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熔炉：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之考察
西安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王 英
内容提要：土地改革运动是知识分子学习和实践新中国阶级话语的重要“情境”，是改造自己的思想融入新社会的重要步骤，阶级斗争概念和新意识形态通过动态的社会实践和政治运动得到表达和强化。知识分子在深入农村参加土地改革过程中扮演着矛盾性的角色：一方面，新话语的持有者与政党国家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对蒙昧的农民进行教育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与国家权力的“合谋”；另一方面，通过土地改革改造自己的陈腐思想，在实践中接受教育，锻炼自己成为社会主义新人，是“被改造者”。本文着力于考察政党国家、知识分子和乡村农民之间的复杂三角关系，分析其内在的权力流动形式和具体权力实践的过程。同时，探讨新道德和新思想如何通过这样动态的权力互动得到强化，并通过个案描述，从细微处分析这样的权力实践给乡村伦理和知识分子的良知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描绘和阐述不同价值观在实际场景中的较量，以及这样的冲突较量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政治的影响。
关键词：土地改革 知识分子 双重身份 阶级话语伦理冲突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权巩固中，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广大群众，特别是贫苦农民对政权的支持的一项重要举措。根据传统的历史叙事，土地改革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奠定了经济和道德基础，并且有效的肃清了乡村中各种类型的政治敌人和潜在的敌对势力。土改的成功经验，可以追溯到革命根据地时期，特别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在全国解放战争中，因为成功的动员解放区的农村土地改革，中共得到了广大农民对于解放战争的支持，有效地补充了兵力和物资供给，土地改革成为赢得内战胜利的关键因素。[1]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刚刚纳入新中国版图的广大农村，国民党的残余力量有待清除，地方的恶霸和会道门等力量也有待肃清。为了巩固新生政权，肃清乡村的敌对势力，在基层建立自己的权力机构和有效的群众组织，实施政权的基本职能，中共急需在广大农村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土改。
土地改革所针对的对象是广大农村地区，主要目的是土地的重新分配，也是一个在乡村重新划分阶层，同时进行身份重塑和界定的一个过程。[2]乡村就像是一个大的政治实验场，不同政治角色都要在其中扮演和演出。新中国土地改革的开始，几乎也是知识分子介入这场革命的开始。在官方的认识和表述中，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土地改革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与土地有联系，他们在土地革命的斗争中是动摇的，但是他们的立场可争取团结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新区教育工作的关键……以经过教育而改变，我们必须事先向他们进行土地改革的教育，争取他们积极参加或者支持土地改革的工作。”[3]
土地改革因此也成为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学习的场地，是他们理论联系实际，在革命实践中改造自己的课堂。那么，阶级话语如何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得到实践和传播，其具体的革命场景是怎样的？阶级斗争在“具体革命场景”中有没有不同道德话语的冲突和较量，其冲突后果如何？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的个体生命经历是怎样的，他们如何感知、认识、体验和思考这场土地改革运动，甚至经历过几十年之后，他们如何回忆自己参与的革命运动，如何反省这一段往事？知识分子在阶级话语的传播和实践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共把知识分子纳入土地改革的意图何在，是否完成了其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目的？这场现实革命斗争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又如何影响了长时段的中国的政治文化？
通过土地改革来改造知识分子思想，是党对知识分子一贯性政策的延续，不但表明了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基础，也揭示出党和知识分子复杂的历史关系。本文希望能够对这一复杂的历史关系进行梳理，并且发掘那些被传统历史叙事忽略、遮蔽或者模糊了场景，充分展现出历史隐秘和微小的细节，呈现出特殊的“动态的场景”，观察历史在动态中微妙复杂的发展过程，并试图阐释和回答上文提出的问题。
一、党的号召：走出象牙塔
知识分子应该和工农联盟，改造世界，使之更符合正义和进步的原则，这是中共所秉持的一贯立场，也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道路和模式。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经以生动的现身说法，讲述自己如何从轻视劳动人民转变成向工农和大众学习的革命者。最重要的事情是革命，而学术和文艺是为革命服务的一种武器，没有独立于社会现实和政治之外的学问和知识。中共把革命理解为一种寻求发展和改变世界的实践，而在这一道德主义的叙事中，人民群众占有一个非常纯洁高尚的地位。[4]世界是由这些从事基本生产的工人和农民创造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依附于其他阶层，不创造实际劳动成果的寄生者。他们如果只关注于书斋中的小天地和纯粹的学术，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他们既不能改变这个不公正的社会，无法满足普罗大众改变生存状况的迫切需求，也不能为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由于现实政治的紧迫，或者源于现代革命大环境的熏染，一部分的知识分子自觉地向革命和工农靠拢。早在20年代，就有很多知识人士发出“为什么我还不是一个农民”的呼声。抗日战争爆发的初期，现代中国文学就积极主动地介入乡村世界，在一种爱国主义风习的环绕和熏陶中，很多作家热情拥抱广大的乡村和农民大众，歌颂乡村和普通劳动人民，希望在此找到中国潜藏的力量。[5]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中国知识分子把希望寄托在下层民众身上，企望从他们身上寻求道德的承载，找到救亡中国于危难之中的道路，这也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不谋而合之处。
1949年新中国政权的建立，以革命和进步姿态出现的与工农相联盟，成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准则。而知识分子将必须在新的社会结构当中，重塑自己的身份，寻找自己的位置。新社会里，知识分子身上有很多的毛病和污点，很多与这个新时代不相符合的坏习惯和坏思想，陈旧的气质和习气，需要在实践中改造自己。比如，有人清高，心中还存有超阶级的思想，有人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们很多人在严酷的革命现实面前分不清敌我，阶级观念模糊，一些人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一切都从个人利益出发，打着自己的小算盘。[6]这些都是知识分子身上不能容忍的缺陷和问题，要在新政权主导下的群众运动和社会运动的熔炉中，脱胎换骨，成为“新人”。
知识分子只知道从书本上获取没有生气的知识，他们和中国整体革命的宏大事业，和艰苦的战争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这些知识就像隔离于社会之外的象牙塔中的玻璃制品，虽然看似华丽，却脆弱而无用。就像毛泽东说的，知识分子没有实际的斗争经验，只能算是半个知识分子。必须让他们走出象牙塔中自己的小天地，加入到现实中，“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7]
知识分子需要走出书斋，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改造自己，深入到现实中，理解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而土地改革，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深入了解乡村的机会。“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但是光读书，这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和农民交朋友。”[8]走进乡村，走入每一家农户，和他们共同生活，理解农民的需要和难处，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才是知识分子进入新社会的必由之路。1950年的《光明日报》就指出，动员大学生和教师参加土改等社会政治运动，是知识分子改造自我的重要途径。
知识分子离开自己的小天地，奔赴乡村，见证新中国正在经历的广阔变迁和伟大变革。他们与经历过革命和战争考验的中共党员一起在乡村工作，把书本上空洞的知识和广大民众实际生活需要结合起来，反思自己的过去，重新整合自己：这才是真正的革命。齐慕实在《毛时代的宣传与文化》中这样评价通过组织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而把他们和乡村重新整合的思想：
这种观点非常高贵，这样理解的改造的内涵给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提供了一个与群众重新整合的机会，可以治愈世纪初以来知识分子与平民、与民间社会的联盟已经分裂而形成的弊病。[9]
党号召书斋中的知识分子离开象牙塔，走向乡村，客观上的确是把知识分子和民间社会再次整合到一起。中国共产党就是广泛联系人民群众，并且依靠工农的力量最终获得了革命胜利，得到了政权。知识分子也应该通过土地改革这样一个机会，离开自己设置的四面高墙，告别过去那种悬浮于社会之上的隔离状态，和人民再次联系起来，回归到革命的征途之中。这样，知识分子不但可以与群众和乡村重新建立起联系，帮助执政党完成全国范围内的政权巩固，也重新塑造自己。
最早听从党的号召参加土地改革的是北京知识界。1949年的12月，北京高校的700多名师生赴北京郊区参加土改，他们分布在京郊8区65个工作队，利用寒假的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协助完成了100多个行政村的土改。1950年和1951年的秋冬，大批高校学生和教师踊跃报名，与机关干部、科研人员一起，由中央统一编组为庞大的工作团开往解放新区，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同本地干部混编为大小不等的工作队，到农村参观和指导土改。[10]大量接受教育的知识界人士参加土地改革，这一行动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明确支持和肯定。1951年1月，在新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毛就对此表明了态度，“北京若干民主人士到各省去看看，有益无害，是我们叫他们去的，不是他们自己要求的。他们到了，是则是，非则非，老老实实向他们讲明白，他们不会妨碍土改的”[11]。1951年的3月，毛泽东又一次表明，自己非常欢迎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参加土地改革，他说：
“在今年夏、秋，冬三季的土改和镇反工作，从各大城市、中等城市分几十批组织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教授，教员，资本家下乡去参观，或参加工作。只要他们愿意去，就要欢迎他们去，不要怕他们去，不要向他们戒备，因为他们不是反动派。好的坏的，都让他们去看，让他们议论纷纷，自由发表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12]
毛泽东相信，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实践经验理解中共的政策，即使有不同的议论和误解，也会在阶级教育的现实中逐渐得到澄清，经过现场的实地教育，他们会成为中共革命的助手和支持者，而非相反。而官方的支持也给知识分子很大鼓舞，在国家的统一编排和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难以计数的知识界人士加入了土地改革的行列。
