部欧式几何学者不在人世，几何学仍然可能被重新激活）惊讶不已，改换成多个非公理集合论的视域后一片又一片明媚的风景依然会接连向我们敞开。完全不同的风景，正如胡塞尔和我们中的许多人很早便自发意识到的，如果只是用现成的规则或是操作法来完成某种教学性质的教导，不仅是无益和无足轻重的，也不可能成为风景。平行概念的起源当然与怎样作出何种标准的平行线无关，不仅与视图无关，甚至也不可能与视图的所谓原理有关，与平行的命名乃至一个形而上的或是语义学的存在者也不曾有过半点因缘。几何学的词·句子和理论——在它们纯粹被当做语言构成物时——的观念性并不是那种在几何学中构成被表达之物并作为真理而有效的观念性。

它奠基于历史一般中，自然也与任何作为事实性的几何学史一起奠基于历史一般。后者当然丝毫无助于面向前者的任何探询。

如果换成算术的视域，当我们它的起源问题时，问题还是同样地呈现，只是那段曲折性的事实性历史可能更为有趣。甚至不像胡塞尔所让步地设想过的情形：曾经有一个人第一个发现了某种几何学，算术根本不是，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曾是某一个人发现的。历史事实和人类学的证据都一致指向了我们祖先的群体进化作为逐步发展的算术意识的基础。很难想象这个漫长的黑夜是如何度过的，也许正如Vladimir Nabokov形容他自己灵感诞生的时刻：……意识的奇迹——虚无的黑夜里，那扇窗突然向一片明媚的风景敞开。即便没有多大教益，我们仍然可以抱着一种小说的责任（昆德拉）在此设想一部分过程，（尽管我们已经承认了这个对于事实性的揣摩丝毫无助于敞开源初的历史——那个真正的仙境，而不仅是风景）：算术的神性在于自然数，而非作为代数角度看到的加法——这完全有别于作为神性的自然数本身蕴涵的神性的加法。试想我们的祖先了解到后者，现在我们应该把加法至多归于“半人半神”的。至于乘法之于算术，本来就没有一丁点神性——于此相反我们反观代数发现值得探求起源问题的无疑是乘法与“商”的概念，这也不足为奇。通过历史的沉淀过程，一批祖先捷足先登地通过进位制的手段（无非还是最原始的计数，只能算是一种看似聪明的手段）完成了较大的数的计数工作。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在做的工作始终只有一件：对应。是的，从现代的集合论眼光看，计数必须包含两步工作：对应与归纳，正如我们在下面看到的，集合论的建立始于“序数”概念的确立。从康托尔到冯诺依曼，序数及其算术（显然不同于算术之为算术，而是序数的算术）得到构建，正是通过最重要的归纳法才是可能的，无论是纯粹形式地作出还是颇具几何学气质地作出。

这里不是谈论几何气质的与纯粹形式的界限的地方。我们必须再次看到祖先的计数只做了对应而没有做并且也不需要做归纳。这不仅意指两块石块到绳子上两处绳结再到文字意符的两道杠或是两个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同样需要强调的乃是即便到了语音被指派以使得群体中的成员认同这个二的所指时，进展仍然是微乎其微的——虽然可能我们会容易发现这个语音不含有两声一样的声音或是类似的模拟两个绳结的意向性（汉语的liang，俄语的dva，甚至印欧语的普遍的以du为中心的音位）。这不仅向我们指示一种唯对应是用的姿态和权能，更悄然显现出一种彻底的疲态或者说是滞留：祖先们除了对应就是做好某类标记以形成新的对象加以对应，而那个二之为数则始终被遮蔽了。具有神性的加法也就是一种源初的意义构成——以此再来不断地重现这种构成与先前沉淀的结果的统一性，譬如三加七等于十，构成的十与沉淀的十，虽然至始至终不曾获得历史的明见性，却以被遮蔽的方式不断被对应在一起，并且这种统一性本身又再次被沉淀，如此往复织成一张算术的幻网。即便是算术学家也只能是上面的蜘蛛。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早就将上声的数与去声的数一同奠基，自由地在幻网上面编制自己的梦想。历史从一开始就不过是源初的意义构成（Sinnbildung）和意义沉淀之间的相互交织和相互蕴涵的（des Miteinander und Ineinander）活生生的运动。

我们还可以带有浪漫主义色调地考察一番代数学的起源及其观念一般，可以追溯最伟大代数学家Galois，Noether，Artin等人的冒险史，然而无疑最终还是会被引入如同考察上面的几何学的起源与算术的起源同样的奠基，也就是胡塞尔唯一在乎的普遍的历史先天性。而历史现象学分析的导线在他那里便是此后成为海德格尔最为严厉和最直接的批评的对象——意向性。意识在那里被定义为“纯粹存在”、“被绝对给予的存在”，而“存在”之意义问题的缺失便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师徒决裂的根本所在。

海德格尔看到了一种双重缺失，即在现象学中，存在本身的意义问题和人之存在的问题被一起连带地忽略掉了。

如果我们把存在直接看做存在者历史的普遍的历史先天性当然是荒谬的，却也是试图和解这对历史师徒的可能道路与绝佳道路之一。如果我们追问一步胡塞尔本人的这种疏忽难道就真是他也同样自古希腊时代以来一同遗忘了存在吗？难道胡塞尔就没有这样的洞察力？甚至难道胡塞尔在看到数性之为神性之于算术有如历史先天性之为神性之于大写的历史之同时就没有看到存在之于现象学的独特地位吗？我们可以读出海德格尔在Sein und Zeit中的深厚宗教情结，存在的至高神性显露无疑。难道这种神性就不曾流溢于胡塞尔心间乃至此前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遗忘存在的人们的心间吗？难道此在就真的会因为一种未曾言明的对于存在的领悟就作出一种无动于衷的对于存在的旁观吗？

