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吸食概况
民国期间军阀混战不断,国民政府初期在禁烟政策上摇摆不定,再加上日寇入侵导致国内罂粟种植区域不断扩展,土烟产量快速上升,吸食人数迅猛增长。关于这一时期吸食人口的规模,苏智良认为“1929—1934年间……中国的毒祸达到空前地步,总计全国吸食各类毒品的人数不会少于8,0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8%。”[231]罗运炎认为“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几占全民十分之三四”,那么民国四亿五千万人口的35%,就有1.575亿人口之众。1930年初,美国人吉尔门在其著作中记载：“无论城市或乡村之人,凡被余询问者,均称吸烟者约占全人口的50%。此等吸烟者之中,70%为成年人。”[232]吸食鸦片情况还可从烟馆密布状况得以佐证。在那时所谓通都大邑烟馆林立尚属正常,但在农村“虽穷乡僻壤,亦有茅蓬草屋已供吸食”。[233]陕西省吸烟数目虽无法统计,“然每村每镇,皆有烟馆数家至数十家之一事,已足证明”。[234]
民国时期究竟多少瘾民,由于各地土绅豪富、各级官员逃避统计,烟毒嗜好者多讳莫如深,官方材料亦零碎不全,故只可依现有资料作一估算。1937年全国各省市登记烟民人数见表3-32。
表3-32 1937年全国各省市登记烟民人数统计表 （单位：人）
续表3-32
*笔者注：（一）湖北原报列烟民人数340,218名,嗣据续报更正如上数。（二）北平天津两市因环境关系未能彻底办理,故登记烟民人数殊为寥寥。
由表3-32统计可以看出,仅1937年全国各省市登记烟民人数达3,628,162人,由此推断民国年间吸食鸦片人数至少在500万以上,据相关资料统计民国期间瘾民达8,000万人。
二、吸食群体的多维分析
职业结构：瘾民遍及各行各业
民国年间吸食鸦片人数众多,在街头巷尾面容憔悴、形容枯槁的瘾君子随处可见,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贫苦百姓、富商大贾,还有军官、士兵、警察以及学生,甚至还可以看到骨瘦如柴、满面烟色的乞丐。[235]说明鸦片吸食无论穷富贵贱男女老少都广有涉猎。根据中华国民拒毒会对19个省份烟民职业的调查,各职业比重有别,平均值为政界21.40%、军界15.00%、商界21.67%、学界8.75%、劳动界25.00%。[236]正如《续云南通志长编》所描述的：“遍于各界各类,及于老弱妇女,其范围之广,人数之众,则难以枚举。”[237]《绵竹县志》载,该县吸食鸦片成风,“其流毒无穷者,书塾之子弟,商贾之学徒,田间力作之农夫、佣工,食力之愚氓,无不相牵相引,随时随地入馆吸烟”[238]。如此众多的吸食人口必然侵及社会各个阶层。民国《姚安县志》这样记载：“有清末叶,烟禁开放,邑中因病吸食成瘾者,百人中五六人。迨光绪间普遍种烟,以自产之便,无论城乡僻壤,士农工商均多嗜吸。且视为应酬之具、消遣之品,百人中几有十四五人是女子,中国农村当然也难逃此运,曾有一记者讲述在他‘孩提时,农村中之吸食鸦片者,仅为拥有资产者之闲人,近则……除游民赌徒外,青年亦多吸之’。”[239]印证了瘾民遍及各行各业,上自军政要员、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农夫游民,都有吸食。民国时期湖南烟馆林立,烟民剧增,“军人售卖鸦片,烟馆遍及于省城”。[240]以湖南浏阳县为例,到大革命前夕,该县几乎处处集镇有烟馆,各个村落有烟灯,如沉潭江一条小街上就有6个烟馆。攸县县城有土膏店十家,烟馆20多个。[241]高低档次的烟馆应有尽有,馆主大都经营有道,招客有方,广纳瘾客。如1920年,辰溪县城刘运宽开了一个大烟馆,设有专门烟床两铺,烟具齐全,馆舍整洁,招待“殷勤”。1930年,刘黑也开了烟馆,其房舍狭小,烟具低劣,没有专门烟床,只好在自己的睡床上营业。不过,他经营有方,对老客求现不赊,对新客稍微通融,对“发蒙者”免费供应,生意倒也红红火火。1927年夏仅长沙一地就有烟馆七千余家。[242]1932年省会长沙有烟馆480多家、土庄90余家,月销烟土上万公斤。1933年常德县有土膏店94家、烟馆536家,至1937年登记烟民20,537人。[243]据湖南省禁烟委员会统计,1936年,湖南总人口为30,278,794人,其中已登记烟民285,942人,占全省总人口的0.94%；全省土膏行4所,土膏店367家,售吸所3,710个,合计4,081个。