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和中国在陶瓷贸易方面的创新

伊拉克和中国在陶瓷贸易方面的创新

杰西卡·蕾切尔·海勒缇

谈到全球化，我们都认为这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标志，或者是公元第三个千年变迁的特征，但是全球化已经有了重要的前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发生在大约1300年前。一群勇敢的水手从葡萄牙起航，经过地中海和红海，游历了大半个地球，向东最远到达了中国和朝鲜的海岸。虽然他们的名字已经无从考证，但是他们的后人中出了一个不寻常的航海商人，他的名字叫索莱曼（Sulayman），他被视作是《一千零一夜》中水手辛巴达的现实角色。他们雄心壮志的航海活动形成了广泛的贸易网络，并且建立起流动商人的社区。这促进了各个地区的人员和观念的流通，并达到了空前活跃的程度。

那时，广袤世界的地理中心是在如日中天的阿巴斯王朝统治下的伊拉克，以及它的都城巴格达。这个庞大的伊斯兰帝国一直延伸到大西洋和印度河谷。巴格达这个名字的含义为“和平之城” （madinat al-salam），被认为是正统的帝国风格，以及整个世界的中心。巴格达是一个圆形的城市，依照序数排列的四个大门扼守着四个关键的战略方向：库法（麦加和红海西南）、大马士革（地中海西北）、库拉珊（中亚和丝绸之路东北）和巴士拉（波斯湾和印度洋东南）。在选择城址的时候，阿巴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754～775年在位）做出了这样的论断：“在（巴格达）和中国之间没有任何阻碍，所有东西都可以通过海运抵达这里。 ”

这是伊斯兰的黄金时代，阿巴斯王朝的巴格达城国际化、富饶和活力可能在当时地球上任何城市都无法比拟。在安德鲁·冈德·弗兰克（Andrew Gunder Frank）的现代术语中，巴格达被称为在主要的海上和陆上贸易通道交汇处的“支点”“转盘”和“枢纽”城市。依照Holland Cotter关于葡萄牙后裔的记述，这些阿巴斯王朝的统治者“对访问外面的世界（并汲取知识）感到饥渴” 。于是，他们几乎是挥金如土般地引进了艺术、字母、神学、地理学、天文学、医药学、工程学和自然科学。巴格达也逐渐成为各个领域重要的学习中心。在欧洲的“黑暗时代”期间，很多的希腊知识都在此得以保留并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穆罕默德·花剌子密（Muhammad al-Khwarizmi 780～850年）引入了印度的十进制系统、函数零点以及第一套线性和二次方程的系统求解（“算术”一词即从他的名字演变而来）。

对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可以通过最能持久保留的跨文化接触的材料——实用（而且华美）的功利主义诗歌得到更深入的认识。这些诗歌记录了当时国际贸易如何随着知识网络的发展而兴起，并驱动技术和艺术改革的场景。本文的实例研究提出了一个在后来伊比利亚人海外扩张中的一个很有趣的比较点，同时超越了传统的学术界限，提出了一个在当代美国文献《地球的阴影和地球的现代主义》中提出的“全球化”之前的一次“全球化” 。

一、探索知识

关于探索知识，先知穆罕默德宣扬道：“即便你必须要远游至中国。 ”公元651年，第一位穆斯林使者到访中国。到公元8世纪中期，西亚的航海家们已经掌握了从波斯湾到广州的长途航海技术。在当时，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不愿意接受这些远洋交易，因此大部分的国际商业被外国人掌控。

公元8世纪末期或公元9世纪，在广州已经出现了一个有着固定场所且成规模的穆斯林社区。社区有自己固定的住址、清真寺和地区长官任命的社区领导者。除了在“封地”内管理公共事务、召集商人缴纳贡款和税赋外，社区领导者还需要处理宗教和司法事务。公元878年，黄巢率领农民军攻占广州时，据估计当时有高达12万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帕西人和基督徒居住在广州。很显然这个数字是被夸大了，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公元9世纪时确实有西亚人在中国沿海大规模出现。