作为小说家的米兰昆德拉坚决认为他不会。但是我们可以想见如果海氏复生，一定会把此类人视作不自量力者，我们都是。显然即便我们是，也根本与我们的某种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无关。无论你实用性地操作数学或是算术学也好，联合现代科学的威力研究应用数学并使得那个“介于存在论差异”之中的甚至更偏向存在的量词存在“转化”为物理上的实存也好（事实上，这种例子充斥着任何一个现在理科生的课堂：一个拓扑学上的不动点存在定理推出一系列分析学上的存在性定理，最后落在某个偏微分方程的边值问题的解的存在性上，居然就成了某个热学或是流体力学的真实解并被实验验证），这并不比你成为一个陈景润式的纯数学学者来的与“源初的存在”更远或更近——毋宁说我们还是在同样一个已被奠基的静态的含义世界中工作——我们不一定在那里栖居，却一定被想作在那里栖居，我们所栖居的时间与空间毋宁说也已经在其中被给予了。在源初的一刻没有一个栖居的场所是可以得到还原的。

Jacques Derrida强调，整个存在论的历史被一种对存在的特权给予所贯穿：在场的恒久性——从巴门尼德的永恒在场存在，经由柏拉图的永远同一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再到中世纪的作为ipsum esse subsistens（独立自存的存在本身）的上帝，直到被近代人设定为不可动摇的基石的cogito。

即便海德格尔不怀疑我们对于不惜一切代价而重提存在之问的热心，正是鉴于这一点没有人是值得他信任的。包括他自己。晚年的他几乎没有再从正面碰过存在论。现在没有人再有勇气和筹码能够再从正面碰一下存在论，包括塑造实体，虽然是不一般实体的小说家昆达拉及其他。

那么我们是否可能提出存在的观念对象性？它和数以及其他只具有观念对象性的现象在现象学上是否可能尽可能地靠拢呢？（注意海德格尔也会含混于作为现象的存在与指向“我存在”的在，我们这里宁愿在现象学上谈论）似乎有一种证据指向了希望的破灭：当我们提出如何能在活生生的可激活性中保持其源初的含义性的效力时，即便这一点在几何学的较为原始的阶段还是可行的，最终这种权能也会在获得明见性的努力中过分耗尽自己，并且使更高阶段的创造力成为不可能。然而存在根本不会消耗殆尽，无论多么努力地激活或是放之不管，存在依然密不透风地存在着。存在不经意间已经成为了观念对象性一般的极限——没有其他任何的观念对象真正有限地与它隔岸相望。现成在手状态，对象或者持存的判断虽然有其合理性与教益，但它们会将存在还原为一种可生产性的秩序，由此便掩盖了存在的更为古老的非效用性。思索存在无疑就等同于思索诸神的神性之危困，思索一个还具有神性的神明。

数量不同于数，不具有观念对象性。度量一个数量与数出一个数风马牛不相及，就如同不及物动词的无宾语性与存在本身的无宾语性的无关性，没有给予我们任何启发。认识论的起源与发生学的起源之间存在根本上的断裂的教条或者毋宁说恰恰是“历史”，“生成”等概念的限制始终遮蔽着历史的本原的最深刻问题。任何说明，任何从解释向明见化的过度都不过是历史的揭示而已；就其自身而言，它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行为，而且作为这样的行为，它在其自身之中以一种本质必然的方式具有其历史的视域。

我没有后悔在老师劝告今年不要看无聊的春节联欢晚会以后（事实上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好心劝阻）执意欣赏了刘谦魔术师的表演。表演当然是现象学的，尤其是魔术表演。真正的想象只有在业已构成的静态的含义世界中才是真理的同谋。在意义的领域里，与幻想以及一般性的想象相对立的真实之物是历史而绝非直接的感知，或者说是对历史性的意向以及对起源的唤醒。试想像一个看起来只有三个面的立方体—不错，我们想象到了它另外三个需要作出“透视”才能瞥见的被遮蔽的三个面。这与我们亲手触摸到了那三个面以及由此感知到“六个面的立方体”的经验不仅不相对立，更是同处在已构成的静态的我们这个远离起源的含义世界中了—在之中，立方体当然只能是六个面的。

小说的虚构性当然也就是小说作为一种表演（当然甚至无所谓作为什么）而得以关乎存在的意义。虚构性恰恰最有力地实证了这个业已构成的静态的含义世界。事实上，创建行为本身已经具有含义（小说的产生正是作为文学的小说的含义），几何学正是与我们所熟知的含义一起从这一含义中产生的。

最后一切又回到了流通问题。Jacques Derrida天才性地提出了一种邮政系统的核心隐喻：回溯地查问（question en retour）这种查问，像它的德文同义词“回问”（Rückfrage）一样，其标志在于与远距离沟通有关的邮政通信或其回声。我们自然可以追问真理的传承在一般意义上何以可能。如果几何学本质上不是某种在观念有效性中永远流通之物，那么回问是无法实施的。毫无疑问，任何一种世间的历史也不可能提供这种流通的含义，因为恰恰相反，历史正是以它作为前提的，毋宁说，正是当下流通之物使世间历史的中立化得以可能。

于是我们把一切堵住重新建立在这个看似谨慎的邮政系统上了。我们再一次进入了本文开篇的这则新小说，现在它以另一种力量再次展现，“生物重演律”被奠基了。

还是“生物重演律”只是刚刚被提出了？——随着这个普遍的无法递送之处的经验？

这个故事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因此我把它放在最后，作为从我的故事到你的故事的过度。说到词的理据，其实我们都会说三道四。然而我希望看到语言有理据，那种理据的一般性，而不止于词的理据，即传统意义上的构词法与正字法。这是一篇我最近两周刚刚完成的文章，是我自己与那种吞噬理据之力作斗争的故事，也是法语学习的一个阶段记录：

