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话剧《孔子》的建议

2014年12月30日

2014年12月26-29日,我同刘学智、李祥熙等在太原市山西宾馆出席“中国话剧研究会2014年全国会员大会”暨第九届中国话剧金狮奖、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颁奖大会。来自全国各个省市话剧院、团的领导及导演、演员共200余人出席,这是中国话剧界老中青三代著名演员的一次盛会。

26-28日,先后由浙江、河南、山西三所话剧院展演了各自新编创的《孔子》。

国务院参事室、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国际儒学联合会的领导、专家应邀出席,重点看评三台话剧《孔子》。我们四人受命儒联领导专程执行此项任务。

29日晚,在国务院参事、中国话剧研究会会长、《孔子》编剧蔺永钧教授处,请参演《孔子》的三所话剧院院长与儒联的学者座谈,由儒联副理事长李文亮主持。

大家一致认为,当下能够见到中国话剧界如此迅速推出话剧《孔子》,向人民大众宣传、普及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是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主席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及认识孔子、新近中央文艺座谈会上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实际行动,令人震撼,给人激励,可喜、可贺、可敬。而今有如此严肃、形象、深刻的《孔子》,在中国话剧史上开出了新篇,是中国话剧界复兴中华文化,重建礼义之邦的新担当,新贡献。共用一个“剧本”,由三个剧组能够背靠背地创造出如此各具特色的“剧作”,展现出各自导演及参演团队的精神理念,艺术功底和敬业精神,值得敬佩和发扬。

从国际儒联,尤其从儒学教育普及的视角,我们十分赞扬与支持中国话剧界的“义举”,我们是“志同道合”,儒学普及需要艺术,艺术提升需要儒学。今后要在关注儒学经典进学校、社区、乡村课堂、讲堂的同时,要特别关注进剧场,上舞台与登戏台。

我们回京要向滕文生会长和儒联领导汇报,相信今后会加强合作,在创作以孔子与儒家思想为主题“剧作”的行动中,儒联可在专家、学者、学术方面提供支援;在演出海内外时空上,尤其是国内时空上,儒联可在话剧走进高等学校、国学师资培训、民间等方面多有合作,让《孔子》走遍全国,走向世界。

会上,大家对于三个《孔子》充分肯定的基础上,对其结构、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提出了改进意见;对于参演人员,尤其是主要演员,需要对于孔子及其思想的“补课”与“再培训”,以便更加“入神”“入戏”感人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三位院长与专家进行交流并表示感谢,希望加大合作。

浙江话剧院院长表示,《孔子》在杭州开演,收到意想不到的反响,场场爆满,鸦雀无声,掌声不断,尤其是大学生居多,令人欣喜。

山西话剧院院长当场诚请李祥熙教授择期来院讲座。

蔺永钧作总结发言,感谢专家的关注与厚爱。介绍三年来创作《孔子》剧本与策划排演的艰辛历程以及今后的设想;报告此次展演的反响,三天来已有十余个省市的话剧院当场表示“效法”,进一步创演《孔子》,已占有“版权”的三家话剧院,表示无偿奉送“版本”。蔺永钧特意请大家代向滕会长、牛秘书长等儒联领导,表示深深的感谢。

不要将孔子绑定在“政治”标签上。

不要将孔子绑定在“政治”标签上。“文革”用“礼崩乐坏”与“克己复礼”,批林批孔,把孔子与林彪并列,定为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起因是林彪家中堂挂着“克己复礼”的一幅字画。而今再用此论,“演出”《孔子》,切忌再入“旧辙”,甚至仍然被人认为,孔子所复之“礼”乃是过时的“周礼”,于今无益,因而指责《孔子》。若从“礼乐”文化,乃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其内涵是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对于维系社会统一、稳定、正义的良好秩序功能上评定,则面对“礼崩乐坏”,倡导“克己复礼”,具有某种恒定的积极意义。直至当今,面对一个“缺德”社会的现实,仍有极其强烈的针对性。如反腐败的斗争,从腐败分子的道德败坏,背离“立党为公”的宗旨而论,就是一种“礼崩乐坏”,从而要求所有党员和当政者严于自律,即是一种“克己复礼”,也未尝不可,可能是一种古为今用,或现代性转化。

《孔子》切忌把孔子演成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孔子的“德治”思想是以史为鉴的成果。他的“足食、足兵、民信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者正也”,“为政以德”,以德治国实现小康、大同等,一整套治国理念与社会理想,才是他对后世,直至当今的理论贡献。他任“中都宰”时的“政绩”,仅仅是一次成功试验,以致周游列国,也是要推行他治国治世的主张,表明孔子“德治”思想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真理性与恒定性。他为后世当政者、政治家提供了极具指导意义的理念。但不能说他是一位政治家,他是后世“明君”、“政治家”的导师,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位伟大“设计师”。然而,他不是神,他的政治智慧,源于以史为鉴,他客观地总结与吸纳了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前后两千年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教训。礼运大同,绝非“异想天开”,而今的“中国梦”,更非“乌托邦”。今日话剧《孔子》是否可以从此角度进行创作,从而超越“胡玫模式”。

其实,近百年来,将孔子及其思想视为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紧紧绑定在“奴隶主贵族”、“封建专制”的政治“标签”上,进而大加否定与批判,让一代代国人只见“糟粕”不见“精华”,给中华文化造成极大内伤,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去中国化”的理论依据。只有把孔子及其思想从政治“标签”中解放出来,才能够展现与发展它的文化精神,才能有效落实与发展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根与魂的功能。

如果,当今仍然是“文革”思维定势,那对于正在上演的《孔子》及其现实依据,不是又在“开历史倒车”,为“封建专制”招魂,“巩固一党专制”吗?此种“声音”,似乎已经或隐或显地响在耳边。

一百年前,马科斯·韦伯曾在《中国的宗教——道教与儒教》中,以西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标准,断定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贫穷与落后,不能走向“市民社会”,是因为道教与儒教,没有向欧洲那样的宗教改革,却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桎梏。这就成为“打倒孔家店”的理论支撑。

一百年后,“文革”思维将孔子及其思想绑定在政治的标签上,又为彻底砸烂“孔家店”,并扫进“历史垃圾堆”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而今,重新评价孔子及其思想的价值,要以史为鉴,冷静、清醒、公正地摆脱以往,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定势。否则,必将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