对很多人来说，参加这场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是崭新的经历，非常显著的改变了他们的私人生活经验。他们走出书斋，离开城市，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接近自己从前不甚了解甚至从未到过的乡村，观察和体验农民的日常生活，了解和记录农村的现实状况，学习并尝试着按照党的方式理解乡村。大量知识分子的介入，不但缓解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参加土地改革的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的紧缺（因为他们可以在土地改革过程中从事一些非常具体繁琐的工作，比如丈量土地，核查财产情况，动员或者启发贫苦农民诉苦，书写土改报告等），更重要的是，他们介入乡村也有效地支持了中共的宣传和教育。他们是乡村剧变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是宣传教育的重要媒介，是传播新思想的生力军。
乡村处在贫穷落后、生产停滞的境遇中，广大劳动人民生活艰辛贫穷，而这一切，都来自于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改变不正义、停滞悲惨的状况是中共的革命目标。只有推翻了欺压人民的乡村统治阶层，受苦的劳动者才能翻身做主人，也只有改变了这种阻碍性的生产关系，才能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正是通过这样的历史解释，以及对于未来新气象和正义社会的承诺，新政权才找到了自己的合法性基础。这种思想和理解着意于一种超越性的计划和理性，着力于长远社会经济发展，党因此为全面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寻找到了合理的道德基石。如同Julia Strauss所言，在党自己的道德叙事中，通过粉碎地主阶级的经济和社会权力来摧毁封建主义，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合理和正义的。[13]
三、谭其骧：第一场政治考验
新中国建立之前，谭其骧基本上过着一个平静的学者生活。这位燕京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早在研究生院的时候，本着对历史学一腔执着和浓厚兴趣，在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课程上，同这声名卓著的教授展开过激烈的争论。[14]凭着聪颖的天资和他不懈的勤奋努力，二十多岁的谭其骧已经是历史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15]他有志于学术研究可能开始的更早一些，在暨南大学读书时期，就为自己定下了这样的志向，“其骧十五以前浑浑噩噩，十六十七献身革命，十八而志于学，从今以后，矢志不移。”[16]从燕京大学毕业之后，他多年一直信守自己的承诺，不管是在北平教书，还是辗转南下，随着浙江大学内迁，他一直在书斋中兢兢业业。和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同情左派学生和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镇压。面对日益腐败的国民党，谭其骧和大部分的知识界人士一样，相信不管什么党来掌权，都比国民党要好得多。[17]
1949年解放的时候，谭其骧还只有38岁，正是一个大学教师的黄金年纪，此刻的他还是浙江大学历史系的栋梁。中共接管浙江大学之后，决定停办历史系一年。这样，他一边等待浙大历史系的恢复，一边逐渐靠拢和适应新政权，谭其骧和其他的历史系教员在浙大认真地参加了一年的政治学习。他们非常努力学习苏联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著作，还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18]那时候的阅读研究，不是做表面文章的政治学习，而是踏踏实实地阅读、分析、讨论和辩驳，这是他对马列主义著作阅读最透彻的时期，也是相对自由的年代。学习理论著作，是他面对新时代作出的第一项尝试和调整，尽力理解这个并不熟悉的政党，学习和理解这个党的理论和历史。但浙江大学历史系最终还是没有恢复，谭其骧无奈之下，接受了复旦大学的邀请，迁居上海。
真正的第一场政治考验，是谭其骧到复旦之后才开始的。40岁的谭其骧对教学早已驾轻就熟，可是从未真正的走出书斋，投入到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去。1951年的深秋，他和复旦大学历史系师生一起参加了安徽的土地改革。[19]安徽省五河县和灵璧县是淮北的偏僻贫瘠之地，复旦师生出发是在10月27日，正值深秋严寒之际，谭其骧刚到五河县乔集村不久，就去开工作队大会，进行土改的动员和准备工作，并且向村民宣传土地改革的政策和国家的方针路线。他在10月30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下午村北学校后殿（原为玉皇阁）开全乡村组干部会，陶推余作报告，说明来意，表明态度，解释土改之正义性，必需性，总路线，总政策，并与治淮、贷粮、种麦菜结合。晚上村民大会（街上），黑暗中做土地改革政策宣传，亦与治淮等问题结合，打通群众思想，解除顾虑。[20]
土地改革的第一件事情是动员农民，向他们灌输党的土改政策的合理性。这些新解放区和中共之前比较疏离，农民也没有经过革命话语的熏陶，要改变农民日常的生活节奏和方式，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教育和启发群众的觉悟，而土地改革作为一场党指导下的群众运动，必须得到群众的有效参与和支持才可以进行。动员之后，他们就开始依次访问贫苦，收集材料，召开贫雇农会议等，为土改进行准备，谭其骧11月1日的日记中记载：
下午在寓接见贫雇农，听诉苦。晚到街上群众会上作发动翌日农会会员大会报告，说明农会意义，扩大审查办法。回寓所又与苦主漫谈，深夜始息。连日寓中座上客常满，应接不暇，绝无丝毫余暇。[21]
但是动员群众诉苦过程中，谭其骧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主要是诉苦工作开展不起来，或者开展起来了方向不对。以下这样的情景就颇显得有些奇怪：
“晚党团员去学校开会，余一人在所，找二流子周佩经来谈，劝其明早出席农会表示悔改，因群众对其颇不满也……连日工作困难，群众对地主仇恨心不高，而对顽干、二流子反痛恨，贫雇农之间闹小纠纷，诉苦对象多非地主”。[22]
后来，是在熙熙攘攘，小儿掺杂期间，鸡鸭游行的会场上选举农会会员，召开贫雇农大会，青代会，妇代会等的。并且继续了解地主反革命的材料，书写报告，填写阶段性的土改总结，日常的工作也非常繁重。“上级催索各种表格不胜枚举”[23]，除了文书、表格、日常工作外，谭其骧也要出席各种代表会，参加斗地主的斗争大会。他对一些发现的干部贪污情况，也只能先暂时放下，“上午开代表会，陶惠报告光荣伟大土改任务，余在寓所写总结，匆匆未尽当言，对乡村干部贪污只得暂时不报……”[24]继续开斗争大会和贫雇农的干代会：
“上午开贫雇农干代会，准备下午斗争。下午开阶级斗争大会，现斗胡学恕，次斗张华宗，地契未肯交出。晚上又开贫雇中农干代会，进行教育”[25]。
不过批斗大会，并不是一直都那么顺利，有时候也会出现谭其骧想不到的一些事情，或滑稽，或可笑，但总是有些不那么协调，11月20日的斗争大会上，就出现了这样颇为滑稽的一幕：
“上午斗王振国、王安国、张学申三人。学申父亲为恶霸，管公堂，去年已死。学申好人，现家中仅有薄田十四亩，内四亩水浇，生活不及贫雇农，斗争中群众皆发笑，余亦为之莞尔。”[26]
地主的生活比贫雇农还要差，地方党组织定出来的被批斗的人选，可能只因为他父亲是恶霸，但是谭其骧看到这样荒唐的事情也只能暂时搁置。土改工作的攻坚阶段是最后丈量、调剂和分配土地，还有对于地主四大财产房屋、牲口、农具、粮食的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征收的方案、步骤和方法全部都要反复研究讨论。最后分配的过程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但是谭其骧一直都兢兢业业的忠于自己的职守。
“上午写标语、地标、锣鼓下胡台奔地插标，下午继续奔地交界……晚召开干代贫雇农会分配四大财产。”“下午继续奔地交界……晚再开干代贫雇农会，解决土地及四大财产遗留问题，又至一时半散”。[27]
谭其骧的第一期土改总体看来比较顺利，他在五河县乔集村认真地贯彻党的土改政策，最后的工作是填写表格，逐家逐户的登记核对财产、土地分配表，然后向当地的村干部移交手续。这第一期的土改，谭其骧似乎成功地经受住了考验。从他的日记中，可以明确的读出他对土改政策的深信不疑，以及对批斗地主，重新分配财产道德正义性的确认，否则他不会那么严格的执行党的指示，那么积极地参加斗争大会，而且满怀热情、不辞劳苦的完成繁琐的审核登记等日常工作。
谭其骧成功地完成了乔集村土改，在最后的庆功会上，冒雨赶来的各村群众，焚烧地方老契，这似乎显示着古老压迫的终结和新时代的降临。在晚上召开的全乡干部与工作队联席会议中，大家本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工作态度，互相检讨。离开五河县乔集村的前夕，在他的日记中，谭其骧记录下了这样一幕：
检讨集中于几松，热烈有过于斗争地主。几松贪污腐化，包庇地富，威迫群众，新恶霸也，贾湖、武圩、罗庄三村干部及工作群众起揭发其恶迹，几一一反扑，颇狡黠。几为区政委蔡值亲信，先前群众屡次告发无下文，此次会议上有区委某出席，亦作左袒言，可慨也。[28]
类似几松这样的贪污干部，谭其骧在第二期土改的灵璧县也遇到过，在日记里，他隐隐的表达对凌驾于农民身上的新权贵的不满。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个称职的土改工作队成员，也没有影响他在土改中勤恳工作。完成了五河县、灵璧县两地的土改，离开寒冷的冬天的淮北，结束了这次政治考验，他所得的成绩显然是合格的。回到复旦大学，谭其骧参加了校委会欢迎教员的欢迎会，也出席了土改干部会和全校性的欢迎师生土改队会。[29]1952年的1月31日复旦大学历史系讨论土改的典型提纲，他也是积极分子之一。[30]直到2月5日，土改队在谭其骧的家里写工作总结，漫长的土地改革终于暂时落下了帷幕。对于谭其骧来说，这是20多年的书斋经验中从未遭遇到的现实政治，也是他多年来第一次真正深入体验到乡村和农民生活，第一次真正参加具体革命。尽管在土地改革操作过程中有一些疑惑，也有一些感慨和不满，但是他还是坚决而正确的执行了党的方针和政策，也顺利地通过了第一次政治考验。
四、刘玉芬：在土改实践中锻炼自己[31]
和谭其骧这样从旧时代接收的知识分子不同，年轻的刘玉芬是党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或者说，她是在新时代，才被接纳和收编到知识分子中，成为这个社会类型中的一员。1949年北平解放的时候，她只有18岁。1948年，她刚好中学毕业，那时候北平还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她清楚地记得1948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生活的困难。她的父亲早逝，她和单身的母亲、两个妹妹一起生活，母亲在一家私立中学教书，全家就只靠她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常常是吃了上顿，不知道下一顿的着落在哪里，每天都揣着刚刚赚来的钱胆战心惊，谁也不知道今天的钱是否明天会贬到一文不值，成为废纸。她记忆中还清晰的保存着每天排着长长的队，在粮店门口等待着买粮食的场景。对于还没有进入北平的共产党，她们是陌生的，但也是满怀憧憬，内心似乎总是盼望着北平早一点解放，总盼望着共产党的到来，好早一点结束这样动荡艰苦的生活。
共产党接管北平不久，因为各个部门人员的大量欠缺，决定从社会上广泛吸收有一定知识文化的人，为新的管理部门培育人才。党办了很多的革命大学、培训班和军政学校，在整个北京城招收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参加。党的号召是“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32]刘玉芬的母亲从私立学校辞了工作，带着女儿一起去参加了当时在西苑的革大。她们母女二人在革大学习了六个月，每个星期主要靠吃白菜汤和玉米面馒头度日，住在大通铺的集体宿舍，但是党已经免去了她们所有的食宿费用，除去食宿免费之外，每个月还有一定的生活补贴。这对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整日提心吊胆的她们，生活已经是天翻地覆。她们非常振奋积极地学习共产党要求她们学习的知识，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学习和领悟新知识，塑造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洗心革面，做一个对新社会有用的人：
那时候，我们在学校里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唯物主义论》，还有其他一些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很多学生一起上课，我记得当时我们的老师有些还是著名学者呢，范文澜就曾经是为我们讲授中国社会发展史的老师。[33]
