罂粟种植及其扩张,对西南地区农业的生态环境、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农业生产本身、工商业、农副产业以及国民体质、整个西南社会经济发展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一、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一百多年里,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业生产总体呈现出衰退和下降的趋势。这种状况的出现固然有政治腐败、外强入侵、农民起义、自然灾害等错综复杂的原因,但罂粟种植规模的过度膨胀与鸦片烟毒的泛滥对晚清和民国传统种植业的冲击,却是最直接的原因。罂粟种植对西南农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损耗地力,加剧耕地供应紧张
张之洞一针见血指出“此物最耗地力,数年之后,更种他谷亦且不蕃。”[429]这一状况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削弱了农业发展的潜力,并降低了抵御灾害的能力。
罂粟的生长力极强,消耗地力远较普通农作物为烈。可使土质变硬,土壤结构劣化,地力大减,使土地沙化、贫瘠化进一步加剧,继而加速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尤其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部分是丘陵山区,不少还是高寒山区,山高坡陡,土壤瘠薄,植被较差,水土流失严重,生态异常脆弱。少数民族又大多没有施肥的习惯,或施肥很少,多靠轮休以恢复地力。在轮休制下,种植过罂粟的土地,草木生长和地力恢复缓慢,延长了土地的休闲期和轮换周期,加剧了耕地供应紧张的程度。收割罂粟后,大量作物无法栽种,即使种下产量也很低。凉山彝族地区一升种子的苞谷地在种烟以前可收苞谷2石,种烟后只收1.5石左右,约减产25%。[430]1950年,金阳县安科乡迪富村在可播133.55斤苞谷种的土地上种植鸦片,这一年该村大春作物减产10%～20%。派来乡的下半村,每年种一季大烟,农作物便什么也不能种。[431]同时,随着罂粟种植的扩张和耕地供应的紧张,罂粟种植逐渐由平原向山区、由平地向坡地、由缓坡向陡坡、由山脚向山腰乃至山顶扩张,造成这些地区植被和森林的破坏,水土流失日益严重,使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态愈加恶劣,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环境。
影响粮食生产,导致饥荒频仍
罂粟种植大量占用耕地,严重影响和破坏正常的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在一般情况下,粮食作物用地占耕地总面积的70%～80%,甚至更高。而种植罂粟绝大部分都是占用原来的耕地,其中主要就是粮食作物用地。四川、云南、贵州是鸦片集中产区,无不是占用粮食用地。
从经济角度来看,种植罂粟利倍于其他作物。清代后期,贵州麦产有三种：大麦、小麦、燕（香）麦。其中小麦生长季节与罂粟同时,从收益角度来看,种鸦片胜种小麦数倍,“细民渔利,往往弃菽麦而种之”。[432]所以农民放弃了种小麦而去种鸦片。早在1879年,英国贸易代表巴伯尔（E.C：Barher）就估计,在100平方英尺的中国土地上,种植罂粟的利润是8.5两银子,小麦只有4.2两。[433]据《重庆海关1876—1891年》记载：“四川地区的农民种一担地的小麦,利润是6,000文,而种鸦片一担地利润是11,000文,小麦和鸦片两者利润之差高达80%以上。”[434]重庆1882年至1891年的《海关有关鸦片之特别报告》指出,使用同样一块土地所产鸦片比所产小麦利润多80%的情形下,鸦片重量仅为小麦之15.6%。此外,1876年全国的领事报告指出1亩地生产鸦片1年可以换6至11两的银,同样土地如果种植谷物的话,只能换4至5两,而谷物重量约为2至2.5担。[435]1亩地鸦片产量平均约重50两。就重量而言,使用同样面积所产谷物的重量为鸦片之162倍,而售价仅为鸦片之53%。