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与民族地区城市化路径选择
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刘 涛
内容提要：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成就。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方兴未艾，对城市化路径的论说多集中在工业化道路上，民族地区也不例外。然而，不同的民族以至整个人类现实境况的改善或“发展”必然存在着方式、道路和方向的多元化选择。通过梳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历史，对云南省以文化产业促进城市化发展的情况进行调研，可以发现：发展文化产业可以成为民族地区城市化道路的一种现实选择，不仅有助于城镇规模的扩大，经济收入的增长，更重要的是维护和发展了文化多样性，使作为主体的人能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进而使民族地区的整个社会结构实现更具发展型的转变。实践表明，发展文化产业可以是打破城市化过程中的“工业化路径依赖”，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现实选择。对于广大民族地区来说，文化产业具有重要的“文化和经济”的双重意义。因为城市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对各种文化进行浓缩、凝聚、储存、保管、消化、选择的最好“容器”，也因为民族文化只有在与民族现实的经济状况、生活状况的包容与沟通中才能获得生命力，可以确定，文化产业在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实践不仅是对民族地区城市化道路多元性的有益探索，也应该会给我们更好地实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更多的选择。
关键词：文化产业 民族地区 城市化 路径 选择
文化产业与城市化[1]之间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从源头上说，正是“城市与城市文化的形成，为文化产业的空间存在培育了文化生态环境，从而使文化产业形态的现代形成成为可能。……城市为文化市场的形成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固定的空间形态，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态学前提，因为只有城市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聚集人才，发明和传播新的技术，进行把发明运用于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实验。”[2]
自中共十七大提出“积极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来，经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进一步推动，目前几乎所有的省、市、县政府都制订了自己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在政策层面上，文化产业作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新兴经济增长点，其重要性已毋庸置疑；在实践中，文化产业作为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载体和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意义和价值也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关注。民族地区[3]也不例外。近年来，依托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资源和自然风光，以文化旅游业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许多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此基础上，通过旅游小镇、工艺品小镇、历史文化名镇（村）等多种形式，文化产业对民族地区多元化的城市化进程的积极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
一、民族地区城市化现状
中国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4%。[4]
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都地广人稀，资源富集。然而，由于受经济基础和交通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少数民族分布较集中的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与东部地区仍有很大差距，具体表现为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产业层次低、市场化程度较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非国有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等，特别是一些偏远地区，基本的温饱问题也未完全解决。就城市化水平而言，民族地区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差距十分明显。改革开放30年来，总体而言，中国的城镇化已进入加速发展期：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8年的45．7%，设市城市从193个发展到655个，建制镇从2173个发展到19369个，2008年城镇人口达到6．07亿。在东部地区，通过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了非农转移，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较为协调，产业结构正在进行转型升级。同时期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发展却仍较为缓慢，中国城镇化率最低的几个省区都属于这类地区，比如西藏（2008年为22%）、甘肃（2008年为32%）、云南（2008年为33%）等。[5]
一般说来，我国民族地区的城市化除了总体水平较低外，还具有以下特点：
1．发展不平衡。民族地区现有的城市布局主要集中在新疆、广西、内蒙古、云南四省区，青海、宁夏、西藏等省区城市较少。城市密度最高的是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其城市化率已接近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水平。
2．城市功能有待完善。同非民族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城镇多为当地的政治中心，职能单一，经济和文化的辐射力较弱、工业化和信息化水平普遍较低。
3．小城市较多。我国共有正式建制的小城市39个，其中，民族八省区（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新疆、青海、宁夏、西藏）就占了22个，是总数的一半还多。
4．首位人口城市负载量过重。城市首位度是指首位城市人口和第二位城市人口的比例关系。从我国的情况看，首位度偏高的情况几乎集中于民族省区。首位度偏高不仅反映人口分布的不合理，而且还说明民族地区的产业过分集中于首位城市，首位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缺乏作为联结的纽带，不仅严重制约了首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极大地影响了大城市辐射作用的发挥。[6]
