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社会的支柱

中国新社会的支柱

《中国大趋势》作者　约翰·奈斯比特和多丽丝·奈斯比特

约翰·奈斯比特

有着哈佛、康奈尔和犹他三所大学的教育背景，曾在IBM和柯达公司任职。1963年出任肯尼迪政府的教育部部长助理，之后就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以《大趋势》一书及后来10部著作奠定其全球趋势大师地位。获得过相关领域15个荣誉博士学位。他对中国问题深入研究逾40年，从1967年起先后访问中国100余次，并于2007年在天津大学建立了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

多丽丝·奈斯比特

全球社会、经济及政治趋势观察家，天津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主任，与丈夫约翰·奈斯比特共同著有《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并在中国南开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担任教授。曾在奥地利希格诺出版社担任要职，建树颇丰。

约翰·奈斯比特：非常感谢。对于多丽丝和我来说，再次来到上海，我们非常高兴。多丽丝和我差不多是十年前到上海来过。其实我在过去的40年当中已经进进出出好多次了。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也是定期地回来。我们作为夫妇，十年前是第一次到中国来，第一站就是上海，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多丽丝是第一次到上海，当时那种活力，那种兴奋、希望，以及大家对未来的信心让她感慨不已。上海真是充满精力、很有活力的一个城市。从这里开始我们夫妇俩一起的旅程真是太好了。

多丽丝·奈斯比特：实际上我们也是在上海认识的，对不对？十年前，那是我们第一次来上海旅行。也正是因为亚洲，我们两个走在了一起。约翰1995年时在写书，就是《亚洲大趋势》，我负责他德语区的出版工作。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从刚开始就是跟中国、亚洲相连的。

约翰·奈斯比特：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出版商，有很多的作者，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出版商和作者都是像我们两个之间这样的关系。

多丽丝·奈斯比特：准备参加这次论坛的时候，我在网上搜寻，我把“城市”打进去，查网站，一本很有名的德语杂志《福克斯》当时就报道了一家法国公司做的调查，调查的主题是“世界上最乐观的城市”是哪个城市。我很惊讶，报纸上是这样写的：世界上最乐观的城市，是上海。第二位的是北京。只有第四位才是美国的一座城市，芝加哥。因为奥巴马是来自芝加哥的。这样的话，所有芝加哥人肯定都会很乐观。

上海超越了巴黎、悉尼这些大城市，成为世界最乐观的城市。我们现在住在维也纳。维也纳是很美丽的一个城市，被称为世界上最宜居住的城市。可是在维也纳完全不一样，虽然城市很美丽，但大家还是抱怨、担忧。所以在这样一个乐观的城市，我们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约翰·奈斯比特：我倒没有那么惊讶，说上海是最乐观的城市。如果这个调查是其他人做的话，可能中国也是世界上最乐观的国家。大家都惊讶于中国这个传奇，经过30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了。这是非常惊人的成就，表现得非常好。人类历史以前从未见过，怎么可能不乐观呢？这样一个乐观的国家，这样的氛围中，怎么可能不乐观？所以我们真的非常高兴回到这里来跟大家见面。我们定期回来，基本上有一半时间是住在中国的。也许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住在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所有的方向，所有的趋势，好像都是中国要成为一个学习型的社会。这一点让我们非常欣赏，我们也觉得非常不错，因为一个学习型的社会是非常有希望的。西方大部分的国家好像就是对别人说你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而中国是学习型的社会，就是想学习，学所有的东西。这一点，让我们特别兴奋。这样一个学习化的社会，让我们非常开心。我们俩写的书《中国大趋势》中，也谈到了一些我们的观察。这么一个新的社会，有八个主要的支柱。这确实是一个新的社会对不对？不是其他社会的翻版，也不是其他任何社会经济的翻版，而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社会经济变革的社会。

第一个支柱，也就是中国崛起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思想解放。邓小平好几次提过这一点。我们必须发展，如果我们要跟上世界，我们必须要改进我们的经济，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从说教式转型到思想开放和解放的状态。

多丽丝·奈斯比特：如果我们看看欧洲，当然，我们跟欧洲的关系比较亲密一点，我是奥地利人，我谈到欧洲，就谈到我自己的老家了。欧洲在文艺复兴时期，其改变就和读书阅读的习惯非常有关系。十四、十五世纪欧洲那时候慢慢地从一个黑暗时期转型。在黑暗时期，老百姓都没有办法好好读书，写作都是用手写的。教育非常昂贵，而且都是受教会主导，文字都是拉丁文，所以平常百姓不能获取知识。到了十五世纪，中国已经远远超过了欧洲，中国发明了印刷术。这个印刷术对欧洲的老百姓有很大帮助，他们开始读书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逐渐的，最后连平常的老百姓也能读书。通过读书，大家能进行讯息搜集。讯息的搜集，都是通过图书获得的。

