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和治疗

罗马帝国衰败以后，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成为主要的力量。由于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人们对疾病的态度产生了改变。与早期的思想相反，患病的人既不是劣等的，也不应受到上帝惩罚。由于基督教迅速传遍了欧洲，社会开始照顾和治疗生病的成员。医院开始建立了起来，以便为那些有躯体疾病的人提供人道主义的照顾。然而，有精神疾病的人却不是这么幸运。人们相信有精神疾病的人是被魔鬼所控制，这些人通常被监禁起来和被虐待（Boxberger，1962）。

尽管在中世纪基督教的信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疾病的态度，但是，医学实践一直是基于从希腊文明中发展起来的四种体液的理论。这种结果也为治疗疾病时音乐的角色提供了基础。大量的政治家和哲学家相信音乐具有治疗的力量，波伊提乌斯⁽¹⁾（Boethius）相信音乐可以使人类的道德改善或堕落。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卡西奥多鲁斯⁽²⁾（Cassiodorus）把音乐视为一种有效的情绪宣泄，而圣巴西勒（St. Basil）则把音乐作为治疗惊恐情绪的有效工具。许多人相信赞美诗对治疗一些呼吸疾病是有效的（Strunk，1965）。

在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生理学、临床医学的发展标志着科学医疗的开始。尽管实验室的研究有了很大发展，但疾病的治疗一直是基于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约公元前460—约公元前370，古希腊名师，称医药之父）和伽林（Galen，古希腊名医及有关医术的作家）的学说，以及四种体液说的复杂的解释。在这一时期中，有一些音乐与医学和艺术的结合的文献，例如音乐家查里诺（Zarlino）和医生维萨里（Vesalius）所著的有关音乐和医学之间关系的著作。

在文艺复兴时期，音乐不仅仅被用来治疗忧郁、绝望和疯狂，而且被医生描述为预防性药物，并指定特定的音乐来作为加强情绪健康的一个有力的工具。对于那些能够担负现场演出的昂贵费用的富人来说，音乐可以帮助他、们对生活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Boxberger，1962）。

在巴洛克时期（1580—1750），音乐继续与日常的医学实践相联系，并仍然以四种体液理论为基础。除此之外，基歇尔（Kircher，1602—1680）在疾病的治疗中，对音乐的应用提出了新的观点，即气质和特性理论。基歇尔相信人格特性与一定的音乐类型是连接在一起的。例如，抑郁的个体对忧郁的音乐有反应。兴高采烈的人最喜欢舞蹈音乐，因为它刺激血液（Carapetyan，1948）。对于治疗师来说，为治疗选择正确的音乐类型是必须的。伯顿支持使用音乐来治疗抑郁，他在《忧郁的解析》一书中写道：“音乐除了有无穷的力量可以驱赶许多其他的疾病外，它还是治疗绝望和忧郁的极好的方法，而且可以驱走魔鬼本身”（Burton，1651）。其他的作者，比如像莎士比亚和阿姆斯特朗在他们的戏剧和诗歌中也列举了大量把音乐作为治疗手段的例子（Davis，1985）。

18世纪后期，欧洲的医生虽然一直在提倡把音乐用于疾病的治疗，但是医疗理念渐渐地发生了变化。随着对医学科学的更多强调，音乐在治疗中的地位慢慢降低到了仅在某些具有多学科交叉的整体观念的医生在个案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