与中国进行海外贸易确实是赚钱的买卖。在中国的文献记录中，无数的穆斯林商人被形容为“腰缠万贯”的人。这些商人作为中间商贩售来自西印度洋的货物，如象牙、珍珠、熏香、犀牛角、大枣以及香料、芳香剂和东南亚的干货等。但是这些商人成功地掩饰了后面集中货物的原产地，而声称这是他们自产的产品。依照一位中国作家的记载，“在所有的处理珍贵货物的海外国家中，谁也无法超越阿拉伯人” 。大宗的奢侈品贸易最终都流向了皇室和统治阶层。中国的皇陵和佛教修道院的藏经室中已经出土过伊斯兰的玻璃制品、金币和陶瓷制品，尤其是“吉祥七宝”的组合（金、银、琉璃、水晶、珊瑚、玛瑙、珍珠和丝绸）。

在返程的时候，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会为阿巴斯王朝的皇室和显赫的中产阶级带回一些珍贵的中国货物，如生丝、真丝花缎、纸张、墨、陶瓷和茶叶。丝绸和纸张对阿巴斯王朝有着重要的影响，养蚕学和造纸学被当地所接纳，并被改革成为国家运行的产业。相关企业遍布从撒马尔罕到科尔多瓦的帝国各地。纸的作用尤为重要，它可以让更多的人很容易地进行阅读和写作，并促成了阿拉伯文学和管理的支配地位。先前伊斯兰的基于非文字记忆的文化被基于文本的文化所替代，书面记录开始占据统治地位。但令人奇怪的是，中国的陶瓷虽没有出现与纸张一样的影响，但它却特别影响到了阿巴斯王室的品位，并且成为了精细陶瓷的生产和销售的灵感源泉，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下一个千年。

阿拉伯文献中关于中国陶瓷的最早记录为那次著名的向哈里发哈伦·拉希德（786~809年在位）的进贡，这批贡物“由20件中国皇室陶瓷构成，包括碗、茶杯等，这是哈里发王室见所未见的” 。这些陶瓷器具获得至高无上的声誉，激励了伊拉克制陶工人在复制的过程中不断尝试。然而和大家的假设恰恰相反，哈伦的贡物并非是精细陶瓷制品，或许是从中亚流转过去的用于仿制的样品。最具影响力的瓷制品为几十年之后在波斯湾交易的炻器，尤其是白色陶瓷碗。这些碗产自中国北方的巩县，通过运河运抵海边，主要用于出口。

这种熠熠生辉的硬质白色中国瓷器在伊拉克并没有类似的替代品，由此产生了对精细餐具的需求，伊拉克的工匠们迅速作出了回应。首先他们开始仿制，随后他们又加入了自己的精心制作。然而，在伊拉克境内既无仿制中国炻器的必要原材料（白色高岭土），也没有高温烧窑的技术。于是，伊拉克的制陶工人转而尝试重现视觉效果（中国陶瓷的洁白和外形），以至少“让眼睛得到满意” 。在他们的努力下，创造出了造型优雅的陶瓷容器，并发明了不透明白釉，这与传统的以色列乳白色陶土是不一样的。这种釉料使用铅作为焊剂，使用锡进行不透明处理，这就是中世纪和现代锡釉的前身。

纯白表面的工艺带来了新的装饰的可能，带有简单线条和体积的中式审美随即被颜色和图案装点。陶瓷的单色背景就如同油画的画布，制陶工人可以依照自己的审美观想象，在表面使用流体绘画的方式用钴蓝在表面进行设计，就如同使用画刷和油墨在纸上作画一样。在9世纪早期，首先进行的大胆绘制包括棕榈树、水生植物、抽象图像和书法，使用“白加蓝”的概念在白色背景上进行绘制。

