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是怎么阅读上海的？

阅读上海　求索时代　呼唤佳作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　赵启正

赵启正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院长。1984年起历任上海市多项领导职务，包括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副市长、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等。1998年至2005年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2002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著作有《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演讲谈话录》、《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和美国人》、《江边对话——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基督徒的友好对话》（与路易·帕罗博士合著）等。

多丽丝是学表演专业的，所以她刚才设计了一个广播剧，在电视出现以前，广播剧是很通行的，电视出现以后，这个剧种逐渐被生疏了。他们夫妻两人表演的父女对话，很生动，并且有哲学的含义：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不一定追求或是全好，或是全坏，对不能比较的事物，更不能简单地说好与坏。我想如果大家愿意这样看问题，世界就和谐得多了。

我们的论坛，是“城市阅读，阅读城市”。我们要阅读中国所有的城市的话，就太多了，中国有660个城市。今天我们就近阅读我们所在的、一周后要召开世博会的上海。

我先讲两个在上海发生的、与我有关的小故事，都是最近一个月的事情。

日本的NHK在17年前拍过我的一段录像，叫《赵启正的一天》，主要拍浦东最初的景象以及我们这些公务员如何的忙碌。这次因为要召开世博会，他们又回来了。他们设计的方案是，让我沿着浦西刚刚修好的大堤的大道，由路边走向江边，他们的镜头就由浦西慢慢转到江面，然后转到浦东。这时候，让我回答问题。他们问，上海160年以前，对外国人“开放”过，现在又开放了，这两次开放，有什么不同？我的回答是，在1843年，是在清朝政府无能的背景下，开放了，并且还超出了《南京条约》，额外准许了租界，有公用租界、法租界，还有没办手续的事实上的“日租界”。今天的开放，是在国家完全的主权下的、自主的开放，外国人必须按照中国的法规办事。NH K的主持人说，明白了。然后他们请我到浦东隧道口的清末民初的旧宅去寻找历史的痕迹。我请他们在100年前的小院子里，把镜头扬起来，拍下古代的、清朝的飞檐，同时将两个近500米的摩天大楼，一并摄入。他让我解释。我说是“上下500米，前后100年”。NH K的人说，好感动啊！

美国作家兼金融家Robert Kuhn在黄浦江上采访我，美国的制片人说，我们的船不要往远处开，就在原地转圈。我们镜头一会儿对着西边，一会儿对着东边。转到西边，就讲西边；转到东边，就讲东边。他请我讲租界、新中国、文化大革命，讲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中上海的作用。他说，你们很熟悉的，美国人并不熟悉（奈斯比特先生刚才也这样说的）。美国人对中国所知甚少，评论却很多，所以你一定要讲解美国人有兴趣的这些问题。美国的制片人随着我们船的转圈，反复地说，真美丽真美丽，比曼哈顿好看。

我们阅读上海，是怎么阅读的？外国人是怎么阅读的？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其实对外国的电视人是很珍贵的。那么我们不妨在阅读上海之后，来求索一下、检索一下我们的时代。

在1993年浦东开发初期，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来到浦东。我对他说，上海城市化过程如果从20世纪30年代算起，至少是用了四代人到五代人。也就是说，我的祖父一生中半生是拖着辫子的，我的父亲，是会英文的大学教授，我就是完全城市化的人，我的孩子，就是在一个更现代的中国的年轻人。社会学家观察社会，他的生命不容许他观察100年，所以必须用前一代人的研究成果做继续的研究。但在上海、在浦东不同。浦东城市化的过程，只用了20年。也就是说，时间的坐标压缩了，使一个社会学家有机会用他的一生的时间，观察一个完整的城市化过程。在浦东开发的最初7年，我们让10万农民转成城市人。老年农民在搬家之前，围着家里的水井转圈，不肯离开。中年人说，到城市怎么生活，我不会开车，不会用车床，不会使电脑。中老年人表现得一片迷茫。而小孩子、少年们，欢喜跳跃，我们要上城市水平的学校了，我们长大了，就要做当代城市人所从事的工作了。我对费孝通先生说，浦东呼唤社会学，应当如何帮助农民城市化？请社会学家出主意。后来，费孝通先生在回顾文章中说，赵启正说呼唤社会学，深深打动了他。他曾派他的博士生到浦东考察了农民问题，作为博士后的题目。

