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对1895届两代士绅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科场场域尚未崩裂前，士绅惯习使不少人仍汲汲于科名之得，那些在科场上已获得上层地位的人是将其士绅惯习与既得利益联结在一起的，而那些千辛万苦拿到低级功名的人也不愿轻易放弃向更高功名爬升的机会。但与此同时，西学已作为新文化资本在科场场域里获得了合法性，这即别开了另一进身之阶。两种资本的并存既然改变了士绅惯习垄断科场的局面，那么，昔日一心扑在科场上的统一的行动模式也随之被打破了。既有以旧文化资本作为争夺新文化资源手段的（即由绅而学），也有以新文化资本作为争夺旧文化资本手段的（即所谓“奖励出身”），还有以新文化资本谋求彻底颠覆科场背后的社会支配结构的（即以新学为革命手段），当然，仍有坚持走科场、书院正统道路的。
1895年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支配关系的确立逐步蛀空了科场场域存在的外部基础，而西式学堂所负载的新文化资源以其强劲的生机控制性使科场场域赖以运转的士绅惯习被破坏殆尽——从这一意义上说，废除科举是科场衰败后的必然结果。
废科事件在这里值得研究的已不再是废科本身为什么会发生，而是这一事件为什么会提前九年发生。因为，按照清廷1904年1月批准的张百熙、张之洞等人的奏折，是计划自1906年始分三科减尽科试取额的，但到1905年9月2日，清廷就改采袁世凯等人的主张，决定次年即停止全部科试。按照袁世凯奏折上的说法是：“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强邻环伺，岂能我待。”[37]归纳起来即两点：一是“强邻环伺”之外来威胁；二是“科举一日不停，士皆有侥幸得第之心”，而学堂则无以发展。前一点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列强对中国的支配关系有一种加速深化的趋势。在费正清所称之为“条约制度”[38]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列强在中国的支配权力从1840到1895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扩展速度远不及1895到1905年这十年的扩展速度。从《马关条约》到割地狂潮再到《辛丑条约》，列强的支配力已经到了可以将清统治者逐出皇城的地步。而1905年在中国发生的日俄战争给中国的刺激不仅是被迫置身局外的蒙羞，而且是由日本获胜所再次显示出的立宪政体对君主政体的巨大威慑力。而袁世凯等人所说的第二点表明科考对学堂学生仍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导致无心向学者众；与此同时，学堂的发展却又销蚀了科考的合法性，因而造成科考与学堂两不相宜，既无法让老树接新枝，也无法让新瓶装旧酒。加上1905年议修京师贡院之事引发了以兴学为急务的部分督抚的危机意识，因此通过权谋改变决策层人事，通过非常规的决策程序催生了将减额渐停改为立停科举的诏令。[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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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迪厄、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第11—79页。
[2] 虽然西学作为一种新文化资源早在19世纪中叶即已通过教会学校传输进了中国，但它当初不仅在地理的分布上集中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238页）所说的“香港—上海走廊”这个中国社会的边缘地带，而且，即使是在1860年后开始进入内地的情况下，仍然受到正统士绅的排斥，其中湖南就是一个著名的排外中心。据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11—113页）的统计，湖南1861年到1893年发生的有案可查的教案就达19起，遍及从长沙到岳州的潇湘大地，西方传教士将湖南比作难以突破的“铁门之城”。所谓要大力发展西式教育，首先是指要从这种边缘地位挣脱出来。
[3] 这里存在着一个在原来的科场场域中就有过的复杂的悖论：你承认既有的社会分类体系固然是一种屈服；若是将自己排斥在世界（或科场）的大门外，却是将自己始终固定在了被支配的地位上。
[4] 总人数据前一年乡试取额及前一次会试未中人数估算。由都察院代奏的各省公车单独或联名上书31次，加入人数1555人次；由康有为另行组织的联省公车上书“集众千三百人”而题名发表602人，不过，这次上书实际上并没有递交上去。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7—75页。
[5] 走在时代最前列的康、梁等广东士绅的首要支持者是湖南士绅。诚如杨笃生在《新湖南》中所说：“广东倡之，吾湖南和之；广东鼓之，吾湖南人舞之。吾于广东如骖之靳也。”载王忍之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615页。
[6] 以上资料汇自《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109页）和《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陈学恂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76—81页）。
[7] K．Wolff（ed．）．“Competiton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 From Karl Mannhei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235．也见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第126页。
[8]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之比较研究》，第250—360页。
[9]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载《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1959年第1、2期；《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110—115页。
[10] 刘泱泱：《岳麓书院与时务学堂》，载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编《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47页；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之比较研究》，第350—387页。
[11] 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82—114页）对湖南新旧之争的阐释。在他看来，原来趋新的王先谦、叶德辉等人之所以后来转旧，是因为他们对国家将被列强瓜分的紧迫感不如新派，却更担心中西文化竞争的长远威胁——如果中学自乱阵脚，就在最根本的文化上无法与西方竞争。
