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三校的大学治理与法人化改革

孙　华^[1]

在学校党委组织部的安排下，今年暑期我们一行19人，来自人事部、国际合作部等7个部门和化学、信科、历史、法学等12个院系的管理骨干，先后访问了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与三校的大学校长和部门院系的负责人进行了交流，深入了解其办学理念、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学科研、师资队伍、行政管理、后勤保障等方面的运行机制，探讨现代大学治理结构与完善和院系建设，拓宽北大管理干部的国际视野，创新管理模式，提升管理水平。

一、大学治理中的大学精神

选择访问这三所学校的原因，自然是其先进的理念和治理结构。通过15天的讲座和研讨，我觉得这三所学校在其现代大学治理结构中体现的是日本的大学精神和文化传承，并通过法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其教育理念中学术自由之精神和大学自主自治的权利。日本给我们的深刻印象是干净、有序和安全，这种现象背后是根植于日本人心中的民族精神和国民素质。大学就是塑造这种民族精神的殿堂，这三所大学更是日本人文化自信和精神传承的典范。

（一）培养全球领导者要坚持学术的独立和自由

早稻田大学是北大在日本最活跃的姐妹学校，1982年两校签署交流协议以来，在教学科研等广泛领域确立了交流合作关系。早稻田大学理事副校长森田典正和国际部长黑田一雄认为，早大与北大的关系是其在与中国的大学中没有之一，只有唯一的关系。在交流中我们发现，很多上世纪早期中国的革命者曾经在早稻田大学就读。比如，北大教授李大钊、陈独秀早年都求学于早稻田大学。另外，廖仲恺，廖承志，宋教仁，彭湃等一批革命者都就读于这所学校。为什么早稻田大学能够吸引和培养这么多的革命者？我认为，对一所大学治理结构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是大学精神，而其独特的大学精神的传承，根植于早稻田大学学生的心中，也会对其所处社会的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一是责任。在这次交流中，森田典正副校长介绍了早稻田大学制定的2032年中长期规划“早稻田150周年愿景”，立志发展成为一所具有最高水准、培养为世界做出贡献的人才的高等学府。我们从历史上可以发现，培养全球领导者就是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大隈重信当年的理想。他曾经是明治维新时期的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两次出任日本首相。他在成立立宪改进党的同时创办早稻田大学，坚持学术的独立和自由，彰显了他的政治理想希望通过教育实现的态度和目标。我们在这所最优秀的私立大学访问期间，看到很多学生社团反对安倍政府修改和平宪法的标语和游行的通知牌，独立和自由的精神在一代又一代早大人心中传承。二是态度。早稻田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教师的工资收入很高。但工资收入差别不大，而且非常透明，没有工资外的灰色收入。只要有毕业时间和年龄就能够知道其工资水平。职称也是论资排辈，大都可以评上正教授。那么，这种制度会不会产生庸人懒人的现象呢？是不是有什么严格的制度约束或学习培训？东亚国际部长江正殷说没有什么相关的培训或约束，他笑谈是“八荣八耻”在约束着大家严格自律，如果老师们不努力自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但我认为，早稻田大学的“八荣八耻”就是根植于心中的大学精神。教师们虽然没有安排任何特殊的思想教育学习，也没有靠论文数去评价教师的晋升，就是这种以学术的独立和自由为核心的大学精神在治理结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是日本文化精神之中高度的责任感和集体意识的体现。