六个月的革大生活是刘玉芬改造思想，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开始。但是，真正把书本知识投入到具体的实践当中，用社会发展史的革命理论指导实践，却是她离开革大之后，参加土地改革的“解放之旅”。土改是她成长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最重要阶段。1950年，刘玉芬从革大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一野十八兵团的文工团，日常的工作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不久她们文工团组织了一个队，在党组织的安排之下，南下到川北新解放区去土改。去往川北的旅途虽然艰辛，但是刘玉芬回忆起来却非常骄傲：
我们去川北主要是靠步行，背着一个包袱，简单拿几件衣服就走了，那时候没有好鞋子，一双军用鞋，走得脚底下都磨了泡。我们的食物简单，行军劳累，但是大家普遍情绪和精神都很高昂。我因为在文工团学会了戏剧表演和演唱，一路上都给大家唱《绣金匾》，或者演出《白毛女》。尤其是演出《白毛女》，后来也在川北宣传土改的时候，也不断地给当地的百姓演出，向人们传达地主怎么残酷的欺凌和侮辱劳动人民的讯息，很多人看了都很感动，有些妇女看了《白毛女》都哭了。[34]
川北是国民党的老巢，还有很多的残余武装力量需要肃清。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地方恶霸土匪结合在一起，成为不可小视的敌对势力。所以清匪反霸是首要任务。农村要顺利地建立新政权，进行土地改革，首先要肃清这些残余武装力量。最初向农村的渗透以解放军部队的形式出现，它们从城市向农村集镇，然后向村庄展开。这些部队的工作除了剿匪外，一般限于收缴当地民众的武器，执行治安任务和组织村里的民兵。[35]而这些年轻的，有一定文化和技能，并且刚刚接受过思想教育和培训的知识分子，首先就是要协助部队剿匪，实际上刘玉芬在清匪反霸中的工作比较简单。因为党员作为外地人来到新解放区的村庄，对当地情况了解甚少……甚至不能讲当地话。[36]刘玉芬恰恰懂得四川话，就做了当时一位党员书记的翻译，跟在他的身边，了解情况，和地方人士沟通，同时也向当地人进行革命宣传和教育。在她记忆里，有一次非常勇敢的冒险经历，令她至今回忆起来都略显得骄傲，一个19岁的女孩，操着不甚熟练的川北方言，去劝说一个当地的土匪头子，劝他不要和人民为敌，改过自新。清匪反霸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枪毙土匪，这是刘玉芬半个多世纪之后，依然不能忘怀的景象：
行刑和枪毙那一天，天气似乎非常的阴沉，我们是由川北党委书记和川北政治部主任带队，行刑场外有很多围观的群众。当时镇压恶霸土匪是由部队战士专门组成的行刑队，但是临时行刑队的人手不够，和我们同来的一个年轻的文工团宣传员，自告奋勇的充当射击手。那天我非常紧张，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到枪毙的场景，一直都冒冷汗。和我一起来的那个朋友，就是去做射击手的那个年轻的宣传员，手发抖的厉害，那是他第一次开枪，怎么都拿不稳，连发了好几枪，全都放空了。我还记得那一天，那个他瞄准枪毙的土匪回头看了他一眼，眼里充满了恐惧和祈求，他就怎么也无法打那一枪。后来，旁边的行刑队队员接替了他的位置，开了两枪，一枪正中心脏，另一枪正中后脑。脑浆流了出来，枪毙之后，土匪的亲人都用当地的红布手帕，把脑浆全收拾好。[37]
这次经历以后，很多个晚上她都有些恐惧，但是她认为那是巩固政权的必要措施，暴力和流血也是正义的。清匪反霸完成后，不久她转向了另外一个村子参加土地改革。她们文工团的一个团长，一个参加过解放四川的老共产党员带队。进入村子的第一件事情是调查当地各家的经济状况，她从当年的地下党组织那里得到了很多村子基本情况的记录报告，作成小册子，每一家都大体有个了解。她首先去做的事情是访贫问苦，动员穷苦的农民起来“诉苦”，而且她也是第一次看到乡村里的穷人生活得那样艰苦，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差得多，她回忆去动员一个贫苦老人“诉苦”的故事：
那时候我走访了村子里最穷的一家，家里没有床，没有被褥，只有一个老头，一个人住在一个摇谷子的笸箩里，盖着破旧的棉花套子，破旧的棉花用线网住，都变成一条一条的。我被这种情形彻底的震动了，你知道我是出身于城市贫民，家里在解放前也是揭不开锅的穷困，但是在我出生成长在北京，从来没有到过农民的穷困到如此程度。于是我一直启发和动员这个老人去诉苦。我一点点耐心的启发，对他说，你看，你给地主干了一辈子，你爹也给地主干了一辈子，现在却什么也没有，你看你现在生活那么穷，不是因为你不努力，是地主的剥削，这种剥削是不公正的。你应该站出来，把地主欺负你的罪行都说出来。你看他们家什么都有，你到现在还是一个人，连老婆都娶不起，不是地主欺压的结果吗。[38]
刘玉芬带着对于新的所有制的期待，心里向往着全新的农村经济结构，用她自己在革大培训班或者文工团学习的话来启发这个全村最穷困的老头，最终这个老头被她说服，参加了诉苦大会，控诉一个地主对他的压迫和剥削。她还说服了其他一些人，好几个月的时间，一点点地问，一点点地做他们的工作，因为要动员群众起来，还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刘玉芬回忆说：
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很难动员，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发言，有人怕地主会报复，有人觉得地主挺好的，不愿意批斗他们。我好几个月的时间，全都用来不断的说服教育、一点点地找人聊天，后来才渐渐的动员了一些人发言。[39]
诉苦之后开公审大会。下一个阶段里，工作队就做一些很常规的事情，丈量土地，计算土地，造册子，四川地方干部用毛笔字写字，列式子，加减乘除。刘玉芬也懂得数学，计算谁应该得到多少土地，地该是怎么分法。分了地以后，紧跟着分浮财，房子、粮食、农具、衣服，还有钱，这些财产都要上报，工作队仔细审查计算后，再一一分给贫雇农。土改工作就是要完成所有这些，他们从地主的宅子分出一间房子来，给贫农住，打开地主的粮仓，分给贫农。看到穷苦的人有衣服、粮食、房子，也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刘玉芬觉得这么久的辛苦没有白费。对她来说，清除那些压迫穷苦人民的地主恶霸，是一件正当而道义的事情，后来的枪毙和行刑，也就没有刚开始接触时那么害怕了：
最后是枪毙地主，但是十个地主里面，只枪毙里面罪大恶极的。我记得我在的那个村子枪毙了四五个。其他的人陪绑，一大批人跪在那里陪绑。我已经没有清匪反霸的时候那么紧张，新的时代到来，新的政权建设，旧的压迫者应该是这样被惩罚的。离开川北的时候，我是期待着农民将过上新的生活，期待着自己所做的一切能为他们带来全面的解放，为农民和乡村的发展带来希望。我一直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40]
五、尴尬的双重身份
土地改革运动，党和国家最有效的理论武器和道德解释是，农村和农民处在封建主义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之中，农民的穷困和生活艰苦来自于不平等的社会生产关系，农村生产力落后也源自于这种不公正的阶级关系和财富分配规则。从一开始，党和国家在土地改革中扮演的角色，就是阐释和赋予这一行动以正义性和科学性。这些话语形式的传播并不仅仅存在于土地改革的实践中。从中共获得政权开始，就在全国的各个角落传播并且输送这些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对社会现状的解释。
剥削和解放的道义逻辑背后是以一系列的理论解释作为支撑的。比如谭其骧在复旦大学一年的理论学习，刘玉芬所在的革大开设的社会发展史课程，都为这一具体的农村阶级压迫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理论，在进入土地改革现实场景之前，知识分子们已经或多或少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和阶级斗争理论知识。[41]这些前提性的准备都是必要而且充分的。可以说，从建国开始，党和国家依凭自己所处于的强势地位，就不断地把自己的话语系统以降落伞式的模式，从中心不断的向外扩散。应该说剥削解放的理论阐释和意义描述本身有很大的说服力，而且非常具有逻辑自洽性。[42]
建国之后，许多沉浸在书斋中的不问世事的知识分子被卷入时代浩大潮流中，开始认识到土地改革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些具有一定理论素养和基础知识的人士，也逐渐理解和接纳了土地改革。阶级斗争概念和理论，逐渐渗入到普通知识人的生活中，参加土地改革是实践新思想的一个平台，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实验，检验新“话语”的一个情境。在所有人介入到具体土地改革场景之前，国家提供了一套用以描述和表达这一行动的语言和意义系统，理论话语自身称为权力运行的重要部分：
“他们为那些具体的参与者或者期待的参与者，比如那些实际的政治行动者，或者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潜在的政治行动者，提供了一套话语，用这一具体和不断更新的语言，他们可以来表达自己”。[43]
知识分子学习了一套新语言来参加政治运动，表达自己。这一套语言是他们得以从事具体实践的原因和理由。在进入土改现场前，他们学习这一话语，进入土改运动具体情境中，他们在实践中不断书写、再现、传播和阐释这样的话语系统。建国初期参加土地改革的知识分子们，基本上都认同或者一定程度上接纳了这样一套逻辑和叙事方式。谭其骧初到淮北的乔集村，首先就是开群众会议，所做的事情就是对当地的农民进行动员，告诉他们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宣传土改的必要性。他对当地包庇地主的行为深恶痛绝，积极支持苦主诉苦，在分土地、分浮财的过程中尽职尽责，一丝不苟。刘玉芬去川北参加土地改革，看到村子里那个老农民生活如此贫穷，她的情感一下子就和革命大学学习的理论联系起来，觉得不得不改变这种不正义的压迫。[44]她动员和启发那个最贫穷的老农诉苦，尽力说服自己村子里贫雇农去诉苦大会上批判地主，也用了相似的话语系统。这种阶级划分，推翻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推翻地主阶级压迫的阐释方式，基本上得到了介入土改场域的知识分子的一致赞同，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们是阶级斗争理论和话语的“合谋者”，也因此是国家权力的“合谋者”。甚至他们在应用这一套话语系统时比中共干部和党员同志还要娴熟，施文淇面对苏南的土地改革，就这样写道：
大多数地主是不甘心自己阶级的灭亡，绝不甘心将它剥削来的果实双手交还给农民。尽管今天土地改革的政策对地主阶级是比过去宽大的多，但地主阶级中仍有许多人在反抗政府法令和土地改革的进行。就以苏南这次土地改革来说，就是一系列的激烈的、包括理论的、政治的、经济的对地主阶级进行反封建的阶级斗争过程。它一方面表明在农民迫切需要翻身和土地，要起来摧毁几千年压在他们头上的封建统治；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却用尽种种方法，或明或暗的进行破坏土地改革，试图维护他们的利益和有利于他们的封建剥削制度。[45]
但是，无论他们怎样努力阐释和重述党的土改话语，也无论他们在土地改革中怎样用自己的技能为国家和党服务。在土地改革中，知识分子的身份始终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在剥削和解放叙事中，成为国家力量的共谋，作为强势话语的合谋者，他们和暴力相互结合，几乎丝毫不犹豫就凭借自己的道德优势和权力优势介入到了乡村固有的经济和伦理环境中，试图改变乡村的复杂结构。这一点上，知识分子是革命话语的持有者和传播者，是教育和改造别人的人，凭借自己的“知识资本”和“话语资本”，和权力合谋，自身也成为权力的重要组成，是权力主体。但是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的重要目的是“锻炼和改造自己”，他们是需要在具体场景和革命实践中锻炼改造自己的人，他们的身份是被改造者，是权力实施的客体和对象。
土地改革并不是知识分子直接面对农民和乡村那么简单的二元关系，除此之外，还有无所不在的党和国家怀疑和不信任的目光。党和国家利用了贫苦农民的道德正义性，党代表贫苦农民的利益，在新的联盟里，知识分子是潜在的对抗因素，因为他们和地主富农这样的剥削阶级存在天然的亲缘关系，可能会成为新政权的对手和障碍。他们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也让党对这个群体的革命性表示怀疑。新语境下，知识分子应该向工农投降。[46]
毛泽东号召他们进入乡村的基本出发点，是让这些不懂实际革命斗争的人，通过土地改革教育和改造自己，让他们不要躲在书斋里做那些“无用学问”，而是把书本知识应用到实际革命斗争中。当然，这种思想改造方式是非常有效的，比起书斋里持续若干个月的政治学习和理论研究，现实革命场景和阶级斗争的真切实在，更能直接刺激人的情感，更能让人深刻领会和体验到党教给他们的理论，让他们接纳和认同党的方针政策。同样参加了土地改革的吴景超这样检查：
在解放以后，我们也学过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但两年的学习，其所得似不如一个月的实践为深刻……土改的第一步，就是要组织广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与地主阶级斗争，在此时，乡村中的每一个农民的立场不能模糊，在两个阵营里，你是站在哪一边？你是拥护谁，反对谁？这些问题，每个人都要作出一个决定性的答案……在学校的环境中，没有尖锐的阶级斗争，没有热烈的群众运动，想在这样的环境中获得阶级观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47]
