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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边缘

时间:2023-03-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016年4月,甘肃地区的选校工作正式开始,两个月后是广西地区。8月末,美丽中国甘肃、广西支教团队宣告成立。广西地区的自然环境要好得多,气候也接近毗邻的广东、云南。甘肃的白河镇中心小学,支教老师负责的二年级1班共有101个孩子,创下了学生人数的最高纪录。问卷调查显示,最艰苦的甘肃地区,老师们对机构的推荐程度排名第一。

走向最边缘,我们要努力成长来面对路上所遇到的一切。

沉到草根处,我们要在荒野中找寻自己的路。

我们来了,我们将义无反顾。

——题记

在甘肃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李郁青学会了生炉火。

打开满是锈迹的炉盖,用打火机点燃废纸丢入炉口,炉腔明亮了起来,干柴最先被引燃,然后是铺在柴火上面的煤块,金黄色的火苗终于腾起,屋中渗入了第一缕暖意,仿佛老人舒展起四肢百骸,空旷的宿舍显得活泛了起来。

她走到窗边,擦去玻璃上的水汽,隔着残留的水痕看到外面纷飞的雪花,黄土山垄掩映在皑皑白雪之下,山舞银蛇,原驰蜡象。

故乡在江西,李郁青此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大雪。身为90后,她也是来这里才见识到了煤炉,从记事起,这样的老古董已在大城市的居民家中消失,成为时代的标本。

她和队友们别无选择。冬天的陇南乡村不可能有暖气,项目主管曾为宿舍配上了电暖炉,但只要四位老师同时打开,学校必定会跳闸断电。唯一可行的就是烧煤,生炉火由此成了所有在甘肃支教的老师们的必修技能。让她们稍感放心的是,宿舍里装了一氧化碳检测器,至少会保证安全。

项目主管刘亚博还记得,暑期学院开学前,自己拿到了甘肃团队的名单,李郁青的那份简历“有一点发光”:本科南开大学,硕士毕业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她的名字典出《岳阳楼记》,她演过话剧,她的原则是“少抱怨,多做事”,她说:“就是要来甘肃,做出一片天地。”

2016年8月25日,李郁青和24位同伴一同来到甘肃,分布于陇南市4个县区的9所乡村学校;同一天,另外57位支教老师在炎炎烈日中赶赴广西南宁、百色5个县的20所学校。在云南、广东两地深耕八年后,美丽中国支教的项目地又新增了甘肃、广西两个地区,这也被认为是机构影响力持续扩大的重要标志。

两处项目地的拓展始自2015年。通过理事长刘泽彭牵线,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南宁市委书记王小东,都向美丽中国支教表达了合作的愿望。甘肃陇南市的市长陈清也在看到美丽中国支教宣传片后主动发出邀请。双方一拍即合,机构本来就有拓展项目地的战略规划,探索各处边远地区的不同形势,也有助于机构积累支教经验。

这一年9月,美丽中国支教开始与陇南市政府洽谈,11月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接触。2016年4月,甘肃地区的选校工作正式开始,两个月后是广西地区。8月末,美丽中国甘肃、广西支教团队宣告成立。

两地老师面临的是全新的挑战,甘肃团队尤甚。项目主管刘言至今记得第一次来陇南的情景。他上午十点从成都坐大巴出发,驶过平原地带后,公路两旁开始出现连绵青山,蒙蒙细雨打在车窗上,山间腾起薄雾,当时他还觉得景色有些像云南。下午大巴进入甘肃境内,穿过一条狭长隧道,道路两侧陡然变了景致。山上的草木急速减少,片片黄土裸露出来。当G212国道的指示牌出现“陇南(武都区)”字样时,两侧山脊几乎已没有植被,一眼望去全是土黄。