在釉面颜料发明的几十年后，釉质表面真正成为了油画画布，上面布满了各种丰富的图案，以创造“可能的最佳光学效果” 。铜和银的混合物被喷涂在先前烤制好的釉面上，然后再次回窑炉中烤制，成为金属虹彩膜。通过不同的颜料搭配，可实现多样的光泽色彩，从橄榄绿到紫红。光泽技术适用于复制伊斯兰彩色玻璃和珍贵金属器皿的卓越艺术，将伊拉克的制陶业提升到了装饰艺术的高度。贵族阶层使用玻璃和金属容器作为餐具，这种风尚无疑是这种新技术的灵感来源。

这种熠熠生辉的光泽效果带来了广泛的吸引力。皇室开始委托生产用于宫殿和清真寺的带光泽的瓦片，而各种风格的餐具也满足了整个阿巴斯王朝各种客户的需求。借助釉料工艺和装饰技能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地位低下的制陶工人成功地将普通的陶瓷变革为复杂的视觉信息的载体，甚至将他们的工艺进行简单的签名，如Umar所签字的碗。

二、贸易和创新

在技术和艺术发展的背后是一个复杂且成熟产业的创建。创新总是耗时耗力的行为，而能有足够的财力去支持他们挑战自我的制陶工人也是凤毛麟角。如果没有实质性的赞助，在9世纪上半段不可能进行大量的实验，而这要归功于阿巴斯王室统治者们的长期积极干预。依照伟大的陶瓷历史学家Arthur Lane的描述，“产业的惊人崛起……是由于朝廷发现陶瓷可能成为值得鼓励的艺术” 。因此，人们一直认为产业聚集的位置位于巴格达的圆形城市附近或在阿巴斯王朝皇宫所在地萨马拉城附近。然而，最近的科学分析证实，陶瓷的产地为距南方至少450千米的巴士拉地区。这表明，在当时是来自波斯湾省级港口城市的制陶工人实现了如此巨大的技术和艺术成就。从中央集权到周边区域的影响带来了重要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因素驱动了艺术的创新？

除了皇室或国家命令外，还有很多的因素可能会引起创新，如好奇心、必然性、私立、竞争性、经济利益驱动等。此行业的两大重要特性表明，更广泛的经济因素可能与产业的兴起与演变密切相关。首先，创新的初步模型是通过海路进口中国陶瓷，这些产品不但出现在王室中，在波斯湾的当地市场上也可以发现，这意味着创新的最初动力是进口替代。第二个特性是整个陶瓷行业在商业上的大获成功。相关活动超过了皇室的委托范围，器具的生产用于当地和国内消费，陶瓷器具得到了广泛的销售。陶瓷制品在很多重要的中心城市（巴格达、福斯塔特）以及王宫（萨马拉、凯鲁万、扎伊德扎赫拉）出现，但是陶瓷制品的销售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皇室或城市，甚至还出现了非商业用途的流通。在阿巴斯王朝统治期间，几乎可以在任何一个大大小小有记录的居民点发现巴士拉陶瓷，从撒马尔罕到锡尔维什。这些陶瓷制品同时还被广泛地海运至国外，并且在红海、波斯湾以及整个印度洋地区（从东非和莫桑比克到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众多考古现场中发现。

考虑到巴士拉港和整个伊拉克的企业家环境，以及当时的潮流，或许我们可以推断富有进取精神的商人希望抓住创新所带来的所有商业上的可能性。但是，不管是王室的命令还是商人的企业家精神都不得不当做单独的因素考虑。在生产最杰出的工艺品中，王室和商人首先要向手工艺人提出各种各样的新要求，这成为创新的灵感来源。在Barsan的陶瓷行业中，阿巴斯王室无疑对其发展历史有着影响，尤其是虹彩陶的生产。但是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言，整个行业是一种介于艺术和市场之间的协作现象。但这种协作无论在何时都不得超过对此行业的国际通用理解。印度洋为制陶工人提供了初步试验的原材料（如不透明白釉中的锡等）以及通过阿巴斯王朝所建立的复杂的远距离贸易网络而传输的技术知识等。

