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95年甲午战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及随后开始的割地狂潮标志着中国国家权力场域真正被纳进了世界权力场域中，皇权在中国不再构型为一个元场域，而是蜕变为受列强场域支配的一个场域。外国强权进入中国主要是靠船坚炮利，但要长期维系这种权力，就不能不借助某些机制来遮蔽支配的不平等性，使这种关系合法化。
1840年前的科场场域被一个完全封闭的皇权元场域所覆盖。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的封闭性虽逐渐被打破，皇权也屡受内（农民起义与地方势力）外（列强逞霸）两方面的挑战，但这个元场域还是基本上得以维系。1895年甲午战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及随后开始的割地狂潮标志着中国国家权力场域真正被纳进了世界权力场域中，皇权在中国不再构型为一个元场域，而是蜕变为受列强场域支配的一个场域。这种新的社会支配关系必然要渗透进科层场域、科场场域、民间统治场域等场域，同时，这些场域之间及其与皇权场域的既有关系也必然随之而有所改变。
外国强权进入中国主要是靠船坚炮利，但要长期维系这种权力，就不能不借助某些机制来遮蔽支配的不平等性，使这种关系合法化。西方列强无论是在自己国家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来完成这一正当化过程的。[1]大力发展西式学堂便成为这个权力场域的必然要求。[2]另一方面，在中国已无法自外于世界体系的情况下，要在某种程度上仍维系国内既有的支配关系，就必须对列强的支配权力有所反拨；而要反拨列强的支配权力，就不能不首先学习这个权力场域的基本技术与话语（当时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表达的正是将欲制之必先师之的思想）。[3]为此，列强场域与中国国内权力场域之间所构成的张力使西式学堂有了进入科场场域的“入场券”，科场的斗争也由此揭开了全新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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