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还原,指的是削弱思维中固有错误认知的学习方法。人们会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一些特定的观念或思维方式,它们虽然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奏效,但事实上却存在种种逻辑漏洞,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发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顽疾”包括坏习惯、错误的认知,以及自相矛盾的逻辑推理等。为了防止对今后的学习产生负面影响,积累下来的这些问题必须及时发现并得到纠正,这就需要我们对错误思维追根溯源,从根本上铲除问题,而不是治标不治本。
并不是所有的错误都“生而平等”。有些问题只是单纯出错或错误的猜测,有些则是日积月累而成的系统性问题,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盘根错节,难以根除。因此,纠正一次错误只能暂时让问题消失,对于彻底根除问题并无实际作用。
很多系统性问题之所以形成,是由于我们在思考问题时将问题过度简化,不经意间扭曲了客观事实。本章中会提供一些有趣的思维测验,帮你切身感受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下面请听题:“美国加州的圣迭戈(San Diego)位于内华达州的里诺(Reno)的东边还是西边?”事实上,大部分当地人都可能会答错,这是因为人们在回忆和思索的时候,大脑自动校正了两者的空间位置。所谓“校正”指的是人们把不规则的事物变得更加规整的过程。比如,人们会在脑海中把州的边际线勾勒得更加整齐,这样政治和地理的界限就可以吻合。图U.1中的左图描绘了人们臆想出来的地理位置,而实际情况则如右图所示。
图U.1 圣迭戈位于里诺的东边还是西边?这个例子展示了人们如何简化问题来便于思考
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错误认知的三种来源:错误概念[1],推理偏见,以及单纯出错。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了应对日常的生活琐碎或是保护自身的相关利益,人们形成了各种逻辑自洽的思考方式与行为准则,它们虽然大多数情况下都管用但却不见得正确,时间一长就变成了松散交织在一起的错误概念。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犯的错误看上去颇有规律、如出一辙,就好像凭直觉自然形成了一套理论似的(McCloskey,1983)。但是在其他情况下,这些错误概念就缺乏内在的统一性和效果的一致性,很容易在执行的过程中时灵时不灵,而且人们对于相关知识的理解也呈现出“碎片化形态”(DiSessa,1988)。朴素物理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同时说明上述两种问题:直觉理论与应用效果的不一致性。欲知详情,请先回答图U.2中的问题。
图U.2 朴素物理学中错误概念的例子
正确的答案是:1B,2C,3B。如果你给出的答案是1C或者1D,2B,3C、3D或者3E,那说明你对物体运动的理解还停留在“冲力说”(McCloskey,1983)。根据推测,这个理论讲的可能是“运动中的物体含有内在的力量,即‘冲力’。‘冲力’在运动中会不断消耗、直到用尽。”所以根据该理论,第一题的C/D选项可以解释为:因“曲线力”的作用,物体还会进行一段圆周运动;对于第二题的B选项,物体垂直下落是因为它是掉落的而不是被抛出的,因此不具备内在冲力;而第三题的C/D/E选项则是因为,物体会在冲力耗尽前先维持一段直线运动,然后开始坠落……虽然这套说法在每种情况下都能解释得头头是道,看似完全符合朴素物理学的逻辑原理,但却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
与此同时,错误认知也常会露出马脚,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前后矛盾,远远达不到正牌理论的严谨性与普适性。比如,第一个问题中如果从管子里射出的不是弹珠而是水(就像拿水管喷水一样),那么就算是冲力说的铁杆支持者也会预测水会直着喷出来(而不是打转转)。既然冒牌货已经被证伪了,那人们为什么还不知错就改呢?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人们会把某个问题判定为例外,然后继续按照老思路行事。所以这对我们的启示是,即便纠正了某一次问题(例如,上文中以水代球进行思考的情况),对于彻底根除朴素物理学所发挥的作用可能也只是微乎其微。
在20世纪30年代,扁桃体切除术的实施率引起了美国儿童健康协会(American Child Health Association)的密切关注。因为该类手术不仅费用较高,且存在因手术麻醉而死亡的风险(那时的麻醉剂用的还是氯仿[2])(1934,pp.80~96)。为了研究该问题,美国儿童健康协会收集了纽约市1000名11岁儿童的病例作为样本,发现其中61.1%的孩子扁桃体已经被切除(相比之下,今天扁桃体切除术的实施率大约徘徊在1%上下)。这项研究随后变得有趣起来:研究人员把没有切除扁桃体的389名儿童安排给新的医生,结果其中45%的孩子又被建议切除。于是,好奇的研究人员又重复了上述步骤,将两轮后被确诊为正常的孩子选出来,继续安排给新的医生,(果然)又有46%的孩子被建议接受手术。最终剩下的“幸存者”又见了一轮医生,结果又有44%的孩子中招。于是几轮下来后,1000个孩子里只剩65位“幸运儿”。如此荒唐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医生普遍认为人群中大约45%的儿童需要接受扁桃体切除术,于是对任何一个群体给出的判断都不知不觉地往这个数字上靠了!