三、人员和工艺

制陶工人的身份以及他们如何实现大范围的创新仍是一个未解之谜。能够勾勒这些制陶工人形象的无可动摇的事实少之又少。科学证据表明在巴士拉工作的制陶工人与其在中国华北的交易对方进行协作，或者他们之间至少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沟通。^[1]一项对于伊拉克陶瓷碗制作方法的研究表明，巴土拉制陶工人掌握着大量的中国制陶工人所使用的碗成型技术，并且在实际中进行应用（如组合轮、模具和车床等）。

这些工艺方法可能是由中国的犯人传递至伊拉克北部。这些犯人是公元751年高仙芝阵中在怛罗斯战役中落败而被捕的士兵。在这些被俘的士兵中，有娴熟的造纸工人，他们在撒马尔罕建立了第一个造纸坊，其他的犯人被押送至库法城。库法城距巴士拉北部仅300公里，是阿巴斯王朝第一任哈里发的家乡。762年，其中一名叫杜环的犯人从海路返回中国，据推测他取道巴士拉离开。他的游记描述了他和同事是如何将绢织、金银工艺品、绘画以及“很多其他技艺”传授给了他们所工作的王城。但是，他并没有特别提出陶制品的生产，而且这些中国工匠散布在伊拉克境内的时间比陶瓷产业兴起的时间早了大约50年。

在陶瓷制品上署名的巴士拉制陶工人都有传统的阿拉伯名字，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有中国制陶工人（或有信仰者）的存在。制陶工人可以书写自己的名字（签名都有自己的风格），且其中一名制陶工人可能是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的孙子，这些证据表明制陶工人与受教育的精英阶层有着密切的联系。巴士拉因其生机勃勃的智力生活而闻名，并涌现了很多大师，例如，阿拉伯历史中最聪慧且多产的作家、诗人查希兹（781～869年）。查希兹以及当地的文人们与城里富有的商人阶层关系密切，即便他们也在文章中对富商冷嘲热讽。这种情形可能也为国际贸易商与当地艺术家之间的密切交往提供了有利条件。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往返于中国和西亚的商人们更有可能是将中国的生产实践介绍到巴士拉的人。他们或者直接将中国的制陶工人带到伊拉克，或者向伊拉克制陶工人描述他们在中国制陶工坊中的所见所闻。

由于有着往返中国的长途航海以及在广州的定居经历，巴士拉的商人知名度很高。马苏迪特别提出了巴士拉商船在参与中国贸易。我们同时还知道，在湖南长沙南部的窑炉中，发现了釉面之下雕刻有（或绘有）阿拉伯文字的陶瓷用品，因此伊斯兰商人和中国的陶瓷工坊也有着联系。将阿拉伯文字引入汉语的装饰符号中，是9世纪文化交流机制的重要作用，从偶然的进贡使命和古丝绸之路的手手相传，到外国商人和中国工匠对于艺术概念的直接交流。

此外，越来越明显的是，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制陶工人非常清楚伊斯兰对蓝色点缀陶瓷的偏好，并且生产出自己的产品以供出口。这些在唐代陶瓷制品上所绘制的钴蓝图画与在巴士拉所产的陶瓷制品上绘制的图案极其类似。显然，这些陶瓷制品主要是面向西亚的消费者，迄今为止，它们只在扬州港的穆斯林居住区以及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打捞出的阿拉伯沉船中发现（这是最重要的阿巴斯王朝统治时期的水下文物发现）。考古证据表明，这艘阿拉伯的独桅帆船大约在9世纪20年代末期（或20年之后）从中国离开，船上装载着商业货物和奢侈品，包括镜子、金银器具等。