1887年厦门《海关有关鸦片之特别报告》也指出,福建同安地区,产4斤鸦片的地可以产4担米,4斤鸦片价值12元,4担米价值6.8元[436],可见同一亩地所产米之重量为鸦片之百倍,价值仅为鸦片之57%。价格对比差距很大。到1892—1901年,重庆市场上四川鸦片的价格,由每担160两白银涨至256.5两；云南鸦片的价格由每担170两白银涨至289.8两。[437]“种罂粟一亩,所出是农田数倍,力又复减省。”[438]1897年前后,贵州、四川不少地方,每亩地如种罂粟,“大约每地一亩可收烟泥五六十两,收苞谷二百二十斤,黄豆六十斤,红豆二十斤,荷兰豆十斤,烟泥六十两,过冬后可售银七八两,价不佳售银六两,苞谷可得银一两七八钱,红豆可得银二钱,荷兰豆价亦如之”。[439]从经济角度来看,种鸦片收益胜过其他作物。罂粟、小麦种植的成本、收益比较见表4-26。
表4-26 罂粟、小麦种植的成本、收益比较表
资料来源：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79年版,第195—196页。
*同一地的罂粟耕种成本制钱7,000～8,000文,肥料为6,000～7,000文,总计13,000～15,000文,取中间值14,000文,鸦片旺年约产300两,枯年约200两,取中间值250两,价格每两制钱80文至120文,取中间值100文。笔者注：“一担地”是四川习惯,田地不依面积计算而依常年产量计算。
通过比较,小麦和鸦片利润差别高达80%以上,种植罂粟的利润较高,这就更加刺激了贫困地区农民种植罂粟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罂粟作为特殊经济作物,在各地得到了广泛种植,即使在禁种时期,偷种行为也屡禁不止。又如民国19年（1930年）,涪陵地区鸦片每两价值0.8元,每40石田种鸦片的成本为56.89元,总收入为163.12元,净利为106.23元,[440]利润为180%还多,40石田种植粮食所得总值不过几十元,种罂粟大大超过种植小麦等作物的收入,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多农民选择种罂粟而放弃种粮食。
大规模的罂粟种植,排挤了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生产,于是出现了“红花白花开满田,宣汉家家尽种烟”的景象。罂粟种植泛滥,使西南农村经济出现畸形发展的局面。“睹此烟浆,寒者不可以为襦,饥者不可以为粟,乃时啼号遍野。”[441]这种状况,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非常普遍,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烟花遍地,草与禾齐”,“烟苗绿田野,稻谷多枯黄”的景象。[442]粮食生产和其他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
四川地区,在简阳县,“道光末,乡人竞种罂粟”[443]。在广安州“咸丰末始种植”,光绪时“遍乡皆是,遂为州出产大宗”[444]。苍溪县“嘉庆时尚无种烟之民,自咸同以来种之渐广”[445]。光绪年间,“川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烟者,十室中不啻六七。蜀地凡山林确瘠之区,不植五谷者,向资罂粟为生计”。[446]以涪陵为例,罂粟占耕地约25%,高于其他作物（见表4-27）。
表4-27 1935年涪陵县各类作物所占耕地比例[447]
四川大、小金川地区,1/3以上的良田变成烟地,居民每年缺粮达8个月以上。[448]四川因种植鸦片,轻视五谷,1919年“涪陵种烟,大饥,栽烟者一家吞烟自尽；巴中种烟,饿死者埋万人坑”[449]。四川,大旱年间,斗米值银12元,栽烟者一家吞烟自尽,饿死者埋万人坑等惨状,概括了鸦片派生的部分恶果。有诗人吟诗感叹：“千箱罂粟争收割,一粒难炊恐断烟。无备救荒犹拾沈,有田种毒莫垂涎。”[450]足见种植罂粟是造成粮食危机的元凶之一。农民大面积弃粮种烟,使大片粮田变为烟田,吃粮需用现金到外地去购买。种烟所得几经盘剥,一年劳作便所剩无几,生活日益困苦。另外种烟又极耗地力,种过烟的土地难以再种粮食,种烟区粮食收成逐渐减少,加之交通不便,粮食运输十分困难,很多地方最终因粮食不足酿成饥荒。1921年酉阳、秀山、黔江及彭水主要由于把土地用来栽种鸦片,以致粮食稀少,经受饥荒之苦。