“中国太大了。”老师们感慨,眼前的景象与支教多年的云南、广西全然不同,这还只是在全省条件相对较好、有着“陇上江南”之称的陇南。

广西地区的自然环境要好得多,气候也接近毗邻的广东、云南。老师们到来时,公路旁的树梢正垂着一串串刚成熟的桂七青芒,芭蕉树的宽大叶片折射着正午阳光。但这里交通闭塞,石笋般林立的青山不时裸露出灰色岩体,支教学校大多坐落在这样的喀斯特地区,“抬眼四方天,低头青石山”成为当地人的生活常态。石灰岩的地表无法种庄稼,当地村民只能用石块垒起围栏、填入泥土,勉强种一点玉米,也无法指望从中得到多少收入。这也造成大部分青壮年都出去打工,留守儿童比云南、广东还多。

两地都缺水。甘肃不必多言,广西同样“靠天吃水”,几乎所有学校都建了用来盛集雨水的水窖,但很少能集够,位于北回归线上的田东县年平均温度22.2℃,年降水量1165.8毫米,年蒸发量却达到1681.7毫米,水质更是堪忧。学生们的饮用水只能每月由卡车运到学校,注入水塔储存,一吨水200元,每车水大约能用半个月。用水不便由此成了普遍现象,两地的不少老师每天都要提着三四桶水上下楼,有女老师专门剪短了长发,就为洗头时省水。平时他们在宿舍用毛巾蘸水擦身子就算洗澡,周末去县城才能正式洗上一次。时间一长,有老师把洗澡频率从一周两次降到两周一次,往返县城占据了太多可以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

支教学校的问题各不相同。广西有的学校教学设施完备,却没人会用;有的学校全校只有四位当地老师,其中还有两人即将离岗,如果不是支教老师过来,下学期甚至无法开课;也有的学校好不容易新招了两位老师,其中一位觉得学校条件实在艰苦,干脆没去报到。甘肃的白河镇中心小学,支教老师负责的二年级1班共有101个孩子,创下了学生人数的最高纪录。上五郎小学的一年级则只有9个学生,看似轻松,老师们却要承包学校的全部工作:上课、课余活动、学生用餐、放学护送、校园安全??他们因此修炼得身兼多能。

学生基础差,这是老师们早就料到的,但现实总会超出想象。广西不少学校的平均分是二三十分,很多小学生不会拼音,用手机发信息,能手写却不能拼字。甘肃同样如是,第一学期过后,地区执行总监何流去访校,一位支教老师兴高采烈地汇报教学成果:原先的数学考试,全班只有8个人及格,经过半年努力,已增加到10个人及格。另一所初中,支教老师的班级也已成为全校最好的班:40多个学生从3人及格,进步到13人及格,化学平均分“高达”20多分。访校到最后,何流已说不清哪个地区的成绩是最差的,只记得与此相比,自己待过五年的临沧地区,四五十分的平均成绩算是好的。

种种问题曾使何流心存顾虑,担心老师们会知难而退。暑期学院中,他和同事向新老师介绍地区情况,有意将两地的环境描述得比实际更加艰苦,依然没有挡住报名热情。问卷调查显示,最艰苦的甘肃地区,老师们对机构的推荐程度排名第一。看到这个结果,何流的第一反应不是自己团队的工作做得好,而是“老师们太坚定了” 。

在大寨中学支教三年,又当了两年临沧区域总监,何流现今是广西及甘肃地区执行总监。

他原本只负责甘肃地区,那时还颇有些兴奋:陇南离家乡四川很近,自己回家会方便得多。几个月后,他接手广西地区,工作量随之陡然增大,回家也成了奢望。

何流调侃,自己如今的时间被一分为三:三分之一在广西,三分之一在甘肃,另外三分之一在路上。陇南没有机场,每次从广西去甘肃,他都要先从南宁飞往成都,再从成都坐六个小时的大巴去陇南。如果时间紧,就改乘每天只有一班的火车,晚上八点发车,凌晨三点到,迎接他的总是空无一人的午夜站台。之后还要在当地宾馆勉强挨过下半夜,第二天才能正式踏上前往各所项目学校的旅途。

他对自己的行程保持着惊人准确的记忆,能清晰复述出多次长时间旅途。2017年5月的后半段,他在第一周的周二去百色敲定暑期学院的选址工作,周三回南宁与团市委商量六一儿童节的游学活动,周四去马山县陪理事会访校。第二周,周一去上林县陪同合作伙伴视察,周二下午飞北京讨论项目数据评估,周五赶往成都,周六抵达陇南参加项目年中总结会,周日中午回成都。第三个周一,又乘坐清晨七点的飞机回南宁,参加儿童节游学活动??