作为患者,此刻的心情是沉重的,因为我们都希望医生能够根据自己的病情、“望闻问切”一番之后再做出合理的诊断。再加上谁也无法保证百分百能治好,所以在看病的时候,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多找几位大夫问问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医生们在诊治患者的时候,需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各种判断,这时偏见推理就很可能乘虚而入,比如前面例子中45%扁桃体切除术的“参考指标”。
对疾病进行诊断只是一个例子,下面这则生活中更为常见的例子,也需要我们在面对不确定情形时作出判断。
张婷婷今年33岁,单身,性格直率,机敏过人,主修哲学。作为一名关心人类福祉的学生,她密切关注着与社会公平相关的问题,也加入了全球反核武器运动。请做个猜测,下面两条陈述中哪一条符合张婷婷情况的概率更高?
1.婷婷是银行出纳
2.婷婷是银行出纳,并且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Tversky&Kahneman,1983)
基于上面对张婷婷的描述,仿佛一眼就能看出她是一名积极的社会公益活动家,于是85%的人都会错选第二条。咦?选项2怎么会是错的呢?这不科学!张婷婷听上去妥妥的就是一名社会公益活动家啊!然而从概率上来看的话,既是社会公益活动家又是银行出纳的概率必然不会高于只是银行出纳的概率。而且任何情况下,同时符合两个条件的概率一定不会高于只符合其中某一个条件的概率,条件越多,命中的概率就越低(请参考下面的文氏图,图U.3)。
面对不确定情形时进行判断,人们应尽量从概率的角度理性思考。然而实际情况中,人们大多数时候还是会很自然地靠直觉来下结论。直觉的确也是一种“抄近道”的思考方式,适用于大部分情况(而精确的逻辑推算则可以保证每次都得出正确答案)。在张婷婷这一问题中,人们运用的是典型代表(respresentativeness)的直觉思考方式:选择2明显与张婷婷的形象更加相似,或是更能代表她这一类人。在做判断时,典型代表的直觉思考方式很容易让人忽略掉概率的客观存在。诚然,从事物相似性和代表性的角度进行思考是非常自然的推理方式,不过在本例中,这种方式并不适用。
图U.3 需要满足的条件越多,符合条件的概率越小
人们有些时候依靠直觉做决定,是因为确实不知道如何利用概率来思考。科诺德(Konold,1989)曾就下面的问题对人们进行了采访。
一个骰子的六面有五面被涂成黑色,一面涂成白色。掷6次骰子,下面哪种结果概率更高?
1.5次黑色,1次白色
2.6次黑色
很多人会选择选项2。他们的推理过程是:每次掷骰子,出现黑色的概率都更高;因此掷6次骰子,每次都是黑色的概率也会更高。乍一听这推理过程还真有道理呢!然而遗憾的是,它并不正确。通过计算发现,得到6次全黑的概率是0.335,出现5黑1白的概率则是0.402。出现错误的根源在于人们倾向于以单独事件的概率来看待整体的概率,却忽略了每次事件连续出现而叠加起来的概率。
这些例子都太有意思了,忍不住(淘气地)再举一个。卡尼曼(Kahneman,2002)深入探究了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情形时如何进行思考判断,并凭借开创性的研究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3]。
一所空军学校的日常训练中,教官大人会奖励当天表现最佳的飞行员,而惩罚表现最差的飞行员。每到第二天,他发觉昨日最佳之星表现变差了,而最糗之星的表现却提升了。于是他琢磨了一下,严肃地认为应当改变自己的教学模式——只惩罚不奖赏。对此,机智的你怎么看?
