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宁夏灵武在唐朝的重要地位

浅谈宁夏灵武在唐朝的重要地位

马升林

位于宁夏中部的灵武市古称“灵州”，历史上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冲，也是商旅往来的枢纽之路，历来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争战的焦点。“灵邑汉时界匈奴，唐时北临突厥，后又接近吐蕃，宋则陷入西夏，为戎马冲践之地”。

公元8世纪中叶至公元9世纪中叶，大唐帝国与雄踞西戎之地的吐蕃王朝进行了一场争夺灵州的世纪之战。笔者根据有关资料，对这段历史作简要分析，浅说宁夏灵武在唐朝的重要作用。

战国时期为秦北地郡辖地，秦统一全国后，置富平县（今吴忠市利通区），灵武属其管辖。西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置灵洲（因其地处河之洲，“随水上下，未尝沦没”，故名），此乃该地最早的政区设置。北魏太延三年（437年），在今市境置薄骨律镇。孝昌二年（526年）又改薄骨律镇为灵州，北周时改置回乐县。隋大业三十年（607年）为灵武郡治。唐武德元年（618年）再为灵州治，唐太宗李世民为修民族和好曾亲临此地，天宝末年安史之乱，肃宗李亨于756年即位于此，遂升为大都督府。宋咸平五年（1002年），地入党项，县废，改称西平府。1038年西夏建国，一度为西夏国临时国都。元仍为灵州治，属甘肃省宁夏府路管辖。设置灵州守御千户所，属陕西布政使司所辖。清雍正二年（1724年）改置灵州，属甘肃省宁夏府。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废州置灵武县，属甘肃省朔方道（即宁夏道）。1929年朔方道改建为宁夏省。1945年宁夏省建行政督察专员区，灵武县属第一督察专员区，不久，此区撤销，仍属宁夏省。宁夏地处中国黄河上游，自秦汉以来，就发展引黄灌溉，以灵州为中心的河东平原，最早得到开发。大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而灵州则是宁夏古代史的辉煌和骄傲。唐太宗亲自到灵州与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大会盟；唐肃宗在灵武即位，指挥平叛，中兴唐朝。古代灵州经济发达，唐朝诗人韦蟾咏赞灵州为“塞北江南旧有名”；中华名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评价灵州战略地位是“国之北门”。唐朝历代帝王都非常重视灵州，先后派重要将帅坐镇。因此，灵州史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唐灵州镇将》是作者经过长期考证、研究，考辨出唐朝近300年来灵州镇将113人的名录，同时，又选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60人作评传，书中对灵州镇将生平事迹进行介绍，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功过是非还作出适当的评论。本书融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炉。它可以帮助读者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了解大唐盛世的历史，了解唐灵州在唐朝的重要地位和宁夏古代灵州辉煌的历史。

这是一部有着独特视角的著作。这部著作研究了与灵州镇将有关的事件和人物，列出灵州镇将113人的名录，对于其中60位作传进行介绍、评述。从本书可以看出，灵州镇将几乎全是唐朝将帅，许多还任过朝廷各部尚书等高官，先后出任宰相的就近30位，其中还有曾任朔方节度大使，包括尔后在灵州即位的唐肃宗李亨。这一题目在古灵州史的研究上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不仅使我们可以系统了解唐代灵州众多镇将的情况，而且对灵州在唐朝的地位及其辉煌的历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同时，通俗语言的运用也适合大众读者的需要，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宁夏，了解灵州。

据载，羌族发源于“赐支”或者“析支”，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汉代时，羌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此时的党项族过着不知稼穑、草木记岁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他们以部落为划分单位，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

另一说拓跋氏是鲜卑族的后裔，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就自称是鲜卑后代。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元昊上宋仁宗表章：“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辽史》卷115《西夏外记》：“西夏本魏拓跋氏后。”《金史》卷134《西夏传》：“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

隋朝时，部分党项羌开始内附，追随中原政权。唐朝时，经过两次内迁，党项逐渐集中到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一带，包括灵州、庆州、夏州、银州、绥州、延州、胜州等诸州，仍以分散的部落为主。他们与室韦、内迁的土谷浑及汉族杂居相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党项马”在当时名噪一时。唐中央多在党项民族聚集地设立羁縻州进行管理，有功的党项部落酋长被任命为州刺史或其他官职。