[244]而根据国民政府公布,1937年全国登记的烟民为4,160,285人,湖南烟民为285,942人,仅次于四川的1,458,964人,居全国第二。[245]从吸食人群看,不分职业、不分阶层、不分老幼、不分男女,上自议员士绅,下至社会大众,三教九流、各色人都有。1917年3月,省议员杨朝恒因连犯禁烟三次而自请省议会除名。[246]更可笑者,连僧侣也加入了吸食鸦片的行列,据1924年长沙《大公报》载：“日昨开福寺常静老和尚开期收徒受戒,特请战白龙王庙鼎鼎大名之老和尚海印担任说戒。查佛家三归五戒,吃大烟亦在五戒之列,海印素有烟癖,乃竟于开期受戒之日担任演说五戒之责,私自在庙内密室吃食洋烟。事为外北区警署所闻,当派密查多人前往,当场拿获检出烟具烟膏多件。”[247]可见当时湖南吸食鸦片者人数之众,面积之广,贻害之深。见表3-33所示。
表3-33 湖南省整理登记烟民职业分类统计表
资料来源：湖南省档案馆存：全宗号14,目录号1,案卷号3,第67页。
身份差异：农民构成吸食鸦片的主力军
1935年,政府公布的昆明在内的38属吸户共有54,585人,其构成情况是：“农业人口31,075人,工业人口（包括各种技工及苦力）11,646人,商业人口7,642人,无业人口4,223人。”[248]农业人口占瘾民总数的57%。农民瘾军的出现与普遍种植罂粟有关,种植鸦片的农民首先要吸食小量鸦片,以便掌握鸦片的成色、口感、质量,作为交易时讨价还价的筹码。禄村“本是个产烟区,出产的烟非常好。自产自用,不消花钱,就是买来抽,当时一年也抽不去十块花洋,比现在的香烟还便宜”。[249]既然是自种,往往不计成本,因而吸之,家家效尤,致使吸烟人数特别是乡村吸食鸦片人数急剧地攀升,反多于城市。薛绍铭在《黔滇川旅行记》中也记载：“黔滇两省苦力者,几无人不吸食鸦片。每一个苦力,只要一走路,其随身必携带的东西就是烟枪。走路如觉疲乏时,随地一躺,拿出烟枪点起灯来就可过瘾。”[250]由于生活艰辛,鸦片的特殊药理性质,使吸食者认为能够补充“能量”,减缓劳动紧张度；整个社会娱乐活动短缺,吸食鸦片又成了打发余暇的有效手段；医疗卫生条件落后,鸦片常被当作疗疾治病的“药品”,从而使得农业人口成为吸食鸦片的主力军。
性别结构：男性多于女性
在民国期间,街头巷尾的瘾君子随处可见,但从瘾民的性别结构上来看,男性远多于女性,这也许是受社会风气的影响较多。男性是吸食鸦片的主体,也是劳动力的主力,常年在田间地头劳作,抽鸦片可以提神,缓解紧张的劳动情绪,以为可以补充能量,支撑繁重的体力劳动,形成抽鸦片的习惯。美国人罗斯认为：“因为他们经常处于食不果腹的状态之下,此时,只要能够解除因饥饿或强烈的食欲所带来的痛苦,对他们来说,任何药物都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和帮助。”[251]瘾民甚至遍及全村所有中年男子,费孝通曾在禄村调查,“随意挑一个中年的男子来问他平生抽过烟没有,没有一个是例外,若是诚实的话,全会承认抽过的”。[252]大约“在成年的男子总有百分之三十五乃到四十”,[253]足见吸食鸦片在农村男子中间相当普遍,吸食鸦片比例极高。不仅男子吸食,妇女、儿童也是瘾民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在宁夏,除回教居民外“其不抽鸦片者,实比较占最少部分。妇女之有鸦片嗜好者,更随地有之,常有嗜好而受孕之妇女,其胎儿在腹中即中烟毒,脱离母体之婴儿,往往必须用烟气喷面之后,始知啼哭！”[254]山西“有太原以北,直至雁门关外十三县,一般妇女们,都染着‘阿芙蓉’的嗜好”。[255]与男子吸食鸦片人数相比,女性吸食鸦片的人数比较少。在昆明“至于本省所吸食的,稍有资产或有闲阶级的人顶多,农民亦有,妇女较少”。[256]如楚雄地区,吸食比例仅仅是“女子千人中亦有一、二人”。[257]可见,“男人吃者远超过妇女之数”。[258]女性吸食人数少,寡妇居多,大概与寂寞空虚有关。
蔓延趋势：由富贵阶层向下层民众拓展