[451]1922年万县地区每斗大米价为银元2.14元,可到了1931年上涨为银元4.55元。[452]一遇灾年,情形更糟。1925年,四川某地,“人口有百分之三十已经饿死了,其原因是鸦片和旱灾”。[453]在1925年闹过一次大饥荒,粗粮甚至涨到了每石120元还不易买到。[454]清末四川以前运销湖南省大米每年三四万担,但1930年至1932年湘米反而输入四川,1930年为14担,1931年为26担,1932年达102,512担。[455]三年猛增7,322倍。四川涪陵地区“农田多广种鸦片”,导致农产减退,“成群的饥民,到处抢劫粮食”[456]。理县各族农民每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时,以借高利贷和典当家产度日,赤贫者甚多。平武县旧堡乡每年至少要闹3个月粮荒。种植罂粟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粮食业、农牧业、手工业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峨边彝族自治县的彝区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粮食自给有余,20世纪40年代末罂粟种植扩大,粮地烟花怒放,粮食减产,发生严重缺粮,夏秋之交主要依靠汉商大量运入粮食。伴随缺粮现象的增多,饥民四起,特别是贫苦的劳动人民常用野草、蒿子充饥。川西茂县不少村寨因种植罂粟,农民口粮仅能维持三四个月,其余粮食须在出售鸦片以后购回。全县粮食产量剧减,依靠外地运进粮食为生,每年茂县从外地调进大米达2万余石。
云南产烟素为全国著名,“销路特广,获利较大,故全省各处几无不种烟者”。[457]农民因种罂粟“获利最厚”而广种,以致麦地、棉地亦沦为烟地,[458]导致粮田过少,“粮食价格昂贵”。由罂粟种植引发饥荒的例子比比皆是,如：1907年,云南米价涨至每担8两银子,对此,《云南》杂志认为该省米薪珠贵的原因,在于“鸦片繁殖,减少农地”；[459]1924年,云南东部因广植罂粟,“谷物几乎接近饥荒年头的价格,小麦价格相当鸦片的五倍。而且不易买到”。[460]似此,不言而喻,粮食不仅平年紧张,荒年更米贵胜珠,难避沟壑之惨,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云南“昭定一城,饿死者已及千人。……云南灾况情形之重大,因属无疑；但其主要原因,实在本省所产之粮食,不足供给省中之人民。据华洋义赈会所得报告,亦谓云南饥荒,系因种植鸦片过多。又万国拒毒会接去年度之报告,称云南为极大烟苗区域,并称因遍种烟苗之结果……此次所以有饿毙千人之惨剧也！……今后若不自种粮食,则饥荒亦永不得免！”[461]而“灾情,不知者因谓其受荒旱及匪乱之影响,而考其根本原因,良田由于人民图一时之小利,种植鸦片,以致遗患不堪设想”。[462]
耕地严重短缺的贵州,因罂粟与小麦等作物在同一时期生长,而鸦片获利较厚,故农民多不种粮食作物,而改种罂粟。罂粟种植的扩张,导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缩减,粮食短缺,粮价猛涨,粮食恐慌日益严重。早在清末,统治者就已意识到这一点：“多一亩种罂粟之田,即减一亩稻麦之产。”[463]在人地矛盾日益尖锐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情况就更为严重。1877年、1879年和1895年贵州爆发三次全省性的大灾荒,皆“祸起鸦片”。粮价的成倍上涨,致使“弱者坐亡,强者入匪”[464],尤以1929年、1930年为甚,结果酿成“数十年来罕见的饥馑,死亡枕借者,不可胜计”。[465]
