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制度中,非正式制度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因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安排之间存在的嵌入式关系,而且因为非正式制度对提高学校工作效能的积极意义。在学校内部,良好的非正式制度,能转化为学校的非权力影响力,使师生员工发自内心地愿意为学校的变革发展贡献自己的心力,自觉地互相合作以实现学校的变革目标。但是,在学校中,由于社会传统的惯性以及学校自身的积弊,非正式制度呈现出来的并非全是积极因素,相反,由于它的隐蔽性和累积性,它带给农村学校变革的压力可能会更持久。
1.关系的滥用
关系是社会成员由于互动而形成的联结[16]。我国在传统上就是一个非常注重关系的社会,梁漱溟先生说:“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人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父母总是最先有的,再则有兄弟姊妹。既长有夫妇,有子女,而家族戚党亦由此而生。出来到社会上,于教学则有师徒;于经济则有东伙;于政治则有君臣官民;平素多往返,遇事相扶持,则有乡邻朋友。随一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开展,而渐渐有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17]关系可以消除我们的陌生感,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有关系好办事”已经成为至理名言。一个人的关系网的壮大也就意味着这个人的能量的增加。记得一位农村中学校长曾戏言:“关系就是生产力。”此话虽有不妥之处,因为“关系”并不能直接创造生产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创设和谐的内部关系,对于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意义十分重大。良好的组织内部关系可以协调好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促进群体间、个体间的密切支持和配合,从而有利于组织工作效率的提高。
关系本来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所必然要出现的,但是,在我国却普遍存在着关系的滥用,置社会的制度、法规于不顾,走路子、托人情的现象比比皆是。农村学校也不例外,学校内的某些成员在面对一些敏感问题时,往往不是按照学校的规定进行,而是利用关系去获取。表面上学校成员在资源、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实质上由于各人的社会背景、在学校中从属的小团体、占据的地位优势和人际关系的不同,导致他们拥有的资本(如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符号的)不同,在学校网络中具有不同的位置,而位置的不同决定了资源分配上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受到机会垂青的概率大不相同。“由于这些资源分配不均,个人和群体在权力上就是不平等的,虽然他们以一般人类方式行动的能力是平等的。权力不平等来源于资源不平均,这种资源使行使权力——包括扩大资源本身的权力成为可能。”[18]由于学校成员所拥有的关系的不同,资源和机会就不会在他们之间公平地分配,而所拥有的资源与机会的不同进一步加剧了他们之间的分化。一些领导评优、评先进年年有份,而一些埋头苦干、不懂或不屑于钻营取巧的教师却与各种奖励基本无缘。在关系的滥用中,学校的规章制度形同虚设,重要的权利和资源分配被权力主体所左右。人情大于法理,相应的制度规定并不等于秉公办事的原因在于,尽管正式制度明确表达了特定职位和角色的行动规范和准则,但是由于学校中的职位和角色是由活生生的人来担任的,正式制度无法规定实践中的特定的关系网络的种类和质量,而不同种类和质量的关系网络会对学校实际运行产生不同质的影响,[19]而关系是互惠的,在关系两端的人可以进行投桃报李的交换。
2.形式主义作风
一般说来,我们把某种事件或某种东西,流于表面,不解决实际问题,叫作“形式主义”。“形式主义”表面上在解决问题,实际是在对问题进行拖曳,或者掩盖问题,假做、造做或小做。
当前,一些农村学校的非正式制度建设,也存在着许多形式主义的做法。从表面上看来,学校所沿袭的一些惯例和习俗,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使教师和学生从中受益,但事实上,学校师生对此并不认同。究其原因,还在于形式主义的症结,学校领导并没有真正为教师和学生考虑。学校所强调的某些人性化措施,在教师和学生们看来,是为领导自己装点门面,显耀自己的政绩,是特地制作出来的,而并没有使关心、合作走进学校生活,也没有拉近学校领导层与教师群体的关系,其结果是华而不实,浪费了学校原本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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