冷战结束以后，许多国家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都成为了民族分离运动、宗教分离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温床，也使得这些地区的稳定、安全、发展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根本上说，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稳定、安全、发展之所以会成为“问题”，其源头之一就在于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集中表现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区域社会相对封闭、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等几个方面。这些差距的出现是文化、宗教、历史、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互动作用的结果，其形成机制十分复杂。为了消弭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业已存在的巨大差距，维护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大力推动城市化进程已成为民族地区各级政府的现实选择。城市化在民族地区的深入进行，不仅可以改善当地的生存条件，满足少数民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而且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巩固边疆、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7]
当前，对民族地区城市化路径的论说多集中在工业化道路上，如“值得注意的是，在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滞后和工业化程度的低下往往是同构的，即工业化的落后导致城镇化发展动力的不足，而城镇化水平的低下又使工业化发展缺乏载体市场。这说明，大力推进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进程，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水平，是加速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8]“城市的发展往往与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只要工业充分发展，围绕工业建设就可聚集大量的城市发展所需要素：人口、资金、服务、基础设施等，从而带动城市的兴起。为此，西部地区应立足资源优势，按照工业和城市布置原则，合理布局一些重点工程和工业项目，并力求按高标准来建设这些项目，使之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气候，带动与之相关的产业发展，为城市快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围绕大工程或大工业建设城市，是西部地区农村城镇化的一条捷径。”[9]然而，中国国土辽阔，同为民族地区，不同地方之间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也存在较大差异，不但存在发达、中等发达、欠发达等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区别，各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心理特质和历史沿革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民族地区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不能千篇一律，必须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探索符合本地区、本民族特点的发展方向和模式。
二、云南文化小镇的实践
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无疑有着密切的联系。催生了机器大工业的工业革命的另一成果就是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工业革命’是指从农业、手工艺和劳动密集型经济向以机器生产、专业化分工、资金更自由的流动、大工厂和城市人口密集为主的经济的过渡。”[10]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水力是受地方局限的，蒸汽力却是自由的。如果说水力必然地带有乡村的性质，那么蒸汽力决不是必然地带有城市的性质。只有它的资本主义的应用才使它主要地集中于城市，并把工厂乡村转变为工厂城市。”[11]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与机器大工业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和绝对的，机器大工业建立的只是“现代化大工业城市”，[12]并不能涵盖城市的所有类型。
在工业化模式之外，近年来，云南省内各地已涌现出一批以发展文化产业推动城镇发展的成功案例。这些城镇或以文化旅游业见长，或以民间工艺品为优势。在这些地方，文化产业的强力助推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也使得民族文化资源在与市场的对接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走出了一条以民族文化复兴促进城市化的新路。
1．“旅游小镇”模式
2005年，云南省政府出台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旅游小镇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开发建设旅游小镇，有利于推进城镇化步伐，丰富城镇类型，是我省城镇发展的新路子。……发挥云南人文历史及自然景观资源优势，加快旅游小镇发展，可以增强旅游小镇的吸引力，调动全社会参与小城镇建设的积极性，以各种资源和要素的有效聚集，促进小城镇建设，并通过旅游小镇的建设创新城镇建设和发展的模式，带动我省各类特色城镇的建设，推动全省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尔后，云南省建设厅、旅游局编制了《云南省旅游小镇规划纲要》，明确了“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群众受益、永续利用”的建设方针，并在全省首批选择60个镇，按照“全面动员、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方式建设。从那时起，云南旅游小镇的开发进入了快车道。以名列云南十大旅游名镇之一的西双版纳勐罕镇为例，自旅游小镇战略实施以来，在龙头企业————融傣族宗教文化、民居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为一体的勐罕傣族园————的带动下，勐罕的旅游业有了飞速发展，截止到2009年7月，已接待游客近千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5亿元，建成国家4A级和3A级景区各一个。居民原来以出售农产品为主的收入结构也有了改变，仅傣族园一处就吸收了500多名村民就业，还有不少村民在自家竹楼中搞起了“傣家乐”接待。[13]腾冲县和顺镇是云南省著名的侨乡，先后荣获“中国第一魅力名镇”、“国家4A级风景旅游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等称号。为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当地政府成立古镇保护管理机构，依据《和顺古镇保护与发展规划》对古镇居民的生产生活进行规范，对重点古民居、古建筑的历史、现状、建筑特色进行调查，建立档案，由镇政府实施挂牌保护。2003年，柏联公司进入和顺后，在对古镇原建筑、原风貌、原景观进行保护的基础上，相继建成和顺小巷和滇缅抗战博物馆。和顺小巷在再现和顺人“走夷方”的历史的同时，也对腾冲翡翠文化、古法造纸等民间传统技艺进行了集中展示。滇缅抗战博物馆也很快成为国内知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间外交与统战的基地。目前，在柏联公司工作的当地居民有350人，全镇直接参与文化旅游业的则达到2000多人。2009年，和顺镇旅游总收入达40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726元，旅游业已成为当地居民增收致富的支柱。[14]