千钧系于一发的理据

人们习惯上把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的能解释词义的联系称作词的理据。然而这种过分理想化的笼统看法有时会导致千钧一发的危机，使得理据自身又遭到诸多怀疑和责难。然而本文希望理据能承担更多毁灭性的负担，从中一个统一性的理据从断壁残垣处升起，而不仅仅是被语音理据、形态理据与语义理据分割成形态学、句法学等学科各自为政的疆域。正因为此，本文必须采用相当独特的文体分层，同时这种层化本身应当被视作探索的基本途径而非拘泥于文体转化自身的限制。

00

第一节采用相较而言最为非正式的文体，将理据与真理问题并置，考察其经历的巨大危机，在这里我们分析的是法语理据，但是一个同源的英语词的例子对于我们是方便的。第二节文体更为正式与紧凑，直面危机抛出了第一个回应。第三节迅速转入一般的论文文体并延缓了对峙的紧张局面。最后的第四节试图在最严肃的问题中找到对于第一节危机的驳斥。笔者认为本文中戏剧性的冲突乃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在第一节中，也在不同的两节之间，更在于全文同其他的文献之间。正如我们即将考察的，真正的理据，无论是法语的还是英语的，只能存在于主体间性之中。

01

我们如何能够想象没有真理的世界？

同样的，我们如何能够领悟没有理据的语言？

这种发问的方式本身就是有待得到澄清的。对于思想家而言，真理问题本身的意味自不归一；古典时代笛卡尔至康德以降，一种近现代（即文艺复兴之后）的发明即大写的人乃是框定真理求索的地域；真理的容身之处不能逾越人类学的边际；而在米歇尔·福柯的心中，哲学就是应当探求“大写的人死了”之后的真理问题；另一方面，在吉尔·德勒兹的眼中，重要的乃是概念而不是所谓的真理：概念的创生本身是哲学最为纯粹的血液。同样，对于语言学家而言，理据这个词本身的分量就不在一个层次上：作为结构主义之父的索绪尔与其说认为理据本身就是屈指可数的而任意性乃是本质性的，不如说在其设计的诸项二元对立之上（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历时与共时）就没有理据存在的处所（难道是在能指与所指交汇的无限远尖点栖息吗）；而在乔姆斯基那里，一种新鲜而又被称之为结构主义普遍语法的追寻远远抛开了理据那陈俗的外衣；但是雅各布森并没有忘记它，一种“诗意的理据”在他那里如同疆域与地图的关系一般一览无余。

需要得到澄清的同时还包括一系列发生学上的考量：究竟是真理建构了世界还是真理依据世界而形成？同样，是语言的古老肉身中潜藏着的理据只不过是如同大地中花岗岩的地质学纹理一般花样纷繁却只是层化的沉淀，还是理据造就了现今我们所听到并仿佛牢牢记录下来的语言，就像来源于外空间的气韵侵蚀并改变着我们地表的颜貌——那只神秘的手？

理据在我们这里从不缺少流俗的理解与关照。铺天盖地的“单词记忆法”与“速记策略”确实需要在外语教学中稠密分布，甚至本国语的记忆中这种蛛丝马迹也存在已久，只是被一种所谓的自然性暂且隐藏罢了——没有最为直白的“方法论”，何以记住一切永远需要那个无法还原的“第一次记住”的音位或形态？我们又如何平复那种一再失而复得、得而复遗的感怀？最为俗世的理据于是只能被构想出来，以此来使那些神秘的材料第一次与我们相遇，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映入我们世俗操劳的视界，于是词素或多或少地被我们理解，第一次被我们记住。

但流俗理解总是不登大雅之堂，甚至被告知百害无一益。这样的镜头我们早已烂熟于心了：教室的一头是教师，另一头有个追求理据而站起来顶撞教师的学生：“为什么？”。答曰：“你也可以这么看，这是一种特殊规则，你有这心思，早已把它彻底背出来了，你们自认为聪明而寻找道理的人是学不好外语。”与此同时，一些教师则乐于钻研词源资料并时不时地教导学生还是要“巧学”，当然这似乎都是针对外国语而言的，并且英语与法语相比被认为是更没有理据的，原因既包括众所周知的那一点（几次语言史上的断裂与形态的再融合），也在于我们就是这么倾向的：英语的那本红宝书根本对词源不屑一顾，认为那不可能是背诵英语的好帮手；但法语的那本则强调法语本身的统一性，它同时带来我们接触的语音理据、形态理据与语义理据上的贡献。然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仍然只是非常笼统又不确切的一种典型腼腆与妥协策略。

