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这么多年教师,现在我总喜欢思考,教师究竟是什么? 在传统的教育中,我们的逻辑起点往往是学生,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的学生。教师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就成为一个工具,一个帮助学生到达知识彼岸的工具。教师为了成就学生,如春蚕、如蜡烛,要自我牺牲,牺牲了自己,甚至牺牲家人与儿女。于是,教师职业因悲壮而伟大,因伟大而光辉,他们是太阳下最灿烂的人呀! 何等自豪! 新教育实验的践行者朱永新是智慧的、可敬的,他勇敢地亮出了一面旗帜,提出成就学生的幸福必须以教师的幸福为前提。教师不仅仅要为学生活着,同时要为自己活着。只有教师工作快乐,才能带给学生学习的快乐;只有教师健康发展,才能培养出健康发展的学生。因此,让教师与学生一起成长,才是教育的根本追求。
先知先觉的教育思想家提出了这样的观念,是对传统的极大挑战与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了对教师的人文关怀,也唤醒了教师的自我觉醒。我在干什么? 我为谁而活着? 若干曾经陪伴过我们走向成熟,却因成人后做了甘于奉献的教师而被忘却的问题回到了眼前。尽管觉醒了,但每天面对的是如山的作业,每天迎接的还是那群懵懵懂懂的儿童,每天应付的还是上级下达的诸多突击任务。即便觉醒,又如何改变? 经历了“为他人做嫁衣”的无奈后,身心俱疲的我们,还是过着从前的生活。新教育实验给了我们一双漂亮的新鞋,可我们仍走在那条荆棘丛生的老路上。我们没有力量成为明天的教师,阳光、洒脱、激情、自在、思绪如潮,一切让生命闪光的词眼都是梦想,生活于我们,有太多重担。
也有人发出了解放教师的呐喊。只有解放教师的心灵,解放教师的时间,才会为教师的自我提升创造基础。只有拥有更开放的视角,才会接纳来自异域的声音;只有不断被丰富的信息冲击的大脑,才会思如泉涌;只有不断思考,才会有行为的改变;只有行动的改变,一切创意才可能成为现实,才会真正成就教师的幸福。教师需要解放,需要从常态的工作中得到解放,从备课、批改作业、辅导学生中得到解放。
每一个教师听到这样的呐喊,都会从心底涌起一份感动。但激动过后,让我们一起平静地思考这些工作的常态吧! 也许我们会更清楚地知道,我们为何如此! 是谁制约着我们的改变? 是谁让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重担?
首先说说备课。
行政管理部门在检查教师的备课时,常常用查教案来取代,因为教案是有形的、可见的、可控的。于是,在教师的眼里,备课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应付上级检查而抄写的教案。但教案写得再具体,课堂上又有多少教师会照着教案,看一句讲一句呢? 看着教案教学的课堂,那也一定全无灵性。于是,教师又有了另一个备课的概念,那就是课前在课本上写下的教学批注。课堂上指点江山的智慧装在教师心里,在批注的提示下,教学也就信手拈来,顺势而为。在这样的常态下,教师的备课就变成了两次工作,累就累在抄写那没什么实际意义的教案上。为了应付检查,教师有空就抄。只要有这东西,至于实效如何、作用何在,都不会影响行政管理部门的评判。然而,抄写的教案如同工业加工的零件,没有生气,没有灵性,久而久之,又怎不生厌呢?
教师的职业幸福是什么? 成都师范大学的陈大根讲得很好,教师的教学幸福在于有课堂的自由与创造,在于教师能够产生更多的灵感,进而获得灵感冲动得以实现后带来的享受。然而,问问今天的教师,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的创造、灵感与享受呢? 一方面,考试与评价的滞后给一部分欠缺主动意识的教师创造了温床。长期以来,照本宣科、机械训练就可以应对纸笔考试,没有合理的评价推动他们对教进行主动思考与学习。教师个人的心灵渐渐被厌倦和疲惫填满,心灵的那块“自留地”已荒草丛生,没有生机,没有新绿,又从什么地方寻找力量,让语文走向文学,让音乐走向艺术,让数学走向科学呢? 教师自身的局限导致创造与自由成为空谈,备课走向低效与抄袭。
另一方面,一部分教师力图在教学前备出自己的思考,让个人见解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课程资源。但是,面对备课的第一环节:目标确定,目标从何而来? 课堂目标的背后有一双隐形的手在牵制着我们,朝着那个既定的方向走去。那是什么? 那是统一考试的参考题目。教师课前要看的,是教材、教参,还要看的,是单元卷、达标试卷。考试方向明确,教学更有针对性,目标直指结果,结果决定着教师的教学,教学决定着教师的备课。在单调的应试思维下的备课,教师会有多少自由与创造呢? 在一种迎合型的教学生态下,又何苦去思考文化与艺术呢? 有时大胆改革了,但是传统考试的分数能说明这些吗? 搞不好还会出现双基偏废的风险。与其如此,还不如沿着固有的传统走吧。本是脑力活,智力活,却被扭曲为枯燥的机械活、体力活。支持教师干下去的信念,就是讲良心、讲奉献,不可因为自身的厌倦而懈怠,因懈怠而丢弃千家万户的孩子。面对当前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这种信念又能支持多少人在这样的工作心态中干下去呢?
