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观从五常到六常

2015年3月15日

说明:这是2015年3月14-15日,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出席《周桂钿文集》卷一《秦汉思想研究》首发式暨秦汉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讨会所提交的文章。其中有关“历史观”的部分内容,经《人民日报》编辑整理发表,请见下文,难免有些重复。

今天,有幸出席这个研讨会,是一次学习与求教的机会。一讲秦汉思想,就想起焚书坑儒和独尊儒术,一涉及两个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价值观,就想到“三纲五常”,这已是近百年论战的一个焦点,争论的背后,是不同的历史文化观。

去年冬天,我到山东德州出席德文化研讨会,那里有个董仲舒的“董子读书台”,一个以孔子、董子、朱子“三子”为主线的儒家思想展览馆。看后,大家对于董仲舒的历史定位与评价多有议论。有人说,独尊儒术,三纲五常,为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误导了中国;有人认为,他从“焚书坑儒”的“火堆”中救出了儒学,从此刚刚统一的中国,就有了统一的思想,用儒家修齐治平、治国理政的思想,建立起社会管理与发展的新秩序,对于中国两千年的统一、稳定、发展、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没有独尊儒术,就没有儒学后来的发展与贡献,因而,也就没有发展至今的中国。这两种观点,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观。

回顾以往20年中华美德教育试验,始终令人“困惑”与“却步”的是,我们应当有个什么样的历史文化观。1994年在北京开始,以忠孝诚信礼义廉耻“八德”为内容的教育实验,到1996年就被视为用封建糟粕毒害当代青少年,企图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在一份全国发行的刊物上连续批判;1999年,八位博士编写的《大众道德丛书》,在出版社领导终审时,这“八德”被认为是国民党的,拒绝出版;2007年,一位市级主管学校德育的处长,对于开展诵读《论语》章句的校长说,“怎么,让学生诵读这种亡国灭种的书!”;2014年11月,一位全国著名小学校长在报上发文章认为,要培养世界公民,就不推荐《弟子规》;却主张全读6000多字,原版安徒生童话《丑小鸭》;有的老领导也一再叮咛,给孩子讲这些美德故事,一定要有批判,坚持“批判的继承”,否则会犯错误等等。实践证明,观念不通,寸步难行。

1993年,“八五”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立项一个课题,“中国传统道德与学校德育”,指定由罗国杰教授领衔,集中国内专家,用一年多的时间,编写出《中国传统道德》。江泽民、李鹏题词,李岚清作序。在此背景之下,有人对“三纲五常”提出质疑。记得20年前,就在北京师范大学,是李岚清或是李铁映,讲“五常”不需要“包装”就可以用。又过10年,2005年,有“两会”代表提案,能否对“五常”进行现代转化,作为当今道德建设的基本道德规范。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将此提案批示给中宣部,由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组织一个专家组进行研究,在其“研究报告”基础上形成一本书,2006年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是《中国人的美德——仁义礼智信》。对汉代“五常”有了新评价与新定位。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两届中央领导对“五常”有了相继的表态。

这次,拜读周桂钿先生的书,发现“五常”并非是五个干巴巴的概念,董仲舒对“五常”每一个德目都有独特的解读,而且在对先秦儒家伦理的研究、转化与应用上,有他杰出的贡献。

比如,他对“仁”这个概念的认识与发展,是在“仁者爱人”的“爱”字上。从爱的对象上,他认为,自爱非仁,爱他则仁;在“爱”与“德”之间,他主张德为重“唯德是亲”,“重德于亲”,德是“爱”的魂;他认为,爱人,要超越“亲亲为大”,应当不独亲其亲,不独自其子,主张“仁远厚”,“仁者爱人类,智者除其害”,对“仁”的理解,已经超越,不仁“非人也”的认识阶段。是站在一个刚刚统一大国的基点上,给“仁者爱人”以更加宽广的视野。

又如,他对“义”的理解,重在“正”字上,“义者正也”。言行端正,走正道为义,他认为“为人君”要行义,坚持正义,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自身不正,虽能正人,不为义也。这对于“非义战”,专制与独裁,都是一种批判与警示。