你可能会说,“奖励可是一项极好的激励手段,千万不要轻易弃用啊。”你看,我们就是这么自然地扑进了因果推理的“温柔怀抱”里。然而此时,概率推理才是我们的好朋友。怎么讲?正所谓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第一天训练的时候,有些人会撞大运表现奇佳,有些人则走衰运不在状态。然而上帝是公平的,到第二天训练的时候,每个人的表现就会回归到平均水平,这种现象被称为趋均数回归”(regression to the mean)。因此,不管教官惩罚与否,前一天表现悲催的飞行员第二天多半会有所提升;而不管教官奖励与否,前一天超常发挥的飞行员在第二天也会趋于正常。
在生活中更为常见的情节可能是“体坛新星的诅咒”:在球员的职业生涯中,新手一般都会有着无与伦比的破局之年,各种奖杯拿到手软,各种杂志照片拍到眼瞎。结果第二年可能就会遭遇事业上的滑铁卢。此时就会有人指指点点说,“你看,就是因为分了心,才误了业”。然而,真的是因为我们的新起之秀堕落了吗?此时请出我们的好朋友概率推理来分析一下当前的局势:如果希望自己今年能从新秀之中脱颖而出,就需要比别人多那么一点点运气。等到第二年的时候,去年的最佳球员就会回归到新手们的平均水平,除非奇迹发生了……那他真的是撞大运了。
推理偏见的身影并不只会出现在不确定情形下做判断的时候。哈默(Hammer,1994)也指出人们对于某些学科会产生特定的认知,即知识观(epistemic beliefs)。这些观念可能会成为学习过程中的拦路虎。例如,学生们可能会认为物理就是一个又一个事实信息,彼此毫无关系,或者他们认为专家的讲解就是醍醐灌顶,自己的思考毫无价值。下面的访谈节选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真心觉得不需要推导这些公式,你看,我证明不证明它又能怎样呢?反正前人早就证明过了……不就是个概念嘛……你说我一年花1.5万美元的学费……可不是来这儿干这个的。应该让老师替我推导才对,而且还得把其中的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Hammer,1994,p.159)。
我们并不清楚这名学生到底是因为懒惰,还是真心认为物理学习就是坐等权威解答,居然会展现出这样一副态度。总之我们也不去深究了,毕竟这种消极的学习态度怎么说都不利于学习。类似这样的知识观并不同于直觉推理或是直观判断,因为这很可能是灌输式教学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一群这样的学生背后就一定存在着一位只关注结果的老师或家长。
那些在独立事件中出现的差错相对更容易纠正一些。比如说,很多人认为做菜时加的料酒会在后续烹饪过程中很快蒸发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菜里加入料酒后炖一个小时,料汁中仍会保留25%的酒精成分(Augustin,Augustin,Cutrufelli,Hagen,&Teitzel,1992)。纠正这类问题并非难事。事实上,你对料酒的这个错误印象可能在读完刚才那段话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毕竟这种源自独立事件的问题只出现于我们生活中的某个瞬间,即烹饪时用到料酒的时候,因此只要稍加提醒就能彻底纠正。
人们在“拍脑袋”得出答案的时候也常会出现差错。例如,有些人可能从未思考过春夏秋冬四季出现的真正原因。因此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直接拍脑袋去想最容易想到的类比:“离热源越近就越感觉热嘛,所以夏天就是地球离太阳更近了。”这个说法不攻自破,因为类比中存在着明显的逻辑漏洞,“要照这么说,南北半球应该同时进入夏天,对吗?”这么一问,对方估计会一时语塞,当空气突然安静下来之时,我们可以抓住机会将地球自转轴倾斜的概念引入进来,解释四季形成的真正原因。有时,纠正错误认知的工作也可能会较为繁重,但至少可以摆脱深层意识中错误概念的干扰。在意识到错误的前提下,只要错误概念的根基不在,想清除它们就并非难事。
著名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提出了人类认知发展的不同阶段,并将儿童提升对世界认识的方式归纳为同化[4]和顺应[5]两个过程。同化指的是人们将新信息融入当前想法的过程。顺应则指的是通过改变自己的想法来适应新信息的过程。纠正错误认知需要借助顺应的过程,因此也极具挑战性,因为改变想法远比巩固想法更为困难。