贵州虽然地处高原,高山重叠,但从气候上来看是比较适宜粮食生产的。“黔省冬种夏收,收后仍种稻谷,是以他省栽种五谷减收,惟黔省则毫无妨碍。查黔省向来收麦豆一季,稻谷一季。”但是自从鸦片栽种以来,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一切农作物的种植都要给种鸦片让路。在农村“偶有灾荒即报荒欠,夷考其故,盖为鸦片之害,有许多水田普放种烟,每年必俟割烟后,始插秧入土,既迟发青,便缓欠收之故”[466]。因耽误节气而导致减产,所以有利于粮食生长的环境已失去其作用。由于鸦片需求量不断增长,地主纷纷从农民手中收回土地,雇小工大量种植罂粟,在开州（开阳）,“开垦之地半种洋烟”；在婺川,“洋烟一物,为害实多,民不知非,视同禾稼,连阡越陌,手胼足胝,微利所归,群相竞取”。[467]在贵州地区,乌江流域的遵义、凤岗、嵋潭、德江、沿河等县在当时都是小麦的主要产区,据《贵州通志》载：“自广种鸦片以来,上游绝无麦秋,下游虽有,仅存一二豆麦之所。”[468]据1906年的统计,在贵州种植罂粟之地占清末贵州耕地的57.34%,居全国之首。该省的安顺地区,19世纪80年代前,“以有用之地土置杂粮于不种,大半栽种罂粟,相习成风,明目张胆,愈种愈多,几无正粮之地,以后又扩展到种谷之田,普遍种烟,致使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469]。“黔省因鸦片开禁,意在运土出境,吸收外省金钱,于是,此禁一开,举省若狂,地里田间,无处不是鸦片……既种多,价值大贱,粮食飞腾,结果所得不偿失。”[470]1921年和1924年、1925年大旱时,米价高达每石银洋四十元,“居民多外出逃荒,老弱者死亡路畔,遍地皆是”。[471]鸦片烟祸的广泛盛行,给当时贵州带来诸多危害,加剧了社会动荡不安,严重破坏了抗战后方的统治秩序。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使粮食减少,灾荒濒临,“民有饥色饿殍之叹者,罂粟之害累也,比户因得种植其利固厚,借得彼失此禾稼减收,而濡染此毒者至十室而九”。[472]
鸦片是高投入高产出的作物,一方面鸦片价格的上涨,带动粮食等物品售价的同步增长,这些物品价格上涨又部分抵消鸦片派生的高收入,使得鸦片比较效益下滑。罂粟面积的扩大又造成个别地方农业经济的单一,呈现畸形的状态,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削减了粮食生产,难以抵御自然灾害的袭击,农户的生存受到威胁,很多产烟地区粮食缺乏,价格昂贵,导致出现粮荒。在四川,如涪州,“所产粮食昔可运行湖北,自罂粟遍种,米不足用,反仰给于泸（今泸州）、合（今合川）”[473]。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川“谷价日昂”,到处“人心惶惑”。推源其故,“实由稻田日少,烟田日多,盖蠹民妨谷,鸦片为甚也”。[474]《垫江县志》载,农民废田种罂粟“获利虽丰,一遇荒歉即有鲜饱之虞”[475]。种植罂粟无异于“弃膏腴而滋鸩毒”。[476]时人已大声疾呼厉禁鸦片,“若听其自然而不加以厉禁,即使无外侮之至,推其终极,亦相率为饿殍而已矣”。[477]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国人在报告中透露：“如果中国农民现在能比未种鸦片多得20%的现款,那他在食物上所花的钱,至少要多出20%。如果认为过多种植罂粟会使四川人民富裕起来,那将是一个错误,恰恰相反的说法更近于事实。除了对人民的体格和心理有害外,过量使用鸦片,还会产生极不利的经济后果”。[478]即使是重商主义者,也不能臆想用鸦片之类作为发家致富的手段,以实现民殷国富的目标。在西北地区,小麦生长季节与罂粟大致相同,“罂粟收浆之际,正农功吃紧之时。人力尽驱于罂粟,良苗反荒芜而不治”。[479]中国近代罂粟种植面积与土烟生产情况见表4-28。
表4-28 中国近代罂粟种植面积与土烟生产情况
资料来源：1.《益闻录》,第145号,光绪八年（1882年）二月十四日。2.光绪《东华续录》,卷185,第5—6页。3.《国际鸦片委员会报告书》,第2卷,第57页。4.《中华年鉴》,1928年,第526页。5.《中国烟祸年鉴》,第3、4辑。6.《拒毒月刊》,第1—110期。
劳动力受到重大破坏
近代以来,鸦片在中国广受欢迎,鸦片弛禁后,吸食人数大增,鸦片战争前,中国吸食鸦片人数约200万人,到1855年,据估计有300万人左右,1878年“鸦片吸食者即占了全部成年人口的一半”。[480]其后,郑观应估计全国约“四千四百万人吸食鸦片”。[481]虽然以上估计数字并不太精确,却可以看出吸食鸦片人口基数之庞大,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1929—1934年增加到8,000多万人,瘾民从鸦片战争前的200万人,不到100年增加了40余倍。大量鸦片消费者的存在,为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贸易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中国历史上鸦片吸食者的人数见表4-29。
