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晚清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尽管有一些材料可以考证,但要精确作出统计是极其困难的。首先,鸦片吸食者很难界定。因为有的人偶尔为之,吸食一段时间后戒掉,有的人终身与鸦片相伴。本研究所指的鸦片吸食者,是指吸食鸦片成瘾者。其次,受经济条件限制以及烟瘾程度大小,瘾民每天的鸦片消费量有所差异。因此,只能根据对各类资料的研究梳理,尽可能对鸦片吸食情况作出初步的勾勒。
18世纪后期,鸦片吸食者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吸食范围还比较有限,甚至到嘉庆初年即18世纪末期,尚“食者甚少”,正如曾随英军来到中国的海军上尉奥特隆尼所说：“中华帝国南部诸省的人民多半都是吸食鸦片成瘾的,那真是一大流毒,一大祸害。”[304]但到19世纪初,“不二十年,蔓延天下,自士大夫以至贩夫走卒,群起趋之,靡然而不返。所谓利一而百害者此也”。[305]“食者愈众,几遍天下”,“今日下兴贩者不知几何,开设烟馆者不知几何”。[306]“若海疆商贾码头,及通衢繁会之区,吸食者不可胜数,告发既多,地方有司,日不暇给。”[307]嘉庆初年,鸦片的销售和吸食遍布全国,边远地区如云南、贵州、四川、甘肃等吸食之风也已相当普遍。
到19世纪30年代后,上自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乃至乞丐流浪汉,吸食鸦片者随处可见。据较保守的估计,1835年时,全中国的鸦片吸食者在200万人以上。[308]有人则估计数字较高,1836年有外国人估计约有1,250万吸烟者。[309]这可能是没有区分吸食上瘾者和偶尔吸食者。19世纪40年代以后,因为口岸开放,走私猖獗,鸦片消费继续走高,增长幅度超过此前的30年。尤其是1870—1888年,这一时期,鸦片进口达到了最高峰,“外国鸦片在中国的消费量每年平均约为12,000,000磅,中国国内每年大致还生产5,000,000磅”[310]。即使按每箱120斤计算,每年的鸦片进口也在10万箱以上。
关于鸦片的消费费用,有人曾有粗略估计。如包世臣以19世纪初期的苏州为例,估算了吸食鸦片的费用。他说：“即以苏州一城计之,吃鸦片者不下十数万人。鸦片之价,较银四倍,牵算每人每日至少需银一钱,则苏城每日即费银万两余,每岁即费银三四百万两。统各省名域大镇,每年所费,不下万万。”[311]全国鸦片消费之数量,则更是惊人数字。1816—1838年消费鸦片数量达213,899箱,价值188,514,393元。1816—1838年鸦片消费总量见表2-25。
表2-25 1816—1838年鸦片消费总量[312] 指数=100
注：1834—1836年数字缺。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3页。
鸦片战争后,因为清政府无力控制漫长的海岸线,走私进一步猖獗,吸食鸦片人数继续增加。根据进口和自产鸦片数量以及鸦片吸食量,推算19世纪55年中国的鸦片吸食人数在300万左右。[313]上述对19世纪50年代以前的估计,总的来说,虽然较为保守,但较可信。19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在鸦片贸易合法化后,鸦片进口数量增加,自种罂粟面积扩大,自产鸦片迅速增长,同时,由于自产鸦片较进口鸦片价格低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吸食鸦片大军之中。据美国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教授在《清代中国的鸦片吸食》一文中认为,1890年前后,吸烟人数约为全国人口的10%,即约有4,000万烟民,其中吸食过量的瘾民人数占总人口的3%～5%,即约有1,500万瘾民。[314]在这种放纵性政策的鼓舞下,从19世纪80年代后,国内种植罂粟炼土成膏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产烟大省,吸食群体基数庞大,鸦片消耗量自然也多。1906年各省鸦片产量比较见表2-26。
表2-26 1906年各省鸦片产量比较表[315]
续表2-26
表2-27 每10万人鸦片使用数量比较表