要想运用顺应进行改造就不得不面对其中的两大难点。第一,人们的直觉意识和推理方式并不如正式理论那样严谨。对于一套严密的理论来说,一个反例就足以证伪,但对于逻辑松散的错误概念来说,用反例证伪就好比一拳打在棉花上,有劲儿使不上。第二,如果没有一套新理论来替代之前的想法,人们就很难轻易转变思想。
只有当新想法足够强大、能够与之前的想法相抗衡的时候,顺应才会发生。陈和西格勒(Chen&Siegler,2000)的研究展示了儿童会不断给出错误的判断(比如,他们会认为三块分开放着的饼干要比放在一起的三块饼干多),而脑海里的另一种认知则在逐渐强化(三块饼干无论分开放还是放在一起,数量都一样,见图U.4)。当经验积累到足够多的时候,渐渐强化的认知就会脱颖而出,进入主观意识,让孩子最终能够给出正确答案。此时,他们也就可以开始建立正确答案背后的合理解释了。
图U.4 不同摆放方式的六块饼干
关于被取代的错误认知还有一个经典问题,那就是它们在被替代后,是会彻底消失,还是会潜藏在脑海中的某个角落等着卷土重来呢?对于简单的联想记忆[6]来说,有证据表明存在一种被称为提取诱发遗忘的现象(即回忆一部分内容,导致另一部分内容被遗忘),但这是否同样作用于错误认知,目前还不得而知。下面我们先来看看,记忆中的关联是如何被替换掉的。
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的任务是将一个单词与两幅不同的图片联系起来(Wimber,Alink,Charest,Kriegeskorte,&Anderson,2015)。图U.5展示了该研究的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参与者要记住该单词与两张图片的关系(实验中类似的单词和图片会给出很多组)。随后当人们读到该单词的时候,研究人员检测到大脑中与两张图片有关的区域均被激活。第二阶段,参与者需要反复练习回忆其中一张图片,即当看到图U.5中的单词时,只去回忆右边的图片(女人头像)。这样至少重复五轮,最终当人们再看到单词时,有80%的概率会回忆出右图(女人头像)。那么问题来了,对左图(帽子)的记忆会如何变化呢?研究人员给参与者展示了各种样式帽子的图片,并让他们判断哪个是之前见过的。结果显示,人们不仅对那顶帽子的辨识度下降,同时大脑中与帽子相关的活跃区域也不如之前集中。有种解释是说旧的记忆正在慢慢消解,因为要想努力记住女人头像,就需要抑制对帽子的记忆。
图U.5 测试记忆受到抑制时是否会逐渐淡忘
从这个观察中得出的方法如果用来应对错误认知,或许可以先帮助人们把错误的想法描述得更加具体和明确。当目标明确了,我们就有可能借助其他的替代物来实施“强行碾压”(否则就会像拳头打棉花一般)。
还有些时候,人们只是把正确的概念用在了错误的场合,就像前面的例子中用日地距离来解释四季变化一样。离热源越近感觉越热这个概念本身没毛病,只不过这并不能用来解释四季的变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须改变对概念的理解,只要重新构建概念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关系即可。正如前面提到的,要想彻底取代旧关系(如四季与日地距离的远近),必须要不断强化新的关系(如四季与地轴倾斜)。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只告诫他人“你用错概念了”,不要期望会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因为这句话并不足以构成新的关系,也就无从取代旧关系。
运用纠正误解的第一步是,学习者要意识到可能存在的错误认知和推理偏见。萨德勒等人(Sadler,Sonnert,Coyle,Cook-Smith,&Miller,2013)的研究展现出老师对学生的了解程度与学生学习效果之间存在相关性,即老师对学生会犯的错误越了解,学生们的成绩就越好。研究中两百多名中学物理老师以及他们的一万多名学生在学期伊始完成了一套多选题测试。除了自己要解答题目,老师们还需要推测学生们最可能选择哪些答案。例如下面这道题,选项后面括号中的数字就是选择各选项的学生比例。
小艾薇正在认真地观察一支燃烧中的蜡烛。当蜡烛燃尽后,她很好奇蜡烛上的蜡都去哪里了?以下是她给出的一些猜测,你同意哪一个呢?
