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文化资本的支配结构

如前所述，学堂初兴时就实行了“科名奖励”制度。1905年后虽然科试停止了，但科名奖励制度一直实行到1911年。学堂与科名的相连使人们从对科名的追逐自然地转向了对学堂经历的追逐，而科名所具有的文化资本属性也被一起“嫁接”给了学堂。新式学堂一方面具有与科名显见的文化异质性，另一方面它又顺利地继承了科名的可交换性与可积累性，因此，学堂经历在1905年后已成为唯一的文化资本。正如张之洞等人曾提出的，废科后要使“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这种新文化资本是否体现出了一个崭新的支配结构呢？

1．出身分析

我们可以先来分析一下维新时期在湖南兴起新式教育的情况。当时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是“开民智”“兴民权”。而所谓“民智”或“民权”，正如梁启超当年在《论湖南应办之事》中所指出的：“今之策中国，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以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13]湖南的维新运动几乎都是围绕着“地域绅权”而展开的。且不论专于教诲士绅的南学会，即使是如时务一类新式学堂也强调以旧学已有根底为入学资格，因其培养目标是“学通中外、体用兼赅”。尽管儒学与西学是两种异质文化，但在维新时期，无论新派还是旧派，都将儒学教育自觉不自觉作为西学教育的起点。从最早那批无师自“通”（其实大多只是一种认同）西学的人来看，其主力都是科场中的过来人。出于多种偶然的原因而自小就接受西学教育的人诸如容闳、唐廷枢不仅大多家居于柯文所谓“香港—上海走廊”沿岸，而且其在中国社会文化上的影响也始终是边缘性的。在科场场域内首先掀起轩然大波的无一不是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那样出身富绅之家又跻身上层士绅行列的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说新文化资本的边缘获益者多是因缘于家贫之苦（无法供其进入科场参加角逐）与地利之便（沿海教会势力强大），那么新文化资本的核心获益者则是缘于他们已跻身于科场上层的特殊地位。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利用家庭财力及赴考生涯中的各种关系、机会跨越地理障碍，最早接触到在沿海地带流传的西书西刊；只有他们才能在周期性的投考会聚中相互砥砺，沟通资讯；只有他们的基本文化素养才能感悟、辨析西学的意蕴；也只有他们才能有机会成为最早出去留学访问，沐浴欧风美雨的人。以“公车上书”作为新文化资源进入中心地带的标志，这并不是偶然的。为此，我们可对时务学堂作一个个案分析。请看下表：

表1-3　湖南时务学堂绅董、教习名单

本表资料汇自《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湖南历代人名词典》、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1〕蒋德钧、张祖同等人的教育背景虽无从查考，但可从其官职判断其士绅身份。谭嗣同的情况比较特殊：他虽因父命而有候补知府之身份，但其思想所受的熏染几与科场无涉。

〔2〕陈三立虽未在正式的学堂任职，但他在筹办学堂中发挥了不容忽略的影响。

从表1-3可以看出如下特点：（a）在可查考的18名绅董、教习的籍贯中，有8名来自湖南省外，甚至远达广东、福建——这是旧式书院很少有的情况。（b）在可查考的11人的家庭出身中，没有一位出自贫家。他们不是士人富商之家就是官宦军人之家，其中三人都有头品顶戴的显赫家世。（c）在可查考的14人的教育背景中，估计有12人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并已在科场获得上层功名（仅已知的进士、举人就有5人）。谭嗣同可说是极少受科场熏染之人，但他本人却出身于巡抚之家。大概只有担任中文教习的叶觉迈是出身平民而接受过新式教育者。^[14]因此，从跨省区的流动、家庭背景以及教育背景看，新式学堂的教师辈几乎清一色地来自那些原本就掌握着旧文化资本的家庭。