（二）建立非英语圈的国际化校园

东京大学和北京大学，都是本国第一所国立大学，都是以首都命名，这就注定了这两所大学各自的唯一性。习近平主席在北大讲，北大不能成为第二个哈佛，只能成为第一个北大。我认为这个第一也是北大和东大这两所大学在本国所共有的责任。东京大学理事副校长古谷研介绍说，东京大学志在建设全球化校园，这里面彰显的自信是建立非英语圈国际化校园模式，把日本积蓄的好东西传播到世界，把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让日本的精英可以用英语上课，传递日本的文化，形成超级全球化大学。日本超过三分之二的一级官僚毕业于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这两所大学尤其是东京大学的大学精神和文化代表着日本的思想。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民族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团队精神，不甘心于英语国家对世界的左右，要建立非英语圈的国际化校园。东京大学宪章中提到，作为院系教育的基础，应该重视教养教育超越“国籍、民族、语言”等各种束缚，追求人类普遍的真理与真实，通过教育与研究为世界和平与人类的幸福做出贡献。东京大学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它的世界眼光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历史上来看这种世界眼光，例如东京大学的第一位女老师是中国人。冰心先生是1923年燕京大学第一批女生，1929年与燕大教授吴文藻先生结婚，夫妇二人在1946年到东京大学执教，冰心成为东京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教师。我在1993年认识的第一个东京大学毕业生是刘忠范院士，他在东大的导师把实验室的设备都送给他回到北大做研究，他的导师希望他能够在中国获得诺贝尔奖。2013年刘忠范院士被排在中国万人计划杰出人才的第一位。1996年我在北大读硕士的导师张学智是日本东大文学博士，这些东京大学毕业生已经成长为北大的优秀学者。从他们身上我明白了东京大学为什么长期以来是亚洲第一，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因为在东京大学的大学精神里体现了人才培养的世界眼光。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与东京大学的教养学部、首尔大学、河内国家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了通识教育论坛和学生论坛，希望能够在通识教育方面和跨学科专业方面加大交流，共同建设适合东方和亚洲的博雅教育模式。我在东京大学专门去农学院看学生们为忠犬和主人重逢所做的雕像。这是一个由美国人搬上电影银幕，让全世界感动的故事。原型是东京大学农学院的教授，这就是东大在国际上传递文化理念方面一个最成功的案例。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希望两校间的交流能够接续中日之间的友谊同时，携手为人类的和谐与繁荣共同做出努力。

（三）以文化自信为基础的国际化视野

北大与京都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京都大学有9位诺贝尔物理和化学奖获得者，两校间正在更大广泛的领域开展交流。京都大学和北京大学一样，处于国家的文化中心，自从794年平安京建城以来，京都的历史变迁折射了日本和风文化的形成及近代都市的繁荣，走在京都的小巷中感受到数代先人所留下的智慧与创意。大学的使命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而重要的还有第四点，就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京都大学的大学文化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实际上是一种人文精神，一是对科学执着的探索到了单纯的程度，也就是日本的创新性和独立研究精神；二是文化自信。京都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研究一种果蝇在黑暗状态下的繁殖，在时间上可以比照人类30万年，他们至今还在不计成本地进行研究，无论是否会有用上的那一天。京都大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第一次出国办护照是因为需要去瑞典领奖。他从不参加国际会议的原因是他认为日本做的就应该是最好的，这位京大教授自称是国际主义者，他做研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自己的东西传到世界。在京都大学的交流中，还有一件事情对我们印象深刻：京都大学理事副校长北野正雄说，本来安排了5位副校长给北大代表团上课，其中3位副校长被学生堵在校长办公楼超过24小时。京都大学学生高度自治，与政府和大学平等表达意见。但同时，学生们也表达出对校长的敬意。日本京都大学校长山极寿一因大猩猩研究而家喻户晓，我们在访问期间，京大一个社团和学生志愿者一同开发出了一种使用大猩猩肠内乳酸菌制成的奶酪蛋糕，来表达对校长全身心投入学校治理的敬意。北野正雄副校长介绍说，这位穿梭在非洲的教授成为大学校长后，中断了自己的课题研究全心投入到学校的管理之中，他表示校长任职期间不申请任何课题，不参加任何学术研究，而专心大学的管理工作。