这已是两处项目地成立近一年、工作量大为减轻之后。开头的半年,何流每天早晨一睁眼,各种事务就会纠结在一起滚滚而来,在脑海中把它们按优先级排序,成了他起床时必须完成的首要任务。

这一年何流29岁,自觉精力尚足以应付工作,只是发愁找女朋友。一年来,他的感情问题完全没着落,明年也很可能继续如此。不少朋友和亲人要给他张罗相亲,他总担心开始一段感情后,会让对方过上“军嫂”的生活。

人手有限是工作繁重的部分原因,两地团队从建立之初就困难重重。按照美丽中国正常运转的需求,一个完整的地区团队应该包括三级工作人员:负责县级地区的项目主管,负责市级地区的区域总监,以及处理省一级事务的地区执行总监,这还不包括提供后勤支持的运营经理。

广西团队的组建尚算顺利,刚结束支教的三位老师,加上外部招募来的一位员工,共同组成了管理团队。甘肃团队却迟迟没有着落,很多应聘者都对当地的气候环境心存顾虑,直到项目地成立的三个月前,两位前支教老师刘言、刘亚博才加入进来,担任项目主管。

2016年7月,两个地区勉强凑齐了6位项目主管。项目地成立三个月后,广西团队终于招募到了运营经理,甘肃团队这一职位则始终空缺,三个市的区域总监更是悬而未决,这意味着何流和他的团队除了本职工作,还要兼顾财务、行政、办公室管理等诸多工作。

所幸,回首这空前忙碌的一年,成就感弥补了不少缺憾。不到30岁的年轻人管着相隔千里的两个团队,一年下来总算运转正常。从刚加入机构之初的支教老师,到现在两大地区的执行总监,各方面能力也得到了极大锻炼,这些都让何流满意。

最大的收获还是眼界的开阔、格局的提升。在大寨中学支教时,何流只需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其他不必考虑。担任临沧区域总监后,他也负责管理工作,但更多停留在执行层面,那时经常会和项目主管们逐一讨论各种细节,每次例会四小时以上都是常事。如今何流不再负责具体事务,还向项目主管强调:“你们是负责人,先自己拿个主意告诉我,我们再一起来讨论。”要求他们简化工作汇报,尽力自己解决问题,解决不了的再提出来,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提升团队的战斗力、项目的运营效率。

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战略层面。早在支教时,何流就经常和队友讨论中国教育的种种问题,至今他依旧保持着对此的思考。美丽中国支教的愿景是让孩子们享受优质教育,但农村学生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问题,机构只能解决很小一部分,所以该如何定义“优质教育”,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把有限的精力和资源集中到最有意义也最可能见效的领域,再用可复制的方式去推广,这些都是何流平时最常思索的问题,他把这种理念称为“忠于愿景,天下关怀”,也希望自己的团队能有同样的思考。

随之而来的是对制度、效率和成果的重视。以课外项目为例,以往都是支教老师们自发举办,现在何流要求广西地区的老师在自发开展的同时,也要以县为单位,集体发起课外项目,所有人共同参与,如此既有利于整合零散资源,新一届老师到来后也可以传承。那些自发举办的项目同样要向管理团队登记备案,并通过专业设计和严谨论证后才能实施:项目准备解决哪些问题?需要动用多少社会资源?存在哪些风险?实际效果如何???