热烈的群众运动，尖锐的阶级斗争，准确地说，应该是在党主导和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生动场景，成为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革命熔炉。实际斗争中情感和思想的变化，比学习理论要有效的多，也来得实在的多。现场的、可感可观的斗争经验中体会到的思想转变才更有价值，朱光潜的土改总结记载说：
斗争大会的场面是一种情感教育。在这种场面，任何人都要感觉到心像浪一样，要经过几起几伏的情感的激动。我分析我每次当场的情感，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是站在贫苦农民方面，把地主阶级当作对面的敌人来仇恨。我听到农民对地主诉苦说理，说到声泪俱下时，自己好像变成了那个诉苦的农民，真恨不得上前打那地主一下。……像这样的情感变化不是读书听讲所可得来的，它必须由实际斗争经验才能体验到。[48]
现场阶级斗争，声泪俱下的控诉，让知识分子前所未有地体会到革命热情，激起了对阶级敌人的憎恨，甚至“恨不得打那地主”。他们通过实践融入到革命潮流中，改造了自己。
在这样一个通过群众运动来进行国家建设和政权巩固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角色非常特殊。他们并不是一个稳定和清晰可辨的阶层，相反，知识分子是在群众运动中被定义、阐释和重塑的一种社会身份。这种身份曾经的特点是“先行者和觉悟者”，而目前则迫切的需要被改造，在巩固政权过程中，党需要对社会中的各种成分进行重组和整合，而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并非政权的威胁者，他们不是“阶级敌人”而是需要被教育改造为新社会服务的群体。只要站在人民这一边，可以成为“阶级朋友”，而土地改革是进行这种革命选择的重要场域。毛泽东号召知识界人士去农村参观调研，欢迎民主人士组成土改工作队，走出书斋参加土地改革，正是改造和教育这一社会群体的独特方式。作为响应，全国不同阶层、年龄和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踊跃参加了这一革命，他们怀着对新时代的向往，奔赴乡村参加土地改革，激动万分的写下了难以计数的土改工作报告和工作总结。证明土地改革的伟大，诉说自己的感触和从中得到的教育启发。[49]
尽管今天已经很难仔细分析这些土改工作报告中真实和虚构成分的比例，也很难断定这些文字是真诚的内心感触，还是应对时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官样文章，“无可奈何”和“奉命过关”。但仅就知识分子纷纷发表文章谈论土地改革成就这一历史事件，足见在土改中锻炼自己，改造思想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足见土地改革对知识界、精神世界带来的深刻影响。面对中共派遣到江南和北京等各个大学教授和学生组成的特殊土改工作团以及这些社会文化精英所写出的土改报告，Julia这样评论道：
尽管不可能知道这些高等学术界人士是否真的相信他们所写的自己曾参加的江南土改的调查学习评论报告，但是其内容已经很好的说明了，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早在1951年中期，就看上去已经同时内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范畴，并且认同了国家政权推动的将成为一场血腥运动的道德必要性。[50]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开始理解和内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范畴”，接受阶级斗争理论，土地改革则实施了阶级斗争理论。然而，知识分子身份的尴尬双重性在这里显露无遗。一方面，他们持有阶级斗争理论和“新话语”介入到农村乡情和伦理中，和国家权力合谋，共同开展实施了土地改革，有效促进了土改的顺利进行，改变了农村社会固有的经济格局和社会权力模式。而且，他们公开在报纸、电台等全国媒体上宣传和传播阶级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成为土地改革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重要支持人。他们公开发表的声明和书写的报告，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论证了新政权的合法性，成为土地改革道德合理性的辩护人。作为一个刚建立政权不久的党，得到社会中文化技术水平最高的群体公开的支持和赞同，是政权得到巩固的有效方式。
然而另一面，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是在国家目光的监控下完成的，对这个群体的不信任贯穿土地改革的始终。要在革命斗争中改造这些满身酸腐资产阶级气的知识分子，是土地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51]他们必须通过革命实践，被权力驯服，成为新政治体系中更为顺从的一部分。
六、不和谐的变奏：老裁缝之死
乡村土地改革如果是一个宏大的乐章，那么，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这个乐章里和谐的奏鸣。无论是像谭其骧这样的高校教授，还是刘玉芬这样党通过革命大学刚刚培养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完成土地改革这件事情上，都没有经历特别的内心矛盾和挣扎，也没有遭遇道德上的困境和拷问。大部分人都热诚的欢迎和拥抱这一场改革，这些和谐的奏鸣使得这个乐章更加辉煌和高昂。但是在这个乐章里，还有一些或多或少的变奏，隐隐约约的传达出一些令人不安的信息。在那些气势磅礴交响乐里，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那些经历了这些颇有些诡异和不安色彩的故事的人，感受到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呢？而这些不安和焦虑，又传达出什么样独特的政治和道德内涵呢？
乐黛云所经历的故事可能是这些不安声音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她是北京大学1948级的学生，她们班有27个同学，但是这些人当中大部分都在内战期间参加了解放军，或者参加了“南下工作团”。[52]等到北平解放，全班只剩下了5个人，北京大学也迁到新址沙滩，学校的课程面目一新。北大开始开设中国革命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大课，组成学习俄文的大班。那个时候，她是一位热血澎湃的革命青年，每个星期有三个晚上学习《共产党宣言》。她还因为政治课上的卓越表现，被选作代表向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汇报政治课教学的情况。[53]
很快，这个从贵州来的年轻姑娘成为北京大学校园的新起之秀。1950年的暑假，她被选为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中国学生代表团的成员。这是她第一次踏出国门，代表团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然后去布拉格开会。从布拉格回国之后，代表团受到了热烈和隆重的欢迎。年轻的乐黛云面对北大上万名的学生发表演讲，这一盛况使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她依然感怀难忘。[54]从布拉格回来不久，她就赶上了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响彻了中国的广袤国土。各地的民主人士、学生、工人，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被动员起来，签订爱国公约，支援前线的志愿军。乐黛云作为北京大学的积极分子，写了一首激情昂扬的新诗《只要你号召》，成为北大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著名诗章，她号召青年学生奔赴战场，奋起保卫祖国。[55]
她崇拜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地学习共产主义新理论，为维护祖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而奔走在宣传的第一线，这些都没有带来什么内心的困惑和痛苦，她一直保持着道德感的完整性。但是真正考验是参加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经验就像一条隐秘而深刻的伤痕，划破了她心中最后的防线。乐黛云参加土地改革是在1950年的冬天，她们全班二十多个人和全校文科师生一起组成了江西土改工作第12团，由一个县里派来的宣传部部长统筹指挥。[56]她们去往江西的一个镇公所所在的较为富有的村子。按照土地改革的惯例，应该是动员贫雇农起来揭发地主的压迫剥削，激起阶级仇恨，召开诉苦大会和公审大会，批斗地主，分土地和浮财，对罪大恶极者进行专政和镇压。在土改的过程中一并选举农会、青代会、妇代会等群众组织，重新建立地方政权。
整个土改工作程序非常完整清晰，中央也有一套细致的操作规定，但是这些看似非常明确的革命程序和操作技术中，却有些模糊不清的地方。这些模糊之处保留了实施政策时的弹性，给具体参加和负责土地改革的人留下了很大的自由空间。比如在定成分的问题上，杨奎松教授就注意到，虽然土改程序有相当的规定，尤其是强调群众参与，自报公议，三榜定案和允许不服者申诉，但实际上如此划分的办法，基本上还是靠土改干部起作用。[57]这样就带来了很大的主观任意性，某些硬性的标准在实施的时候会差别很大。并且，面对具体情景时如何处理也有很大发挥空间，比如，怎样激起人民群众的仇恨，在动员操作过程中要注意什么问题，对什么样的人应该坚决镇压，如何更好地发动群众等等。年轻的乐黛云遇到了一个类似的难题，参加土地改革近60年之后，她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当时，按照《土地法》规定，土改前三年拥有一定数量土地，而又租给别人，或请雇工耕种的，都是地主和富农；数量较少的，则是“小土地出租者”。按照这个标准，这村很容易就划出了八个地主。我最想不通的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在上海干了一辈子的老裁缝。此人一生省吃俭用，终生未婚；有一点钱就送回老家买地，还做了一些修路搭桥的好事，预期有一个稳定的晚年。不想土改前三年恰恰凑够了当地主的“数”。我曾打过两次报告，说明裁缝也是劳动人民，是否可免划地主？最令我目瞪口呆的是，有一天，忽然“上面”下来一道命令，说是本地农民觉悟太差，不敢起来斗地主，为了进一步发动农民，八个地主一律就地枪决。我首先想到就是那个七十多岁的老裁缝！我连夜走了十几里地去找领导，希冀能救老裁缝一命。结果是我狠狠地挨了一顿训斥，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人道主义、人性论，站不稳立场。[58]
乐黛云笔下的老裁缝，可能是中国大量小地主的一个缩影，实在并没有积蓄多少财富，只是稍微摆脱了贫困，一生辛劳勤苦，省吃俭用，积累下来少量的土地。杨奎松教授就曾经分析了中国农村各地地主衣食住行的水平，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翔实的数据，生动呈现出了那些并不富裕，生活和农民差不了太多，一辈子就为攒点钱买点儿地的小地主。[59]土地改革中老裁缝的形象，可以和纪录片《暴风骤雨》中的地主形象作一个对照和比较：
一大家子，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过年一口年猪都不杀啊，就为攒几个钱啊……攒俩钱就买点地，攒俩钱就买点地，都是这样的地主。那时的地主，一清早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扎个绳子，一弯腰冬天都露出腰来，露肉，他也没什么衬衣。全家都是拼补家增，一块豆腐切两半吃两顿。那时一块豆腐就一分钱。[60]
这些画面呈现出来的，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剥削压迫“原罪”的中国地主，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土地改革中对地主阶级的镇压，很大程度上只是一项政治策略。不少地主富农的帽子是由于当地的比例数，而非由剥削不剥削或剥削量多少决定的。[61]地主是否罪大恶极或者剥削农民退居次要地位，最重要的并不是对个体品质的衡量，而是政治策略的执行，是革命道德自身的逻辑和道德叙事。
而在乐黛云的故事里，老裁缝被枪决这件事，就像一个拥有完满自洽性的道德谱系忽然间出现了内在裂隙。按照乐黛云的道德标准，或者遵循普通人的常识，老裁缝是一个为乡里修路搭桥的好人。他为人还算正直，一生勤勤恳恳，没有做过什么危害别人的事情。他也算不上特别富有，只不过是个在大城市里给人做苦工的普通裁缝，靠着辛辛苦苦积攒的钱，想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他甚至没有娶妻，没有家室，他被枪毙的唯一理由是他拥有土地的数量。在乐黛云看来，仅凭土地占有数量，不能改变老裁缝是“好人”这样一个基本的道德判断，也不足以把老裁缝划为需要被镇压的“阶级敌人”。
老裁缝恰好处在传统伦理遭遇现代革命叙事的一个碰撞点上，而他的死则明确的宣布了传统道德价值的失败。一个好人在革命叙事中变化为“阶级敌人”，个人身份的变换显示出社会衡量标准和价值判断体系的更改，当然这些更改里包含了权力的暴虐。而死亡则标志了新价值标准建立过程中所要付出的生命代价，以及背后残酷的暴力能量。