人均鸦片消费数量统计较为困难。1855年10月22日,麦都思在关于鸦片问题的报告中说,他“近日向上海的中国人调查了一下,一致的答复都是,中等烟瘾的鸦片吸食者每天吸食1钱或1打兰；但补充说,只吸食这样数量的人为数不多；大多数的人是每日2钱、3钱或5钱,这样才能维持最初由于1钱而引起的烟瘾……商人和士大夫阶级更能买得多些……有人甚至要吸食1两才过瘾”。[316]1打兰（dram）约合3.887克,按每个瘾君子每日吸食4打兰计算,合15克左右。此与郑观应估计“每人日食四钱七分零”大体接近。如果按照另一种估计,瘾君子每年要消费7磅鸦片,[317]则合3,175克,每日8.7克左右。各种统计相差较大,但瘾君子日消费10克左右是可以肯定的。由表2-27可以看出,每10万人中国鸦片消费量仅次于新加坡,印度大规模生产鸦片反而吸食者甚少。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消费导向,是进行中西对比的重要方面,可以探寻中国落后深层原因。
表2-28 1909年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口比例[318]
续表2-28
资料来源：国际鸦片委员会《国际鸦片委员会报告（1909）》第2卷,第62—66页。
19世纪吸食鸦片人口的数字,有关材料记载各不相同。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不同时代的吸食人数有差异,二是统计方法有差异。因材料所限,本书也只能概略论之。
郑观应对鸦片吸食人口曾作过调查,他在《盛世危言》中说：“当议和定约之时,若能坚持前议：商埠可开,兵费可增,而鸦片必不许入境,当亦唯命是从。何则？彼时出产无多,运售中国者,岁不过二千余石,彼固易于改图也。吸食尚少,各省仿种者未致蔓延,我亦易于查禁也。此机一失,吸食日众,贩运日多,遂为进口大宗之巨款。查洋烟先到香港,转达各口,岁计约大土五万箱,小土四万箱。其金花土及在新加坡等处华人所销者,不在数内。岁约十万箱以为常矣。每箱价约五百余两,除关税捐款外,洋商约得四百两左右,统计每岁出口银四千余万两。今直省相率仿种,甚如川、黔全境皆是,岁约十二万箱,箱重百二十斤,合计烟土约二千六百四十万斤。以每人岁食六斤计之（以土十灰六熬膏,土约五成,灰约七成,层层折算,实每人日食四钱七分零）,当得四千四百万人。而佣工小贩之依此为生者约十之一。其余自种自吸者,或相倍蓰（蓰,五倍,指成倍大量增加）。年年坐困于此,犯法伤生,废时失业者,不下千百万人。”[319]郑观应估计鸦片吸食人数为4,400万,这个估计数字看起来偏高。相关材料也有类似的记载,如当时在中国的英国官员观察,“把三类吸食者都算在内。鸦片吸食者即占全部成年人口的一半”。1882年“根据最可靠方面统计,有45%的男子和2%的妇女,在市镇有70%的男子吸食鸦片。据消息灵通的中国人说,有1/3的成年男子吸食鸦片”。[320]显然,第一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张,因为如果按照成年人口的一半计算,当时的鸦片吸食者应该在1亿人以上。按照中国古代规定的成丁年龄,15岁以前为幼年（少年儿童）,16至59岁为成年,60岁以上为老年,即成年应该包括成年和老年。根据有关统计,幼年人口占总人口的38%左右,成年占总人口的62%左右。18世纪后期中国人口约为4.6亿。[321]按照上述比率,成年人口应该约为2.85亿,即使按照现在18岁以上为成年人标准,成年人口也在2亿以上。如果按照所引材料,即17%成年人吸食鸦片的话,绝对人数在1亿以上,显然估计过高。还有人估计,“中国北方各省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个成员吸鸦片,因此中国鸦片作物的任何歉收都会对印度鸦片的大量需求”。[322]如此看来,19世纪后期中国的鸦片吸食人数肯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这点是毋庸置疑的。1881年,赫德作过一次比较认真的核查,他认为吸烟者的人数约为200万,即占当时全国人口的0.65%[323]。但这个估计显然又过低。根据当时外国传教士和观察家的推算,1890年前后中国的鸦片吸食者占全部人口的10%左右,过量吸食或成瘾者占3%～5%,并由此推算出19世纪后期中国的鸦片吸食者为1,500万人。[324]按当时总人口推算,这个数字尽管仍估计偏低,但大体是比较客观的。
综合各种材料来分析以及其他学者的估计,19世纪后期中国的鸦片吸食人数大约在2,000万人左右,[325]即占总人口的4%～5%,占成年人口的7%～8%。这个数字基本包括了三类吸食者,吸食上瘾者估计300万～500万人。1898年英国驻华公使馆武官布朗上校曾在满洲进行过实地考察,他考察的结果是：普通中国人如果被问到这个问题,会说有一半人抽鸦片,但是从我的经历来看,这种说法是极为夸张的。我曾在150家小旅馆住宿,应该说,每30～50位客人中平均有2个人抽鸦片,也就是说约有5%的人抽鸦片。[326]