他确信,无论是中国的公益行业,还是美丽中国支教自身,都更应该对社会资源负责,以更专业的项目设计、项目运作去实现承诺给社会的影响力。

这一理念,将率先在两个新项目地贯彻。

改变需要时间。在广西支教近一年后,自认为“没耐心”的张懿心更确定了这点。

她留着男生般的短发,爱穿深色圆领T恤和长裤。圆脸,戴眼镜,皮肤白皙,讲话语速快且少有节奏变化,经常一口气说完一个长句,轻微停顿后继续说下去。出自她之手的教学PPT也带着简洁严谨的美感,深色背景、白色线条,少有多余修饰,一如她留学当助教时制作的那些课件。

支教之前,张懿心有着一份极尽华丽的履历。2010年9月,她告别故乡大连,前往威斯康星大学的麦迪逊分校求学,同时攻读数学和经济学两个专业;获得双料学士学位后,又同时被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南加州大学这四所美国大学的PHD(硕博连读)项目以全额奖学金录取。2014年秋,她选择前往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学博士;两年的硕博连读之后,又选择了退学来支教。

这个决定是受大学一位老师的影响。出身中国农村的教授凭借多年奋斗成为国际知名数学家,如今在家乡创建了教育基金,十余年来募款600多万元,资助了6000多名贫困学生。他的人生也让张懿心萌生愿望:“把对教育的热忱带到中国农村去,用自己的知识和经历为那里的孩子打开通向外界的窗口,让他们看到另一种可能性。”

“被哥大全奖录取后,所有人看到这个结果都很开心,我没有,每天在固定的几个格子间对着数据和模型,我觉得一切都是纸上谈兵,还是希望通过实干做出改变。”她不认为这是放弃,“我迫不及待地要先去做这件事,因为找到了更喜欢也更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也许原来生活环境可能更好些,物质上优渥一些,但我更追求精神上的满足。”

在百色田阳县的琴华小学,张懿心教授五年级的数学。她会按自己的逻辑调整数学课本的章节顺序,也从不设置课堂检测,自信对每个学生的程度了然于心。课余时间,她和队友一同开办朗读课、建立广播站,为学生们征集明信片,给冬天也赤脚穿凉鞋的孩子们募集到棉鞋,还代表学校向《百色教育》期刊投稿。支教的第二个学期,她又在学校开设了性教育课程,自己设计教案,以期增强留守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不久后,其他很多支教学校也开设了这门课程。

在她眼中,孩子们这一年来更多是细节上的微小变化:更爱学数学,回答问题更积极,对外界更好奇,学会了说“请”“谢谢”以及双手接递东西。总是自认为“没耐心”“脾气差”的她,却从不嫌孩子进步慢。改变需要时间,这是切身经历告诉她的。

她还记得,小学五年级刚转学的时候,自己的成绩是全校倒数第十,因为不服输而拼命做题,用两年时间进步到年级前十,初一拿到了全国华罗庚数学竞赛的三等奖。刚开始留学,她不习惯美国饮食,半年内胖了30斤,又用四年时间减下这份体重。大三那年,她第一次了解到美丽中国支教并下定支教的决心,为了说服父母同意自己中止学位,同样用去了四年时间。

“现在刚过去一年,我们要做深入灵魂的改变更需要时间,所以请大家给自己时间,也给学生时间。”

唐锦莉也相信这点。她支教于百色田东县的坡圩小学,是六年级30个孩子的班主任。语文课上,她带孩子们打着节拍背诵古诗,选一位孩子为主角,围绕她编一段故事,从而让学生更好区分各种写作手法。班级的黑板上贴着学习目标:勇敢自信,诚实认真,每天进步一点点。

班上有个让全校老师都头疼的孩子,唐锦莉刚来就风闻了他的不少“事迹”,曾担心自己能否管得了他。后来却发现,孩子也会在图画书上写“唐老师节日快乐”,会因作业本上自己写下的“加油”偷偷露出笑脸,最近一次的单元测验,孩子考了全班第五名。给了他学习动力的是老师的无数个“相信”,从见到孩子的第一天,唐锦莉就反复告诉他:“你以前怎么样都不重要,今天就是新的一天,你就是一个全新的你,你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不允许别人去那样说什么,我更不允许你们这样想自己。”还和孩子们约定了口号:不抛弃,不放弃。