但是枪毙地主这个场景里，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农民的觉悟太低，根本发动不起来，为了调动农民斗地主的积极性，这八个地主都应该被枪毙。对于那些作出这个决定的领导们来说，为什么杀了地主，农民就可以被动员起来？他们并未对此作出更为详细的解释。但是对于乐黛云来说，土地改革里解放农民的豪情，因为笼罩着老裁缝死亡的阴影，却被削减了。这个扑朔迷离的故事对她的道德性质疑则是永久的。离开江西半个多世纪后，她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试着以“阶级”之明，企图说服自己去原谅种种非人的暴行。但我所亲眼见到的所谓阶级划分完全是人为的，即非道德标准，又不是价值标准。如那个老裁缝，前一天他还是德高望重、乐善好施的乡绅，第二天他就是罪该万死的罪人！原因就在那个莫名其妙的土地之“数”（不劳动而占有土地的数量标准）！我极力不去想这些我无法化解的事，然而，我却无法不感到一种灵魂的扭曲，一种把自己的一半从另一半撕裂的苦楚。[62]
七、暴力网络
现代政治权力对乡村社会的逐渐介入和不断入侵是民族国家体系下的新现象。现代国家体制的一大特征就是把传统中国较少直接和国家面对面的乡土世界纳入到现代行政体系当中。这样一种政府权力介入乡村的过程从民国时期已经开始了，乡土的文化权力结构在现代化过程中受到政治越来越大的强力干预。[63]但是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没有完全深刻有效获得对乡村社会的全面统治。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试图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其党组织机器的组织触角延伸到了县以下的乡村社会，但其组织虽然数量急剧膨胀，机构却比较涣散，其控制能力并不强，并没能够在乡村生根。[64]
中国共产党想扎根地方，获得广大农村全面支持，首先要做的也是把党和政权力量渗透到地方权力网络中，改变地方权力网络的格局，土地改革是改变乡村社会权力网络的最好方式。土地改革强调平等，一定程度上的平均主义倾向，似乎再现了传统农民起义和造反者的共同目标。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太平军曾经有过在地方上把每25户组合成一个以两司马为首的单位作为“地方社会基石”的理想，但是太平军不能实现其理想，并且一般地不得不以支配农村的地方权贵取而代之。与此相反，中共则通过土地改革消除了以土地为基业的地方名流，并且建立了党的控制。[65]
陈永发教授曾经注意到在抗日战争中，敌后根据地通过一系列温和的土地改革，改善贫雇农的生活，贫苦农民大量涌入农会，中共以此为基石，迅速改变了地方的权力结构。[66]要改变地方权力脉络，必须在地方重新塑造和建构中共领导下的政权组织形态。新中国的建立把更广大的农村纳入到政权版图当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对地方获得成功控制，也不意味着中央政权的渗透能力已经达到这些地区。相反，建国初期纳入新中国版图中的乡村地区和农民对新政权的认同和理解相当局限，大部分的农民对这个新型政党还较为陌生和隔膜。《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这样形容：
虽然在有文化的精英眼中，全国统一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使新政权合法化了，这样它就可以取得社会改造和现代化所必需的更深入的政治控制，但它势必面临自远古以来就支配中国社会的地方主义……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民的认识和利害关系局限于他们的农村及附近地区的事情。[67]
新区胜利是靠大部分是外地人的军队从外面进行军事征服而取得，与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相反，它的形式是首先夺取城市，然后把控制向外扩大到农村地区。[68]所以，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后，中共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乡村获得更深的政治控制，渗透到原有的地方政治、经济权利脉络中去，建立自己的基层权力机构和组织。
近代交通运输、火力和警察网络等方面的发展，已给人民共和国新政府提供了各种控制中国形势和暂时控制社会的手段。[69]但是要真正打破地方固有的经济政治权力关系格局，彻底摧毁地方势力中的敌对者，改变农民对新政权的隔离冷漠状态，则需要更高级、更细致的政治权力操作技巧。土地改革是以摧毁地方各种现实和潜在政治对手为目标的，土匪恶霸、地主乡绅、地方名流，这些阻碍中共建立基层政权的可疑分子，是土地改革要清除的目标，而土地改革，则是达到这些目标，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这一改革以土地的重新分配为核心，发展出一整套复杂精细的具体操作方法，也同时诞生传播了一整套话语模式和道义解释逻辑。土地改革的秘诀在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并于鲜活生动的“革命场景”中传播革命话语和革命道德，让普通群众受到革命氛围的熏陶和影响，成为革命叙事的一部分，革命道德实践的一部分，不知不觉地培育对新政权合法性的认可。关于土地改革精致细密的操作技巧Julia这样说道：
毕竟，土地是农民最想要的，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所提供的。通过独特的政策措施，地主被那些遭受践踏和剥削的人公开控诉，为了他们曾经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这些独特的政策是动员阶级意识，调查工作组，群众路线，还有要求非常广泛程度的群众参与，并在戏剧化的控诉会中达到顶峰。[70]
土地改革正是这样一个中共进入和渗透乡村社会政治文化网络的特殊切入点。通过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领导和支持群众运动，持续性地进行宣传教育，重分土地等一系列行为，中国共产党有效扭转了广大农民的冷漠和疏离，成功开始了对乡村的政治控制。同样，这也是政权向广阔基层传达政治讯息能力的一个转折点，运动利用所有可以想象到的技术传达其信息：动员大会、控诉大会、广播和新闻等。[71]动员大会和控诉大会把千家万户普通人裹挟进政治风暴的核心，铺天盖地而来的信息传播技术新手段，带来了更深的信息控制，这样的软性暴力展示了新型权力无孔不入的强大威力，权力不再仅仅是刀枪、炮舰、监狱、军队和法庭，权力也是日常里无时无刻都存在的生活讯息和生活节奏，伴随着饮食起居的每一分钟，深入到日常每一个可能的边缘地带。广泛群众运动模式如同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大剧场，每一个人都难以置身政治之外，每个人都是这个大戏剧舞台中的演员，政治转变为一种日常生活的行为艺术，带来了全新的正义想象和道德亢奋。
当然，在日常软性暴力背后，隐约可以看见真实暴力机器的影子。为了达到政治权力深入的控制，有时候则不得不直接赤裸的使用暴力手段。公开镇压、枪毙、处决这样的场景有效的展示和表达了权力，是权力得以传播的媒介。这就可以理解，土地改革半个多世纪之后，刘玉芬记忆里还鲜明保持着处决和枪毙场景的画面，这种恐怖血腥场面，给她的震慑作用是持久的，但是这反而更进一步确定了她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可。她说，这些土匪恶霸是人民政府的敌人，当然应该予以镇压。[72]处决场面让她对新政权的暴力力量有了直观感受和深刻理解，也正是因为这样，权力得以强化了自我的在场，也为其合法性找到了坚强后盾，道德和武力就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刻合流。同样，乐黛云参加土地改革所在的江西小镇农民动员不起来，上级就决定把八个地主一起处决，通过公开处决地主来增强普通民众革命积极性。正是这种直观赤裸的强制性暴力介入，构成了权力最具体生动的自我阐释和自我表达，克服了地方的冷漠和自我保护，权力的影响和控制就在这样极端的氛围中被强化。福柯曾经这样解释公开处决：
公开处决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因此，在17世纪，直至18世纪初，公开处决及其全部恐怖场面不是前一个时代的挥之不去的残余。它的残忍性、展示性、暴力性，力量悬殊的演示，精细的仪式，总之，它的全部机制都蕴藏在刑法制度的政治功能中。[73]
公开处决就像是一个权力自我演练的仪式，充分展示其残酷和精细，却不给个体的人以丝毫反抗的机会，恐怖场面通常只会带来两种结果，要么反抗和憎恶暴力被镇压，而成为牺牲者，要么接受这种权力的威慑力而顺服。所以不难理解，土地改革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极端化虐杀的例子，档案中有太多的记载，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南方和西北地区的土改运动中，过度的暴力现象对富农的严重伤害，绝不是偶发或个别的。[74]这些做法的作用就是震慑，彰显出这场运动的武力和暴力的后盾。[75]武力和暴力成功摧毁了乡村固有的社会经济政治网络，在此基础上，中共建立起一整套自己的基层政权组织机构。参加土地改革的知识分子对这些权力结构变化是很敏感的，卞之琳就这样描述江南土地改革之后的情况：
通过这次土地改革后，农民的组织力量更加巩固和发展了。现在全苏南已经有三百五十万农会会员，农户组织已趋健全，大量的培养了干部，纯洁了领导成分，一般达到以贫雇农为主的领导骨干。青年团、妇女会和民兵组织等也都大有发展。[76]
宋云彬在浙江土改结束后这样写道：
农民只要经过深入的教育，他们是完全可以接受并且自觉按照人民政府的法令办事的……新登县的全县人口七万四千，土地改革完成后自动报名参军的农民有一万人；他们举行过一次反对美帝武装日本的大游行，参加的有五万人。这不是一个奇迹吗？现在浙江全省农会及其他群众团体组织已经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民兵也很活跃，自动站岗放哨，管制不法地主和反动分子的活动，土匪已经基本肃清，谣言也渐渐消灭，部分地主在农民的监督下开始劳动改造，农村出现了崭然一新的革命气象。[77]
我们可以看到，庞大而精密的农会、妇女会、青年团等党控制下社会组织的渗透，使国家政权对乡村的控制前所未有的增强。Barnett分析说，群众组织，包括农民、劳工、妇女和青年组织，是共产主义权力最具特色的成分，通过这些主要的机构，共产主义国家机器把自己的权力扩展到每个人身上，党也发挥了其最大的影响。[78]共产党政权完成了民国政府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情，那就是通过土地改革让乡村和农民“政治化”与“革命化”。
党以群众运动方式消灭了政权的敌人，完成了政权的巩固和国家建设，让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但讽刺的是，泛政治化和革命化反过身来又吞噬了群众的生活，乡村社会和民间社会独立性逐渐丧失。就像米格代尔所研究的农村一样，被裹挟进国家政治系统中的中国农民也同样失去了传统乡村网络的庇护，愈来愈深地陷入到现代国家的调配主宰中，其脆弱性在于乡村和农民难以再找到任何可以对抗国家力量的方式。[79]
八、“众生喧哗”的土改场景
土地改革通过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清除和摧毁了对抗性政治力量，革命与政治成为人们渐渐熟悉的日常生活，土地改革通过暴力和武力的直接展现让新政权的威慑能量渗入人心，权力密布如蜘蛛网，笼罩在生活各个领域。政治氛围变更带来的改变是非常深刻的，普通农民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已然和过往迥异，乡村中人与人的情感、人们的思想和伦理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乡村和农民开始渐渐成为新政权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阶层，这些曾经只关心有限的地方利益的农民，不得不直接面对国家政权，这些原来脑子里都是封建思想和宗族思想的“乡巴佬”，开始为了宏观的国际事务而参加政治运动，关心遥远的朝鲜战场局势。人们在诉苦会、批斗会、公审大会、行刑场、广播和宣传队工作中，渐渐领悟到党庄严宏伟的事业，尽管这些崇高庄严和乡村社会还时时发生摩擦冲突，乡村社会在庄严崇高的事业和自我本有的乡土逻辑夹缝里一路突围，展示给我们一幅拼贴的荒诞图画，在冲突、矛盾、裂痕、误解中显示出某种戏剧性。
土地改革所打的旗号原本是解放被压迫的农民，但恰恰在这一个剥削解放的革命伦理叙事中，那些被解放的农民大部分都是沉默的。谭其骧日记里曾经记载了他到达淮北时，当地农民的无知，大家对批斗地主完全没有概念，还有动员诉苦工作的困难，大家诉苦的对象根本就不是地主。刘玉芬也明确地告诉我，最初进入村子土改，很难开展工作，大家都不愿意去诉苦。也可能由于淮北和川北都是新解放区，农民都不太了解中共土地改革的逻辑，但是不可否认，在贫雇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这样的分类体系之外，乡村社会还可能拥有自己的伦理情感体系和亲缘关系。[80]农民是否觉得自己是被解放，他们批判和斗争地主是否就出自本心，这一问题也许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在乡村原有道德伦理和新的阶级斗争理论碰撞过程中，国家力量处于明显的强势介入地位，很多国家权威在理论上要求人们自愿参加的行为，实际上却施加了各种各样的压力。[81]邓子恢就曾经提及，诉苦会上的哭，基本上是必须要走的程序，是多方压力的强制下才能完成的：