约翰·奈斯比特：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提高的最重要的因素，它推动了印刷出版。因着它的推动，出版业蓬勃发展起来了。同时全国高考恢复，各大学也开启了。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每个人都享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这个转型，满足了老百姓读书的欲望。后来一系列的书籍、杂志出版量是惊人的。改革开放之前，也就是1978年之前，那时期刊的数目在中国不超过300个。但是30年以来，现在已经有超过1万种期刊出版了。在开放之前，每年最多只有一千多本书出版。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少的。但现在每年的新书出版量已经达到了25万本。今天的中国，出版的数字可以排名世界第一，阅读量是不可思议的。在初期的时候，邓小平也说，我们必须建设“两个文明”，一个是物质文明，一个是精神文明。这两个方式都取决于我们学习的态度、学习的力量和学习的力度。

大部分的社会，从历史角度分析的话，可以发现它如果要改变的话，是必须要有知识分子、艺术分子、文艺工作人员带动、推动文艺复兴的。在中国过去30年的时间里，思想的解放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有这个理念的第一批人，就是那些艺术家、作家、企业家，他们扮演着领头的角色。因为他们，在过去30年，中国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有了大的发展。中国发展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们写《中国大趋势》的时候，阅读了很多中国的报纸。从报导的数据中我们看出，大约2008年中国的领导开始教育运动，缩短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在城、镇、乡里都建了图书馆。对我来讲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你会认为政府一定是告诉老百姓到底应该读一些什么书。但事实刚好相反。我们和赵主任谈话的时候谈到，中国这个社会是一个从下到上、从上到下，上下互动非常良好、非常和谐的社会。从下往上反映出老百姓的想法跟创意，同时政府倾听、聆听。在阅读文化上的支持，特别是在农村，政府把责任交给了农村的农民们，让农民自己盖图书馆。在每个图书馆里，有成千上万的图书，至少有30本杂志、好几百部录像。上万个图书馆在全国布局，2009年时图书馆达到了20万个，到2015年预计将达到64万个。

约翰·奈斯比特：我要再提一点出版界的事情。有一些书在中国非常流行，从19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一段时间，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来讲。那时候邓小平有一个做法，就是政府出版过去被禁的一些书，1978年禁书都开放了。当时有人说，春天到来了，春天温暖的气息到来了，寒冬过去了。一些知识分子非常兴奋，一些禁书都开放了，在各个书店都买得到，而且一夜之间就变成畅销书。很多阅读者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能在中国的书店看到以前看不到的禁书。比如唐朝的唐诗，还有宋诗、宋词，还有很多西方著名的书籍，都能在书店买得到了。那些爱好读书的人，对这些外国的名作都非常喜欢。邓小平在那个时候，大家并不是很知道，在禁书解放过程中，特别是初期，他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领导角色。解禁开启了中国思想的解放运动。

多丽丝·奈斯比特：每次回到上海，回到中国，我都能感觉到巨大的改变。每次来，都被他们乐观、积极的心情所影响。

约翰·奈斯比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很多西方社会人士对中国的改变、崛起一无所知，即便如此，全世界包括西方，对中国越来越关注，而且与中国有了更多的整合。从经济角度看，全球都开始向中国整合。这个整合，全球就变成一个系统的经济体，一个经济制度，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但同时通过不同的方法，全世界联合在一起了。通常西方都喜欢把其他的国家跟自己国家进行比较。欧洲人认为他们的东西是好的，东方有些东西不那么好，中国有些东西是坏的，或者没有像西方国家那么好的东西。所以西方人士常常会在这种差异中做各种判断、批评。但他们忘记了怎样接受这种差异，差异并不意味好与坏，其实差异有它的好处。

多丽丝·奈斯比特：今天是“城市阅读，阅读城市”论坛，在结束这个对话之前，我给大家读一点东西。这是在成都的一个对话，是一个发生在春节时候的故事。一个15岁的小女孩，名叫美玲，她有一个访客从美国来，叫温蒂。温蒂在纽约长大，她到中国来访问，她认为美国的每件事都比中国要好。这个中国小女孩听后就不是很高兴，她跟她爸爸有一个对话。这个故事题目就是到底什么东西使我们不同，不同并不意味着好与坏。假设我是这个15岁的小女孩，这是我的爸爸（指约翰·奈斯比特），我们扮演这次对话。第二天，成都天气非常冷。我很喜欢成都，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冬天不那么冷，不像天津那么冷。特别是今年在天津，10月份就开始下雪了，但天津有很好的取暖设备，而成都却不是如此。不只是外面很冷，房子里也冻得不得了。我可以想象，温蒂说，在美国怎样。我的父亲早上买了一些包子回来，我说：爸爸，房间里太冷了，温蒂说，美国什么都好，每个房子都有取暖设备，而且都有空调设备，如果热的时候里面空气非常凉。