流俗理解总是充满了动机的，且先者流俗愈加后者尤甚。我们随便翻开“红宝书”（英法各一本），仔细阅读其中的记忆条目（当然这并非完全是由假理据所构成的），其后发出一阵笑声。这种笑声动摇了我们长久以来关于这些二元对立（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历时与共时，如同上面所提到的，还是列举这么一些，而不在乎更多的挖掘）所作出的严肃思考，并且如同一条无尽延伸的裂缝长久地扩张，让我们对于语言的本性地基可能到来的崩塌惊恐不已。这是一段选自英语“红宝书”（GRE词汇精选）（其实也只不过就是应试学习中的一瞥而已）。bedlam：分拆联想：bed（床）+lam（音似“乱”），没叠被子床上乱，混乱。charisma：分拆联想：cha（看做china）+ris（看做rise）+ma（看做mao，毛泽东），中国升起毛泽东，个人魅力，领袖气质。对于后者条目，同样一个词在英语的词源宝库SOED（OED的简编本）中和在这段令人惊奇的解释中当然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charisma：pl.-mata.M 17.（17世纪中叶）［ecclesiastical Latin from Greek kharisma，-mat-，from kharis，favour，grace］。如果我们查看OED本身，更有一个惊天秘密从天而降。对于复数形态，自从这个希腊词被第一次借入后就一直显形为charismata，但是其单数形态被盎格鲁撒克逊化了之后一直就写成charism，只有神学意义：a free gift or favour specially vouchsafed by God；a grace，a talent。所以十分明显的是，在“大写的人”被发明出来之前，真正的这个词层面上的优雅与天赋是与人不沾边的；人的优雅与天赋至多只是在柏拉图所界定的分有美与神圣的本体的一种具体显性的意义上得到确认的。这个词似乎在希腊一生出来就是“本体论味道的”。可是当那个被福柯深恶痛绝的同时也愈加不堪重负的有限而又负担无限的“大写的人”被发明出来之后，居然在一个新近发明的符号中找到了其表象：charisma，它褫夺了一种盎格鲁撒克逊的“体味”，OED告诉我们这个形态是通过重新借入的方式获得了，即从复数形式charismata类推出单数形式charisma，并且你只能用于一个新的词义：a gift or power of leadership or authority.Hence capacity to inspire devotion or enthusiasm.后面的语料（OED较之其他词典的突出特色，大部分词典的“例句”至多只是提供语用的平均典范，而只有OED的语料面向语用的创生）显示，它至少也是1930年之后的晚近形式，精彩的一个例子摘录如下：1938 T.Abel Why Hitler came into power iii.67 The leader who is thus invested by all his followers with the attributes of a man of destiny may be designated as a charismatic leader，following the terminology of Max.Weber.Such a leader is one supposedly endowed with‘special grace’（charisma），for the fulfilmemt of a given mission.这个领导人于是乎就被其追随者奉若神明，也许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按照马克思·韦伯的术语把他称作魅力型领导者（无疑现在这个流行于社会学界的汉译并不贴切于这个语境，我们更愿意称呼他为“鬼魅领导人”，让人在这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冷水浴”中突然加热，陷入癫狂，直至迎来一个历史的终结。阿道夫·希特勒与毛泽东确实在现代性历史的两头为这个词形，准确地说是为这个“大写的人”的最终书写形式遥相呼应的表象提供了一块人造海滨沙滩的地基），这样的一位领导人被假定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气度”（这就是所谓的一个“现代的”词所界说的，charisma），在这种假定之下他能够“天降大任于己身”，如果看到其中逾越半个千年以上的形式被这个“毛泽东的侧影”所遮蔽，我们还能有半点贬斥“后现代道德”的产儿，这个被冠以流俗理解中堪称绝妙的“理据”为这个条目所作的解说吗？——“中国升起毛泽东”（可是正如福柯所言，当这两座巨大的地基沉降的时候，早晨孩子们在沙滩上画下的人脸也一同随着这个海滨浴场缓缓地没入海面，正如第二天清晨到海边看日出的我们所注目到的，它只留下了一圈淡淡沙地上的褶皱。无疑福柯的赌注更大，人脸将被彻底地抹去，不是在人造的海滨沙滩嬉戏，不是由于地基的沉降，不是出于人工的毁灭，而仅仅只是无尽而轻悠的浪花和天边婉转的海鸟……）