2006年5月，由建设部和国家旅游局共同主办的“全国旅游小城镇发展工作会议”在大理召开，将云南通过市场化运作，促进小城镇与旅游协调发展的经验向全国推广。继云南之后，浙江、江苏、贵州、山西、广西、江西、湖南等地的政府也纷纷提出，要“依托文化资源优势，发展旅游小城镇”，已推出的有江南以六大古镇为代表的系列旅游村镇、徽州系列古镇、四川系列古镇、贵州系列古镇等。2008年9月22日，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发出《云南省加快乡村旅游发展指导意见》，提出以培育乡村旅游产业为主要任务，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结合扶贫开发、文明生态村建设和旅游经济强县、旅游小镇建设等，促进各地乡村旅游向市场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实现以旅助农、以农兴旅、农旅结合、城乡互动。通过3至5年的努力，云南省将建设20个旅游特色县（市、区）、60个旅游小镇、200个旅游特色村；实现新增乡村旅游就业5万人，间接就业20万人，每年带动旅游从业人员人均纯收入增长5%。[15]2008年12月，云南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全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互动发展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互动发展的实施意见》，选择10个具有文化旅游典型示范的乡镇（村寨），与旅游部门共同扶持，将其打造成为文化旅游的品牌。[16]2009年9月17日，云南旅游地产论坛在大理开幕，旅游加地产的开发模式获得与会者的高度认同，而且已被引入“旅游小镇”的开发中，可以预测，在房地产业的强力推动下，“旅游小镇”的建设将会进一步提速。
2．大理州民族民间工艺品小镇
除“旅游小镇”的模式以外，民族民间工艺品的生产和销售也对城市化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民族民间工艺品的生产和销售是民族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价值。当前，虽然机器在民族民间工艺品的生产中已经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很多工序仍然不能完全摆脱手工制作，尤其是在高档产品的生产中，特别强调手工的“刻痕”。为考察民族民间工艺品生产在城市化中的作用，2010年5月，笔者在大理州剑川、鹤庆、巍山三县进行了为期15天的调研。在云南，这三个县的民族民间工艺品生产因其浓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而久负盛名，它们的产品常常被省政府选用为赠送给外国贵宾的礼品。民族民间工艺品市场前景广阔，已经在转变县域经济的发展方式和推动城市化进程中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剑川县木雕生产历史悠久，拥有大批技艺娴熟的木雕工匠，自古就以“剑川木匠到处有”闻名于云南。1996年，剑川县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木雕之乡”。现在全县17万人口中约有30000人从事木雕的生产和销售，年产值至少3亿元。剑川的木雕生产以甸南镇狮河村为中心，向周边村镇辐射。目前，该村有529户农户从事木雕生产，占总户数的91．25%；有1495名群众从事木雕生产经营，占总人口的54．36%；2009年，全村木雕产业总产值达9000多万元，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90%以上。为扩大木雕生产，防止恶性竞争，狮河村的木雕经营个体户和木雕工艺师组织起来，成立了狮河木雕工艺协会，整合全村木雕生产的技术、人才、信息、市场等各类资源，坚持统一图纸、统一订货、统一验收、统一价格，根据市场需求，积极为木雕生产经营户提供产品设计、生产组织、原料供应、产品销售等服务，把木雕生产与市场有效连接在一起，形成了组织严密、分工有序，充满活力的木雕产业链。狮河村的木雕产品已经从单一的木雕格子门发展到现在的木雕家具、木雕工艺品、木雕装饰品等200多个产品，木雕工艺水平和传统特色更加鲜明，形成了特有的木雕产业品牌，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当地生产的格子门、美女窗、九龙壁、龙窗、贵妃窗、挂屏等产品及旅游小件远销四川、贵州、上海、北京等地及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2004年，狮河村被云南省政府命名为文化旅游木雕村和民俗文化试点村。狮河村村容整洁、村民文明，“狮河木雕工艺园”正在建设中，虽无“建制镇”之名，却有“小城镇”之实。
鹤庆县的金、银、铜工艺品加工有数百年的历史。据《鹤庆县志》记载，早在明朝，新华村的村民们就开始加工民族首饰等工艺品，其产品沿着“茶马古道”大量输送到我国藏区及尼泊尔、印度等国。鹤庆县的金、银、铜工艺品加工以草海镇新华村为中心。目前已形成了“一村一业”、“一户一品”的家庭作坊生产格局。全村从事手工艺品加工的有896户，占总农户的80%，从业人员1362人，占全村劳动力总数的51%，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民族银器手工艺品加工地。生产的工艺品主要有九龙壶、九龙杯、古代十八般兵器、盔甲、净水壶、银碗、银勺、筷子、耳环、手镯、戒指、项链、胸佩、唢呐、长号、藏刀、镭钵等近百类上千种产品，主要销往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宁夏、内蒙、新疆、贵州、湖南、河南等省、区，泰国、缅甸、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日本、美国等国家。新华村每年民族工艺品加工销售收入占全村总收入的70%以上。新华村不仅以手工艺品加工闻名遐迩，旅游业发展也十分迅速。2001年7月，新华白族旅游村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家AA级景区。2003年6月，鹤庆县人民政府与云南新华旅游商品开发有限公司共同签订开发协议，把旅游资源开发权和经营权全面转让给该公司，由该公司按照国家AAAA级景区建设标准，遵循精品项目原则，确立民俗文化、民间工艺、高原水乡为主要内容的景区开发思路，按小桥流水项目、旅游商品交易广场、云南银器博物馆、水上休闲娱乐、白族风味饮食一条街、五星级度假旅游饭店、凤凰山包装工程、茶马古道历史文化广场、高原水乡等九大功能区进行开发建设，努力把新华旅游村打造成西南乃至东南亚地区最大的金银铜手工艺品制作基地和旅游商品集散地。目前已建成的项目有：占地37000m2的新华村旅游商品交易市场————石寨子广场（已于2004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主要内容包括银器玉器馆（银都玉府）、书画工艺品馆（雅斋）、药材馆（百草芝灵）、土特产馆（乡里俗物）、中餐厅（鹤阳人家）、快餐厅（异乡客）、白族茶俗馆（清香满山月）和藏族茶俗馆（扎西禅韵）8大场馆；占地面积10000m2，收集藏品2000多件的云南银器博物馆已于2005年4月19日开馆（属中国首家专业银器博物馆）。通过多年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新华村凭借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精湛的民族手工艺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及优美的自然风光，先后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被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命名为“中国民俗文化村”；被大理州委、州政府命名为“小康示范村”和“文明单位”。经过多年企业化运作的开发，新华村虽然还保留了“行政村”的建制，但实际已经成为典型的“民族民间工艺品小镇”。