二、法人化改革在大学治理结构中的作用

从三个学校丰富的讲座之中，我们学习收获到更多的是在大学法人化背景下，日本高校所进行的改革取得的成效。早稻田大学是私立大学，成立之初就是法人化治理结构。东大和京大是国立大学，十几年大学法人化的经验和教训更值得我们思考。结合交流中的学习资料和对一些相关研究的学习中可以看到，日本大学法人化改革的成效，一是大学治理结构更趋合理，二是促进教育质量的改善，三是强化高校生存意识和提高国际竞争力。

（一）为什么进行法人化改革

大学的改革，一定是伴随整个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英国和新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家爆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减少国家财政公共支出、避免赤字、提高行政办事效率，这些国家不得不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到了90年代，此种行政体制改革浪潮已影响到西方许多发达国家，也波及了亚洲各国，包括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也都在考虑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它是在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理论，强调以市场为导向，主张要使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大程度的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要求在财政和金融方面采取强硬措施保证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实施。20世纪末，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时代带来了各国高等教育的加速发展，打破了传统的大学模式，要求大学拥有人事和管理上的自主权，要求拥有专业调整、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自主权，要求利用知识、技术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自主权等等，新的时代对大学自主提出了新诉求，要求拥有应有的法人地位。

但是，原有的大学不能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产业界开始改变其传统的以制造业为主的模式，逐渐转向信息行业和高科技领域，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和以往有所不同，更强调劳动者的独立性、创造性、灵活性、开拓性，具有挑战精神和合作精神，并具有国际视野，能够处理现代公司所面临的复杂问题。大学参与产业界的研发与开发，不仅能够使大学更直接地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同时也为筹措大学研究经费拓展渠道。大学，尤其是具有科研实力的国立大学，担负着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责任，理应与企业有一定的合作。然而，原有的政府主导的日本国立大学管理体制束缚了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其中大学校长缺乏应有的管理自主权，主要来自文部科学省的经费制约和教授会制约；大学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因为经费来源，大学不关注社会；大学质量保障体系不完善，几乎没有接受来自外部的任何评议，缺乏自我革新能力；教师缺乏竞争意识和为社会服务的思想，铁饭碗、官俸、年功制工资、福利制度；学生学业能力低下，大学仅是学生走向社会之前的玩乐场所；财务制度僵化，为花钱而花钱，一切收入上缴。

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按照《通则法》，把一些原属国家行政部门机构变为独立行政法人，目的在于精简国家行政机构，裁减国家公务员数量，把“大政府”变为精干的“小政府”。2001年，文部科学省又出台了“大学机构改革方针”，确定日本大学改革的重点是：大胆推进国立大学重组与合并；在国立大学中引进市场管理机制；引进竞争机制，重点建设30所世界一流大学。从此，对国立大学的法人化改革被正式提到了议事日程。2003年7月，根据国立大学的特殊性，在《通则法》的基础上，日本国会又通过了《国立大学法人法》，作为针对国立大学法人化的“个别法”，明确从2004年4月1日起，所有国立大学全部实施法人化改革。根据已颁布的《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把原属文部科学省下属的99所国立大学进行了重组合并，成为89所，并将其全部变为“独立行政法人”。

（二）法人化改革在大学治理结构中的积极作用

10年来，大学法人化改革给日本的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上，国立大学被作为政府的一个附属机构设置和管理，文部科学省掌握着国立大学的经费、人事以及其他重要事项的决定权，其对大学日常管理实务的干预是一种常见的现象。现在变为独立法人，文部科学省不再像以往那样事无巨细，进行直接干预和控制，而是依据政府与大学签订“中期目标”这样的“合同”进行管理。所谓“中期目标”，是文部科学省制定的大学在6年之内所要达到的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等各方面的指标。文部科学省根据“中期目标”对大学进行最终的质量监控，并根据大学完成中期目标的程度，确定对大学的拨款额度。大学内部具体的人事管理以及财务管理等，则由各个大学自主进行，文部科学省不再进行干预。