贫代会一开始就是诉苦大会，要大家抱头痛哭，不哭不算，不哭者就骂为落后分子、狗腿子，为了使群众诉苦，专门培养一批诉苦痞子，甚至县长、县委拿刀刺骨流血。这简直像和尚念经一样，非念不可。本来诉苦会只是启发群众阶级觉悟的一种教育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方式，有许多地方，可以不必经过诉苦。但就在诉苦会上，亦只是几个人诉一诉或者哭一哭，并不一定要人人皆诉、人人皆哭。而渤海的贫代会却把他变成一种宗教仪式，每会必诉，每诉必哭，每哭必痛，这是一种什么方式呢？经过贫代会这种强迫命令的教育，代表们回去如法炮制，难怪强迫命令普遍推行于各村。也就难怪各地群众在诉苦会上真的抱头痛哭了，但应该知道，群众这种诉苦、这种痛苦，并不是诉地主之苦，而是诉我们之苦，不是因地主而哭，而是因我们而哭，这是一种多么严重的现象。[82]
这种喧闹的场面之中，甚至县委书记都要出来拿刀刺股流血才能达到想要的目的。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土地改革的诉苦大会都是逼迫下的产物，革命话语和利益刺激也会一点点地改变乡村固有格局。精心安排的批斗会，精心启发的诉苦，也会激起普通农民对地主的仇恨，通过情感动员和严密的安排，农民也可能会渐渐明白什么是土地改革。[83]但是，伴随土改而来的乡村社会环境巨大变迁，其结果可能是非常复杂和多元的，巨大变革中的乡土社会应该是一幅“众生喧哗”景象，虽然革命伦理具有压倒性优势，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其他声音的存在。
革命话语和逻辑也许并不能完全改变和取代乡村固有的伦理和情感网络，当农民操着难以听懂的地方话说“打倒地主恶霸”时，他们心中所理解的庄严宏伟事业究竟是什么，很难一一去分析，但和党所期望与要求的，一定还有很大距离，乡村将呈现出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情形。莫宏伟就曾经记载了在苏南土地改革中，农村的老太太被教导动员去斗地主，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一到诉苦场地，看见地主被打得可怜，当时拔腿就跑。[84]我访问的对象古小娟告诉我，她丈夫的山东老家土改时，很多农民帮着地主富农和党下派的工作队对着干。[85]还有的村子的情况是新政权已经建立，但是村组织依然是一团糨糊，人们对于土匪也并不同仇敌忾，比如浙江就有这样的村庄：
浙江镇海穿山半岛上郭巨、柴桥两区的村组织不纯。在郭巨区山江乡的两个村，土匪可以公开来去，住在村里也没有人报告。其中一个村的村长公开投匪。据柴桥区调查，在十个村中有六个村的村干部成分不纯。其中不少是当过伪军和宪兵的。[86]
新政权不但组织成分混乱，而且不忠诚于党的事业，也不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党新培养起来的乡村干部也是一副很不革命的荒唐脸谱。他们在革命事业中营私舞弊，不顾群众和广大农民，而只顾谋取个人私利，贪污腐败的官员里还形成了一幅“官官相护”的荒诞画面：
绍兴禹陵乡普遍发现村干部贪污。如第五村共得胜利果实三万余斤，村干部只向上级报了两万余斤，其余都由村长、农会主任、小组长和与其有关系的亲戚分掉了，引起群众普遍不满。村长王正全分了五百五十斤粮食，还自觉很有理。公开说：我过去当长工，现在替大家办事，从白天跑到黑夜，拿这点谷子和分这点田，也不算多。该乡负责人也认为这是明贪，不足为奇，还说，绍兴县里培养出来的村干部，一百个有九十九个都是贪污的。该县县委林岑认为如果处理了这些贪污的干部是会“使干部的情绪低落的”。[87]
不管政治力量多么强势，遭遇到具体乡村场景和地方利益、乡情、习俗、伦理都会有一个逐渐互动的过程，而且处在复杂历史变迁中的每个个体身上也会出现各种新旧观念并存的状况。李侃如在对天津1950年代的革命的研究中，就发现重要的社会变化和发展的确会发生，也会影响人们看待社会的观点，但是它们的结果经常是新旧观念的混合，不可能完全形成有关人们之间关系的新概念。[88]在新旧观念错综复杂的交错中，人们的价值观尚未完全僵硬固化，所以对一件事情的认识和处理也会大相径庭，事件的发展峰回路转，往往会带来一种啼笑皆非的荒诞感，比如吴中杰就记载了复旦师生参加土改过程中发生的一件荒唐事：
华东土改工作团的干部们以老革命自居，对知识分子缺乏尊重，双方矛盾也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一次是由工作团一名干部自杀事件引起的。这位干部追求复旦新闻系一位女生，纠缠不休，该女生被缠得没办法，只好向小组长汇报，小组长葛迟胤严肃批评了这位干部，教他别纠缠了，不料这个干部恼怒之下，竟开枪自杀了。于是工作团要追究葛迟胤的责任强迫他作出检讨。葛迟胤是根硬骨头，他说自己没错，坚决不做检讨。工作团就上纲上线，说他逼死工农干部————这在当时可是很严重的罪名。葛迟胤经过调查，指出该干部是小商人出身，而且搬出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证据，证明小商人属于小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不是一个档次。毛泽东著作在当时是革命运动的指南，谁也不敢非议，此事只好不了了之。[89]
土地改革中的“众生喧哗”恰如此景，调戏纠缠女子本来是道德污点，因为是“革命老干部”可以免责，逼死工农干部本来是个“大罪”，但是因为其“阶级出身”的“不够档次”，转眼就改变了这一罪状的性质，一场桃花事件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而后因为理论上的破绽终归不了了之。人们生动而巧妙的运用革命理论，在各种空档中左右突击，制造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老同志们忠诚于伟大领袖的“革命指南”，却不知道怎么娴熟应对指南和现实的裂缝。这个场域中，权力、革命话语、伦理、道德、情感、利益，各种因素非常复杂交织在一起。仅仅依靠权力强制和暴力威慑，绝对不可能一下子按照党期待的伦理塑造乡村，也不可能把庄严伟大事业的理解传递给每一个人。如果说革命事业只有一个，那么对革命的理解则有千千万万，革命的具体情景，以及每个具体情景的复杂意蕴则更是喧哗和多变。
知识分子在这场改造自己的实践斗争中，也不是那么单纯接纳新意识形态，改造自我，他们身上继承的东西，也绝非单纯的某一种意义系统，而是复杂的道德和价值系统，他们承担着各种意义和叙事方式的混合，因此也不得不经历不同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的碰撞。这些价值意义冲撞景象，间接证明了权力和暴力在面对人心时的无能为力，权力和暴力有自己的边界和限制，舰炮在战场上可以凭借强力而取胜，但是在人心和道义的战场上，事情要复杂隐秘的多。
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斗争，远远超出了在自己书斋中的想象，在现实中所亲身经历的事情，也要比学校里学习社会发展史和阶级斗争理论微妙，土地改革实践带给知识分子的影响和教育也可能是多重的。比如乐黛云在江西的一个镇子参加土改，偶然遇见了一个善良朴实的老裁缝被定为地主，她想要把这个一生勤勤恳恳，为乡里做了不少好事的“好人”救出来，但最终失败，结果是老裁缝被镇压枪毙。这个故事在完整的道德链条中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个小小的缺口无意间使整个链条断开。在这样一个几乎微不足道的断点和缺口上，剥削和解放的道义叙事呈现出内在悖论，也显示出被语言帷幕和崇高逻辑所遮蔽隐藏的另外一面。那些被遮蔽和隐藏的东西，是一种道义对另外一种道义的残酷践踏和蔑视，是新道德对旧道德摧毁的能力，是凌驾于传统价值之上的、一张压迫着所有人的暴力之网，是某些道义和价值无可挽回的倾覆和塌陷。乐黛云的痛苦正是来源于这样的道义碰撞，那是一部分的自我和另一部分自我的对抗，是自己继承的传统价值遭遇革命道德时的深深迷惘和无助，同样，也是道德叙事自身出现裂缝而无法得到解释时灵魂的茫然和分裂。按照乐黛云的说法，是把自己的一半从另一半撕裂的苦楚。
如果有分裂，有痛楚和迷茫，就证明那些庄严崇高词语，并不能那样毫无阻碍深入人心，当然，权力震慑，枪毙和行刑，也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真实世界和理论世界的巨大反差，让人对弥漫一切之上的暴力和权力产生模糊的恐惧和幻觉，但不是信服。就像张爱玲在《秧歌》里所描述的故事，那个上海边上的村落，里面发生了饥馑、暴动、抢粮食、烧粮仓，农民以一种原始的悲壮反抗强加己身的横暴权力。[90]这些事情在正史中很少出现，但是并不表示不存在。被派到这个农村参加土改，体验生活，为社会主义土改作宣传的作家顾冈，看到这里的人一日三餐都是一锅稀薄的米汤，里面浮着切成一寸来长的一段段的草，但是报纸上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说这一带地方，或是国内的任何地方，发生了饥馑。他就像是跳出了时间与空间，生活在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他非常清楚上级派他来是要歌颂土地改革，要写乡村伟大历史变革，人民欢欣鼓舞和积极热情，而不是那个农村女孩如何一把火烧了镇公所粮仓，也不是死亡和暴动。他就在这样的荒诞和幻觉中，臆造一个不存在的水坝故事，写村民们如何热火朝天兴修水坝。[91]
当人们用不太理解的崇高词汇堆砌起一个虚假的正义世界时，现实却在饥馑和暴动，盲目的幻觉和时空错乱的虚无中展现出狰狞的面目。枪毙多少个地主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报纸上有多少歌功颂德的文字也不能抹煞现实存在的另一面，数字上的胜利并不能改变事情的错乱感。权力带来的幻觉纵然可以蒙蔽一时，知识分子面对一些事情，可以假装没有看到，可以有选择性的忽略事实，可以臆想出另外一个世界，然后用漂亮的、富有逻辑的，义正词严的话为崇高庄严的事业辩护，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事物荒谬和虚幻的本性。
九、结语
土地改革运动对新中国政权巩固居功甚伟，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固有权力关系遭受到沉重打击，能够和共产党新生政权对抗的政治势力不复存在，中央政府成功把农民纳入自己的权力系统，把在当时还举足轻重的广大农村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其政权根基变得十分稳固。土地改革给予贫苦农民生产和生活资料，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平均地权”的愿望，在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内，普通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所有权，生产积极性有很大提高。获得土地的农民保家卫国，积极参加到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巩固政权的战斗中，从政权巩固和政治动员成效来看，这场运动是非常成功的。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土地改革也摧毁了乡村内在能量，社会经济内在生长能量，摧毁了传统血缘伦理关系，传统伦理、道德和信仰在革命暴力中被瓦解，乡村因此逐步步入一个“革命政治”时代，乡村生活各个领域都开始“泛政治化”。传统的经济、社会权力和伦理道德基础一旦不存在，乡村就只不过渐趋成为巨大利维坦机器中的零件，只能顺从庞大国家机器意志，而无法为自身谋取福利和幸福，面对国家机器任何举措，乡村不再具有谈判商议，对抗博弈的筹码。在国家主义的祭坛上，农民自身福利不过是随时可以祭奠的羔羊。
一旦国家机器发觉暴力剥夺地主土地不能有效获得农业剩余发展工业，农业集体化和国家计划经济，牺牲农民利益促进工业发展就是大势所趋，土地改革为随之而来的农业集体化铺平了道路。杨奎松教授指出，中国土改照搬苏联的模式，强行将农民纳入到计划经济控制下，以牺牲农业的办法促成了工业的迅速发展。广大农民则为保障工业和城市发展需要，不仅任由国家涸泽而渔，而且在身份上沦为二等公民。新中国成立30年后，中国甚至还有几亿农民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92]中国农村和农民为土地改革和随之而来的集体化和工业化支付了巨大代价。
知识分子在土地改革中是“局外人”，他们携带权力而来，与国家合谋，介入农村，也同时是权力改造的对象，是国家权力的“他者”。自现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逐渐遭到侵蚀，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逐渐解体，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城市发展壮大，渐渐取代乡村，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现代城市诞生和激励了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学校、出版、新闻媒体等新型知识界社会网络逐渐形成，传统的绅士开始转变成现代知识分子，这一知识群体越来越远离故乡，漂浮于城市，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现代化因此也是乡村精英逐渐淡漠和疏远故土的过程，他们飘浮于各种社会结构之上，脱离了原有的体制，却还是在寻求某种归宿。[93]土地和乡村也许已经不再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但在情感和道德上，始终占据很大的份量，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现代知识分子总是有意无意间向故土投下深情眷恋的一瞥，为什么现代文学有那么多赞扬乡村纯朴美好的作品。乡土在知识分子心里，或有些许遥远和陌生，但始终是他们根之所系，是他们所来自的地方。