接下来说说批改作业。
仔细研究教师布置给学生的作业,归纳起来,大概分五类:一类是指导预习的作业;一类是促进理解的作业;一类是提高熟练性的作业;一类是促进记忆发展的作业;一类是形成知识体系的作业。
但看看教师的现状,就会知道劳累因何而起。在中国考试文化养成的应试思维的浸染下,人们总以为日常统考的分数就是智力指标。家长、教师以此判断孩子智力的高下,发展的优劣,各类商业性作业纷沓而至,各类教学人员也拥入教辅资料的编写行列。然而,这些作业指向的是什么? 解决学生的应试问题,促进记忆,提升熟练度。学生在大量作业后,将教师传授的知识结变成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作业的功能更多地显现为将教师的知识转化为学生的技术的工具。学习沦为一种机械的工业生产,应试的作业活生生地剥夺了学生从知识到教养的情感体验。学习滋养出的是更多的焦虑与厌倦,如山的作业导致学生拼命做,教师拼命改。
我们拼命处理的,大多是作用于记忆与熟练的作业,对预习性作业、帮助理解的作业、形成知识体系的作业很少跟进。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纸笔测验往往不会指向这样的作业,于是教师忽视了这些作业的作用与意义。然而,指向考试的机械的作业训练,背后留下的又是什么?
在小学,学生的成绩分化往往出现在三年级下期或是四年级上期,分化的根本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当学生遇到题目后,大脑里想到的是与之相关的题目时,这种思维是题目索引;当学生遇到题目后,大脑里想到的是与之相关的知识点时,这是知识点索引。如果学生的思维停留在题目索引,那就是一种浅层的低级的机械性的思维。一、二年级,为了让学生迎合考试,教师过度地进行熟练性训练,将学生的思维训练成为题目索引后,进入三年级下期,就很容易出现学习障碍,这是大量机械的作业训练导致这样的结果。另一部分成绩优秀的学生,需要形成知识体系并进行陈述性训练,需要综合能力的培养,但教师也无暇顾忌,因为这些学生在考试中基本没有问题。于是,教师在作业中很难找到工作的乐趣与创造了,有的只是无休止的批改,订正,再批改,再订正。
再来说说辅导学生。
一线教师工作的烦躁很多时候是因学困生而起的,于是常常会有教师感叹,如果一个班的学生都像某某优生,教起来就好过了。然而,自然界本就有“花儿别样红”的规律,我们又怎么能够奢望人与人的等同呢? 是教师,就注定带着学生应试,就注定无法摆脱学困生的困扰。年复一年,又有多少教师能够真正改变学困生已经形成的心理品质呢?
材料决定用途。分明是苹果树的幼苗,却非要收获西瓜,这不是作茧自缚吗? 我们能做的,顶多就是让他考出来的分数好看一些。一旦离开了我们的督导,他们仍无法找到自信与兴趣完成学习,因为焦虑与厌倦的学习体验已经形成。是谁让学生在学习的初期养成了这样的学习体验呢? 又是谁逼着我们要在苹果树上结下桃子呢? 滞后的考试要的是一样的结果,一样的产品,这不就是一切现象的根本吗?
如果认识到它就是一株苹果的苗子,让它成长为一株参天的果树,就需要顺应其自身的生长周期去滋养它,培育它,终有一天它会结出自己的果实。滋养苹果树的任务是给它足够的阳光、空气与水分。然而,中国的教育又接受得了这样的差异吗? 尽管众多教育专家都说教育是人学,要知人知己,要让千家万户的孩子进入学校后都得到针对性的教育,可是在统一考试的制度下,谁还在看学生本身的阶段性与差异性呢。
小学一年级数学课中,教学生认识人民币的元、角、分,学生由于个体差异,产生的生命直觉不同,对这一节内容的接受也不同。但在统一考试的指挥下,全体学生齐步走,必然产生掉队的问题。教师为了帮助他们,进行个别辅导,但是生命直觉是理解的基础,生长周期没有形成这样的生命直觉,学生还是过不了理解关。出于统一考试的需要,教师只好硬拉着学生去熟练关,让学生用题目索引的简单思维来填补生命成长周期所需要的等待。就好比让一帮一岁的小孩参加走路的学习而后进行统一考试一样,教师用什么去滋养他们呢? 在统一考试的压力下,面对那些一岁还走不了路的孩子,我们知道学会行走是人的本能。我们等一等,走路自然也能学会。然而,要让他们来面对统一考试,教人行走的工作会不会变得扭曲呢? 这样的教育会生产出多少的“次品”呢?