除了大量的陶瓷制品外，船上还发现了三只特别的盘子。盘子上绘有多叶片图案，与在巴士拉地区所见的碗上的棕榈叶非常相似。除了盘子上的图形外，在扬州发现的相关瓷器的碎片上还有令人联想起阿拉伯书法的直线图案。此外，这些陶瓷器具的坯体和釉面与巩县所生产的白色陶瓷具有可比性，而后者正是巴士拉制陶工人首先尝试模仿的对象。因此，中国纯白色陶瓷的概念以及伊斯兰的白瓷蓝花的概念都不仅仅是在中国和伊拉克之间的长途远洋航行之间形成，而且还延伸到从沿海到中国北方内部的陆地旅程。

这些对中国北部陶瓷生产影响的客观性和明确性表明某些伊斯兰制品（并未在中国市场上出现）被作为出口产品生产的样品或原型运抵现场。在中国的遗址中并未发现巴士拉的白底蓝花陶瓷，但却在泰国北部发现。此外，在法门寺（陕西省）发现了带有相关图案的伊斯兰蓝色玻璃盘子，这是伊斯兰图案在那时向中国北方输送的明显佐证。虽然中国的制陶工人似乎仍然在使用本土而非进口钴蓝，这些玻璃制品显示在中国也曾经有过重要的伊斯兰钴蓝玻璃制品贸易，这也可能是影响因素之一。

所有这些材料和技术的影响和交流或许与中间人的存在有关。这些中间人很有可能是西亚的商人，他们负责委托或指示中国和伊拉克的陶瓷生产。这是国际贸易创新渠道的最有力证据。然而，仅凭目前的证据还不足以判断这些海上商人在促进巴士拉陶瓷工业的崛起中是否扮演直接的角色。当然，在扬州港出土以及在勿里洞岛沉船出土的白底蓝花陶瓷制品强有力地证明了商人们对陶瓷制品的兴趣。这种兴趣并非是肤浅的表象，在这些出口陶瓷制品背后，是伊斯兰对获取相关材料和技术的浓厚兴趣。

巴士拉城不仅仅是一个港口，还是一个多元化的市场，那里有着丰富且充满活力的贸易中心。公元10世纪的旅行家al-Muqaddasi（945～1000年）的表述恰如其分：“ （巴士拉）是一个港口、商品陈列所和生产中心。 ”无疑，良好的商业和海运环境有助于陶瓷行业获得所需的资源，并可能通过便利的陶瓷制品流通抵消创新而带来的高成本。这种贸易环境同时还可以解释为何创新所需的资本投资在本土即可得以解决，以及中国的制造工艺是如何流入伊拉克的。

四、知识和创新

这种在东西方之间进行技术和艺术交流的特殊案例包含三种不同的知识传播类型，而各情形下又有着不同类型或水平的信息以及沟通路径和方法。

在第一种情形下，被交易物品本身就是知识和灵感的来源。国外制造的产品并非采用精确的材料和技术，而只不过是作为仿制的模型而已。这一点已经在中国陶瓷对阿巴斯王朝的品位影响中得到了验证。影响最终体现在风格上，包括对这些被高度重视的物品的形状、颜色、纹理和装饰的基本标准。然而，这种重新创造特性的行为可能带来并且在巴士拉陶瓷行业中已经体现出引发独立的技术革命的风险。比如说用锡助溶的铅釉，这种风险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在第二种情形下，在本地环境中没有实际材料的传输，而只有关于准备和使用的知识和方法，这给工匠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以及以其他的方式所不能实现与原版产品的近似程度。这种传输不仅仅需要将物体切实地传递至新的目的地，而且需要随附一些关于实际情况的说明文件（口头或书面的），以便可以恰当且成功地应用于新环境。这种传输模式同样适用于某些技术，比如说将中国的基于模具的制造方法传递给伊拉克。在此，工坊中的某个旁观者的间接知识和观察可能对于新环境下的外国技术而言已经足够。在上述两种情形下，传输的路径均为当时的经济交流网络。

在第三种情形下，技术转让相当负责，不足以应用于需要传输的简单模型、材料或技术。在新环境下重现技术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的较高水平需要涉及生产工艺的第一手经验。在人员迁移和掌握相关材料和技能知识的熟练工匠迁移后，更复杂的技术开始传播。