土地改革提供了一种把现代知识分子和农村世界再次整合起来的机会，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对他们而言，是弥合自己和乡土社会逐渐分裂所造成的痛楚和失重。他们深入乡村，和农民同吃同住，体验到一种全新生活方法，加强了他们对农村和中国社会的全面理解。能从书斋中走出来，看到天下苍生的疾苦，深切感受中国真实面貌，对知识分子来说，的确是难得一次增长见识，了解国情，理论联系实际的绝好机会。[94]土地改革让这些象牙塔中与世隔绝的人，深入实际革命斗争，更好地理解中国革命的复杂成因，理解中国革命复杂历史和现实因素，也因此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有更深理解和认识。土改中革命的情景感比起书斋中的学习真切实在的多，知识分子都把它看成生动的教育课程，大部分都接纳了党对乡村世界的政治秩序的重新阐释和表达，接纳了其意识形态话语方式。
对于党和中央政府而言，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是教育改造他们的一个好机会，有助于把知识分子这个社会类型整合到新型国家体制中，从而完成其现代国家建设的任务。国家政权主导的政治生活和政治节奏需要深刻的改变了乡村生活、生产、人情和伦理，也需要重新整合乡村和城市，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关系，土地改革是一个成功实践，在整合这些关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但是在这些成功背后，有一点微弱的不和谐音符，有一些淡淡的阴霾正在扩散。通过现场实践，党和政府本来原想让知识分子理论联系实际，投入到革命事业中，但是近距离介入到革命的场景中，实实在在的参与了残酷、毫不留情的革命，他们才真正领略到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暴烈。他们亲身参与土地改革，才有机会切实看到土地改革政策随意性和其中隐含的问题，看到农村在土改中真正变化，地主、富农和普通民众付出的代价。在革命斗争中，他们还可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还会有很多的疑问：为什么农民会更痛恨乡村干部而不是地主？为什么原本是革命者的乡村干部开始作威作福，而且干部中贪污腐败现象在土改过程中日趋严重？为什么善良勤恳的好人会被划成地主？地主划分标准的专横和不合理，简单地采用百分比的统计数据考察农民的土地占有关系，却可以忽略大小地主、占地多少及由此带来的种种重要差别？为什么土地改革中血腥镇压有那么多，而暴力执行起来没有人可以阻拦？这些问题可能一时无法得到答案，但是一种新型的力量笼罩在一切之上的隐隐不安却在其中暗暗弥散。人性中的恻隐之心，朴素的道德标准，真切的价值冲突的折磨，这一切就像冬天的种子一样深埋在心底，土地改革和改造思想的结果，可能就是这样的双刃剑，没有人知道，这些逐渐发酵的杆菌，在未来会酿成什么样的变化。
The Tribulation of Revolution：Intellectuals attended land Reform in the Early PRC Wang Ying
Abstract：Land reform was very important for intellectuals to learn new China’s discourse，especially the discourse of Class struggle，intelectuals need to reform their own thought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society．Intellectuals’role of land reform was paradoxical：for one hand they cooperated with party‐state，propaganda and teaching peasants，for another hand，they need to reeducate themselves to be new man．The aricle is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s of party，intellectuals and peasants，analyzing the practice of power．The key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how the new morality affect intellectuals’thoughts，describing the contest of different values，and how it affect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Chinese politics．
Key words：land reform；intellectuals；paradoxical identity；class discourse；value contest
【注释】
[1]Forexample，Suzanne Pepper，Civil War in China：the political struggle（1945—194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2]参见高华：《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香港亚太研究所，2004年版。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0页。
[4]詹姆斯·汤森：《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58页。群众路线对官僚和知识分子具有控制作用，民众团体监督官僚和知识分子的行为，也表达了一种民众主义的倾向，表达了与人民相认同和对人民负责当观点。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革命合法化的因素，其路线强烈的倾向于农民，因为这也是党的大众基础或义务。
[5]Leo Ou‐Fan Lee，Literary trends：The Road to Revolution，1927—1949，see Mere，Goldman and Leo Ou‐fan，Lee edited，An in 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Cambridge，UK．；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260—265．
[6]林蕴晖：《20世纪的中国：凯歌进行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页。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6页。
[8]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173页。
[9]Timothy Cheek，Propaganda and culturein Mao’s China：Deng Tuo and the intell igentia，Clarendon Press，Oxford，1997，p．131．
[10]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1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
[1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页。
[13]Julia Strauss，Rethink Land Reform and Regime Consoli dati on inthe People’s Republicf China：the case of Jiangnan1950—1952，see Mechthild Leutnered．Rethinking Chinainthe1950s，Münster，Lit：Berliner China‐Hefte，2007．pp．25—26．
[14]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4页。
[15]同上书，第24—49页。
[16]同上书，第19页。
[17]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
[18]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19]关于复旦大学参加安徽的土地改革，可以参考吴中杰：《复旦往事》，我对复旦大学1951年中文系学生古小娟的访谈也提及了同样的历史过程。关于谭其骧参加土改的历史过程，也可以同时参考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183页。
[20]谭其骧：《谭其骧日记》，上海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21]同上书，第3页。
[22]同上书，第3—4页。
[23]谭其骧：《谭其骧日记》，上海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24]同上书，第5页。
[25]同上书，第7—8页。
[26]同上书，第8页。
[27]谭其骧：《谭其骧日记》，上海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28]同上书，第11页。
[29]谭其骧：《谭其骧日记》，上海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30]同上书，第22页。
[31]刘玉芬的经历来自于2008年11月19日对刘玉芬的访谈。地点：北京刘玉芬家中。本文中的人物姓名已经做了相关的学术处理，为化名。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
[33]2008年11月19日，刘玉芬的谈话。
[34]2008年11月19日，刘玉芬的谈话。
[35]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中国的兴起（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36]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中国的兴起（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37]2008年11月19日，刘玉芬的谈话。
[38]2008年11月19日，刘玉芬的谈话。
[39]2008年11月19日，刘玉芬的谈话。
[40]2008年11月19日，刘玉芬的谈话。
[41]吴中杰在《复旦往事》中提及思想改造最初是正面教育可以作为参照。师生学习社会发展史，唯物辨证论，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五评《白皮书》的文章等。大家都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因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论；而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参见吴中杰：《复旦往事》，广西师范大学，2005年版，第3页。
[42]这种逻辑得到了众多知识分子的认同，1948年执教于北方大学，曾经亲身参加了山西省土地改革的美国友人韩丁，就对解放中国农民的土地改革的道德正义性给予了极大赞赏，称之为农民翻身，一个新世界。参见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韩倞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其扉页曾经给“翻身”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解：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一些新的词汇。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它意味着播出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物，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一个新世界。
[43]Schoenhals，Micheal，Doing things with words in Chinese Politics：fivestudies，Berke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2．p．14．
