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的效率理论

1．古典经济学中的效率思想

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以市场竞争和要素自由流动为前提，利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指出分工和专业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李嘉图在1821年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试图证明利润增长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开发，而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又促进生产率提高。

2．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效率论

除市场竞争和要素自由流动等古典经济学的前提条件外，新古典经济学还提出了理性经济人、交易成本为零、信息对称、个人偏好和生产技术被当作是既定的并用序数效用来描述个人偏好、商品有多种用途，但存在机会成本等一系列假设和约束条件，它们是新古典经济学赖以成立的基石。

马歇尔采用19世纪70年代英国杰文斯、奥地利门格尔和法国瓦尔拉斯所开创的边际分析方法，对消费者如何实现效用最大化，厂商如何实现成本最小化或产出最大化进行了严密的逻辑分析和数学推导，如果消费者、生产者实现了局部均衡，则资源配置是有效的。

英国经济学家庇占依据马歇尔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最先创建了以边际效用基数论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体系。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庇占认为，通过征税和发放补贴，实现财富的分配和转移可以缓和贫富之间的矛盾，增进社会福利；通过“看不见的手”，使边际私人纯产值（指生产者增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指社会增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纯产值）趋于一致，资源配置就可以达到最优境界，国民收入随之增加。但是，怎么能够取得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在他那里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新福利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采用效用序数论，提出了基于一般均衡的效率标准，找到了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这是旧福利经济学没有解决的），但回避了分配和社会公平。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认为，当生产资源在各部门的分配使用已达到这样一种最优状态：任何重新改变资源的配置方法已经不可能在不使任何一人的处境变坏的情况下使任何一人的处境更好，就意味着生产资源的配置已经使得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值。要达到这种最优状态，必须同时在交换、生产和生产与交换3方面满足最优条件：消费者最大效用得到满足，生产者获得最多利润，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最大收入，加上没有经济外部效应，就一定能够达到社会福利最大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勾画了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或最大效率。

3．制度经济学中的效率论

与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不存在交易成本相反，交易成本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交易成本的基本思想最早由科斯提出，简单地说，交易成本是指在现实的经济交易中，任何一项交易的达成，都需要进行合约的议定，对合约执行的监督、讨价还价以及要了解有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产与需求的信息等。这些交易费用不仅存在，而且有时会高到使交易无法达成。正是由于交易费用（成本）的存在，才产生了一些用于降低这些成本的不同制度安排。威廉姆森发展了科斯的交易成本思想，对制度与组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在1995年出版的《治理机制》中，威廉姆森明确提出了一个制度环境与经济组织相互作用的3个层次框架：制度环境、组织治理结构和组织成员。按照这一框架，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既为更客观的特征（制度环境）所包容，也为更微观的特征（个体）所包容。

组织效率的高低关键在于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能否降低交易成本。然而组织治理并不是孤立进行的，一方面随着制度环境而变化；另一方面也随着经济行动者的特性而变化。总之，在交易成本理论看来，追逐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效率规则决定了对经济活动的不同组织形式和行为的选择。组织内部或组织之间的种种差异都可以从交易成本的高低、形式、特征来加以解释，交易成本的变化受到制度环境特别是产权制度的制约。由于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的存在，新制度经济学对效率的定义是“次优”而不是“最优”，Simon（1991）认为效率是“完成了的任务量与可以完成的任务量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即实际成绩与标准成绩之比”［3］。

4．现代经济理论有关效率论述

Farrell（1957）［4］最早系统地研究了经济效率理论，他指出，一个企业或部门的效率包括两个部分，即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反映了企业或部门在既定投入水平下获得的最大产出能力；后者反映了在既定价格和生产技术下，企业或部门使用最佳投入比例的能力。这两种效率的总和反映了企业或部门的经济效率（Overall Efficiency）。

Kalirajan（1990）［5］，Whitesell（1994）［6］等描述了与Farrell（1957）基本相似的效率思想，经济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是指一种经济在既定的生产目标下的生产能力，也就是指在恰当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上恰当的点。它可以分为技术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和配置效率（Allocation Efficiency）。技术效率是指在给定技术和投入要素的情况下，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的比较；配置效率是指投入要素的组合按成本最小的方式进行，即按照要素在不同使用方式下的边际要素替代率相等的方式进行。

5．产权论

传统的产权论认为，产权拥有人享有剩余利润占有权，因此，产权人有较强的激励去不断提高企业的效益。在剩余索取权激励上，私有企业比传统的国有企业强。这样，在产权从公有转为私有的过程中，企业激励机制得到了改善，效率也会得到提高［7］，即产权变换带来了企业治理机制的变化，产权改革的意义就在于它改变了企业治理机制。

6．超产权理论

产权私有化论为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一条路径，即通过变换产权的方式改变企业治理机制。但是，产权变换并不保证企业治理机制就一定变得有效率，竞争则是保证治理机制改善的根本条件。传统产权论的一般结论是对剩余索取权的占有率越高，激励也越强。超产权论（Beyond Property-Right Argument）不认为剩余索取权激励与经营者努力投入有一定必然的正向关系。

英国经济学家Martin和Parker（1997）在对英国各类企业私有化前后的经营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和分析后发现：在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上，企业私有化后的平均绩效有显著改善；而在垄断市场上，企业私有化后的平均绩效改善不明显。他们认为企业绩效与产权的归属变化没有必然关系，而与市场竞争程度有关系：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提高效率的努力程度就越高［8］。Tittenbrun（1996）认为，企业效益主要与市场结构有关，即与市场竞争程度有关［9］。竞争才是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改善绩效的根本保证条件，竞争会迫使企业改善机制，提高效益。因此，超产权论认为，产权变化并不是企业治理机制改善、效益提高的充分条件，而只是改变机制的一种手段。要使企业改善自身治理机制，基本动力是引入竞争。

7．交易费用理论对效率的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表明，只要存在充分弹性的价格机制，理性经济人的自愿交易能够使各种资源的替代转换率等于各自的市场价格的比率，此时，社会资源配置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即资源配置效率达到了最佳状态。但实际上，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使交易成本犹如自然界的摩擦力，存在于经济活动的各个角落，交易成本又使得现实中不存在帕累托最优效率。交易成本内生于一定的制度安排，而社会制度的不同反过来影响着交易费用。资金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流动需要一定的费用。对于一个给定的产出，组织交易费用的大小反映了交易的效率，节约交易费用实际上等于提高了效率。为了降低一个系统运行的交易费用，一个新的制度安排就应运而生。

综上所述，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生产成本最小化，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关心交易成本最小化。另外，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效率标准由于面对的约束条件不一样，因此存在一定的差别。具体来说，帕累托最优以其设计巧妙和形象化已经成为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效率标准，然而，这一标准的理论意义似乎更强于其实践价值。它建立在交易费用为零和产权界定清晰的状态之上，在评价经济活动和制度演化时，应用性不强。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理想条件下的最优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只有次优，于是尝试着提出更广义的效率标准用于经济规范。诺斯的“适应性效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是一个随时间演进的方式的各种规则，有助于社会去获取知识、去学习、去诱发创新、去承担风险及所有有创造力的活动，以及去解决社会在不同时期的瓶颈的意愿”［10］。

从本质上说，现代经济理论中的效率概念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也是一致的，其方法仍然是以数理推论和实证分析为主，并建立在一些严格的假设基础之上，没有摆脱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然而，正是由于上述对于效率与生产率理论的认识与发展带动了有关效率和生产率在教育科学中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