[12] 张灏：《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载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2—393页。
[13] P．Bourdieu．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163-170．
[14] 《湘报》报馆：《湘报》，中华书局2006年版。
[15]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454页。
[16]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464页。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第177—181页。
[17] 《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120—134页；光绪三十四年学部总务司：《光绪三十三年分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1907）；清国留学生会馆：《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1904）。
[18]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105页。
[19] P．Bourdieu．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163-170．
[20] B．Elman．“Change in Confucia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from the Ming to the Ch'ing Dynasty”，in B．Elman and A．Woodside （eds．），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600-190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114-122．
[21] 《光绪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同年齿录》（1903）、《光绪甲辰恩科会试同年齿录》（1904）。
[22]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864页。
[23] 贺跃夫：《清末士大夫留学日本热透视》，《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
[24] 陈学恂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0页。
[25] 所谓“生机控制性”是指一个文化群体掌握其独立与发展所需有利条件的程度。对此概念的具体解析及中西文化在此方面的对比分析，参见叶启政：《制度化的社会逻辑》，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171—174页。
[26] K．Mannheim．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Routledge，1997：276-322．
[27] 这种划分与张仲礼在《中国绅士研究》中对上层士绅与下层士绅的划分是一致的。
[28] 清代湖南各类贡生约16500名，举人5800名，进士764名，共计23064名，其中举人和进士有很大一部分是1865年后获得的（《湖南省志·教育志》，第74—84页）。因此，到1895年，湖南在世的上层士绅至少在万人以上。
[29] 科场场域除了科场本身作为主体空间外，还将书院等传统教育机构覆盖在内。对于尚未拿到最高科名的人来说，其士绅惯习集中表现在积极参与科试上；而对多数已获进士头衔的人来说，尽管不用再出入科场了，但仍是科场场域中的人，其士绅惯习表现在任教书院等传统生活方式的选择上。
[30] 对这35人的统计中，各项均有重复统计现象，因为很少有人留过学却又不致力于新式学堂建设，也很少人只办公司而完全不涉身学务。
[31] 参见马积高编：《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837—2706页；王代功编：《湘绮府君年谱》，载《近代人物年谱丛刊》第一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1—348页；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83—842页；卞孝萱等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435页；秦孝仪编：《中华民国名人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版，第3册第53—74页，第4册第77—84页。
[32]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115—160页。
[33] 参见北京市档案局编：《杨度日记》，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4页；湖南湘西州政协编：《湘西文史资料》第3辑（1982）；周秋光：《熊希龄与湖南维新运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秦孝仪编：《中华民国名人传》第5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6年版，第503—513页；吴祖缃编：《民国百人传》第3册，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79年版，第313—326页。
[34] 这里要排除1897年徐仁铸作学政时得以由生员而成拔贡的那批人，因为西学在那次选拔中所占的分量极重，与传统科试迥然有别。
[35] 参见毛注青编：《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6页；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谭祖安先生年谱》，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版，第1—70页；《光绪甲辰恩科会试同年齿录》（1904）；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6] K．Mannheim．Ideology and Utopia．New York：Harcourt，Brace＆World，Inc．，1936：138；应星：《曼海姆的知识分子观述评》，《国外社会学》1995年第5—6期。
[37]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110—114页。
[38]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233—291页。
[39]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4—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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