表4-29 中国历史上鸦片吸食者的人数[482]
资料来源：据《拒毒月刊》、《中国烟祸年鉴》、《禁烟月刊》、《中华年鉴》和苏智良的《毒品与中国社会》等资料制成。
罂粟种植大量占用劳动力,出现罂粟生产和粮食生产争夺劳动力的现象。由于种鸦片比种粮食获利要优厚三至五倍,农民忙于种植罂粟、生产鸦片和从事鸦片贸易,粮食作物的种植变得次要了。在贵州安顺、兴义地区的鸦片当时被称为“上烟”,畅销全国,各省烟商接踵而来,出现了“上烟”供不应求的局面。所以安顺地区在19世纪80年代,满山遍野竞种罂粟,“以有用之地土,置杂粮于不种,大半栽种罂粟,相习成风,明目张胆,愈种愈多,几无正粮之地”,粮食生产一落千丈。1885年“每一斗谷收谷三十石”,后来“每况愈下,每播种一斗收谷不过七八石”[483]。究其原因,是农民只顾罂粟种植,影响粮食生产的投入和管理。还造成了人力、资金和其他资源的巨大浪费,妨碍了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就人力而言,烟民们吸食鸦片后,往往精神变懒,身体变差,既难以胜任劳动生产,更不能当兵打仗。例如,竺可桢初到贵州时发现,轿夫们“每行10里或15里就得停下来休息,过足烟瘾之后,才有力上路”。[484]按照国民政府兵役法之有关规定,适龄青年服兵役的身高体重必须在1.5米和48公斤以上,但在贵州由于卫生条件太差,烟毒普遍盛行,一般适龄壮丁年龄虽已合格,而检验身体结果,恒在规定标准之下[485]。《贵州通志》里对农民染上毒瘾有这样的记述：“农夫化为瘾民,尤以栽种之故,未种之先,农夫既无购买鸦片之余钱,又无吸食鸦片之余暇；既种之后,取携之便过于城市,不数年间,上农为下农,下农为惰农。”[486]鸦片烟毒困扰着农民,实际上是动摇了农业的根本,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盖伤其农,则伤其本,其势然矣”[487]。
罂粟种植的扩张,大大加剧农业劳动力短缺的程度。由于罂粟的生长季节与小麦相同,而生产环节所需劳力颇多,在北方小麦区和南方稻麦产区,罂粟同小麦既争土地,又抢劳力。每到五月罂粟收割季节,不管各种粮食作物的播种、栽插和中耕除草如何繁忙,都被迫停下,集中劳力收割罂粟。“村前几棱膏腴田,往时种稻今种烟。种烟市利可三倍,种稻或负催租钱。于嗟乎。舍本逐末夫何为,抛却玉粒营金丝。烟田日多稻田少,富家自饱贫民饥,近闻连阡植罂粟,民命何堪更流毒。”[488]20世纪20年代有记载说,贵州黔东、黔南、黔西罂粟种植区,五月收割鸦片时,“一切其他工作均告废弛”。[489]
鸦片含有吗啡毒质,用量适度为药,过量则为毒。缺医少药的中国民众,长期将鸦片作为万能医药,却不知鸦片是治标不治本,病未愈,反为鸦片成瘾所累,以致越吸越繁,越吸越多,而深陷于毒潭的深渊。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素质不仅不进,而且还会出现体质下降,生育能力降低,也造成了近代人口数量的减少。“鸦片输入云南省,带到四川来害人；好人吃了昏昏醉,胖子吃了干筋筋。田地房屋都吃尽,自己婆娘嫁别人；倘若一旦得了病,抛尸露骨了残身。”[490]吸食鸦片严重危害身体健康,免疫力骤降,或死于疾病；或无力购粮而背井离乡；或死于非命,农村到处是废墟。如涪陵县“民国九年（1920年）,人口由民国5年（1916年）的108.9万人锐减到96.5万人,四年时间,减少12万,每年减少近3万。民国12年（1923年）涪陵县人口只有80余万,短短3年的时间,又减少了10万人口,减幅大于前四年”[491]。例如四川地区在近代时期烟民众多,有记载理番县兴隆乡马骡寨28户人家,仅一家不吸鸦片,大金马奈乡吸烟比例高达90%,城镇店铺有十分之三是烟馆；清末四川松坪沟大小有24个村寨284户1,900人,到1949年只剩下130户470人,减少了75%,理番甘堡屯原有屯民630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剩下300户,减少了一半[492]。
二、对茶、棉及蚕丝等农村副业的冲击