正当我们还在恍惚这个“语音理据”的合法性时（这其中甚至没有一丁点语音理据，假如或多或少能够被看成是理据的话），一个远为迫切的主体间性问题袭扰了我们的笑声与趣味：拉康对笛卡尔箴言的反说“我于我不在之处思，我在我不思之处”是这样一回事，即我们的这种笑本身也是扭曲和可笑的。犹太谚语曰：“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笑本身也是复调的艺术——古希腊人听到他们的祖先用充满了那“最初的爱的火花从清澈纯净的泉水中涌现出来”的古老而婉转的元音唱出的朝向天神的向往与祈祷kharizesthai（神赐）经过两千多年的传诵，仍然是一个神话，现代语境下的神话，一个一经编织就被无数次思考的动人神话，中国升起毛泽东，一个似乎不可动摇的他者“力拔山兮气盖世”地把古希腊人梦寐以求的那个“发出笑声的处所”搬到了现代中国的大地，以至于今天我们只需到北京去旅游一圈就可以触及古希腊人的一个盲点。听到这里，他们一定发笑了，其中不乏在何种程度上毛主席赐予我们的崇拜能够匹敌古希腊神话之于他们祖先的质疑。这个不可一世的“大力者”，这个不愿意命名自己的静默如谜却又在心中持续低语（le murmure）（话语驱散相似性交织而成的低语，但若没有低语，话语便不可能有任何言说的力量）的他者，难道就是被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个“词的理据”或曰“大写的语言学的理据”，并且正是它才使得“我思”抽身而去，留下一具空白的“我在”吗？且慢，笑一定是复调的，同时又是狂欢的：我们老师在谈及英语“红宝书”时轻轻一笑，惋惜的口吻中缺少一位英语工作者认真地写出一些“像样的词源与理据信息”，就像法语“红宝书”所做的那样：abâtardi（e）退化的，变质的a（进入某种状态）batard（杂种的）i（过去分词词尾）；abandonner放弃，舍弃a（目的）ban（通告，宣告）donner（给）宣布给别人；abord接近，靠岸，待人态度，可接近，到达a（方向）bord（边缘，船边）；arroser浇水，浇灌，请酒庆祝a（方向与目的）rose（玫瑰）；acharner猛烈追击，发奋a（加强）char（热的）；anormal异常的，反常的a（表否定）normal（正常的）aride干旱的，枯燥无味的，冷漠的a（具有……特征）ride（皱纹）；alourdir加重a（形容词变动词符号）lourd（重的）ir（形容词或属性名词变生成动词符号，即大部分第二组动词）；agrandir放大，扩大，提高a grand ir分析同前面alourdir；她请我总结a-的所有表征，我每次回答问题都不好不差，这次又是漏掉一项，“使动用法”我听了补充之后感觉很有收获。可是就在同一堂课的下课回家的路上，一个毫无忧愁的同学又对我大笑道：“上这样的课根本毫无益处可言，原因在于我曾经经历过的（失败），我只需要平时打打电脑游戏便完成了所有单词的记忆，游戏时刻是我最投入的，而游戏又是全法语版本的。这种记忆词根的方法看似使得记忆的复杂性大大降低了，其实是将它大大延迟（我想一定是德里达最喜欢说的la différance，延异）了而已，因为词根在一个完整的词中恰恰类似于所指，而你要记忆的其实是相反的漂浮的能指。考虑这个a，在这个极端环境中它根本不可能指其所指，倒不是因为缺乏它与后面词根的‘结域’（即如何结构成这个词所在的能指），而恰恰在于它本身就处于这个结域的中心a-，整个能指的源头显然并非这个a-，而是那条逃逸之线。请在每个时刻选择是哪一个a？如同arroser中的a即表目的又表趋向，而acharner中的a只是加强而已，但是谁又能精确定位呢？只知道逃逸首先是离开中心。这种选择控制着逃逸之线的方向。再请时刻注意周边的阻力，这控制着逃逸之线的速度，例如要使得agrandir中a远离结域中心a-的阻力显然就非常大，grand在它的尾部生生拽着不肯放手，一条漂浮的‘解域’之线，这个词的形态的发生学，毋宁说生成之处恰恰是一种与原发的偶然之物（chose contingente）不可分离的对于能指所指链的旧链的拆除的工地，所以这里整个能指首先经历了中性化，而‘飓风的中心’反而成了平静的所指，一个小小的扰动便能使得处于中心的一切沿着神秘的方向霎时逃逸，至于中心，这个被逐渐抽空的解域之点，我认为看成一个残存的‘所指’比较中肯，你要上课学习的是这个我也不清楚是什么东西，我们大家却都奉若神明的残体，再说了能指的……”我立即阻止：“不要再说了……”他是仍不罢休：“能指的飓风中还卷带着一些新生成的指令，告诉它下一刻在哪里形成一个新的中心，新的所指，其实就是新的你学习追求的‘像样的理据’。你难道就一直盯着这些中心疯狂地追逐吗？你应当追着飓风跑！不，是追着飞！不，不是追，是一起被它卷走，一起逃逸，而不要顾下一个看似静止的中心所指将停留在何方……你怎么可能会找得到并攫住那种理据呢？你怎么可能比我更容易地掌握这些看似处处充满理据的语言呢？”我看到他（一个学习外国语的高手，两年时间接连精通了日，法，德三门语言）笑个不停，心中被激起了强烈的愤慨：“你根本就不懂真正的语言学！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你说的这些什么飓风，什么逃逸，即使是奔腾的岩浆，最终不也留存在大理石的颜貌中供人们仔细鉴别和辨识吗？没有理据，只是你们这群‘疯人’的呓语之词！说什么一个大的能指中又嵌有所指，还有新的更加碎片化的悬浮的能指不断逃离它，怎么可能会有处于能指地基中的双重能指？所谓我追寻的理据就是能够维护能指的正当性，如同柏拉图伊始考量的道德，善与美，是具有如同考量外部自然世界真理，分类、表达、指明那些所指同等重要的意义的！因为指明的下一步即衍生，从各种各样的本性名词的词根开始的一切（包括比喻与书写）无不受着这种无可质疑的正当性的护卫，看似飘渺而摇摇欲坠的理据应当是坚不可摧的！”他不再理睬我，正如能指旋风一般地抛弃了昔日的所指伙伴。而我自己非常忧虑。一种难以名状的忧愁夹杂在能指与所指的微小缝隙之间。那里真的有所谓的理据存在吗？我们的实验观察是时有时无。难道只是我们的实验辨析度不高，无法抓取更精细的结构，那存在于层层褶皱之间难以翻转并让一道明见性之光通达它的场所吗？回家的路上，我独自回到了那个引发一系列哄笑并最终导致那保持主体间性的不同笑声的古希腊人与现代中国人相遇的地方：正是这样一种并置才产生了一切笑声并开始动摇我们原本坚定的信念。语言的强度在于一个让能指作出表象并停留在一层透明的纸面上的词，être，在康德那里它不是一个谓词（sein），而在海德格尔这里它具有原初创建性的本体论追问意义。似乎它联合所有本性名词便导致了语言的创生。然而这种愈发让我难安的笑声迫使我们重视一个构建空间的词，et，正是它才能使得那一片狭小的单词书的纸面上的短短几行中鼎扛着古希腊的神庙与世界上最浓重的红色之间万里横亘着的城墙，使得我们成千上万的人踏在它上面安心地狂欢？法语里面最短的et（当然更短的á也许就算不上一个词，至多只能算是一种间歇性的气喘，芭蕾舞足尖的一丝点地）甚至比这座万里城墙更顽固：它织成了一张网络，语言在其上作出表象，并在其上被我们的任意符号再次表象。换言之我们散漫的笑声还是没能跨越这个最短词的广度。抽身而出的“我思”并没有指向一个原初的理据，并没有投身kharizesthai（神赐）的起源而弃“我在”于不顾。毋宁说它以一种不知疲倦却又顾此失彼的方式往返于一种普遍理据的创建活动中。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普遍理据应当与这个最短词的广度相容，而它同时必须被看做一种主体间性栖居的空间广度，有多少可能的笑声就至少有多少隐藏着的主体间性，从而就至少有多么深沉而广延的理据。毋宁说这样的理据不可能有多少存在于能指所指之缝中（正如索绪尔所期望的那样），但一定博大精深地孕育于任何一片无法想象的惊愕与本质惊奇之中：事实上我们又如何可能想象毛泽东本人在听到这种记忆法（为了争取脱离社会主义祖国奔向美帝国主义的怀抱途中一个小小间歇期间不经意反向借用毛主席大名而偷偷一笑，或名之曰“帮助记忆”）之后发出的笑声？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显见的动因和基本的怀疑（打开中国知网文献搜索有关法语理据甚至任何一门语言的理据时看到的是较之于其他课题的自然缺失，仿佛现代语言学从索绪尔手中一生出来就注定要折断理据这对用来翱翔翅膀似的），在这片法语词汇学的文章中我们应该来仔细审视一下这个令人尴尬的话题，理据。是的，语言学应当走一条坦荡的大路而不应当飞在幽深的峡谷中，但是为什么就一定要折断这对可以用来逃生的虽然也是系千钧于一发的翅膀呢？