巍山县是彝文化的源头和彝人寻根祭祖的圣地，同时也是南诏王国的发祥地，茶马古道的重镇。大理州的民族扎染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巍山即是大理扎染生产最集中的区域。长期以来，巍山的扎染产品主要是出口到日本，多数是按日本方面的设计生产，要贴日本的商标，这实际上是凭借中国劳动力较为廉价的优势替日本人做“代工”。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扎染生产的黄金时代，仅三彝扎染厂一家每天都有至少两百名工人专业从事扎花，后来因为市场竞争的无序和混乱，再加上外商压价，导致扎染产品利润直线下降，企业举步维艰。现在，巍山县扎染生产企业已由最盛时的11家减少到6—7家，其中没有停产的只有3家。三彝扎染厂规模最大，年产值也只有500—700万元，只能维持经营，实际是靠国家纺织品出口退税政策生存。扎染生产的核心工艺是手工扎花。据三彝扎染厂厂长介绍，以庙街镇为中心的几个村，大约还有2000—3000人在农闲时节会做扎花。扎花工的收入按工作量计，根据布块大小、花型复杂程度而不同，平均每天约在8—15元左右（三彝扎染厂正式职工平均月工资600元左右）。因为收入太低，对年轻人根本没有吸引力，扎花工的主要构成只能是中老年妇女和因家务拖累无法出外打工的青年。扎染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前景仍然十分广阔，巍山出口到日本的扎染产品实际很多是被转口到了欧美市场，其价格远高于生产厂家的出口报价。巍山县有关企业负责人和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没有自身的品牌优势，仅靠农业“作为从事某种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使这种手工业有可能保持不然就会低得不能想象的地位工资，以保证产品在任何异国竞争下都能有稳固的销路”，[17]这样的模式是没有前途的。为扩大出口、使扎染行业走出困境，正在积极运作绕开“纺织品壁垒”，以工艺品和礼品的名目直接出口欧美。
三、文化产业：民族地区城市化的又一路径
有学者在论及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时提出“文化产业城市层级分工体系”的概念，认为：城市的层级体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规模等级是历史选择与社会分工的产物。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和目标任意选择和发展文化产业，也难以按自己的意图来形成和发展某种文化产业的等级规模。中国城市行政的等级差异————首都、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导致了不同种类、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形成高、低分明的行政性文化产业分工。因为省级以上省会中心城市往往既集中了该行政管辖范围内最核心的文化产业资源，又集中了与这些文化产品相对应的文化消费群体，以及由这种群体所构成的文化消费能力，所以报业、出版业、电影业、电视业、唱片业等等，都只有在特级和一级中心城市形成与发展（虽然每个县也都有报纸、电影院等，但并不构成产业经济学意义上的业态要求），而其他等级的城市则由于在制度安排上缺乏这样一些权力而不能发展相关文化产业。[18]该分工体系的提出是深入考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和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过程的结果，当然有其合理性，必须承认：“中国文化产业城市布局与城市发展极不平衡，文化资源分布也极不平衡，这造成了中国文化产业生产力体系和分工体系非均衡发展的基本国情。不加区分地要求处在不同层级上的城市都去发展文化产业，不仅脱离中国文化资源状况构造体系特征和文化分工的实际，而且还会造成对有限文化资源的极大破坏，并因此形成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19]无疑，限于民族地区城市化的现状，在民族地区发展报业、出版业、电影业、电视业、唱片业等自无很大优势可言。然而，如果我们能看到下列事实的存在，或许也能认同文化产业可以成为民族地区城市化的又一路径。
1．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印发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在依赖高技术、集约经济、版权保护的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网络文化服务等所谓现代文化产业门类之外，还有旅游文化服务、娱乐文化服务和乐器、娱乐用品、工艺美术品的生产与销售等诸多“高技术”特征并不明显的门类。
2．“产业”只是一个居于微观经济的细胞（企业和家计）与宏观经济的单位（国民经济）之间的一个“集合概念”，[20]它经常在不同的、而且可能是相互包含的层次上被使用，对产业的定义在（产业）经济学中也从未统一，也没有一个举世公认的数量标准。产业分类并非是对现实经济活动的简单反映，以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为目的，有时产业分类还会体现适当的前瞻性，而将现实中十分弱小或还不具备“规模”特征的经济活动类型作为一类单独列出，典型者如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出台时，所涉及第三产业中包含的门类其经营主体多数还是事业单位，根本不具备“企业”自负盈亏的性质，因此在文件中还着重提出了要“以产业化为方向，建立充满活力的第三产业自我发展机制……逐步由福利型、公益型、事业型向经营型转变，实行企业化管理。”[21]
3．全球化背景下，虽然文化资源全球共享、文化产品全球消费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然而，带有民族色彩的文化产品————如民族服饰、民族乐器、民族民间工艺品等————在生产与消费的过程中“民族文化符号化”或者说民族（种族）身份的重要性却日趋明显。为了获得差异性的竞争优势，企业在销售该类文化产品的过程中，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对该类文化产品的特殊“属地性和属人性”总是特别强调，而一旦消费者获知此种产品并非在当地由当地特有的某个少数民族生产后，其购买欲望总会大减。
近年来，在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经济已经成为中国举国上下的共识。有人进而提出：中国的城镇化也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的城镇化不是初级工业化阶段的城镇化，我们的城镇化必须与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相适应。[22]然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所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在民族地区都很缺乏，大多数民族地区在发展战略上仍选择“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能否达到新型工业化的要求实在难说。更为重要的是，不论工业化抑或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都与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不仅使得工业化、新型工业化在民族地区的发展往往呈现出孤立和嵌入的状态，难以体现出少数民族主体在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还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构成了巨大而直接的威胁，“使浸润在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群体感到了强烈的差异，产生了羡慕现代化、轻视自己文化的心理。”“民族文化，相当程度上包括大的中华民族文化，更突出的是小的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运动的背景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难以为继的困境。”从根本上说，所谓新型工业化仍是一种外在于民族地区社会实际的强烈诉求，而非内生于民族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由于民族地区大多是交通比较闭塞、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偏僻之地，它们所受到的现代化的挤压也就分外强烈。脱贫致富奔小康，成为现代化语境中的少数民族群体的最高生活目标和生活理想，也是关心这些后发展群体的人们的共同意愿或工作方针（特别是对各级政府而言）。与民族的现实的经济状况生活状况相包容相沟通的传统民族文化，这时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23]