鸦片虽说给西南地方经济以刺激,使其“繁荣”,然而这种“繁荣”是暂时的、畸形的。一旦烟土业衰落,不仅畸形繁荣迅速消失,而且正常的经济生活也难以为继。此外,罂粟种植对西南地区茶、棉及蚕丝等农村副业的冲击也很大。
对茶业的影响
贵州盛产茶叶。清初,除贵州威宁县外,各地都产茶叶,主要产茶地集中于乌江流域,如石阡、湄潭、安顺、贵定、仁怀、习水等县。各地所产茶叶都各具特色。贵定云雾茶,安顺丛茶和毛尖茶,遵义金鼎山茶,桐梓师庙茶,石阡苦丁茶,镇宁江龙和湄潭永兴的毛尖细茶,婺川高树茶,清平香炉山茶,思南鹦鹉溪晏茶,仁怀、习水两县所产的茶都色香味俱佳,远销他省。仁怀所产茶叶“采叶压实为饼,一饼厚五六寸,长五六尺,广三四尺,重者百斤……多贩至四川各县”[493]。
安顺是清代贵州西部茶叶的汇集及转销之地；石阡所产茶叶品种多,苦丁茶尤为出名。清代后期这两地的年产茶量已达二十余万斤之多。全省的年产量在二万七千多担以上,主要销往四川、湖南、湖北三省。随着茶叶的大量远销,在19世纪80年代初,开州（开阳）设立了茧茶公司,资金充足,制红茶砖,分方、圆两种,圆者最佳,方者次之,曾运销到上海、南京等地,颇得好评。在鸦片泛滥之前,茶叶一直是贵州重要的远销物资。[494]如20世纪初期,贵州产茶叶二万七千多担,到了20世纪30年代前期降到了八千多担。[495]种罂粟获利几倍于种茶,农民忙于种罂粟,无暇顾及种茶,茶树无人管理；外省商人来贵州贩运鸦片时,有些商人以用外省茶、印度茶、日本茶来换取鸦片的方式进行交易,排挤了当地茶叶生产。以安顺为例,安顺是“上烟”的产地,各地烟商经常聚集于此,外地茶叶源源不断运来,导致19世纪末安顺的贵州土产茶贸易濒于消失状态。[496]
对棉织业的影响
19世纪后期,殖民者对中国经济侵略从鸦片转向棉花、棉纱等物品,廉价的舶来品蜂拥而至,四川的棉花种植业迅速地萎缩,“昔多种之,近以无利,种者日少”,[497]摧毁了农户传统的家庭副业,特别是家庭纺纱业。民国《重修什邡县志》七卷记载：“妇女纺绩缝织为普通职务,自洋纱西来而纱车息。”[498]多数农户被迫转向种植罂粟,利用其较高的回报率,购买棉花（纱）等舶来品。“同治中,海禁开,洋货充
,纱布糖油入中国,沿江上溯,土物不能抵制,利溢于外,惟罂粟用抵印度土,岁入数百万,竞趋之。”[499]一进一出,鸦片的收入被这些舶来品所吸收,钱最终还是落入在西方商贩手中。
清代贵州盛产棉花,在乌江、北盘江、锦江、清水江、赤水河、都柳江等两岸地区,西南部的贞丰、归化以及靠广西沿边的各县都种棉,其中以思南产棉最多。不少县的农民在种棉花的过程中,都比较注意良种的选择和引进,如在道光时期,都匀县有人远到河南、湖北去引进良种推广种植。由于普遍种棉花,棉花的产量增大,带动了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的棉纺业的发展,农民多以自种棉从事棉纺织业,如思南农家都能纺织为布。当时贵州各地所织棉布都各具特色。天柱、锦屏侗族侗帕,六洞多织蓝布,镇宁州的铁笛布,安平县大布,台拱九股寨斜纹布,黎平“洪州葛布”；独山州“顺水斑”、遵义东北乡大布,特别是定番州谷蔺布,纺织精细,“洁白如雪,拭水不濡,用弥年不垢腻”[500]。销路很广,行销他省。“贾人西走蜀之重庆、沪、叙,南走威宁、平远（今织金）,极于金川。”[501]贵州的棉花种植分布面积广,产量大,并出现了技术改良和棉织业“纺家”和“织家”的分工。“业织则线无所出,业纺则棉不能继。”[502]
鸦片战争后,罂粟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及产量日益缩小。贵州鸦片质优价廉,吸引不少商人带来洋布和外省的土布,来到贵州换取鸦片。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安顺地区“两湖、两广商人遂联翩而至皆以贩运鸦片为大宗……初贩烟之商交易皆以生银,继因汇兑困难,乃改贩洋纱入黔以易鸦片”[503]。在洋布和鸦片的冲击下,种棉无利可图,棉花产量愈趋锐减,棉纺业从繁荣逐渐走向衰退。19世纪末期,在兴仁城内弹棉花的手工业者原有弓五百张,后因无棉花可弹,而使弓降为数张。在安顺,自从洋纱进入贵州后,土纱一落千丈,纺纱行业全部宣告停顿。在平坝县,“道光、咸丰年间……全县衣料大多出自土布。同治、光绪以来,以出产烟泥之故,此物甚销湖南,远商即贩湖广之‘阳逻’、‘葛仙’、‘黄州’等布入境互易,于是纺织大停。不惟汉人如此,即素以‘苗布’‘夷布’织者之苗、仲,亦相继购阳、葛等布矣”[504]。由于罂粟种植之害,使得从明代开始就在贵州发展起来的棉花种植业遭到很大的冲击,各具特色的农村家庭棉纺织业也随之衰败。[505]