学生的学习体验是影响学生终身学习的非智力因素。一般情况下,学生会有四种体验:为学习中的快乐而学习,这是学习的快乐感;为获得称赞而学习,这是学习的成功感;为了不挨骂而学习,是学习的焦虑感;觉得逃避学习是快乐的,这是学习的厌倦感。在违背自然规律的教育下,一些生长周期相对迟缓的学生要与生长周期快的学生共同面对统一考试,必然面对失败,面对苦闷与无奈。失败之后,再让他天天面对教师与家长的责难,这将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学习体验一旦形成,便很难改变。是谁给了学生这样的学习体验? 是教师,还是这样的考试制度?
全国语文名师薛法根在帮助学困生时,就从学习体验的改变着手。他允许学生由开卷慢慢走向闭卷,允许他们在听写困难时看一看书,让统一的步调多了一些对个性的关注。另一位数学教育专家在转变学困生时,就从思维方式的改变开始,让学生起来说解题思路时,首先找到对应的知识点,并由一个知识点牵引到相关的知识点,这样的补差就是从基础开始,而没有去做题目索引的投机取巧。在考试时,分两类试卷进行,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层次选择试卷。这些帮助学困生的案例,都需要以教师从考试制度中解放出来为前提。
制约教师解放的这三件工作,从主观上讲,有教师自身的研究意识匮乏、教学水平不够等原因,但从客观上讲,不同程度上聚集到了考试。
我们面对的试卷从何而来? 教研员读很多的教辅资料后,用复制与粘贴加工而来。试卷是教师、学生负担加重的“罪魁祸首”,每一份试卷出炉时,试卷的制作者沉下心来了解过学生吗? 了解过教师吗? 有多少试题是出自制卷者本人的原创呢? 每一道题目可以写出清楚的难度系数吗? 能够向教师讲明,这样出题的意图与作用吗? 试卷的使用,又有谁跟进过吗?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考试只能产生更多的机械产品,而不能真正培养人。我们可以看看历年来的小学语文试卷,如果去掉按课文填空等与本册基础知识有直接关系的题目,一份六年级的试卷交给五年级的学生做,同样可以完成。这样的结果,是不是说明六年级的语文学习对学生而言是一种浪费呢? 是教育浪费,还是试卷本身存在较大的局限呢? 如果是教育的浪费,那又是谁允许这种浪费的存在,而多年不见纠正? 如果是试卷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试卷是不是一件“皇帝的新装”?
张丰有一次讲到考试问题时,笑谈一二年级的考试考出的不是学生的能力水平,而是父母生出的孩子懂事程度的早晚。他质疑这样的考试,将识字、阅读与写话放在一张试卷上,给一个简单的分数,能说明什么呢? 如果对学生的识字、阅读、写话分别进行评述,学生还能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对考试的结果给一个简单的分数也是极不科学的,一个分数说明什么?识字300个,与识字290个,如果用分数表示,一个100分,一个98分,这2分的差距又有什么意义? 一张试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学生的分析思维能力,但是学生成长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学习习惯、方法和情感体验,是试卷无法表达的。
如果分数真能说明一切,那么为什么现行教育制度中,让众多学生最感无赖的就是高考,是教育的这个终极指挥棒呢? 现行的高考评价与学生未来的发展成正比吗? 一个高考获600分的学生与一个高考获500分的学生,进入社会后是否有绝对的差距呢? 温家宝总理在北京皇城根小学听课时说过:“素质教育绝不是不要考核,而是要求考核具有综合性、全面性和经常性。”我们的高考、我们对学生的成长评价应该考什么、怎么考,考试结果怎么呈现、怎么运用,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随着对教育的认识不断深入,我们也更加感到,考试制度的滞后是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它束缚的不仅是教师,还有教育管理者。它是挂在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头上的利剑,更是挂在当代中国学生头上的一把利剑。曾经在一份资料上看到,国外企业在录用学生时,要参考学生的五个材料:一是学校学习的积累性表现,二是看学生的个人特长,三是看学生的综合性能力,四是看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情况,五是看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材料。如果用这五个指标来检验我们的学生,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教育呢?
“三鹿事件”中,企业因为片面追求效率,减少流程,将蛋白质的检测改为奶蛋白含量的检测,留下血淋淋的教训。教育的多、快、好、省与“三鹿事件”的性质有多少区别吗? 只要一个表面的结果,却全然不管这个结果从何而来,也不追究结果能说明什么问题,于是太多工作的本质被结果掩盖了。为了寻求一个简单的考试结果,教育变成机械的劳作;为了赛课的光鲜结果,找一些年轻教师经过打磨,推上前台;为了让公开课上出现更多学生即兴生成的精彩,为了让学校在竞争中获取那一张张奖状,教育人在这中间有过多少违背规律的劳作呢?
也许今天教育的这种急功近利,暂时不会出现“三鹿事件”那样有形的、可见的悲剧,但这种有违自然与科学规律的行为一定会留下深刻教训。教育需要太多的沉静、思考,需要我们慢下来,用细腻与耐心去面对。也许“如歌岁月,诗意人生”的教育生活,只是教育的伊甸园,通往这个自由王国的路程还非常漫长,但我们仍要执着地守望,因为我们有着教育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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