黄长德的班上也有这样的学生。他不听讲,不写作业,逃学,对老师的批评置若罔闻。直到有一次,黄长德发现孩子连续两天只吃了学校的免费午餐,早餐和晚餐都没有去吃,这才从其他学生口中得知,家里没做饭也没给他零花钱,饥饿难耐的孩子又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只是硬挺着,课上饿极了就趴着睡觉,什么也不说。

下课后,黄长德把坚称不饿的孩子叫到办公室,硬塞给他一个蛋黄派,学生接过来,头转向墙壁,流着泪默默吃完。放学后,老师又陪着孩子回家,才知道他三个月大时,母亲就离家而去,父亲外出打工后再婚生子,几乎不再回来,只剩酗酒暴力的爷爷和年迈的奶奶勉强照顾他。

“没有孩子天生就是一块顽石,孩子所有的行为背后一定有原因。”黄长德慨叹,剩下的日子里,他每天陪伴着孩子,课上不时给他鼓励,课后带着他一起学习和阅读。一个学期过去,学生成了班级的英语课代表,期中考试时英语能考满分,也开始成为集合时班里站得最端正的小孩,还会因无法在单元测试里拿满分而焦急。

黄长德同样相信改变的力量。身高1.95米的他,初二就被辽宁省篮球队破格录取,与中国男篮现役球员周琦、郭艾伦同队,一年训练后因故不得不退队回到原来的初中,成绩也一落千丈,校方希望他留级复读,班主任却选择相信他。顺利升入高中后,母亲帮他联系到一位教练,两年后,他又代表辽宁队征战第三届全国中学生运动会,这次打的是排球。高三那年,黄长德凭借体育特长被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和吉林大学同时录取,他却不希望这成为自己懈怠的借口,在没受到任何照顾的情况下,考入了南开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

“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不过在我努力的同时,我的初中班主任从没放弃过我,我的排球教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的妈妈一直都是我的伯乐。”现在,他也要帮助孩子们努力。

林文萍则没想到,自己发起的“美丽电影院”项目竟然在多个支教地推广开来。一节综合实践课上,她给孩子们播放了电影《机器人总动员》,班里的孩子一个劲儿喊:“老师,你可不可以留下来,我们想和你一起看电影,你陪着我们。”她又想起学生的周记总是千篇一律的起床、刷牙、吃饭、睡觉、冲凉,不少孩子家中没有电视,有学生连写家庭作业都成了乐趣。与学校商议之后,林文萍和队友们决定每周在学校播放一部电影。

她们募集到资金,购置了设备,把笔记本电脑连上投影仪,又在操场上树起幕布,搭建起一所简易的露天电影院。播放的影片更经过精挑细选,既有《超能陆战队》《疯狂动物城》《龙猫》这样的经典卡通片,也有《三傻大闹宝莱坞》《让子弹飞》《驴得水》等喜剧,还包括《建国大业》等主旋律影片,风格以励志、温情、轻松为主,题材则涵盖教育、家庭、社会等主题。

“一方幕布,一片星空,一部影片,一份陪伴,一个美好的夜晚。”每周播放电影的那个晚上,不大的操场上人头攒动、鸦雀无声,学生、家长、当地老师乃至其他村民们屏息静气沉浸于剧情里,在夜色、虫鸣与晚风中共同度过一个前所未有的欢乐夜晚。

何流对这一形式评价甚高。它最直接的好处是促进亲子互动,家长和孩子都开阔了眼界,彼此也多了共同语言,又能吸引家长来学校,增进与老师的关系,还可以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农村社区逐渐接受新的文化。最重要的是,露天电影院的成本极低,几乎任何一所乡村学校都能推广。