改革前校长的权力非常有限。学校的重要事务包括教育教学、资金以及人事问题等，在校内由各个学部的教授会负责作出决定，而外部则由文部科学省进行事无巨细的控制。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以后，学校校长的行政权管理权得到了很大的加强，这点可以从校内几个管理机构的人员构成上体现出来：校长是国立大学法人的法人代表、学校董事会的董事长、运营协议会会长，教育研究评议会会长；除文部科学大臣任命的监事外，其他董事均由校长任命；国立大学教职员的雇佣、解聘等人事权限都由校长掌握。校长作为国立大学法人的法人之长，经由校外专家以及校内代表组成的校长委员会选举产生，在学校的发展规划、管理经营以及教育研究等方面，校长是最高负责人。

法人化改革之后：三个管理机构

一是由校长和理事组成的董事会，负责审议学校重大事项的决策。《国立大学法人法》规定，校长在决定以下事项时，必须经过董事会讨论：（1）有关“中期目标”以及年度计划的意见；（2）必须得到文部科学达成认可和承认的事项，如学校的中期计划等；（3）预算的编制、执行和决算；（4）重要组织的设置或废止；（5）董事会认定的其他重要事项。

二是经营协议会，负责审议有关学校管理的事项。《国立大学法人法》规定，经营协议会审议下述事项：（1）中期目标、中期计划及年度计划中有关经营的事项；（2）学校章程（限于与国力大学法人的经营相关部分）、会计规则、董事报酬基准、职员工资基准，以及其他与经营有关的重要规则的制定、修改和废止；（3）预算的编制、执行和决算；（4）经营方面的自我评价；（5）国立大学法人有关经营的其他重要事项。

三是教育研究评议会，审议下述事项；（1）中期目标意见、中期计划及年度计划中有关教育研究的事项；（2）学校章程及其他有关教专研究重要规则的制定、修改和废止；（3）有关教员人事方面的事项；（4）教育课程编制的方针；（5）对学生的援助；（6）有关学生入退学和学位授予等方面的方针；（7）教育研究方面的自我评价；（8）国立大学有关教育研究的其他重要事项。

为了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文部科学省在给大学分配运营费交付金等资源时，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依据学生数和教师数，而是从有利于形成各个大学之间竞争性环境以及充分发挥各大学个性的立场出发，适当地反映第三者对大学教育研究进行评价的结果。为了便于落实各大学的办学方针和计划，运营费交付金不再规定具体的使用途径，各大学根据自己的判断灵活使用，也可以不受年度的限制；对于学生交纳的一部分费用，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各大学可以根据既定方针和设想，规定具体数额；各大学通过自己努力获得的资金，可以用于中长期计划既定的事项，大学管理机构事先向大学和国民公布运营费交付金算定和分配的基准和与方法；各大学公开每年度的财政内容；定期检查和研讨大学特性的会计基准，等等。

另外，法人化改革后，按照《国立大学法人法》规定，各国立大学引入校外有识之士参与学校的管理。在校长遴选考评委员会中，要求有校外人士参加，校长的候选人可以是校内的，也可以是校外的，甚至可以是境外人士。作为国立大学最高决策机构的理事会，其中成员必须有20%的民间有识之士，他们可以是企业经营者、县知事、市长、媒体、大学毕业生等。校外人士的参与，不仅为学校注入了新鲜血液，打破了以往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屏障，实现了大学社会化的开放式运营机制，而且也有利于学校开阔视野，有利于学校增强教学、科研的实力，促进学校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与沟通，更好地为社会培养合适的所需人才。然而，校外人士的引入，也为学校带来某些困惑，主要表现为：（1）校外人员一般为非学界人士，他们会过多地考虑市场化、商业化的因素，有时会无视校内成员的意见，在审议经营事务时，很容易倾向于盈利优先，而不是支持教育研究的管理。因此，校外人士的加盟可能会对科学研究、学科发展带来干扰，甚至是制约。（2）有时对决策带来困难。因为在理事会成员中，校外民间人士占了较大比例，他们对学校情况并不很熟，在举行会议决策时，各成员之间有时不能达成共识，存在意见分歧，碰到这种情况，要作出决策是相当费时费力的。如校内预算分配这样的敏感性决策，当有不同意见时，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来整合协调各方意见。于是，有的学校出现了分配方案半年内出不了台的情况，有的研究室在几个月内无法购进所需物品，影响到正常教学工作的开展。