对蚕丝业的影响
在贵州蚕丝业是从清代前期开始发展起来的。清初,贵州种桑“惟安顺、兴义、黎平三府,及贵阳府属之定番州（今惠水县）间或有之”[506]。贵州各地丝织业有自身特色,道光时期,桐梓县有双丝织的“桐绸”,“每年不下千万匹,其河南、四川运茧种来货绸而去,通计岁有十万金”[507]；清镇县开设的蚕局,除种桑养蚕外,还发展丝织业,产品叫“眉公绸”；正安出产用柞蚕丝织成的丝绸叫“徐婆绸”,等等。
19世纪40年代,蚕丝业在贵州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利润丰厚,“丝之值倍茧,
之值倍丝,其利甲于全省”[508]。19世纪五六十年代后,罂粟在贵州大地上广泛栽种,招来了四面八方的鸦片商贩,外省丝绸、东洋绸也进入贵州。鸦片之利驱使很多人去拼命种烟,不愿去从事利润相对较薄的蚕丝业,种桑养蚕的规模逐步缩小。大面积的桑树林被砍掉,取而代之的是满山遍野的罂粟花。又因为换取鸦片而进入贵州的东洋丝绸其质量高于贵州的土产丝绸,烟农宁肯选择用鸦片换得更好的丝绸,也使贵州丝绸越来越无人问津。以遵义而言,19世纪70年代遵义丝绸年产值白银一百多万两,到19世纪90年代末已下降到十多万两。贵州的蚕丝业终因“洋烟之利倍之,又东洋绸之价值贱而色丽”而受到严重打击,致使“家蚕山蚕频年失败,远商不复来,后育之者,殆寥寥矣”[509]。
四川的井研丝“在成都市称上品,织户争购,取名东路丝……岁入丝贾殆数十万金,农民资以为生计者甚众。凡国赋、田租及一切馈遗、叩信、偿负、赁庸之费,常取给于此,命曰丝黄钱”。[510]但是,市场供求关系极大影响了经济作物的价格和产量,近代尤为明显。西方列强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以及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海关失去了对国内产业的保护作用,从而使得中国民族产业举步维艰,朝不保夕,结果“自同治年间开国以来,洋品杂货、棉纱、棉布、糖、石油类等大量涌入中国,并溯扬子江而上,侵入内地。四川土物皆不能与洋货对抗,白银流往国外,唯罂粟能与印度鸦片抗衡,岁入达数百万,因而人民争相栽培鸦片”。[511]据《涪州志》记载,川东原以产棉桑著称,“家家养蚕忙,户户机杼声”。自鸦片弛禁后,棉、桑用地大多被挤掉,衣被所需,皆来自湖北。一个发展兴旺的行业,就在鸦片之祸的打击下,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已处于一蹶不振的困境。此外,在遵义,白耳、山丝等传统土特产,历来产况较好,但自鸦片盛产后,“乡人但图目前利益,均执中于鸦片之种植,这些物品的出产也日益减少”。[512]此外,在四川原来烟草产量极高,但随着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烟草种植逐步萎缩。
三、对近代工业的影响
资本家生产商品不是为了商品本身,而是为了获取利润。利润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出来,并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交换价值,超过资本家原来转化为资本的货币额或交换价值而形成的余额。发展工业需要资金支持,就资金而言,大量的社会游资被耗于鸦片之上,而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事业却很少有人愿意经营。
抑制近代工业的起步与发展
兴办企业的利润率一般只有8%～10%,尚不及农贷、典当、购买土地等传统投资的利润率。如投资水利、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利润率则更低,资本自然不会流向这些低利润率行业。由于鸦片产业利润丰厚,自然成为群雄逐鹿的行业,正如李鸿章所言：“获利更厚于私盐十倍”。当时,几乎没有什么行业可以与经营鸦片带来的利润相媲美。商人宁肯把资金投入鸦片行业,这样使得鸦片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况且,在晚清的大部分时期,公众舆论对于创办近代工业持抵制态度,晚清政府也从未对这些新兴的产业采取扶持和保护的措施。