20年来上海的经济发展，把通货膨胀的因素去掉，实实在在的是增长了8倍。浦东由原来不到上海的十分之一，到现在占上海的25％。今天的浦东，是1990年的两个上海的规模。但是他的经济结构可比20年前进步了，不是纺织业、玩具、塑胶鞋、食品，而是高科技的项目，是IT技术，是生物工程，是汽车大业，都是崭新的工业，如大的民航飞机也开始筹建了。

我们往后追溯，20年后的上海，会是什么样子？奈斯比特先生擅长从普通的报纸、别人看完了就扔的资料中发现未来的十年和二十年的大趋势。如果我们要求他预计得很细致，就太刻薄了。没有人能预言得那么远。奈斯比特先生和多丽丝常到中国来。他最熟悉的，是北京、天津，他在天津成立了研究所，天津的两个大学和他合作。刚才焦扬女士对我说，请你跟奈斯比特夫妇提个要求，在上海多住几天，研究一下上海。因为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是发展的缩影。

以往邓小平先生每年到冬天就到上海来，日本的记者在东京问我，为什么邓小平先生每年到上海去？我回答，一，冬天北京太冷，上海的气侯他习惯了，可以使他的健康得到保证；二，上海是研究中国经济最好的地方，他在北京研究中国政治，到上海研究中国经济。第二天，见了报纸。我这是讲给约翰和多丽丝的：你们很钦佩邓小平，就步着邓小平的脚步研究上海吧！啊，他们微笑了，就表示同意了。

20年后的上海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有不太离谱的上海梦。有些梦，今天看来很离谱，但实际上没有离谱。最生动的例子，就是100年前，上海有一个叫陆士谔的人写了一本小说叫《新中国》，他说一百年后会在上海浦东举行世博会，会有跨江的隧道，浦东和上海市区一样繁荣，道路宽阔、车马往来不绝，电灯到处点亮。今天我们实现了这位陆先生的梦，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所以，如果没有想象力，就没有好的明天。

我想，20年后的上海和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相比，从担当国际经济、金融中心城市角色看，也是一个可以并列的城市了，中国的人均GDP应该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中国必然是能够为世界做较多贡献的国家之一。这不只是中国，还有印度、巴西、俄国，也许还有南非。中国并不只想着自己一个国家前进，希望大家一起前进，才能和谐与和平。

那么20年后，中国的文化呢？文化问题很难像经济问题那样用数字表述，但我们也不能不想象一下。中国近几百年以来，英国的李约翰说，500－600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的文化和科学贡献比较少。今天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是文化大国，其实，我们是在分享祖先的光荣，是愧对祖先的。在1895年以前，日本每年翻译中国书200多本。1895年以后，日本人每年翻译中国书仅2、3本。这就是中国文化没落的现象之一。

文化最主要的载体是图书。我们今天中国图书版权对外贸易存在着严重的逆差。在经济上，如果有20％、30％的逆差就很严重了。但图书版权的贸易，中国约有500％的逆差。中国卖一本版权，要买外国5本，但也不能简单地说，这是外国文化渗透到中国来了。因为我们翻译的书，特别是欧美的书，大量的是高科技书。在我们中国接纳世界文化的时候，要想到我们要回馈世界。如果不能回馈，那我们心中就是一种歉疚。

上海人公认上海精神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近年来又提升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如果这种精神能在上海绝大多数人的心中植根，能得到后代的发扬，上海就更伟大，上海就具有了强大的文化力量，就不再只说上海是一个经济大城市了，上海就能更好地服务全国、贡献世界。我们在仔细阅读中国、阅读上海之后，我们要明白，我们不是在过平庸的日子，我们处在一个空前的伟大的变革时代。伟大的变革时代，应当诞生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品，应当描写时代的文化变迁。伟大的作品，应该有横向的向世界传播的力量。伟大的作品，在纵向，能够有传统文化遗传的潜质。时代是作家之母。大作家是佳作之母。我们需要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又能够真切体验现在生活的伟大作家。写世界意义的作品的作家，需要保持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以克服“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困境。刚才奈斯比特先生阐述了他们夫妻的大作《中国大趋势》的主题，提出了支持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这些支柱就在我们身旁存在并且长大，但是我们却没有把它们归纳出来。他们写出如此有深度的关于中国的书，对我们，不就是一种启示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