他对“仁者爱人”的“爱”,“义者正也”的“正”,如此解读,既是一种现代性转化,也是一种创新性发展。为“五常”的推行与“不朽”,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从“三纲”与“五常”的关系上看,后者是前者的灵魂,纲常两者是个统一体,不能分离。因为“君为臣纲”,君要“正”,“夫为妻纲”“父为子纲”都要“德”。不仁不义,何为纲。

十八大后的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是当今的历史文化观。

报道这次会议的标题是,弘扬中华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里的中华美德,就包括从管仲的“四维”礼义廉耻,孔子的“三达德”智仁勇,孟子的“四德”仁义礼智,汉代董仲舒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到宋代“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可见,不同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也表明中华民族五千年,具有始终不断的“共同价值观”。

从十七大到十八大,都在建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主席对于中华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有明确的论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国内地,所实行的核心价值观。与此同时,还需要建构既面向海内外中华儿女,又能参与重建世界新文明,代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共同价值观。

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刚刚提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我立即收到台湾中华孔孟学会副会长、原世界华侨事务委员会负责人张植珊先生打来的电话,这个“习六条”好!全世界华人都会认同与接受。

这六条,是仁义礼诚信与民本大同,凝聚而成,高度概括了中华美德的主要精髓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所进行的现代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我们深入挖掘和阐发汉代董仲舒“五常”的时候,是否可以把“习六条”作为“新六常”,经过深入研讨、论证和践行,到党的十九大或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识,向世界推出中国品牌的共同价值观。

这新六常,是立足在21世纪的起点上,与20世纪之初风靡世界,忽悠人类百年的自由平等博爱、科学民主人权相比,会更有时代新意,成为创新人类新文明的正能量,以便回应撒切尔夫人说,中国永远不能输出价值观的挑战。

二十年来,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承接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方面的论断、举措与成效有目共睹,功在千秋,其背后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断反思与调整近百年来的历史文化观。对于以往有关“精华与糟粕”,“批判与继承”,“文化与政治”,“动力与阻力”,“本土与外来”等历史文化观需要反思,以实现观念通、事业兴,摆脱观念不通,寸步难行的尴尬。

1.精华与糟粕

对待中华历史文化,包括儒家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何谓精华,何谓糟粕?如何实践,后果如何?需要反思。

一是,承认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任何民族与国家的历史文化,都有其精华与糟粕的两个方面,这是一种历史常态;二是,分清两者孰轻孰重,前者重,是优秀历史文化,后者重,为落后的文化;三是,评价标准,是推动历史前进,还是相反;四是,参照系,是外国的、现今的?而今,认为是糟粕的,当时是精华,也可能是历史永远承认的精华,如《论语》及其历史价值,1973年批《论语》,就是将精华当成了糟粕,而今,又成为精华。2008年孔子出席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新一代中国人读经启蒙的新潮方兴未艾,孔子学院遍世界。如果《论语》一旦成为糟粕,儒家思想也就成为糟粕文化,复辟倒退的“反动”文化,必须“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文化。按此种历史观,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华文化也就成为落后的“旧文化”,作为“黄色文明”,就理所当然被“蓝色文明”所取代。而今,我们已经有了醒悟,中华文化是精华多于糟粕的优秀文化!中国人已经有了新的文化自觉、自尊与自信,终于摆脱了“殖民地文化心理”,挺直了自己的文化脊梁!在长期封建社会传递的文化,不等于封建,农业文明不等于落后的文明。经济繁荣与文化繁荣往往相连,而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不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落后的经济环境之中,有文化精华;先进的经济条件下,也有文化糟粕。只有各种文化智慧整合而成的精华文化,才有可能培育出优质的民族;用各种文化糟粕拼成的糟粕文化,只能繁衍出劣质的民族。