关于19世纪的鸦片消费数量,精确的计算比较困难。根据以上有关资料,对19世纪的鸦片消费总量和人均消费量作一简单估算。总的来看,19世纪最初20年鸦片消费量比较少,也比较平稳。大约从19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鸦片消费总量开始迅速增加,19世纪30年代以后,增加更加迅猛,尤其是鸦片战争后,鸦片吸食人口激增猛涨。
19世纪孟加拉等地鸦片产量大幅提高,直接导致了鸦片价格下降,从而极大刺激了中国鸦片的需求。到五口通商之后,因为走私和自产鸦片增多,价格更加低廉,随处可以购得,人人皆有能力消费,故吸食鸦片这一现象非常普遍,鸦片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日常必需消费品。
概括来说,19世纪鸦片消费的基本特点是吸食人数多,地区广,消费量大。关于吸食鸦片人数和数量,上文已作估计,下面简单分析鸦片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从地域上分析,到19世纪,中国没有吸食鸦片记载的地区很少。由沿海到内地,由北方到南方,由城市到乡村,由经济较发达地区到边远贫困地区,此类记载不胜枚举。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大城市和城镇比农村吸食人数多、比例高。广州和上海是主要的鸦片销售和消费中心,这与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水平有直接关系。以烟馆为例,至晚清,天津有170家,杭州超过1,000家,重庆有各类鸦片店铺1,230家,烟台有132家,温州1,130家；苏州更是惊人,仅在1869年,丁日昌倡导反对鸦片改革中,苏州就关闭了3,700家鸦片店铺和烟馆[327]。从抽查的城市鸦片店铺数量来看,在19世纪上半期长江以北鸦片吸食者相对较少。中国各地农民吸食鸦片,大约是始于19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国内罂粟种植和鸦片加工大幅度增长,而且城市的示范效应也不容忽视。如在上海影响下,松江府南汇县城每日所销烟土费用已倍于粮米,“其毒乃不可遏,通衢列肆,嗜者日众,城市而外,浸及乡镇,一日之费倍蓰粮米,往往因之败业”。[328]浙江黄岩县城吸食鸦片之风甚盛,因为吸食鸦片而导致“大家累世积储之业,化为乌有者不可胜数；而士风颓靡,细民失业,多由于此”。[329]
北方和边远地区吸食鸦片比较普遍,人数惊人。据英国驻华公使统计,光绪年间,四川的鸦片吸食者为315万人,其中17%即54万人成瘾。[330]甘肃、陕西、云南、贵州等边远地区的鸦片吸食人数都非常惊人。另外,19世纪后期北方吸食鸦片的现象都比较普遍。如辽宁省,根据当时在华外国人的观察,“1867年底,本省（辽宁）吸食鸦片的人数,自牛庄开放对外国通商以来已增加了两倍”。[331]如山西省,张之洞认为该省城市中的吸食者高达80%,农村也达到60%；曾国荃则认为北方农村的吸食者要高于城市；甘肃吸食鸦片的比例高达80%[332]。这种现象的产生同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有极大关系。
从吸食鸦片的阶层和构成来分析,从平民百姓到官僚贵戚,从男性到女性,甚至从成年人到少年儿童等,皆有大量的吸食鸦片者。官僚贵族乃至皇室成员,因为他们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因而一直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早在19世纪初,宫廷侍卫中就有人吸食鸦片,嘉庆皇帝一直怀疑太监中也有吸食者。嘉庆死后,他的怀疑得到证实。1831年12月,由内务府总管大臣为首,进行了一次大搜查,结果发现有大批老太监吸食鸦片,有些人烟龄已有二三十年以上,同这些老太监一起吸食鸦片的还有不少皇室宗亲。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卢荫溥等官员上奏称,收受贿赂的朝廷大员及商人是吸食鸦片的始作俑者,鸦片就是从这些人扩展到大户人家和城市富豪人家,然后又蔓延到普通百姓家。“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吸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今直省严禁鸦片烟,而不先自衙门始,尤不先自大吏衙门始,是犹坐视同室之人,昼夜聚赌,曾不之问,而谆谆告诫众百姓日：有造卖赌具者,重责不贷,庸有冀乎？”