唐末黄巢起义时，唐僖宗传檄天下勤王。党项族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出兵，联合其他力量共同击败起义军。战斗中，拓跋思恭的弟弟拓跋思忠战死。唐僖宗赐拓跋思恭为“定难军节度使”，后被封为夏国公，赐姓李。至此，党项拓跋氏集团有了领地，辖境包括夏、银（今陕西榆林东南）、绥（今绥德）、宥（今靖边东）、静（今米脂东）等五洲之地，握有兵权，成为名副其实的藩镇之一。

南北朝末期（6世纪后期）开始活动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上游和四川松潘以西山谷地带。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隋书·党项传》记载：党项“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墙”。也就是说早期的党项人不事农业，衣、食、住皆仰赖畜牧，天文字历法，以草木枯荣计算岁月，崇拜天神，死后火葬。党项人尚武而勇猛。同氏族的人须互相帮助，当受到外族人伤害时，必须复仇，未复仇前，蓬首垢面赤足，禁食肉类，直到斩杀仇人，才能恢复常态。此外。党项人还特别崇尚白色，故自称“大白上国”。党项诸姓部落中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离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部，称为党项八部。其中拓跋氏先世本出自鲜卑族拓跋部，后成为党项诸部中的一部，在党项诸部中最为强盛。

隋开皇四年（584年），有千余家党项羌人归属隋朝。次年，党项首领拓跋宁丛等，各率部落到旭州（今甘肃临潭县境）请求内附，隋朝授拓跋宁丛为大将军。开皇十六年（596年），党项首领进攻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东北），兵败纷纷降附，并遣子弟入朝谢罪，向隋朝贡。唐初武德中（618年～626年）党项相率归属唐朝。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朝南会州都督郑元招谕党项归附，党项首领之一细封步赖率所部归唐，唐朝在其他设轨州（今四川松潘县西），授细封步赖为刺史。其他党项部落，亦纷纷响应，唐朝又设崌、奉、岩、远4州，并以原来各部酋长分别担任各州刺史。贞观九年（635年），唐下诏遣使开河曲地为16州，党项内附者34万口。当时曾与吐谷浑王慕容伏允结为姻亲的党项拓跋部酋长拓跋亦辞，也在与唐作战兵败、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归附唐朝。唐就其地分设懿、嵯、麟、可等32州，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作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受松州都督府节制。

唐初崛兴于西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日益向外扩张，北上并灭了吐谷浑，并侵袭威逼党项羌。散居在今甘肃南部和青海境内的党项部落被迫请求内迁，唐移静边州都督府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县），辖下的25个党项州，也随着一道迁徙。党项原住地为吐蕃占领，留下来的党项居民为吐蕃贵族所役属，吐蕃称这些人为“弥药”。

唐中叶“安史之乱”后，由于发生了吐蕃、党项、吐谷浑等族联合对唐的进攻，唐采纳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建议，把散居在灵、盐和庆州一带的党项羌部落迁到银州（今陕西米脂县）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县）以东地区。从此，迁居在庆州一带的党项羌部落叫做东山部落；迁居在夏州一带的党项羌部落叫做平夏部落。其时还有部分党项羌人一度东进到石州（今山西离石县）。内迁后的党项羌由于其定居的陕北、河套一带，秦汉以来已是汉族封建文明发展的地区，党项羌人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发生密切的交往，生产力发展很快。党项羌从这时起，进入阶级社会。历经五代，党项拓跋部利用藩镇争战、朝代更替的机会，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到后周末年，已经形成一个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宋朝初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即附宋，并助兵对北汉作战。宋朝亦对夏州李氏政权衽羁縻统治。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传至李继棒，发生了党项贵族内部争夺权位的斗争。太平兴国七年，李继捧率族人投附宋朝，献夏、绥、银、宥、静五洲之地。宋封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留居京城，党项族内部由此引起了急剧的分裂。继捧弟李继迁采纳部下张浦的建策，率领贵族逃入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抗宋自立。