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表明，“首先，经济问题是一个整体性的关联。其次，经济的比较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它并不意味着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惟一的道路。另一方面，不同民族各自的经济生活，已联结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总体性问题。”[24]发展的要求和现实中遇到的问题都让我们思考，在工业化道路之外，城市化还应该有更多其他的选择，而就民族地区来说，以文化产业作为城市化可选择路径的价值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扬长避短，有利于发挥民族地区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民族地区往往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工业化进程迟缓，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地方的社会风貌才能保留了较多的自然经济色彩和浓郁的民族文化风情。文化消费是寻求意义的消费，而意义的生产正来自于差异。与现代都市相比较，民族地区的文化富于传统和回归自然的特色，这正是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最大优势。
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扩张似乎创造了崭新的人类文明史和空前的世界整体观，其超越传统文明、跨越国界和民族文化差异的力量似乎毋庸置疑。然而，与之相伴随的后果却是导致了历史的非连续性断裂，缺少连续的历史感和文化认同，对某种形式的“总体共同体”（thetotalcom munity）的确认和认同也就变得异常困难；而缺少了这种共同体认同，现代个人的自我人格认同和表现便失却了必要的文化中介。这就是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重大文化后果之一。[25]为了缓解这种文化认同的危机，文化领域的“全球本土化”运动正在展开，其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典型表现即是所谓“非遗经济”（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遗产或民间传统文化，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着重指出，所谓非物质性，并不是与物质绝缘，而是指其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26]从那时开始，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有关的级别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评审就成了广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现象。2006年，中国政府公布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8项），其中有民间文学31项、民间音乐72项、民间舞蹈41项、传统戏剧92项、曲艺46项、杂技与竞技17项、民间美术51项、传统医药9项、民俗70项，被纳入目录的项目中约有1／ 3位于民族地区。[27]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建立为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被纳入名录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已成为各地发展文化旅游业的主要旅游产品，不仅使民族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也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成为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又一路径，如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的阿诗玛传说、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锅庄舞以及贵州的侗族大歌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2009年，侗族大歌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同年，在大歌的主要发源地黎平县共接待游客93．87万人，同比增长10．4%，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99亿元，同比增长17．8%。[28]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之外，抽取民族文化的某些要素，将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应用于文化产品的设计生产的创新型或者叫创意型的民族文化资本化形势更加多样，如《云南映像》、《印象丽江》以及《吉鑫宴舞》之类。
其次，有利于保持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概念的提出是将生态学的生物多样性理论引入文化研究的结果。在生态学中，“生物多样性是指生命形式的多样化，各种生命形式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多种相互作用，以及各种生物群落、生态系统及其生境与生态过程的复杂性。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物圈与人类本身延续的基础，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29]相应地，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文明的延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30]
文化是活态的流变过程，是人们现实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反映，这也就决定了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很难通过建立保护区的强制办法去实现。不可否认，在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的冲击下，民族地区的文化多样性正在经受严重的威胁，但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最好办法却只能是让它对于当地社区中的当地人重新有用起来。在《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草案）》和《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可以看到如下表述：文化多样性“指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在各群体和社会内部以及它们之间传承。文化多样性不仅通过不同的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遗产表现形式，也通过借助各种方式和技术进行的艺术创造、生产、推广、销售和消费得到表现、弘扬和传承。”“考虑到文化的生命力源自于各民族，包括少数民族和土著居民拥有创造、推广和销售其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自由，并拥有享有这一切的权利和为了自身发展对其加以利用的权利。”[31]而这也提示我们，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终究要通过“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去实现，虽然“产业化蕴涵着趋同化和普遍化的力量，但生产和消费文化的个体与群体却总是与差异紧密相关。全球化使不同文化之间拥有更多的体认、交流、沟通的机会，尤其是各文化共同体成员在本传统内学习、模仿之外拥有更多的学习、模仿其他文化的机会。因此，这一过程又凸显了各种文化的历史传统和特殊价值，而全球文化的趋同也理所当然地激活了对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关注，由此出现本土化、区域化与全球化、产业化齐头并进的势头。”[32]