02

“鲜艳而快速感光的和刺眼的红颜色产生的印象，将会被在耳朵上产生一个类似的印象的声音R所描绘”（科皮诺教士：《语言起源和结构综论》）

Rouge这个词当然是这句话的“招牌”，这句话写于18世纪古典语言学研究的鼎盛时期。当时人们对于语言质料的考古学特别情有独钟，而这在今天看来要么算是幼稚可笑，要么就只能说是不务正业。索绪尔已经给所谓的词的理据下定论了：就其本性来说，一个用来指向一个固定所指的语音符号，也就是“能指”，是任意规定的，没有所谓的理据性。他举的一个例子便是词arbre。我们知道它的正字法，但索绪尔强调人们只是出于书写与阅读中对于图形辨认的生理上的便利性（较之于信息无误传达或接受一个语音信息）才产生了对于书写形式的迷信。当然他指的并不是形态学较之于音位学的崇高地位是不当的崇拜，而是中肯地指出形态的变化在语言的历时变化中受到许多其他潮流影响，而这些并没有稳固的基础。语音的流变非常平缓而有规律，而一般的正字法看似严密的规律下面充斥着无数不合理据的地方，而且任意性始终占有主导地位。我们再回到这个R上面来，就索绪尔随便列出的例子来说，短短的arbre中不过两个音节，两个却都带有R，树皮表面的凹凸质感似乎就从这里面体现出来，但这一定与光感和刺眼联系上吗？为了合理地看懂这句解释一个特定语音被附着在其指明的对象之上的神秘起源的煞费苦心的话，我们不得不尽快找出令人信服的例子。有了Larousse词典，这确实不费力，因为我们快速定格的一个词crocus在词典中被明确指出是拉丁词源的，krokos。一个响亮的音节cro确实很能突出R的“威力”（何况它还是辅音群加上中后位的元音），词义是极其标准的名词。植物学名词，命名植物的，藏红花（鸢尾科）但是我们知道鲜红色并不在花瓣上（而在其他场所），我们如何断定古罗马人被一个更不起眼的地方中间的一丝红色所吸引并命名，又如何能立即相信R确实令人们天生地喜欢用来指明那种鲜红色？

抛开这个例子不讲，非常常见的词根croc（钩子），croi（生长）似乎看不到与红色的任何关联，而cru（来自拉丁词根cruor血液）就很明显符合于这种假说。现在我们近距离观察这种假说：frapper（敲击）中的R被强化，但是它与色彩未必有联系，倒是与红色在色彩中所处的位置有关。它快速感光并刺激强烈。现代人喜欢说，用光学的话语：低频率，长波长，有“震动感”。古时候的人何尝感受不到呢？于是我们很快便会陷入到一种危险的相对主义：有理据没理据只不过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词是古词，A君念过书，满腹经纶，是法兰西学院的语言学教授，既懂古希腊文又通拉丁文、古希伯来文等等，还饱读了古英语和古法语的珍本著作……B君只不过是一个去法国打工，勉强说一些现代法语迫为生计的外国人，连平时看报都成困难。所有词汇学的书都同意这样一个结论，即理据仿佛娇贵的花朵，在A君那里就能多活几天，因为他懂得细心料理，而在B君那里就难言存活，因为他没有能力留住这“瞬间的美丽”。我们应该看到，这样说无疑是一种妥协，我们也可以说，没有经过数学系专业训练的人即便像欣赏一番别有洞天的数学书中的奥妙也只能望洋兴叹，而让没收过专业音乐训练的人凭空听音记谱，他甚至连完整的五线谱标记法都不认识……难道我们不断地加以类推，数学在那些人那边很难存在，或者说只有寥寥无几的作为真理的数学，又或者说音乐作为一种天赐的礼物在他们那边上帝就应当“精确地吝啬许多”吗？进一步地，对于一切生活中的理念乃至于工具的上手性都会有一个精明的上帝在背后坐着合理的分配与清算吗？如果真是这样，美的理念与道德也要遵从训练和习得的能力与接受的敏感性来分配，那么这种分配本身可能是美与道德的吗？在理据的商讨上面无疑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考虑：一种“友爱的政治学”（德里达）——因为无疑我们首先应该把语用学作为一种语言学中的政治学，在其中口令的传达来得远远比信息的传达重要。语言要传达的与其说是让他人相信一种信息，不让说是面向他人传达口令。于是我们在学校里学习正字法与语法，这是每个国家的学生必做的学业。教师在讲台上传授（enseignement），学生在下面接受。显然那些二元对立阴性、阳性（在东方国家普遍没有），单数、复数，不确指、定指就被传达下去，并且不是作为对于任何信息的关切，而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口令：这样做、这样说才是正统的，合乎语法的。这就得到一个造词：en-signer，教学成了“给出符号”，指定一系列的符号的最终归宿。

就在这样的想当然的对于理据的轻视或“过分中”，可能存在的理据就被彻底撕裂了。对于A君而言有一句话总被奉为箴言：年代早的词，较短（对于法语，也许6个字母乃是其分界线），缺乏理据，词源难找，形态学也不清晰；年代越靠后的词，形态理据越是清晰，各种构词法能够越加精确地找到自己对应的场所（无线增值的-isme主义，-tion抽象名词的脸谱）；而对于B君就干脆认为自己“不可能找得到像样的理据因为缺乏良好的教育”。

这种分野并没有使得我们在开头读到的这个句子的神秘感有任何的消散，也丝毫无法使得一个难缠的问题装聋作哑：让我们的祖先到今日再来审视我们这些向上增殖的愈发规律和齐整的现代词时（为了表达一个loop的“存在性形容词”，英语中可以动用looplessnessless，而毫不感到晦涩，因为他们会说，loopless只是一个不存在的性质，名词化之后成了一种稳固，接着“根据语法”便来到了形容词性和否定的否定一边。词性的转换就像电灯开关一般简便），没有人能让他们那惊异的神情松懈下来，而那是已经跨越了上千年的惊奇，自从事物第一次被命名时。