法人化改革之前，国立大学的行政事务人员和教员都属于国家公务员。国立大学的整个人事管理权掌握在文部省手中，政府和大学都没有积极性对教职工进行专业训练和培养。再加上教职员都是终身聘用，薪水也按公务员标准统一发放，干好干坏差别不大。因此，不管是事务人员还是教员都缺乏竞争意识，进取心和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法人化改革后，人事管理权从文部省转移到国立大学校长手中，教职员不再属于国家公务员，公务员身份的改变，给学校人事管理带来很多有利因素，表现为：（1）在文部科学省预算编制基础上，学校可根据具体情况作相应的调整；（2）聘用人员、形式、工作时间和工资制度都更灵活、更有弹性。可以聘用具有优秀的教育研究能力的外国人担任学科带头人或专业负责人，而不受外国人聘用法的限制；可以根据不同的岗位要求，设定不同的考核标准，进行公开招聘录用；对于教师以外的职员，不一定进行公开招聘；可以聘用全职人员，也可以聘用兼职人员；可以年薪制、月薪制的方式支付聘用人员薪酬，也可以项目或课时为结算单位进行支付。公务员身份的改变，也教师带来了有利因素，例如，放宽对教职员的兼职、兼业等限制等。

（三）对法人化改革的反思

支持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大多是执政的政治家、经济界人士和社会学家，他们认为通过法人化改革，引进民间运营机制，有助于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有利于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减少资源浪费；有助于理顺政府和大学的关系，扩大国立大学办学的自主权，促进大学个性化和活性化教育，强化各大学的生存和竞争意识，激发大学组织的活力，提高社会责任感；有利于增强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人员交流和信息沟通，允许教师兼职、兼业，促进了产学合作；同时，通过产学联合，有利于大学满足民间需要开拓新的学科领域，有利于大学借助民间资金和力量改善办学条件；另外，也有利于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可以促进人才流动，能够激发教育研究的活力，能够促进教职员之间的竞争。总之，赞成派相信法人化改革会提高国立大学的办学质量和效率，增强国际竞争力，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持反对意见的主要是国立大学协会以及教育界人士，特别是教师。他们认为法人化改革减弱了政府对国立大学财政支持的责任，也使得一些地方公立大学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境地；（1）法人化改革并没有真正扩大国立大学办学自主权，文部科学省通过对各学校提出的中期目标要求，然后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与政府拨款挂钩，因此，国家（主要是文部科学省）通过财权依然牢固控制着学校，而且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反而破坏了大学的学术自由，使大学失去自主发展的方向；（2）产学结合过于密切，企业的“急功近利”将使大学偏重于应用学科，基础学科趋于萎缩，导致日本的科学、文化发展缺乏后劲；国立大学法人化完全是为了让教育从属于经济，这将从根本上否定大学教育与研究的特殊性。（3）法人化改革后，放宽了对大学教师兼职、兼业的限制，这将导致一些大学教师“不务正业”，轻教学重科研，导致学校教育质量下滑；学费的提高将增加家庭贫困学生的负担，甚至会剥夺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违背了教育的公益性和机会均等原则。