A.烛蜡转化成了不可见的气体(17%)
B.烛蜡变得看不见了,但仍存在于空气中(6%)
C.蜡烛在燃烧后就彻底没了(8%)
D.烛蜡全部都融化了,并滴在了烛台里(59%)
E.烛蜡转化成了能量(10%)(Sadler et al.,2013,p.1030)
结果中59%的学生都选了D,说明学生们普遍对这个概念存在误解(正确的答案应该是A)。
接下来,研究人员评测了学生们在这一学年中的学习表现。最终的研究结果显示,如果物理老师们在当初多选题的测试中表现很糟糕,可想而知,他们教学的班级也应该表现平平。而那些能够准确推测学生错误判断的老师所教的班级,进步效果却是最明显的。这样的研究结果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毕竟想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老师,不仅打铁还需自身硬,对知识本身有着透彻的理解,同时还要对自己的学生做到了如指掌,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工作(Shulman,1986)。
要想了解学习者思维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专门制造一些机会让其暴露出来。比如一些预先设计好的物理小测验,就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学生知识体系中的错误认知(e.g.,Hestenes,Wells,&Swackhamer,1992)和偏见推断(e.g.,Adams et al.,2006)。如果不借助小测验,我们也可以采用一种被称作“预测—观察—解释”循环的方法(POE,predict-observe-explain,White&Gunstone,1992)。具体来说,学习者要先假设实验结果,再观察实验的真实结果(通常与想象的结果存在差异),然后再解释为何之前的假设不成立以及该如何修正。循环中最后这一步可以将学习者的推理过程与思考方式展露无遗,这使得POE方法成为教学决策过程中一种非常有用的形成性评价[7](formative assessment)。
有些时候,老师们还会直接把POE拿过来作为教学方法,因为他们觉得学习过程中出现的认知矛盾会促使学生积极地自我纠正。然而证据显示,单靠这种方法本身并不能发挥显著的作用(Limón,2001)。预测判断与实际结果不一致所产生的认知失衡,并不能让学习行为自然发生,因为即便人们不学习正确的方法,也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自圆其说(Shemwell,Chase,&Schwartz,2015)。
前面的铺垫工作已准备完毕,接下来让我们真正开始磨刀霍霍向“误解”。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没有绝对的万灵药可以做到药到病除,但只要从以下这3点出发,就能实现不错的修正效果。
首先是提升学习者思考问题的精度,让他们能察觉到直觉判断与正确解答之间的区别。精确的认知可以避免学习者把新知识盲目地带入漏洞百出的思维体系之中,因为他们缜密的思考和犀利的眼神能够发现这二者根本不匹配。沃斯纳多等人(Vosniadou,Ioannides,Dimitrakopoulou,&Papademetriou,2001)曾尝试以学生提问来开展科学课程。实验中,学生要先详细陈述自己的观点,比如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合作,预测实验的具体结果并作出相应的解释等等。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开展实验前学生们需要学会如何精确地测量数据,并且准确区分那些容易混淆的概念(比如,力和能量)。
下一步,学习者需要建立起能够替代错误旧观念的新概念。在科学课程实验中,沃斯纳多和同事们会为学生介绍一些描述物理现象的外显型表达方式,比如利用矢量表达力的大小与方向,或是用能量计显示能量的多少等。这样一来,学习者就可以借助新工具来重新思考问题了。比如说,与其把电流理解为水管中流动的水,不如把它想象成排队进入火车站的拥挤人群(后者更有助于思考电阻的概念)。
然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凡事都需要个过程,新观念的培养形成也需要时间,直到逐渐成长为可与错误旧观念势均力敌的新观念。与此同时,学习者也需要了解新观念所使用的范围。上述实验中,沃斯纳多和同事们宁愿牺牲内容的广度,也要保证学生学习基本概念的深度,打下良好的基础。毕竟消除误解的过程可能是漫长而艰难的。
纠正错误认知和推理偏见所产生的效果显而易见,那就是帮助我们远离弯路、重回正轨。而它在现实生活中更会带来深远的影响。首先,正确的认知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更理性的判断。举个例子,我们可能不会盲目追捧那些因为今年业绩飘红而牛气哄哄的基金经理,因为他们的真实水平不见得比其他人高多少,可能只是今年行大运了!如果他们连年表现出色,那么货真价实的可能性还会高一些。其次,正确的认知能让与之相关的新内容的学习过程变得倍加轻松,具体的例子可以参考本章最后的部分。