那么，时务学堂的学生情况又如何呢？时务学堂前后共招三班，头班40人，二、三班各数十人，加上外课生合计200多人。^[15]现在要对这200多学生的身世进行查考似已不可能了，但我们可以从几个侧面进行推测。报考者必得官绅保送。“距省近之府县，由绅士保送，距省远之府县，由官绅保送。……距省近者，必须保送绅士带领同到学堂报名（如系巨绅所保则须有亲笔信为凭）。距省远者，以府县官印文为凭。报名时自行填写三代籍贯。”^[16]绅董之一的张祖同甚至提出7名绅董应每人占额4名，将各有情面之子弟直接送入学堂，免予考试。此提议虽为熊希龄所拒，但它仍提醒我们注意士绅在保送上的影响力。尤其要提到的是，时务学堂之毕业生可有三条出路：“或给予科名仕进之阶……作为生监，一体乡试，或资送京师大学堂及出洋学习，或保荐为使署翻译随员，与南北制造等局。”第一条出路意味着学堂成为继捐纳外又一条跨越院试直接进入乡试或获科名的渠道。因此，在以往科场场域内外进行的权争必然渗透进学堂中。据熊希龄称，他在办学堂中先后接到几百张的条子，但都付之一炬了。^[17]尽付之一炬之说是否属实且不论，但显然可见的是，作为学堂总理的熊希龄面对着由官绅富商织就起来的厚厚的关系网。此外，在学生名额的地理分布上也有可思之处。在初定120名生额中，长沙府占了24名，衡州与永州府各占12名，岳州、宝庆、常德各占10名。据统计，湖南在晚清（自1821至1905年）时期出了385名进士，其主要分布地是长沙府（254名）、衡州府（27名）、岳州府（24名）、宝庆府（22名）、常德府（20名）、永州府（12名）。^[18]在这两个分布中，除永州府有些例外，其余有惊人的对应关系。士绅聚集的地方正是学堂生额最多的地方，而黄自元还向熊希龄抱怨说给长沙府的名额太少。为了进一步证实时务学堂学生与官绅商富出身之间的关系，我们对时务学堂常为人称道的优秀毕业生的家庭出身进行了查证：唐才质，士人；蔡艮寅（蔡锷），农民；李炳寰，幕僚；蔡钟沅、蔡钟浩，士人；田邦睿、田邦瑜，士人；林圭，富家；范源廉，士人；杨树达、杨树谷，士人。^[19]以上11人虽不过是时务学生的一小部分，但也可大致看出学堂学生以出自士绅家庭者为多。此外，兄弟双双入学的情况并不罕见，它表明某些士绅家庭执意希求其子弟接受新式教育，哪怕是以此作为获取科名的手段。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新政时期究竟又是谁在办学，谁在受教。由于新政一开始就明言废科举是迟早之事，所以尽管旧文化资本在1905年前并未丧失合法性，但在竞争中已落下风。稍有见识的人已预感到：学堂将成为主要的进身之阶，因此，士绅利用既有的文化优势成为学堂师资的最主要来源：有些经过了留学的“热加工”，有些则以上层士绅的身份摇身而变为学堂监督。1902年，湖南派出第一批共12人赴日短期游学者，其中有举人3人、拔贡1人、监生2人、廪生3人、附生3人。^[20]他们后来成为湖南各新学堂的主要负责人，如举人俞诰庆先后成为官办省高等学堂和半日学堂的总理、监督，拔贡胡元炎成为私立明德学堂的创办人。但“热加工”的数量远不能满足学堂师资的亟缺情况，于是，或所谓望重，或所谓趋新的士绅便成了主要的人选。属于前者的情况有：翰林张鹤龄被聘为省学务处总办兼游学预备科监督，巨绅王先谦由岳麓山长而一跃为省师范馆馆长。属于后者的情况有：师范分路办学后曾分任中路与南路师范学堂监督的戴展诚、曾熙都是公车上书的参与者，原时务学堂的总理熊希龄则担任西路师范学堂的绅董。^[21]在一份1908年统计的湖北学堂3121名教职员身份表中，具进士身份的2.24％，举人9.68％，贡生13.1％，生员40.6％，监生7.3％，有官职衔者9.2％，其他仅占17.84％。^[22]这即是说在1905年废除科举后都还只有17.84％的学堂的教员完全没有科场或官场背景，那么在1905年之前这个比例应当高得多。虽说其统计的对象并非湖南，但考虑到目前尚未发现湖南这方面的史料，而湖北与湖南毗邻，同在张之洞治下，^[23]该资料对湖南的参照意义还是很大的。