三、中国式博雅教育的思考

在三个学校的交流中，我们看到日本高校的大学精神对大学治理结构的深刻影响。通过15天的学习，我也体会到法人化改革也许就是日本大学的守正创新。由于文化背景、政治体制等方面的不同，我们无法照搬或模仿日本大学法人化改革的方式，但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一所大学要有精神传统，有影响国民素质的大学文化，这就是一所大学的特质。同时，也要勇于建设改革创新的环境，这个环境来自于外部政府改革的动力和社会进步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自身的大学治理结构和院系管理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化竞争中应具备的能力。

长期以来，我们在高等教育改革中学习了很多欧美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因为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的不同，照搬西方的模式到中国会“水土不服”。中国人简单化学习西方的时代已经结束，从现在开始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应该从全球化的中国文明去重新看待。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改革应该是在中国教育教学传统的基础上，真正以学生为中心，探索突出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

作为综合性大学，培养有良好素质的中国公民和世界公民，需要创造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能够让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就是博雅教育与个性发展的相结合。北京大学在2001年设立元培计划实验班，2007年成立元培学院，以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命名，开始实施的通识教育与宽口径的专业教育的结合，既是社会进步所需要的改革创新，也是北大人一百年来教育理念的坚守。元培学院与其他院系不同之处在于：实行低年级不分专业，按文理两大类招生；学生在全校的学科范围内选择和安排自己的课程与知识结构；在导师指导下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志趣在全校各个院系的各个专业中自主选择专业。2014年5月，北京大学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鄂维南就任元培学院院长，提出中国式的博雅教育计划，以学生为中心，在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结合方面实现全人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人才，也就是引领未来的人。

元培学院推出一套整体的、全方位的、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教学改革计划。通过该计划给学生提供一个新的学习环境、提供自由选择专业的空间、提供自由探索和思考的空间。元培博雅教育计划包括教学计划、导师和指导计划、学生工作计划、国际交流计划、住宿书院计划等。元培学院的博雅教育计划，立足人的全面发展，完全人格的塑造：一是博，知识面比较广，强调广泛的、多学科的学习和深度的研究，多学科的交叉、多种课程的学习，有深度，更要有广度。现在越来越多的世界一流大学体会到了跨学科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元培学院在国内率先开设跨学科专业“政治经济哲学”、“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古生物学”，2014年以来新设立的面向未来的跨学科专业“整合科学”、“数据科学”也越来越显现其人才培养的优势。二是雅，修养比较好。雅更提倡做人第一、学业第二的素质教育，通过以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让学生去了解和理解社会。元培学院的博雅教育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能力培养。博雅关注的是通识教育和品德培养方面的问题，不能包含元培学院教育理念的全部内容。元培学院要培养在科学、人文、社会领域的领军人物，能力培养是必须要在大学期间完成的，就是把教育理念从传授知识转变到培养能力方面来，包括提出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能力培养中，批判性思维是教育很重要的目标之一，这方面是很多中国学生在基础教育中所缺乏的训练。在元培学院的新生研讨课和通识教育核心课小班教学改革中，正在不断强化的就是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林建华校长是第一任元培计划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他在元培学院的通识教育核心课上指出，通识教育乃是体验、学习人类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伟大思想，对同学们未来在各行各业的发展都将大有裨益，勉励在座的同学，希望他们通过一系列通识教育课程的学习，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引领未来的人，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元培学院的博雅教育计划中，通识教育是博雅教育的基础，能力培养是博雅教育的核心，树立价值观是博雅教育的目标导向，这也就是元培学院建立的中国式博雅教育计划。大学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就是未来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中国式的博雅教育计划，就是在大学期间引导学生“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将教与学的重心真正转移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正如北大副校长高松院士所说，博雅教育使学生获得身心和智力上的自由，获得独立自由的思想和行动能力，从而能够面对复杂多变世界的挑战，实现学生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学生成为对社会、国家和世界有理性认识和负责任的公民，成为引领未来的人。

（注：本文引用了交流中的学习资料，因其未一一标注出处，故本文作为学习体会未做引用注释，特此说明。）

【注释】

[1]作者为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