第三，有利于发挥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由于正规学校教育获得的文化资本的充裕程度在民族地区远较全国平均水平为低，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本构成问题向来被认为是制约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文化产业在民族地区的发展或许能使这种认识有所改变。
现实地看，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虽然并不排斥现代科学技术、先进传播手段等因素的融入，也囊括了以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网络文化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文化艺术服务等现代文化产业的主要门类，但其更重要的特征和优势则体现在现行文化产业统计体系中虽然不占重要地位，却具有浓郁民族和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餐饮服务、服装饰品、节庆赛会、民俗展演、民族医药、民族民间工艺品等之中，具有手工或半机械劳动、分散协作、依靠（地方性）传统知识的特征。从整体上说，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文化资本与现在的正规学校教育的关联并非密切和直接，自然能吸纳大量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
第四，有利于在经济增长中实现民族关系和谐。“3．14”事件爆发后，著名民族学家马戎教授对中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在当代中国的市场扩张中，收入差距大幅度上升，其中集中表现为区域差异、职业差异、教育水平差异和族群差异，但由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族群置于中心，从而将复杂的、主要不是由于族群问题而造成的不平等凝聚在民族矛盾上，成为当前民族矛盾的催化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为全面实现民族平等，各级政府对少数民族实施系统的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的实施也是对非优惠群体的歧视，并导致了优惠群体与非优惠群体，尤其是大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的矛盾和歧视关系。[33]对他的观点，学界争议颇多，但可以确定的是：单纯经济增长与民族关系和谐，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在市场经济和大规模社会流动的背景下，“如何将保护文化多样性与实现社会平等结合起来”是完善民族区域自治、促进各民族平等交往的关键环节。为了实现此目的，必须在承认存在差异的基础上扩大公共交往，“公共交往不仅是指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往，而且也指每一个民族内部的充分的交往……要想让‘多元性’不是成为分离型民族主义的基础，而是成为共存的前提，就必须在每一个‘元’中以及不同的‘元’之间激活交往与自主的政治，而不是将‘元’视为一种孤立的、绝对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承认差异’不是将差异永久化，而是以多样性和平等为取向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共存和融合。”[34]文化产业正是扩大公共交往的良好形式，受人口规模和消费能力的制约，民族地区生产的民族特色文化产品在当地的市场空间十分有限，其生产规模和消费人群的扩大对于外部市场有着强烈的依赖。为了争取市场空间，吸引更多的文化消费者，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将越来越多地与外界文化发生接触和交流，关注主流文化需求的变化，进而不断对自身产品的种类、材质、风格进行调适；同时，为了维持市场竞争中的差异性竞争优势，他们也不得不对本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这项工作也常常非一人之力所能及，更多地将会在民族内部交往的活跃中才能实现。
四、结语：生产视角————文化产业研究中有待深入的领域
单世联在《阐释文化产业：三种视角》一文中指出：文化产业的生产过程是精心设计的可控的批量复制。文化之成为产业，首先是由于文化生产方式的变化，这就是由传统的那种分散的、个体的、手工作坊式的创作转化为依照大规模生产的模式加以组织并遵循惯例性的程式、规则和规定的商品生产。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产业的批评正是在这种标准化的生产方式之上才得以展开。“大规模生产的代价是‘真实性’（authenticity）的丧失和模式化的形成，因此产生了一种威胁个性与创造性的同质文化”。[35]不可否认，文化产业出现于历史舞台与大工业所带来的复制技术的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同时，“更为重要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许多文化产品始终不会改变其个体性生产的性质和存在状态。这就明确表明，文化产业对文化产品生产的聚焦点，并不在于某一特定的文化产品是以何种方式、以何种组织载体来生产；究竟是个体分散性的生产还是集团性的批量生产。它的真正聚焦点在于，如何以多样化的组织形式或生产方式，实现这些个体性或分散性的文化产品与大市场的成功衔接。”[36]文化产业的生产是高风险的市场行为，生产的不确定性就决定了在大批量、标准化生产之外，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还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虽然艺术和科学的创立是分工的结果，但分工也造成了艺术家对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屈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和其他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拉斐尔也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像拉斐尔这样的个人是否能顺利地发展他的天才，这就完全取决于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分工以及由分工产生的人们所受教育的条件。”以此为基点，物质生产的方式，也就是不同的分工模式与文化产品的艺术倾向或风格之间应该存在密切的关联。[37]现代文化生产形态分为原创性文化生产和物态化文化生产两种类型，参与人数最多的是后一种，又称为机器复制，[38]标准化、流水线，与任何一家现代工厂的生产方式没有任何区别。现代化工厂中的分工是高度专业化的，每个工人完成的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其劳动自主性被剥夺殆尽，因此，现代文化产业生产过程中的原创性只能体现在原创性文化生产中，产品中体现的只是原创者一人的风格。在个体或者说手工作坊式的文化生产中的情形则又有不同，从创意产生到产品成型，往往都是同一个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产品的个体性、随意性较强，风格也会更加多样。