2.批判与继承

对待中华历史文化,要“批判地继承”,是一种主导的历史观。于是,“批字”当头,斗争哲学,则是近百年来逐步形成的一种流行的“启蒙批判思维”。

批判是手段,继承是目的,两者不能颠倒,更不能只有批判,没有继承。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等等理念的实现,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破易立难。荀子讲过,旧礼已废,新礼未立,必生乱象。为此,中华民族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今,进入了“弘扬、继承、转化、开新”,立字当头、建设为主的新时代。对待以阶级与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观,“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消灭了就是历史”的历史观,“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历史动力观和方法论等等需要清醒理智的反思。历史文化的思维方式、方法论,要从“批”与“破”的惯性中解放出来,卸下镣铐跳舞!批判的武器是需要的,而不当的批判要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这应当是痛心疾首、永远牢记的历史教训。

3.文化与政治

从一定意义上讲,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一种文化存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道德是文化的灵魂,历史是文化的筋骨,而意识形态只是一种政治文化,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代表特定利益集团,具有历史局限性的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源泉。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的执政者,包括皇权专制的王朝,所主推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不可能“揪着自己头发”离开自己本土的历史文化;若能以史为鉴,用其精华,则明君盛世,应运而生。从汉唐盛世,到康乾盛世,中国统一、稳定、进步,是历史的主流,这与中华文化、儒家文化思想的历史贡献有直接关系,与“独尊儒术”“半本论语治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等理念与实践不无关系。没有中华文化的动员力、凝集力,没有儒家修齐治平的智慧,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文化兴衰与国家兴亡紧紧相连。不能简单地把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仅仅绑定在“皇权专制”的标签上。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对儒家思想,是兴是灭,往往是政权兴亡的重要因素。

4.动力与阻力

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究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还是阻力?中国近代的落后,是不是应该由儒家思想来负责?其中的阻力论、负责论,逐步成为主导的认识论,以致一旦有重大社会问题出现,都很自然地归罪于儒家思想,直到1997年的东亚的经济风暴,也被认为是“儒家价值观”的破产。

1984年,谷牧先生指出:“有许多人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经济发展不快,就是因为吃了这位老夫子的大亏,这是第一种看法。当代国外又有与此相反的第二种看法,认为世界二战后经济发展快的,多是儒学影响较深的国家和地区,被提到的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近几年来我国内地也被列入这个名单”。(《谷牧回忆录》452～454)

谷牧先生提到的“第一种看法”正是一百年前,马科斯·韦伯的两本书,即1905年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1915年出版的《中国的宗教——道教与儒教》。书中所持的观点认为,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贫穷落后,不能很快发展为市民社会,是因为儒教与道教,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宗教改革,进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桎梏。这两部书出版的时间、观点与方法,与“五四”前后“打倒孔家店”的思潮十分契合。也就逐步成为中国一部分知识精英的认识“工具”,以至成为否定与批判中华文化的一种历史观。

谷牧先生指出的“第二种看法”,是用历史事实,宣告以马科斯·韦伯为代表“西方中心论”历史观的局限性。为当代国人逐步摆脱来自西方的思维定势,扔掉西方送来的“鞋拔子”,真正“卸下镣铐跳舞”,实现新的思想解放,认清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寻求走自己的路,开出了全新的思路。

然而,这种思想解放仍需时日。三十年后的今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加速了这种思想解放,给中国人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文化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自尊与自信,为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开拓出一条暂新的大道。

5.本土与外来

无论国内、海外,文化历来是多彩的,不同文化的接触与互动也是难免的。任何一种外来的文化,不论其如何高明,若不把根扎在本土文化的沃土上,实现“本土化”,就会水土不服,难以生存与发展。如果以强力为手段,企图凌驾或取代本土文化,必将付出血的代价,至少需要两三代人的较量,究竟谁战胜谁,只有历史能知道。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中国文化,使得中国成为中国,使得中国人成为中国人,马克思主义使得中国有了共产党,使得一部分人成为共产党人。这种定位是不允许、也不可能颠倒。而且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只能适应有限的空间,在实行一国两制和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当中,还不能被认同为理论基础或指导思想。这可能就是在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只能建立孔子学院,而不能建立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原因。

在如此定位的前提下,探讨两者关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如何与中华文化精华,与儒家文化的精华相结合,逐步建构文化精华与精华相整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1世纪,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后,所要担当的历史任务。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华文化,儒家思想,具有包容万物,世界大同的胸怀,马克思主义也有人类解放的胸襟,两者结合,必将有益于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