公元七世纪初，历时300年之久分裂割据，战乱纷争的中原地区，重新走上了大统一，建立了我国封建社会一代盛世的李唐王朝，与此同时，“原来寂寞无所闻见的中国广大西部”崛起了称雄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两大政权并驾齐驱，进行了大规模的拓疆扩张战争。大唐帝国“地连西域，万里相望”。而“西戎之地，吐蕃是强。自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形成了唐蕃两大政权并存对峙的格局。吐蕃与我国历史上西北地区兴起的少数民族或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样，“表现为一种规律性的向心运动”。迅速发展起来的吐蕃王朝“北据吐谷浑，西征四镇”，拉开了唐蕃之争的帷幕，公元755年，唐朝发生的“安史之乱”不仅是李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而且也改变了唐蕃之间军事上势均力敌的抗衡格局，给吐蕃提供了大举东进的契机。备受内乱折磨的唐王朝，仓廪空竭，国力穷蹙，元气大伤。西北边陲因大军内撤勤王而空虚；在外交上亦陷入孤家寡人的困境。而吐蕃正值三尚一论辅政的墀松德赞时期，政治、军事正处于强盛阶段；外交上北结回纥，南连南诏。公元762年，吐蕃联合党项、吐谷浑、回纥诸部，大举东进，唐朝河西、陇右丧失殆尽。公元763年10月，吐蕃大军一度洗劫长安。面对吐蕃势如破竹的攻势，唐王朝鉴于内乱之后“人之三分之二，比于天宝中有十分之一……所有征兵，不当贼百分之二”的劣势，采取了“诚和固守，不宜与战”的战略，抽调诸道名将镇守关内。灵州扼据关内道，“北控河套，南制庆凉”，是唐朝藩捍关中的西陲巨屏。亦如唐名将郭子仪所言：“朔方，北国之门，西御犬戎，北虞猃狁，五城相去三千里，天宝中，战士十万，战马三万，才敌一隅，自先皇龙飞灵武，战士从陛下收复两京，东西南北，曾无宁岁”。对于吐蕃来说，要固守河陇，欲据“丰有水草”的朔方之地，必须控制军事重镇灵州。公元763年9月，原归附唐朝的回纥将领仆固怀恩叛乱，直接成为唐蕃灵州之争的导因，揭开了唐蕃灵州之争的战幕。