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文化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传统文化产业、现代文化产业与新兴文化（即所谓“后现代”的）产业三位一体并存的格局已经形成。胡惠林指出：“传统的、现代的和新兴的文化的同时并存，都拥有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对于任何一个方面的偏废，都有可能造成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巨大损失。”“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不仅构成了中国现阶段文化产业的主要形态之一，而且还是文化产业满足人们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多样性的最重要的来源，是体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最主要的载体。河南省宝丰县的马街书会，辽宁的二人转，以及中国书画业、各种民间演出业和手工艺业，构成了当前中国传统文化产业最典型、最富有市场活力的生命形态。这是最集中体现‘中国特色’和‘文化战略力量’的文化产业形态。中国文化产业战略力量的发展方向不能脱离这个最基本、也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文化产业国情。”[39]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当然包括了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
当前，对文化产业的研究与分析多停留在高科技、高文化的现代文化产业形态，对于机械化特征不明显的前现代文化生产方式则少有人关注。鉴于前现代的文化生产方式并未绝迹（至少在民族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中还会发挥作用），对该种生产方式进行研究还是十分必要。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中，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公司、作坊、家庭并存，机械、半机械、手工同时发展的图景，运用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的多学科视角，观察、比较这些不同的生产组织样式和生产方式的数量关系、产品风格、吸纳劳动力规模、消费人群和市场前景，分析它们相互影响的途径与模式、产品变化的趋势和特征，无疑将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用价值。
由于它集中社会活动的本质特征，城市是不同文化传播、交融的最好场域。“像我们复杂而又多种多样的文明需要这样一个稳定的城市机构，它能吸引几百万人在一起，大家合作，进行一切活动。城市有包含各种各样文化的能力，这种能力，通过必要的浓缩凝聚和储存保管，也能促进消化和选择。假如我们文化的一切材料太分散，假如有关的资料和加工品不能收集在一个地方，分类排列，供再分发，那它们只能起很小一部分影响和作用。”“它（城市）把各种各样的特殊文化集中到比较窄小的范围之内：各种种族的人民和文化都可以在这里看到，至少可以看到少量的，同时可听到他们各种的语言，看到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服装、他们特有的风味食品。在这里，人类的各族代表第一次在中立的场所面对面地相会。”“大城市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它本身也是一个博物馆：历史性城市，凭它本身的条件，由于它历史悠久，巨大而丰富，比任何别的地方保留着更多更大的文化标本珍品。人类的每一种功能作用，人类相互交往中的每一种实验，每一项技术上的进展，规划建筑方面的每一种风格形式，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它拥挤的市中心区找到。”[40]
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民族文化原创能力的整体提高，依赖于公众对文化活动的积极参与。公众的参与不仅是所谓“文化民权”实现的最终形式，也是“创造性地承接并转化中国传统通俗文化（包括民间文化和市民文化）资源，在商品化与市场化的过程中保持文化创造和消费的真实的人间情味和具体的大众性格”[41]的最好体现。参与的形式是多样的，不仅能够参加创意大赛为已有的文化企业作贡献，也可以独立创业自产自销。从根本上说，在信息化、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中，文化产业之所以在民族地区也会有成长的空间，以家庭或作坊为单位、以手工或半手工为生产方式的文化生产仍能继续，其原因正在于此。因为城市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对各种文化进行浓缩、凝聚、储存、保管、消化、选择的最好“容器”，也因为民族文化只有在与民族现实的经济状况、生活状况的包容与沟通中才能获得生命力，可以确定，文化产业在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实践将会对中国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提升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会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Urbanization in Ethnic Areas Liu Tao
Abstract：The city is the great achievement of human culture development．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is in full swing．At present，it is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that the discourse of the path of urbanization is concentrated on，the ethnic regions are no excepion．However，the different nationality and even the entire human should have multiplex choices of the way，the pathand thedi rection on realistic condition’s improvement or“the development”inevitably．Through dissecting the history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carrying on the investigation into Yunnan Province，may discover：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can become a realistic choice of urbanizaion in the ethnic areas．From it，we can achieve not only the urban expansion，growing income，more important the main ten 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diversity，the subject’s all‐round development，and fulilling the development‐oriented changes of the whole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ethnic areas．Practice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ries can break the industrialization path dependenc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pushurban‐rural integration．For the ethnic areas，the cultural industry has an mportant“cultural and economic”double significance．The city is the best“container”，we know now，the various cultures were concentrated，condensed，stored，conserved，digested and selected in it．Morever，naional culture only get vitality from mutu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na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So，we can conclude tha tt 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theethnic areas is not only a useful exploreing for the diversity of urbanizaion，butalso givesusbet tercho iceson protec ting and in heriting nationalc ulture．