整体来说,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人们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轻松学会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认知和推理习惯。其原因也很明显:如果根本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何谈纠正呢?就比如说,欧洲人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认为地球是平的。
因此要想学会自我纠正,学习者首先要细心留意那些不一致的地方并及时进行调整。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很可能会杀出个“程咬金”——证实性偏差[8]。通俗来讲,证实性偏差就是人们希望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支持自己的某种想法,而非将其证伪。比如说,盲目地认为他/她很爱你,或是坚持认为吃猪蹄就可以补充胶原蛋白,再或是某种情况下,认为只要自己多努力一点点就能取得成功,等等。因为人们非常渴望自己坚信的事情是真的,于是会想尽办法从各个方面来找证据支持这些镜花水月般的愿望。
证实性偏差并非只表现为主观上的一厢情愿,很多时候在思维过程中也会暗流涌动。图U.6展示了非常著名的选择任务研究实验(Wason,1966)。如果为了确认四张卡片是否都符合规则,你会翻看哪两张卡片来做验证呢?(我们的目标是证伪这个规则)
图U.6 选择任务(Wason,1966)
认为应当翻看卡片A和卡片4的话,显然就是中了证实性偏差的招。其中卡片A的确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卡片4却与我们的期望无关。这么说,如果卡片4的背面是元音,那么就证实了规则;但是如果背面是辅音,却也无法证伪规则(因为规则并没有说“如果一面是偶数,另一面就一定是元音”)。所以卡片4是一个无效选择,而真正需要翻看的其实是卡片7。因为如果它背面的是元音,就违反了规则。如果觉得这个例子有点绕的话,我们就把同样的逻辑判断套用到另一个情境中。请看图U.7,这回答案是否更加显而易见了呢?事实上,人们更善于回答以真实生活为背景的逻辑问题,例如判断是否符合饮酒年龄这类问题。这时候,借助直觉推理(揪出那些偷偷喝酒的未成年人)可能会非常有效呢!
图U.7 日常生活中人们熟悉的社会规则会让选择任务变得异常简单
而有些情况下,即便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理论岌岌可危,仍会搬出“凡事总有例外”的拯救大法。为了保证自己理论的健全,会想尽办法把潜在的危机特殊化。比如说,老师带着小朋友做实验,验证毛衣穿着暖和到底是不是因为它本身会发热。老师首先将温度计裹在毛衣里放到一边,然后让小朋友们给出判断。有的小朋友会说温度计读数第二天肯定会飙升。然而当第二天早上发现温度计读数纹丝未动时,小朋友们就会开始找各种各样的可爱理由来开脱,“温度计放进去的时间不够啊”“凉风晚上吹进毛衣里啦”……
(Watson&Konicek,1990)成年人的世界何尝不是如此,“他好几天没联系我了,肯定是因为工作太忙了,或者手机没话费了,或者手机掉厕所里了!”反正就是不愿去面对他不爱你这个事实。
当然事情并非无药可救。人们还是可以学会有效避免证实性偏差的,尤其是在一些专业领域。邓巴(Dunbar,2000)曾在世界一流的生物学实验室中,录制了数个月各类研讨会的视频。他发现,当实验结果证伪了首要假设时,科学家们并不会就此了结,而是会启动另一套流程来寻求合理的解释,包括提出全新的理论框架,以及开展能够证伪新理论的测试,等等。综上所述,人们基于客观推理和事实证据还是可以主动纠正自己的误解的。但是请不要忘记,这些科学家能如此娴熟地击退证实性偏差的进攻,是因为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有着长达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的专业训练。一旦脱下白大褂回到了温馨的家中,面对“年久失修”的水龙头里的涓涓细流,就又会抱怨“供水压力怎么永远这么低”……唉,怎么就不想想是不是水管或者水龙头被水垢堵了呢……
在纠正误解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格外注意两个方面。第一,不要在解释一个误解的时候又引入了另一个误解。例如,当给一位小朋友讲解地球并非天圆地方的时候,会告诉他地球像是乒乓球一样的球体[9],这就可能产生了“地球是一个完美的球体”这一新的误解。第二,作为老师千万不要糊弄自己,说学生们已经全部明白了,“你看,他们不是已经能够使用公式并得出正确的答案了吗?”话已至此,就不得不提到关于人类学习的事实真相:程序化操作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学习者不需要通过思考也能得出正确答案,但这也正是该方法的一大致命弱点。