[44]农民生活的贫困也是知识分子接受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改变农民生活贫穷状态也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共有的心情。作为参照，谭其骧参加土改五无河和灵璧的穷困程度，和刘玉芬所在的西川相差无几。据余子道说的两个地区情况，他在五河和灵璧跑了很多人家，没有看见一张四只脚完整的桌子，没看见一家有脸盆，毛巾的，最好的也只是在灶头上埋一个瓦罐，烧饭时可以热一点水，里面放一块旧布，全家轮流用这块布擦脸。父子合用一条裤子。有些在堤坝边上搭一个草棚住，大水一来就泡在水里，有些人家住的房子没有屋顶，下起雨来只好东躲西藏。当地以胡萝卜和山芋为主食，并辅以高粱粉。
[45]施文淇：《我所见到的苏南土地改革》，《新观察》1951年4月10日。
[46]吴中杰：《复旦往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复旦师生在土改总结会上提出问题：农民的思想意识比较落后，知识分子应该向农民学习什么？土改工作队里的党员干部也无法解决，因为他们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党小组长余开祥引用过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曾经肯定过学生运动的先锋作用，并说过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但是来自中央工作团的党校干部则说，毛主席虽然肯定过学生运动，但他还讲过知识分子应该向工农学习的话，这是一个方向问题。这位干部斩钉截铁地说，知识分子应该向工农投降。这其中知识分子究竟是“先觉悟者”还是需要“被改造者”，也形成一个非常奇特的反差和对照，显示出知识分子身份在新语境下的悖论成分。
[47]吴景超：《参加土地改革的心得》，《光明日报》1951年3月28日。
[48]朱光潜：《从土地改革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光明日报》1951年4月13日。
[49]比如，《从土改中学习》，新建设杂志社1950年9月25日增订第五版；《重庆市郊区土地改革参观团工作报告》，重庆西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6月初版；《各民主党派参加减租退押反霸及土改工作报告》，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编，1951；《北京各大学教授华东区土地改革参观团总结》，苏南人民行政署土地改革委员会，1951；《土地改革与思想改造》，光明日报951年6月初版；《土改与思想改造》，皖北文教社编，1951。1951年到1952年之间的《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新观察》、《新建设》等报纸和期刊都陆续的刊登了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所写的见闻、报告和思想总结。而且，当时全国官方的广播电台等媒体也大量播报了知识分子赞扬土改的报道。
[50]Julia Strauss，Rethink Land Reform and Regime Consolid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 cf China：the case of Jiangnan1950—1952，see Mechthild Leutnered．Rethinking Chinainthe1950s，Münster，Lit：Berliner China‐Hefte，2007．p．26．
[51]可以参见和对照吴中杰：《复旦往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知识分子本身在土改中接受改造，真正的决定权掌握在华东土改工作团手里，由他们来划定成分、选取斗争对象、决定处置办法。干部团才是主人，知识分子是捎带的“帮忙者”和“受教育者”。
[52]关于南下工作团，谈松华说是为适应我军南下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需要，一批大学生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南下服务团”、“西南服务团”，随军南下，他们后来成为南方各地干部队伍的骨干，参见谈松华主编：《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简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53]乐黛云：《四院、沙滩、未名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5页。
[54]同上书，第26—29页。
[55]乐黛云：《只要你号召》，载北大反美侵略会编：《北大抗美援朝运动特辑》第二辑，951年。
[56]乐黛云：《四院、沙滩、未名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57]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第一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58]乐黛云：《四院、沙滩、未名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38页。
[59]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第一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162页。
[60]转引自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第一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
[61]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第一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
[62]乐黛云：《四院、沙滩、未名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63]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996年版。
[64]参见王奇生：《战时国民党党员与基层组织》，载《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4期。
[65]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中国的兴起（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66]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湾联经出版社2001年版，第350—351页。
[67]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中国的兴起（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9—70页。
[68]同上书，第72页。
[69]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中国的兴起（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70]Julia Strauss，Rethink Land Reform and Regime Conso lidationinthe People’s Republicf China：the case of Jiangnan1950—1952，see Mechthild Leutnered．Rethinking Chinainthe1950s，Münster，Lit：Berliner China‐Hefte，2007．p．24．
[71]Kenneth G．Lieberthal，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1949—1952，Stan 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80，p．178．
[72]参见前刘玉芬谈话的引文。
[73]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4页。
[74]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第一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75]高王凌、刘洋：《土改的极端化》，《二十一世纪》2009年2月号，总111期，第41页。
[76]卞之琳：《江南农村两种景象的交替》，《新观察》1951年4月10日。
[77]宋云彬：《西湖农民的春天》，《新观察》1951年4月10日。
[78]Doke，A．Barnett，Communist China：theearly years，1949—1955，New York，F．A．Praeger1964．pp．29—30．
[79]参见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姜开君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80]参见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十二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33—146页。
[81]Doke，A．Barnett，Communist China：theearly years，1949—1955，New York，F．A．Praeger1964．p．18．
[82]邓子恢：“在渤海区党委高干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8年1月2日，阜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案卷号2‐1‐9。（阜阳市档案馆的材料来自于我的朋友满永，特此致谢。 ）
[83]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八辑），商务印书馆001年版，第102—103页。
[84]莫宏伟：《苏南土地改革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页。
[85]2008年11月19日，古小娟的谈话。访谈地点：北京。文中人物为化名。
[86]《浙江个别地区的村组织不纯》，1950年10月14日，内部参考。
[87]《绍兴禹陵乡普遍发现村干部贪污》，1950年7月1日，内部参考。
[88]Kenneth G．Lieberthal，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1949—1952，Stan 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 ford，California，1980．p ．181．
[89]吴中杰：《复旦往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90]在土地改革开始后，中国乡村有不少地方都发生过饥荒，这样的材料在公开出版物中很少见。1951年4月21日《内部参考》中《湖北目前春荒正在发展》报道了因为饥荒饿死人的情况。灾情已经相当严重，宜昌、郧阳、荆州、大治等专区有百分之七十户吃不到麦收，轻的也有百分之三十。1951年4月27日的《内部参考》中披露了湖南汉寿县发生的暴动，暴动记述比较简单，但是当地地主和农民捆走了乡里农协主席和公安派出所人员。最终还杀死了公安人员。
[91]张爱玲本人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她流亡香港之后开始创作的这篇小说，以当时正在大陆如火如荼展开的土地改革为范本，她描述了普通农民在新时代土地改革境况下生活发生的变化和以生命为代价的反抗。张爱玲的这篇小说长期在大陆遭到查禁，90年代之后开始稍有松动。现有的《张爱玲文集》中很少收录这个长篇小说，相关故事可以参见，张爱玲：《秧歌》，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
[92]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第一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
[93]参见黄平：《在漂泊中寻求归宿》，载许纪霖主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94]例如，吴中杰记载的复旦师生在灵璧、五河参加土改，知识分子看到农民异常艰苦的生活。如他们建屋子的材料，不是窑烧的砖瓦，而是碎麦秆，碎稻草与泥土拌起来在模子里压成大土砖，历史学家周予同、谭其骧说，这是西汉时期水平，而耕作方法，连西汉都不如，因为西汉已经有牛耕，而这两个县，连一头牛也看不到，农民都用锄头翻地。参见吴中杰：《复旦往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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