因此除了一些洋务派官员和买办资本家外,很少有人尤其是鸦片商人对投资这些新兴产业表现出热情。从贵州来看,如在遵义一些地方,瘾民们每日吃饭只花0.2元,而吸食鸦片则需1.4元[513]。另据调查,1937年安顺县“各项工业产品售价极贵,如铁器之本地产品,售价往往高于成都运来之货”。[514]推究原因,除了币制混乱、商人哄抬价格以外,由于当地人民普遍染有不良嗜好,性情极懒,工作效能极低,成本因此增高,再加上经营鸦片贸易容易获利,人们多不愿意从事锻铁等劳苦而薪少的工作,故“召集工人困难,不得不出高价以罗致之”。[515]最终导致许多地区的近代工业因缺少资金而发展受阻或停滞不前。如贵州省“一切衣料及糖等物,均由外省输入,而该省生产,只有烟土以资抵偿,各地商会,且多用烟土为价值标准”。[516]已经发展起来的近代企业,又因资金投入不足,而无法进行扩大再生产,制约了民族工业起步和正常发展。
加速近代工业的破产
鸦片的大量生产和输出,提高了西南地区的经济水平,增强了西部地区的购买力,却也为洋货倾销提供了机会,并使之占有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如1892年通过重庆海关输入四川省的货物总值为白银6,224,620海关两,其中洋货总值为5,825,474海关两,国货总值仅为399,146海关两,当年四川省除鸦片之外由重庆海关出口的货物总值为2,604,500海关两。1901年由重庆海关输入四川省的货物总值为15,154,074海关两,其中洋货总值为12,598,741海关两,国货总值仅为2,555,333海关两,当年除鸦片之外由重庆出口的四川省货物总值为4,837,178海关两。[517]再如,光绪初年,贵州鸦片生产进入扩大时期,两湖两广的数十家富商,先后在安顺、兴义、贵阳、遵义等鸦片集散中心设庄贩运鸦片。“初贩烟之商,交易皆以生银,继因汇兑困难,乃改贩洋纱入黔以易鸦片。”[518]20世纪初,随着贵州鸦片生产进入极盛时期,在外省烟商厚利的刺激下,以安顺、贵阳为首的省内巨商,也集资大肆贩运鸦片到两广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易洋纱洋布等货入黔。于是“鸦片生产愈多,销路愈广,而随之进入贵州的洋纱洋布等商品也愈多”[519],进而贵州全省的纺织业陷入了萧条破产的境地。从1909年至1930年,全省内出现的13家较大的近代轻工企业,总投资只有30万元,而同一时期仅安顺专营鸦片和纱布的恒兴盆等四大商号,总投资就达62万元[520],近代民族工业被严重冷落。
洋货以其价廉物美的绝对优势,使得西南地区近代工商业和手工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日常生活用品几乎全是洋货。清末有人曾说：“今试任入一人家,观其日常所服用者,无论为必要品为奢侈品,其来自他国者,盖恒十而八九也。夫前此国中之恃工以自赡者,不下数千万人,今见逼于此种风潮,此数千万人者缘而失业,濒于穷饿,事势之最显著者也。”[521]《中国禁毒历程》指出：“洋货在内陆地区畅销,客观上应当有激发内陆地区发展近代工商业的作用,事实上从朝廷到地方也不乏采用西法在内地省份自办工商抵制洋货的主张,但总体上看,内陆地区发展近代工商业的内在动力远不及东部沿海沿江地区。”[522]就商品本身而言,洋货以其价廉物美的竞争优势将国货排挤出了市场,如原来畅销西部诸省的东南沿海的棉纱和棉布,上海华商企业的多种日用商品,如今逐步黯淡,工厂、手工业的破产已不可避免,“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逐步濒于解体。
随着禁烟禁政运动的推行,依靠鸦片税收为支柱的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份财政状况困窘以至于崩溃。经营鸦片业者,特别是大宗买卖者,既需要相当数量的资金作流转,更需要有庞大的关系网络和组织力量为后盾。由于政府、商人举债不断,钱庄银号不堪忍受政府和从事此业商人的过度透支,纷纷倒闭,以致引发此起彼伏的金融风潮,从事与鸦片有关联的烟馆、饭馆、曲艺、妓院等产业的商人也濒临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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