03

其实，我们通过考察一些早已被学者反复研究的例子也能发现与前面讨论精神的殊途同归，只是书中不需要点明而已。我们这里列举与参照的对象是曹德明教授的经典著作《现代法语词汇学》。曹先生在第八章词的理据中开篇名义地指出了一种折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就我们在后文中看到的，这种内在联系当然并非刨根问底式的，亦非处于相同的层面。“人们习惯上把这种能够解释词义的联系称为词的理据（la motivation du mot）。”这里解释词义就是理据在非语言学专业的大众看来最为引人入胜之处。特别是近二十年，随着认知语言学研究想逐渐热兴，外语教学研究对寻找能够激发学生兴趣的学习秘诀在认知心理的意义上十分热衷。即便远离语言研究，我们都能够明显得看到一些学生对于记忆一些语言中复杂的词汇颇感兴趣，而大部分则敬而远之，不希望主动学习考试范围之外的许多词汇，即便它们在实际语言交际中具有不可忽视的语用意义。俗语与习语的记忆就是一回事，介词的常用搭配也是一回事，这些是众所周知的外语学习不可忽略的因素，只是当我们对于一条第一次或第二次在阅读中遇到或课堂上听到的俗语用法或所谓“固定搭配”而找不到一个明显合理的解释时，我们很有可能逐渐失去这种记忆的自信与兴趣，随之整个语音学习的质量都会明显地受到影响。事实上，“固定搭配”这种称谓本身也成问题，却是我们平时最喜欢挂在嘴边的，原因在于我们很自然地想回避一个自身不那么自然的表达法，一条搭配，一个用法，固定就像一种寻找自我安慰的说辞。试问有多少种搭配不是固定的，如果我们追究在特定的语用环境下最应当选择的那条或几条？但是固定这种说法永远不会解决问题，一条亘古不变的认知心理学的常识是，没有理解，便无从找寻记忆；记忆总是或多或少地伴有感动与理解，可以是惊奇，振奋，沉醉，留恋，痴迷，相遇，亦可以是舒适，优雅，犹豫，忧郁，困顿，狡黠，但绝不肯能有“记住了”这种口号本身。反之那些学习的优胜者从几次寻找到理据的记忆行为中获得了乐趣，激励了学习的热情，也开拓了他们今后继续学习时进一步发掘潜在理据的可能性。一些学习的纯语用主义者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确实告诉我们，他们在外文游戏，外文影视观赏，外语角的参加，以及新闻资讯的频繁关注中也能得到颇丰的语言信息的收益。这就很自然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这种语言习得的过程中看似并没有去刻意地寻找理据，没有追究形态学，音位学上的规则，更没有刻意捏造某个假理据让自己感到容易记忆。语用环境下的学习效率是如何提高的呢？

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理据自身的原始定义，虽然我们感到这只是一种流俗的定义：解释词义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于是简单的问题被抛出：究竟谁是解释者？解释的这个对象，即我们所称的这个词义，在何种意义上称之为词义，以及被何物或是何种对象所给出？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追问这种解释是为了什么（pourquoi），这个能够把解释者与解释对象关联起来的行为还包含了什么，这个被称之为解释的过程是否有其文学意义，发生学意义，伦理学意义，宗教学意义，还是主体解释学的意义？我们感到原本单纯的问题根本经不起一系列的追问，而同样单纯的纯语用主义也变得神秘莫测：是不是那些笼统宣称实践意义至上的学习优胜者早以在一种名为实践的大帐篷下面各自搭了自己的小屋，在里面进行主体精神的逾越活动呢？我们可以猜测，而且也在生活中看到了这样的蛛丝马迹，即这样的学习者找寻到了一种“不可言说的理据”。我们不可能在去编写一本几万页的词汇学教科书，将各位成功者的“体悟”一一映照其上；这倒并不是因为仅仅限于篇幅的问题，我们应该时刻警惕这种不可能不是一种对主体能动性的否定，而是根本就没有提供那些理据的处所。成功者有经验是可以加以解释的，然而这不是那个源初的解释，不是那个在我们上面问题中与主体相遇的从未加以解释的解释。（因为甚至我们都没有首先确立那种只存在于我们问句中的解释的合法性，它首先是一个未被给予，未被正身的解释，又如何可能被还原，被编写在我们设想的一本几万页即便是无数页的书中？）所以，成功者依然保持了这种成功性与神秘性：解密反倒让通向迷雾的视线又遭遇了双重危机。

现在让我们返回到这个问题的考察上面来。存在两种普遍的看法。第一种把解释者明确规定为联系自身，正如书中所表述的那样；而第二种把解释者规定为解释的主体，可以是那个成功者，亦可能是一个不那么成功的学习者。对于解释的对象，第一种是那个词义，其实就是一般的那个所指；第二种也是名曰词义的对象，而是需要在更多谨慎中提出的那个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

这样，即便我们暂且悬置那个高不可攀的解释，仅仅考察它的两个形式端点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一些对于“解释”这个概念可能的界定：第一种看法与第二种看法自身形成了一个相互指涉的圈：前者让联系指向了所指；后者让主体指向了联系；而所谓联系又是能指指向所指的本质性建构。在理据存在的假设下，似乎我们只能往返于被这个圈设定的范围中了。

只要我们稍稍侧身就能瞟见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不同主体之间指向不同的联系，并且通过完全迥异的路径——这就是成功者与他者之间的差异，一般的主体间性。就如我们为什么尽管乐于探询那些成功者的秘诀并以自己的经验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其实是完全无效的。

但是对于第一种看法来说，如果考虑不同联系指向不同所指，不仅通过各自的道路，而且还由于一种缺乏最终的目的地而导致的差异的差异。这就是德里达解构策略的核心，延异（la différance）。通过这本书与那本书之间的文本间的跳跃，一个意义滑落到了一个新的意义，一种联系在另一种联系的解释之上方才成立。这就架空了所指，毋宁说是让这种不断的跳跃延迟下去，从中不断看到了新的指向，却找不到指向最终的所指。