唐王朝尽管平息了“安史之乱”，但是藩镇割据已成为它自身无法治疗的沉疴。公元763年，唐朝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屯军汾州，掠并汾诸县为己邑”。拥兵势众，引起了惊弓之鸟的唐代宗的警觉，“帝患之”，任命郭子仪为关内河东副元帅和河中节度使，欲用武力解除仆氏兵权，适逢仆氏之子被部下所杀，其部下归附郭子仪，“怀恩惧，委其母走灵州”。仆氏亡走灵州，并非仓促之计，而是蓄谋已久，早在“安史之乱”未平之时，其僚属崔漪等人献策于他：“灵州兵食完富，若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此万世一时也。”仆氏正是怀着这种面南背北之心亡走灵州的。到灵州后，“啸聚亡命，其众复振”。以灵州为据点，“与吐蕃、回纥共肆狓猖”。公元764年8月、10月，仆氏联军以10万之众，连续进攻唐朝的泾、原等州，又直逼长安效甸，最终被唐朝击退。第二年8月，“吐蕃大将尚结悉赞摩、马重英等自北道取奉天；党项帅任敷、郑庭、郝德等自东道趣同州；吐谷浑、奴刺之众自西道趣盩厔；回纥继吐蕃之后，怀恩又以朔方兵继之”，对唐朝进行了全面的军事进攻。唐朝长安戒严，做了全面的战略部署。“郭子仪于河中，使屯泾阳，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泾阳，马璘、郝玉屯便桥，骆奉仙、李伯越屯盩厔，李抱玉屯凤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上自将六军屯苑中”。烽火燃烧月久，9月9日仆固怀恩在灵州遇疾而亡，后吐蕃与回纥“已争长，不相睦，分营而居”。联盟的破裂给唐朝提供了可乘之机，郭子仪说回纥与唐朝结盟，在灵台、泾原大败吐蕃军队。10月份，仆氏部将仆固名臣率军归附唐朝，灵州光复。战乱后的灵州，“百姓凋敝，戎落未安。唐朝调朔方军粮使三原路嗣恭镇守灵州，加强军事防务。公元766年吐蕃大臣出访唐朝。第二年4月，双方在兴唐寺会盟。但到了金秋9月，吐蕃出其不意，派两路大军进攻灵州、邠州，10月份不克而退去。公元768年春，双方又在长安会盟，和平仅仅昙花一现，秋，吐蕃两路大军重围灵州、邠州，狼烟再起，到9月份，唐将李晟率5000精兵，出大震关，“至临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积聚，虏堡帅慕容谷种而还”。军需被断，吐蕃释围而去。第二年9月，吐蕃吸取失败教训，大军“首尾四十里”，步步为营攻打灵州，10月份不克而退，第二年春，吐蕃请求会盟，疲于战争的唐朝也随声应允。但公元772年8月，吐蕃5000精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灵州，不克而退。第二年8月，又以6万骑兵攻打灵州，“践秋稼而去”，10月份再次发10万大军分三路进攻灵、泾、邠诸州，均被唐朝击退。公元774年9月，唐朝为了扭转军事上被动挨打的局面，解除灵州重镇的危机，采取了“发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的主动进攻战略，取得了较大胜利。“灵武、宁夏、河西获安”。吐蕃由于接连在军事上的失利，多次向唐请和，但唐代宗采取了“悉留其使者，前后八辈，有至老死不得归者”的强硬无礼的对立政策，引起了吐蕃的强烈不满，战争迭起。公元778年2月、7月、8月、9月，吐蕃连续进攻唐朝的灵、盐、庆诸州。常年的战争，唐朝“边土荒废，军费不给”。吐蕃亦屡战屡败。公元779年，唐代宗去世，继位的唐德宗重新执行了“诚和固守”的策略。采取了放还使臣的和好政策，得到了吐蕃的积极响应。公元778年双方在清水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双方划定了边界。这个盟约是在唐朝对河西陇右失地爱莫能为的情况下，为了安内而忍痛割爱的，公开认定了吐蕃的既得利益，是一个兵临城下之盟。亦如史书所讲：“此时‘中国’疲于兵，彼固有以窥唐唉，盟无益也。”盟约还规定：“……盟文有所不载者，蕃有蕃兵马处蕃守，汉有汉兵马处汉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马处，不得新置并筑城堡、耕种。”这一弹性协议本身决定了和平不会太久。公元784年冬，吐蕃出兵助唐平定朱沘叛乱，公元786年秋，以“未获赏”的借口，大举入侵，清水盟约化为泡影。吐蕃占领了盐、夏诸州，屯兵围困灵州。第二年，又上书请和，要“修清水之盟而归侵地”，并请求灵州节度使杜希全、泾原节度使李观到清水主盟。吐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计谋引起唐朝将领的警觉。李晟指出：“深入塞而求盟，此必诈也。”由是唐朝以“希全守灵不可出境，李观已改官”为理拒绝了，派浑咸为盟使，并屯兵2万于清水，以备不测。吐蕃又把盟所改到原州土黎树，神策将军马有麟劝说唐德宗：“土黎树多阻险，恐吐蕃设伏兵。”但急于求和的唐德宗听取张延赏“推诚待虏，勿自为猜贰，以阻虏情”之言，派崔汉衡前往会盟。果然不出所料，吐蕃数万精兵掠盟而去。唐朝由于夏、盐两州失陷，灵州被困，军事上处于困顿固守的被动之中。双方相持到6月，吐蕃占领的盐、夏诸州因“馈运不继，人多病疫思也”，加之久围灵州不克，只好“悉焚其庐舍，毁其城，驱其民而去”。之后，吐蕃放还崔汉衡并多次上书请和，均遭唐朝拒绝，以后30余年双方再没有会盟，灵州一带狼烟不断，烽火连年。在外交上，唐朝取得了北结回纥，南和南诏的优势，孤立了吐蕃，在军事上取得了主动权。公元792年9月，公元793年8月唐朝联合回纥共同击退了吐蕃对灵州大规模进攻。公元794年秋，吐蕃分兵两路，一路重围灵州，一路攻克盐州，盐州陷落，唐朝“塞外无复保障，吐蕃常阻灵州，侵扰鄜坊”。为了收复盐州，解灵州之围，唐朝北结回纥，又“发兵三万五千城盐州，又诏泾原、山南、剑南各发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一举收复盐州，“由是灵、夏、河西获安”。到公元9世纪上叶后期，唐蕃两大政权都处于日薄西山之际，唐朝内部割据林立，不相统属，农民起义蜂起云涌，吐蕃王朝亦四分五裂，各自为政，奴隶反抗斗争如火如荼。双方都已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对外战争，两大政权共同的境遇决定了她们最后一次会盟——长庆会盟（公元821年）。双方共同表示“自今而后，屏去兵革，宿忿旧恶，廊然消踪，追踪舅甥囊昔结授”。长庆会盟后，双方基本上维持了“和平”，灵州之争也伴随两大帝国的崩溃而宣告结束。