Key words：Cultural in dustries；Ethnic areas；Urbanization；Path；Choice
【注释】
[1]目前在中国，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府的文件中，对城镇化、城市化概念的混用已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城市与城镇在当代中国指涉范围的完全重叠已经被相关法律所承认，城市化与城镇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两个等位的概念。本文亦将在“城市化即是城镇化”的基础上使用这两个概念，一般使用“城市化”的提法，但在具体引文中将尊重引文作者的观点。
[2]胡惠林：《文化产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8页。
[3]“民族地区”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简称，即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2009年9月7日。
[5]武友德，王源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研究—————以云南为例的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第58—64页。
[6]王国发：《对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思考》，《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第69—73页。
[7]武友德、王源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研究—————以云南为例的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第58—64页。
[8]张海翔：《论我国民族地区的小城镇发展问题》，《学术探索》2003年第8期，第21—23页。
[9]姜太碧、刘晓鹰：《西部地区农村城镇化的路径选择》，《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7期，第128—132页。
[10]马文·佩里著，胡万里等译：《西方文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1页。
[11]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
[13]戴振华：《西双版纳勐罕镇着力提升旅游品质，打造度假天堂》，《春城晚报》2009年7月4日。
[14]贾云巍、龚祖金：《文化为灵魂保护的基础 腾冲和顺文化旅游互动发展》，《云南日报》010年11月27日。
[15]张一凯：《我省在年内启动全省50个旅游特色村建设》，《云南日报》2008年10月29日。
[16]林琳、刘伟：《云南：“三结合”“三创新”推动文化产业一路走红》，人民网，2009年7月22日。
[17]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7页。
[18]胡惠林：《中国文化产业战略力量的发展方向————兼论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文化产业新政》，《学术月刊》2009年第8期，第17—24页。
[19]胡惠林：《中国文化产业战略力量的发展方向————兼论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文化产业新政》，《学术月刊》2009年第8期，第17—24页。
[20]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21]国家计划委员会政策研究室、计划干部培训中心：《第三产业政策法规汇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22]王雷鸣：《建设部副部长谈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新华网，2002年11月15日。
[23]施惟达：《现代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化》，《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58—61页。
[24]陈庆德：《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1—482页。
[25]万俊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71—79页。
[2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7]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国发〔2006〕18号。
[28]杜再江、孙远讨：《侗族大歌：你的明天在哪里》，中国民族文学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2010年10月29日。
[29]李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9页。
[30]范俊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文件汇编》，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4，100页。
[31]范俊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文件汇编》，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4，100页。
[32]单世联：《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24—31页。
[33]马戎：《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问题————区域差异、职业差异和族群差异》，《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1期，第116—127页。
[34]汪晖：《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关于“西藏问题”的一点思考》，人文与社会网，2009年2月24日。
[35]单世联：《阐释文化产业：三种视角》，拙风文化网，2005年9月22日。
[36]陈庆德、马翀伟：《文化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37]陆梅林：《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195，32—33，281，219—220页。
[38]胡惠林、李康化：《文化经济学》，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4页。
[39]胡惠林：《中国文化产业战略力量的发展方向————兼论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文化产业新政》，《学术月刊》2009年第8期，第17—24页。
[40]［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572—574页。
[41]单世联：《寻找文化产业的中国论说》，人民网，2008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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