请想象一位小朋友正在做算术题,并得出了如下的答案。
坏例子:等得不耐烦了,直接告知了正确答案——13、6、2。
稍微好一点的例子:你发现小朋友是在用这样的逻辑思考:不能用小数减大数(例,3-7、1-9)。那就应该用大数减小数(例,7-3、9-1,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第二组减法的个位算出了4,第三组的个位算出了8)。为了纠正这样的误解,你告诉他这么想是错误的,并指出应该如何用(个位的)小数减大数。
最好的例子:你进一步发现,小朋友脑海中存在的另一个误解才是问题的根源。他把每一竖列当作了独立的减法计算,所以并没有理解13是一个整体,而只在每一位上做运算。为了纠正这个误解,你以退为进,先教会他数字位值的概念,消除误解的根源;然后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再重新教一遍减法中如何借位。
核心的学习原理是什么
识别并取代错误的认知观念与思考方式。
对学习什么有帮助,举个例子
一位篮球新秀获得了年度最有价值球员MVP的称号,被各大体育杂志争相报道。然而到了第二年,这名选手表现欠佳,便有人指责是媒体报道让他分了心。类似这样的因果推理并不准确,而概率推理则会更加恰当。如果这位新秀来年成绩还是超级出色,那才有可能的确是因为他天赋过人、实力超群。在我们面对生活中不确定的情况时,要想克服直觉推理的种种诱惑,还是需要经过大量关于概率推理的练习。
为什么会有用
有些认知观念与思考逻辑虽然多有纰漏,但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奏效的,所以它们很可能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且难以察觉。纠正误解正是能够帮助你识别出它们,然后通过培养另一套可以与之抗衡的正确思维来逐渐取而代之的学习方法。
能解决什么样的学习问题
·老师没有意识到学生混淆了某些知识点,这会为今后的学习造成困扰。
·物理老师没有意识到学生们靠拍脑袋构建了一个山寨理论,于是他只是纠正了表面问题而忽略了内在原因。
·人们会把新信息改造成符合自身已有观点的形式。
·人们一味相信整容所带来的美好愿景,而不关注其副作用。
使用的范例
·借助测验或是特定的任务来暴露学习者的错误认知。
·让学生预测从弯曲管子中射出小球的运动轨迹。
·构建可以替换意识中错误概念的理论。
·分析问题时,通过介绍概率推理的概念来替代因果推理。
容易出现的问题
·老师可能认为学生已经理解了知识内容,因为他们已经能够成功地按照步骤解题了。
·解释一个误解的时候不小心又引入了另一个误解。
[1] 错误概念(misconception):又称“迷思概念”,学习者拥有的与科学概念不符的知识。
[2] 三氯甲烷,也有麻醉的作用,因为会和空气发生反应生成剧毒的光气,现在早已不用了。现代手术常用笑气(N2O)或乙醚做全身麻醉药,用普鲁卡因盐酸盐、丁卡因盐酸盐、利多卡因盐酸盐等做局部麻醉药。——译者注
[3] 丹尼尔·卡内曼将心理学视角与经济学视角结合起来,是经济心理学的奠基人。他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不确定情形下人类决策的研究,证明了人类的决策行为如何系统性地偏离标准经济理论所预测的结果。他论证了在不确定情形下,因为人们依照“倾向于观测小样本”的小数法则行事,或因为人们对容易接触到的信息更为熟悉并对主观概率准确性的盲目偏信,而导致人的决策行为会系统性地偏离基本概率论的推断结果。——译者注
[4] 同化(assimilation):皮亚杰认为同化是指个体运用已有的图式解释外部世界的过程。
[5] 顺应(accommodation):皮亚杰认为顺应是指当不能同化客体时,就要引起图式的改变或创新,以适应环境的过程。
[6] 联想记忆(associative memory):通过与其他知识单元联系所进行的记忆。
[7] 形成性评价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为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发现教和学中的问题而进行的评价。——译者注
[8] 证实性偏差(confirmation bias):个体倾向于寻找验证假设的信息,而不是寻找否定假设的证据的现象。社会生活中人们在判断自己的信念或假设是否正确,或者进行决策时,往往认为支持性的证据更有说服力,并有意或无意地寻找与自己已有的信念或假设一致的信息和解释,这种为已有的信念找证据的倾向往往导致错误的发生。
[9] 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学过,地球并非是正球体,而是两极稍扁、赤道略鼓的不规则球体。此外很多人会说地球表面还有高山、峡谷、河流、湖泊,甚至海洋中深深的海沟,等等。但这些特征相对于整个地球而言,变化都是极其微小的,地球的形状还是极为接近正球体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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