19世纪60年代以前,鸦片主要靠进口输入,价格昂贵,最先在上层社会流行。到了民国时期,随着土产鸦片大量生产,吸食之风就迅速扩展到广大的下层民众,由富贵阶层向下层民众蔓延,最终形成了庞大的吸食群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民众“男困于鸦片,女困于缠足,四民无一可存之业,必沦黄种于红毛土蕃不已”。[259]受经济条件限制,富贵阶层吸食鸦片中的精品,下层民众吸食较廉价的鸦片进行享受。正如《西北视察记》所云：“甘肃俗以陈设烟具,为款客雅礼。”[260]平民自种自吸极为便利,烟民很多。道光年间,“通计各省士民陷溺其中,率十之四五,其害日广,其毒亦日深”。[261]“人无问愚与智,境无问通都大邑,僻壤穷乡,尤而效之,转相传染。”[262]无论城镇,还是乡村,人们互相仿效,吸食成风,鸦片成为甘肃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日用品。不仅仅是甘肃,晚清民国时期其他省也是鸦片流毒广遍,以致“农民进城赶场,也多进烟馆,烧上两口,认为阔气,乡间栽种青苗,收割粮食,请人帮工,三餐酒饭之后,晚间还要摆盏灯,有鸦片烧,才有人来,居然成为风气”[263]。以吸食鸦片作为交往的媒介、联络的手段和应酬的工具,概莫能外,风气因此日益恶化。下层民众也有很大的烟瘾,以致坐在下等的小火车里都可以看见贫苦大众的烟灯,“由昆明到昆阳的小轮船,不过三小时的航程,也有人要烟灯横陈的过瘾”。[264]其次,摧残了民众的心身健康,助长了社会各阶层的腐败堕落之风,使民众自私自利感增强,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愫削弱。遵义县“居民现皆消沉于烟酒赌博之恶劣嗜好,置正义而不顾,呻吟于贫乏而堕落的生活”[265]。一些烟民不以吸烟为耻,反以吸烟为荣,在烟民登记中以岳飞、曹操、赵子龙等古代英雄人物自居。[266]当时贵州因交通闭塞,文化教育落后,许多民众本来衣食生命尚且不保,“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267]。这种自甘堕落、自我陶醉的状态无疑使他们与爱国主义精神背道而驰,愈来愈远。
犯罪比例：烟毒犯罪率居各类罪首位
由吸毒而引发犯罪行为比比皆是,是近民国时期毒品泛滥的一个明显特点。大量因抽烟吸毒而破产的瘾民用非正当的手段满足烟瘾,必然导致犯罪行为的增多,尤其是偷窃、诈骗、卖淫等直接以获取钱财为目的的犯罪明显增加。旧时有句俗语“男人吃上大烟瘾挖墙钻窟窿,女人吃了大烟瘾裤腰带子松”[268],即是真实写照。为了争夺烟毒利益,黑吃黑的事例更甚。20世纪30年代初,一位外籍警官便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没有烟土经营,则上海的绑票、抢劫等等罪恶可以减少一半,甚至完全免除。”[269]每年割烟之际,土匪到处抢劫,社会更加不安定,人民生计更加得不到保障。吸烟之人,有的卖妻鬻子,家破人亡,有的铤而走险,抢劫、偷盗。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如四川的凉山、阿坝、甘孜三州,由于普遍用烟土换枪弹,导致“枪炮日多,冤家械斗,仇杀抢劫,频繁发生,社会治安极端混乱,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270]“贵州与三土实结不解之缘。三土者,土匪、土豪与烟土。有烟土者必有枪,劫风一起,或持枪掠夺他人烟土,或保获自有烟土,均为患之厉阶。至烟土与贪污关系,更不待言。”[271]“本省近年劫案十有八九均为鸦片,故鸦片苟不彻底禁绝,则本省土匪恐无减少之日。”[272]在凉山州的美姑和普雄各地,助长赌风盛行,不少黑彝、曲诺甚或阿加以鸦片、枪弹为赌注,[273]从而不仅两恶共长,还增加了争殴和械斗。1929年,全国83处地方法院所受理的鸦片案件中吸食案件占72%,案犯占74.4%；376个县政府受理的烟案中吸食案件占75.6%,案犯占76.7%[274]。如湖北恩施的烟土产地,大多数是烟多、枪多、土匪多的“三多地区”。来凤县1936年盐商被拦路抢劫36次,被劫桐油近300担、巴盐225担,价值34,450元。1938年,百福司境内被劫217户,被捉去百姓195人,杀死23人,抢走被子536床、棉絮17床、蚊帐65床、衣物1,370件、金银首饰215件、现钞6,000元、牛马猪多头,还有粮油布等。[275]在土匪山寨里,鸦片与银元、金钱都是等价交换物,甚至有些土匪集团还专门设立一位“鸦片财务主管”来管理匪帮的鸦片收入。某些地区,土匪绑票勒索的也是鸦片,甚至他们的绝大部分财产,包括武器都是用鸦片或毒品交换回来的。[276]所以国民党禁政要员在检讨禁政时也反复指出：“要禁烟必先剿匪,必剿匪方可禁。”[277]由此可不难看出,吸食鸦片诱发的盗窃、凶杀、诈骗、卖淫等违法犯罪行为层出不穷,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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