林文萍发起项目后,先后有七所美丽中国的支教学校参与进来,何流也在积极为项目争取更多的支持资源。他相信,“美丽电影院”如果能长期坚持下来,甚至有可能使学校成为当地的文化中心,乃至引领乡村文化。

这仍然需要时间,但短短几个月,“看电影”已成为很多孩子的美好记忆。平略小学的一次绘画比赛上,很多孩子都用稚嫩的笔触在纸上画出一个长长的方框,上面是星星月亮,下面是一群小人的背影,头顶各自标注着“爷爷”“妈妈”“姐姐”等字样,题目是,《在一起看电影的家人》。

“一年了,不容易,谢谢自己。”

刚进入6月,南宁的天气已分外湿热,太阳没有出来,走在阵阵微风的街头仍不免汗出如浆。南宁第二十六中的教室里,天花板的电扇旋转着,广西团队的50余位老师齐聚一堂,一同参加本学期的教师职业发展会议。他们在《夜空中最亮的星》的旋律中望着屏幕上的自己,回味着支教一年来的酸甜苦辣。

“千万不能急,让学生信任你,让基础弱的学生看到除成绩外的其他可能性。”

“不着急于提高成绩,先把习惯培养出来。”

“耐心,微笑,多听他人的课,学生也是你的老师。”

“果然,我比较适合科学课啦。”

“脾气变好了。”

“不出所料,教低年级我会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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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流则早已明确了下一年的目标。自己不会一直负责甘肃、广西两个地区,但在此之前,两地团队必须要招到区域总监,否则肯定忙不过来。下一年,广西支教老师要增加到120余位,支教范围还将扩展到自治区1/3的地区;甘肃团队也会增加到50人,甚至有可能扩展到河西走廊的西端。

与此同时,福建的山区也出现了工作人员的身影。2017年9月,三明市建宁县将成为美丽中国支教的最新项目地,那里有“福建的西伯利亚”之称,崇山峻岭中散布着一所所“麻雀学校”,学生30—60人不等,初中以下老师的平均年龄47.2岁,全县去年可支配财政收入只有2.99亿元,远低于其他国家级贫困县八九亿元的平均收入。

在这些新开拓的地区,支教老师们面临的形势必将更艰难,但他们已做好准备。

支教后的第一个寒假,李郁青是在甘肃天寒地冻的山垄间度过的,为了走访完157个学生的家,她连春节都没有回家。高山,深沟,窄路,陡坡,曾经恐高的她一次次突破心理极限,和队友徐倩在山间上上下下,穿越遍地乱石与荆棘,乘着拖拉机般轰然作响的“蹦蹦车”驶入越来越高的云端,远处的雪山赫然在望。家访的最后一站是离学校最远的草坪乡,整整一个白天,大雪下了又停,停了又下,两位老师在冰天雪地中行进,咬着牙走访了住在这里的三四个学生,身后留下一串串深陷积雪的脚印。孩子们异口同声告诉她们:“老师,你们夏天再回来,那时我们家乡特别美。”

十四天时间,四十个村庄,翻越数不清的山头,寻找到一百多个学生。家访结束后,远山不再远。于李郁青而言,这是一场不会停息的行走。

“农村教育的问题与困境,似海浪,如潮水,翻腾奔涌,日夜拍打着这片土地,如今我们摇起桅杆,手牵在一起,扬着风帆前行,沿途汇起点点浮礁,日复一日,以盼筑就一片海岛。”广西团队开设微信公号时写道:“终有一天,这片岛,将改变潮水的方向。”

甘肃团队也提出自己的口号:走向最边缘,沉到草根处。项目主管刘言对此有着自己的阐述:

走向最边缘,这是一段注定孤独的旅途。我们原本可以成为主流的一部分,但我们选择了边缘,我们要努力成长来面对路上所遇到的一切。

沉到草根处,这是一段注定艰辛的历程。有太多的挑战需要我们来面对。我们面前没有一条平坦的道路可以去走,我们要在杂草丛生、荆棘密布的荒野中找寻自己的路。

我们来了,我们将义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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