这种传输模式是三者中最慢的，同时更加零星且不可估计。工匠—债权人—客户的关系使得工匠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迁移，这种转让仅可在特定的经济条件和直接的授权下进行。这种模式可以在面釉光泽技术的传输中体现，作为一项严格的秘密被伊拉克保守了150多年，直到制陶工人离开巴士拉为止。

五、创新的传播

在10世纪的后半叶，随着阿巴斯帝国的分崩离析，围绕着波斯湾建立起的贸易体系日渐衰落。在北非，Ismaili Fatimids于969年建立了一个与阿巴斯对抗的伊斯兰政权，定都开罗，并声称他们才是地中海与印度洋的商业咽喉。西印度洋的贸易从波斯湾转移到了红海，曾经在8世纪给巴士拉带来如流星般辉煌的国际贸易模式再一次成为城市快速膨胀的助推器。巴士拉的重要性逐渐被波斯湾入口和红海沿岸的其他港口所取代，也丧失了原有的规模和活力。这些发展在制陶业上得到了体现，制陶业在此时从伊拉克彻底消失，直到11世纪初期才在埃及以改进的形式重新出现。此时，锡釉处方和虹彩技术被传入开罗，据推断是由从巴士拉迁出的制陶工人在法蒂玛王室的庇护下传入的。最终，这两种技术在整个北非和地中海沿岸传播开来，直至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

正是这种技术促成了欧洲南部传统彩釉陶器和花饰陶器的行程，在16世纪的利比亚人进行海外扩张时，此技术又被传播到了美洲。在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后不到50年的时间内，锡釉不但在殖民地的西班牙制陶业中使用，墨西哥本土印第安人的制陶工人也开始使用这一技术。

巴士拉制陶工人的成就不仅影响了欧洲，而且还延伸到了东亚。公元9世纪，在中国进行了第一批试验，试验的灵感被证实来自伊斯兰的白底蓝花陶器。然而，直到500年之后的14世纪，中国才攻克了在高温瓷器窑中使用钴蓝的难题，随后中国风格的白底蓝花陶器开始大放异彩，长时间保持了繁荣，并且促进了荷兰代夫特陶器、土耳其依兹尼克瓷和葡萄牙摩尔式建筑的上光花砖。

在现代全球化的进程中，艺术和商业的创新工艺越来越复杂，并且需要被合理地检验和理解。当然，复制国外货物和想法的渴望仍然是国际市场的主要驱动力量。本文中所述的三种创新模式都能觅得影踪。然而，在面对属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最大的视觉创新——数码影像的创新时，我们需要对外来材料和物体的影响重新审视，就如同我们对待丝绸、纸张和陶瓷对阿巴斯王朝统治的影响一样。在世界范围内，各种可以利用的图像促进的新的视觉文化和全新的视觉参考物绝非是巴士拉制陶工人所能经历或预料的。即便如此，尽管世界上的万物都在变化，尽管当代全球化正势如破竹般进行，我们依然可以从中世纪艺术和商业创新的三种进程中得到知识，以更好地理解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

巴士拉陶器产业的故事实则为思想的旅程，它通过贸易和移民得到传播，并吸引了艺术家和市场的目光，同时在概念上（和执行上）在中国和伊拉克之间传递，并从伊拉克传播到欧洲和美洲。巴士拉制陶工人的成就或者说阿巴斯王朝下的整体成就提醒我们在全球化的过程下，我们看到了每天发生的暴力、破坏和人类苦难，以及一个需要我们对人类的价值进行审视的历史。作为巴格达贸易、知识、艺术和科学黄金时代的海上大门的巴士拉，只不过是我们故事中的一部分而已。

（作者系英国艺术史研究员、牛津大学伊斯兰艺术博士）　　

【注释】

[1]此处的研究在佛利尔艺术馆史密森尼博士奖学金的资助下完成，在此我还想感谢John Winter在后期的支持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