约翰·奈斯比特（扮演爸爸）：美玲啊，美国是一个有钱的国家，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它在历史发展上并不是每个时候都有钱。这并不意味着在今天的美国，每一个人都有钱让他的房间有足够的供暖。温蒂说，在美国什么事都是好的，每件事都是美的。我解释一下，在谈中国的事情之前，我做一个中美的比较。你和温蒂谈到中国和美国，你觉得他们两个不一样，一个比较好，一个比较差，但两个事情不同并不意味着一个是好，一个是坏。比如你看两种不同的水果，看起来不一样，尝起来也不一样。比如苹果跟橘子。难道一个水果比另外一个水果要好吗？

多丽丝·奈斯比特（扮演美玲）：当然不是。

约翰·奈斯比特（扮演爸爸）：对，橘子和苹果都好，看起来不一样，尝起来味道也不同，吃的方式也不一样。这和我们谈中国、美国，有什么关系呢？美国和中国的不同，就像苹果跟橘子一样不同。但这个不同，并不代表他们一个好，一个不好。水果也不是同时成熟的，我们首先要考虑在成熟之前，你不能吃这个水果，如果没有熟，你吃了就会说，这不是一个好的苹果。

多丽丝·奈斯比特（扮演美玲）：是没熟吗？难道中国不是像苹果吗？

约翰·奈斯比特（扮演爸爸）：我不愿意这样说。但起码某种程度上讲，道理是相同的。每个国家发展的成熟度不一样。美国比中国发展的时间要长很多。所以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后才能让中国变得像美国一样先进。

多丽丝·奈斯比特（扮演美玲）：我不太懂，你知道一个国家怎样才叫成熟吗？苹果是9月份就成熟了，但一个国家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呢？

约翰·奈斯比特（扮演爸爸）：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国家的人要有足够的东西吃，要有房子住。食、住是基本的需求。还有政治形势是稳定的，意味着人们可以和谐共处。就算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族背景，或者说风俗不同，但是孩子都得上学，成年人都得找到工作，病人、残疾人、老年人要有照顾，国家要有法律、规则，与其他国家如何做生意，这些都很重要，这是一个国家成熟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多丽丝·奈斯比特（扮演美玲）：如果一个国家比另外一个国家成熟，难道不能说这个国家比另外一个国家更好吗？美国是一个成熟的橘子，那我们是没熟的苹果？

约翰·奈斯比特（扮演爸爸）：一个国家越发展，大部分人的居住条件就越好。但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的机会，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改变的速度要快很多，而且每天都会有新机会出现。

多丽丝·奈斯比特（扮演美玲）：我确实看到了，我周边都是机会。

约翰·奈斯比特（扮演爸爸）：我举个例子，30年前在中国很少有人有冰箱的。所以有些公司建议造一些好的冰箱，真正让人买得起。1980、1990年代的时候，大家挣的钱多了很多。所以每年冰箱公司能卖出更多的冰箱。现在这样一个国家，每个人都有冰箱了，你想再卖冰箱，就比以前难了。电视机也好，收音机也好，汽车也好，都是同样的道理。

多丽丝·奈斯比特（扮演美玲）：这样说，就是中国比美国好吗？

约翰·奈斯比特（扮演爸爸）：某些方面，确实是这样。但我们不会说中国更好，我们可能会说，这边的商业机会会更多一些。大家会看到，有一个陷阱，我们不能让自己掉进去，就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这种想法。对美国人好的方面，就是他们都有冰箱，但对冰箱的制造商和销售商来说，情况就不理想了，对不对？

多丽丝·奈斯比特（扮演美玲）：我理解了。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冰箱当然不好，但是对于冰箱制造商来说，倒是件好事，因为那样他们就可以卖出更多的冰箱。

约翰·奈斯比特（扮演爸爸）：对。

多丽丝·奈斯比特（扮演美玲）：那就意味着同样的东西，在中国是好的，可能在美国就是不好的。

约翰·奈斯比特（扮演爸爸）：我们的国家是不一样的，所以人们需要不同的东西，不同时候有不同的需求。经济发展是如此，我是指大家能挣多少钱、用钱买一些什么。政治体制也是如此，对一个国家来说合适的，不一定对另外一个国家也合适。

多丽丝·奈斯比特（扮演美玲）：我们如何知道什么对美国是好的，什么对中国是好的呢？

约翰·奈斯比特（扮演爸爸）：国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有历史，就像树有根一样，取决于这个树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社会和政治体系。我们国家有很不同的根，很不同的历史。这跟美国是不一样的。你要理解一个国家，就必须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有时候你会问一件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或那样做，很大程度上跟我们的历史有关系。尤其是在中国解放之后发生的一切。我们要谈温蒂父亲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中国现在的变化非常大。

多丽丝·奈斯比特（扮演美玲）：对我来说，这些好像是太重的话题，我好像不完全懂，我好像从来不记得我父亲跟我这样说过话，这样耐心的解释，说句老实话，大部分的时候父亲是没有时间的，他总是很忙。就算是很冷，我觉得我这个早上还是过得很开心的。

约翰·奈斯比特：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