纵观唐蕃灵州之争，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灵州所处地理位置，经济条件得天独厚。

俯瞰整个西北地区，高原相连，山脉横亘。唯独“三秦之腋，两河之唇”的宁夏平原和河套平原自然条件独秀一隅。河套平原“沃野千里，水草丰美，土宜产牧，宜复城邑，事耕屯，灼灼明矣……”宁夏平原“黄河中流，毡帷北列，河西以贺兰为隘，河东以长城为界”。“其民勇干，其资耕猎，渠通美利，土尽膏腴，兵食足矣”。“山川形胜，鱼盐水利，在在有之”。因此“有丰年而无旱潦”，“有塞北江南之称”。同时，“宁夏当陕右西北之边，西据贺兰之雄，东临黄河之险，历代为西北重镇”。因此，在历史上，“地险固，地肥美，屹为要会”的朔方一带向来是西北游牧民族梦寐以求的秣马厉兵之地。历代中原王朝亦在此积极屯田构塞。早于周代，“城彼朔方，赫连南仲，猃狁于襄”；秦王朝西陲括地，倾吐西戎八国，开拓“新秦”，“徙民充之”。在公元前218年派大将蒙恬北逐匈奴，沿河“筑城以拒胡”，灵州城就是其中之一；汉王朝“暮兵徙者十万口，筑城构塞”；隋王朝亦“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城……绵历七百里，以遇胡寇”。唐王朝利用“河朔之间，丰有水草”的优越自然条件，推行羁縻政治，据不完全统计，其中灵、庆、银、夏4州境内有“羁縻府州”——23府，79州。先后有突厥、铁勒、回纥、党项、吐谷浑等民族。唐王朝的羁縻统治实行双轨制：一方面分而治之，以“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另一方面又令“诸道军城，例管夷落”。从而达到了“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葆边塞”的目的。唐蕃灵州之争中，这些列置在朔方之地的游牧部落，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外交上是双方争夺的主要对象。总之，不论从纵的追述，还是横的对比，都可看出，历代中原王朝深知河朔作为“关中之项背，一日无备，则胸腹四肢举不可保”，一旦失去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宁夏平原和河套平原，“是犹厚积薪于曲突，而割肉养虎以候其猛，张空拳以博之也”；“是委河套于敌，而自遗腹心忧”。这一点，是唐蕃灵州之争的根本原因。

（二）灵州“据渚路上流，纵横四出”的战略要塞，屏蔽陕晋，扼控河陇。

“以州在河渚中，随水上下，未尝陷没，故云灵州”。灵州一名因其险要而来。其“南与固原边相接，灵州者，南北之喉舌也。灵州失，则宁夏隔为外境而环固危，环固危则陕危”。因此，作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噤喉”的灵州，在我国中世纪史上，历来是中原王朝与西北游牧民族兵戎相见的争战之地。唐王朝为捍御北方，灵州“士马胜甲于诸镇”。贞观十九年，唐朝集原、宁庆等五洲兵马于灵州，大战突厥。第二年，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坐镇灵州指挥，大败突厥。李世民在灵州建碑耀功，泼墨饮诗：“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唐天宝之乱，唐肃宗北逃平凉，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大臣杜鸿渐献策：“朔方天下劲兵，灵武用武之地，今回纥请和，吐蕃内附，天下郡邑，人皆坚守，其中虽为贼所据，亦望不日收复。殿下整理军容，长驱一举，此逆胡不足灭也。”唐肃宗绝路逢生，喜出望外，“灵武我之关中，臣乃吾萧何也”随之唐肃宗幸灵州继位，升为大都府。由此史称“唐灵武之兴，复两京而有余”。在唐朝灵州始终是朔方节度使所在地，是朔方精兵强将的大本营和军需重地，直接控制着整个西北战场的局势。这是吐蕃屡次争战灵州的直接原因，也是屡次不克灵州的原因所在。又如三足鼎立的三国时期，西夏与积贫积弱的宋王朝争夺灵州，宋朝部分主和派大臣建议放弃灵州，而部分主战派大臣坚决反对，指出：“欲弃灵州是中贼之奸计矣，且灵州民淳土沃，为西陲巨屏，所宜固守扞御……但西夏终陷灵州，“遂成强敌，天圣以后，环庆关门不启，而东至鄜延，西至秦凤，亦皆残敝”。宋王朝却因“元昊割地，以韩范经营而不足”。因此，“灵州地方千里，表裹山河，为中外必争之地”。亦如清人所言：“故‘中国’有之，足以御外夷，外夷有之，可以扰‘中国’”。

乾元元年（758年）九月，唐派郭子仪、李光弼等9节度使统兵20余万（后增至60万）讨安庆绪，声势虽大，但无统一指挥，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统辖之。初期还有进展，包围了邺城。次年三月，史思明率兵来援，唐军60万众溃于城下。史思明杀安庆绪，还范阳，称大燕皇帝。九月，攻占洛阳，与唐军相持年余。上元二年（761年）二月，李光弼攻洛阳失败。三月,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叛军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次年正月又逃往范阳，为其部下所拒，穷迫自杀，历时7年又2个月的“安史之乱”，至此始告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