[333]据说连慈禧太后也染上了烟瘾,每夜必吸鸦片至三鼓,然后出而视朝,这样才精神充足,与廷臣论国事全无倦怠之意,直至黎明才回宫休息,竟十年如一日。[334]上行下效,在很多普通家庭里,烟具成为必备物品,比如在江苏金匾（今无锡）,“自外夷通商,而阿国芙蓉膏流毒殆遍中国,近更有加无已,几于家置一灯,至有妇女,亦嗜此者”。[335]甚至连乞丐也吸食鸦片。以台湾为例,至19世纪后期,台湾只有300万人左右,[336]但瘾君子却有50万人,每日耗银10万两。[337]“几乎所有台湾各阶层居民都吸食鸦片,尤其是中下阶层……一个人不论多么穷,似乎没有能摒弃这种嗜好的。”[338]更有甚者,清朝军队也遍染吸食鸦片的恶习。据吉林将军祥康曾称,“在沿海七省的官兵中,不抽鸦片烟者反倒例外。他们出征时常常身带两杆枪,作为武器的长枪经常生锈,而那杆烟枪却被用得油光发亮”[339]。有的部队因为吸食鸦片太严重,根本无法胜任战事。1832年,李鸿宾镇压连州瑶族起义,战败而归,后来朝廷追究其失败原因,禧恩等奏：“该省调至军营战兵六千余名,不惯走山。沿海各营兵丁,多有吸食鸦片烟者。兵数虽多,难于得力。该省营伍,皆属总督统辖。如果平素整顿操防,实心训练,一兵得一兵之用,何至临阵恇怯,有名无实,徒致虚糜粮饷。且以该省兵丁在该省山路行走,尤应熟习,何得谓之不惯？平日废弛,临事畏葸。”[340]军队都无法避免鸦片的侵蚀,可见清朝社会被鸦片危害的程度之深。
普通老百姓,生活艰难,食不果腹,何以吸食鸦片？美国人罗斯给了一个很好地回答：“因为他们经常处于食不果腹的状态之下,此时,只要能够解除因饥饿或强烈的食欲所带来的痛苦,对他们来说,任何药物都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和帮助。”[341]鸦片具有提神、解除疲乏的作用,对于劳苦民众来说,吸食鸦片往往被误认为是一种能量的补充,以为可以支撑繁重的体力劳动。贫苦劳动阶级,终日拼命劳动,但常常是食不果腹,无法养家,这使得他们痛苦异常。为了提神,他们也常常吸一口烟,使精神得以暂时的舒畅,因而成瘾者不少。比如为罗斯抬轿搬行李的劳力唯一可以解除痛苦的方法就是“蜷缩在烂席上,依偎在小烟灯旁,一边滚动着黑黑的烟团,一边吞吐着浓浓的烟,渐渐地便解除了冰冷、痛苦、劳累的感觉”[342]。
又据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外国传教士问卷调查,回答者共69人,说明不知者3人,以文字表示者19人,其余47人以数目表示,吸食鸦片类别见表2-29。
表2-29 吸食鸦片类别表[343] （单位：人）
注：括弧内之数字表示用文字回答者之人数。
根据表2-29可得：官员居首位,占其总人数比例最大,商人、苦力次之,技工又次之,农民最少。这一点与中国早期（1832年）的观察相同。福州的H.T.Whitney医生实际登记的1,800位烟民,其职业如表2-30所示。
表2-30 吸食鸦片类别表
表2-30为相互比较之表,并非表示在同一职业人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士绅的人数不多,可能因为士绅阶层在总人数的比例不大；同时士绅多富有,有能力维持长期吸烟,故求治者不多。大致而言,官商吸烟者居多,苦力次之,其他又次之。
假设中国人口为4.5亿,半数为妇女,三分之一为儿童,皆视为不吸烟者,约为75,000,000人,所余之数为男性成年人。若农民占80%,计60,000,000人,其中10%（采自传教士医生估计之半数计之）吸烟,计600万烟民。其他20%为商政军工等人士,亦以20%吸烟计之（采自传教士医生估计的半数）,则有烟民300万人,合为900万人,占全部人口的2%,占成年男性的12%。[344]假设每人每日平均鸦片消耗量为2钱,则900万烟民一年的总消耗量约为401,625担。这一数字与自产鸦片和进口鸦片之总和相差无几。由此可知,传教医生的估计高出一倍。[345]
在如此众多的吸食鸦片的大军中,除去老弱病残外,吸食主力是社会的青壮年劳动力,吸食鸦片不仅影响其自身生活,而且对社会生产力、劳动力的破坏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中国代表团在1909年上海国际鸦片委员会议上提供的有关资料说,仅1905年,因吸食鸦片造成的劳动力损失达4.5亿两白银。100多年前的近代中国,因为吸食鸦片造成的劳动力损失,则无法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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