如果在这两种看法下都寻求一种本质的差异性，应该看到，主体间性与文本间性是一对有效的对偶概念。正如这个相互指涉的圈，主体间性应当对文本间性有所作为，而文本间性如果在这种作为的基础上继续传递下去，按文本的力量将文本间性反作用于主体间性，那么这两个作为的先后复合而成的作用应当等于一个空乏的作用（但未必是一个常量）。解释的过程就在这种空乏性之上不断生成。事实上，对于主体间性这门精深的学问来说，即便其最为浅表的一层，即认识论的主体间性问题也已经耗费了伟大哲学家，被法国人称为“3H”之一的（其他两位是黑格尔与海德格尔）胡塞尔毕生的心血。他的事业，对于几何学起源的考察（第5，6章与本文的讨论密切相关，在那里一种先在的大地被设想给出，这是一种纯语言学的建构，然后几何学家需要做的事情便少之又少了）虽然最终难言胜利，也并没有给我们看到一丝胜利的曙光，却仍然勾画出了一条最为清晰的走向普遍整理的道路。根据我们上面讨论的那种对偶性，这条道路的对偶对象应当就是一条通向普遍理据的道路，并且胡塞尔的停止之处似乎也应当时我们探询理据的停止之处。但是通过上述的讨论，我们还是不应当绝望，因为主体间性不可能被摧毁，如果普遍理据能够存在的话，它的栖身之处应当是无限广袤的。

04

解释学最早起源于对于圣经的解读，后来从中衍生出不同的学科。文学中对应的是文学批评，而语言学中的对应产物应当是我们苦苦追寻的那个理据。然而是否存在一门理据学呢？

在曹先生的这本著作中我们几乎已经得到了一个回答：不可能。理据总归是我们所说的词汇的理据，并且当这种理据来源于对词源的考察时，它落入了语源学家的掌门；当它照面于形态的变化时它又是一门形态学，考量其发音来源及流变时语音学家与音位学家有发言权，即便涉及到形态与句法的界面问题时，甚至一般介词的理据（比较á与de）亦有句法学家把持，涉及不同语言之间对于某个相同概念作出表达式的差异问题亦不领属于理据，那自由语言类型学家定夺。我们不仅看到理据甚至都没有一个点大小的疆域，更为在一种词源的满足下就随便停止理据的进一步探求而感到忧虑，这是一种人为的理据的死亡吗？在这种视野之下，似乎我们只需要穿越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便能够轻易地把握大部分的理据。

更广而推知，无论是这本著作中间的语音理据还是形态理据，熟语性理据还是语义理据，都是某种解释的中断。中断之处当然自有景色，有的语音理据止于一个特定的动物的模仿，形态理据止于一个词缀或词根的抽出，熟语性理据则如一个典故，一个“成语故事”，语义理据止于第一个转义者，那个“第一个闹革命的人”，那个历史事件的一次性。后面理据的丧失也无非归结为这种一次性。只有书中对假理据的点评引起了我们对于理据真正的憧憬：当我们回望一次又一次生活中处处无法躲避的对于理据自身的冷嘲热讽，类似于本文第一节中谈到的那些人和事，我们应该能看到一些新的异样。在那种充满质疑的眼光中，我们应该看到的反而是一种更深的乐观主义，那就是，理据不仅没有死去，反而生长在那种不可能有理据学容身之处；它在于生成，而不在于强势；母性是生成性的，但女性又是第二性的（波伏娃）；至少在那些通过电脑游戏而记忆某些语言材料的同学那里，理据没有止与一点，它是不断旋转上升，又同时生成着其他的理据。至少在那位同学的眼中（见本文第一节），主体应当“一起被它卷走，一起逃逸，而不要顾下一个看似静止的中心所指将停留在何方……”，至少在那本看似无效的新东方单词书中，我们又一次见证了理据生成的强度和广度（见本文第一节）：“一个似乎不可动摇的他者‘力拔山兮气盖世’地把古希腊人梦寐以求的那个‘发出笑声的处所’搬到了现代中国的大地。”这种无法抛弃的生命力，不正如同语言自身所具有的那般吗？

我当然需要在这里引用几句名言作结。这里都是我的个人趣味，不过想必总是有所教益的吧。

Inventing means discerning，means choosing.　Jules Henri Poincaré

Mathematics is on the artistic side a creation of new rhythms，orders，designs，harmonies，and on the knowledge side，is a systematic study of various rhythms，orders，designs and harmonies.　William L.Schaaff

由微知著，以朴制繁，众理如一，筹学之德也。然而数非一相，文非一体。或得之于心，或求之于物，或心物并驰。能者虽众，鲜能兼善。精而后博，数论之质也。朴而后坚，代数之骨也。分析如盘，众妙之门。几何纯厚，筹学之源。探天地之丽，究造物之形。计算巧微，百工以动。概率随机，统计是用。大千精妙，尽在斯乎。——丘成桐

［1］Jean FranÇois Lyotard Discours，figure［M］.LibrairieKlinchsieck&Cie，2002.

［2］Jean Baudrillard Cool Memories［M］.Editions Galilée，20002004.

［3］Gille Deleuze et Félix Guattari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Mille Plateaux［M］.Les Editions de Minuit，1980.

［4］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M］.Editions Gallimard，1，1966.

［5］Jacque Derrida LaVoix et le Phénomène［M］.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7.

［6］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M］.Jacque Derrida，方向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曹德明现代法语词汇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

［8］雅各布森文集［M］.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9］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1980.

［10］布龙菲尔德语言学文集［M］.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

夏嘉程，男，2010级数理科学方向，曾获得校级B等奖学金和校级C等奖学金各一次，现在法国Ecole Polytechnique大学攻读数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