如果说士绅作为最初办学的主体是很容易理解的话，那么受教一方的情况又如何呢？这里我们以中学堂为界，将各式学堂大致划为高级学堂与初级学堂。高级学堂因其在很大程度上旨在为各类学堂造就师资，所以其招生对象多明文规定为生员以上或具中学根柢者。如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2年至1906年共有师范生512人，其中422人有传统功名（含举人1人、贡生48人、生员232人、监生84人等），占82％。其中，湖南师范生29人，举人1人，贡生7人，监生7人，廪生3人，增生1人，附生7人，有官职者2人，其他类仅1人。^[24]这类由士绅受西学再教育后又成为办学者，也即所谓“学绅”。学绅既是高级学堂的学生主体，又是初级学堂的教习主体，因而成为二者的桥梁。初级学堂面向的主体是年龄较小的无功名者。问题是贫家子弟是否就此得到较以前更多的受教机会呢？1902年学堂初兴时，湖南曾决定在省会先办12所半日学堂，专门招收贫家不能就读者，半日读书半日佣生，每生可得日给津贴缗钱10文。到1905年春，半日学堂被改为初等小学。当时长沙已有小学堂40所。为达到多设学堂目的，便将每所学堂费削砍到每年360串以内，原来半日学堂给学生的津贴被取消，仅供其书籍、纸笔、墨砚及每年每人一套衣服。这40所初小的分布是：有27所集中在城厢内外，离城不到5里；而其余13所分散在离城10里到120里的广袤乡土上，平均8里多才设有一所初小。^[25]考虑到长沙作为省会城市对教育的相对重视，其他地方在方圆多少里才会有一所初小就要大打疑问了。对贫家子弟而言，按额取士这道有形的限制取消了，但仍面临着无形的限制：日见高涨的教育费用（详见稍后的分析）。无论是学费之高，还是地距之远，都使新教育之于贫家子弟成了一种奢侈品。

由此可见，新文化资本从一开始并没有给被统治阶级带来多少机会——它无论是在教习还是在学生方面，基本上掌握在权贵富绅之家。新旧两种文化资本的颉颃体现出的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抗，而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流动与惯习的再塑造。

这种情况在1905年后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呢？根据表1-1、表1-2、表1-3与下文的表1-6，我们可对湖南清末民初受过新式教育的73人作一个出身分析，结果发现：出身官宦的25人（含高官出身12人），出身士人的26人，出身富家与商人的10人，出身农民与贫家的12人。文武官员、士绅富商的子弟在其中占了83.6％之多。我们再以手头可得的湖北与广东的资料来对湖南的情况作对照。苏云峰与贺跃夫分别估算出清末受过近代“再教育”的湖北、广东士绅各为21837人与25070人。^[26]据《宣统元年分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湖北、广东学生数分别为99064人与86437人。因此，我们可以估算出这两个省士绅在学生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分别约为22.0％与29.0％。尽管获科名者中确有一部分系贫苦出身，但因为学堂里还有相当多未得科名的权贵出身者，故可以推断，这两省官绅富商的子弟在学堂学生中的比例应该远高过30％。^[27]

再从史料细察我们所研究的湖南那些出身寒士与贫家农民的进学者的家庭背景，可以发现几代赤贫出身的人极少，而由原来的殷富而堕入破败的人（即所谓“破落户”）占了不少的比例。家庭破落各有其具体情况，但失父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男权社会，父亲是一个家庭的核心，父亲早逝会给一个家庭（哪怕是原来的官绅之家）带来几无可阻的地位下降。在上述那四个表中仅就已知材料统计，受新式教育者中有3位士人出身、4位贫家出身、2位商人出身、2位不明出身，合计11人早岁丧父，占统计数的15.1％。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的统计对象中只有12人出身贫家，而其中竟有4人幼年失父。为什么那么多破落户执意让子弟进入新学堂呢？韦思蒂曾在分析江西山区新式教育的最初发展时指出：破落的下层精英户比一般人更急于抓住新式教育这个机会——培养出一个新生的才子是挽救中衰家运的最后一线希望。^[28]这个分析观之于湖南，也很有启发。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开创者、湖南19世纪90年代出生的舒新城在其自述中便专门分析过小家庭中母子的关系类型对孩子受教育期望值的影响。^[29]也许学堂只有对那些在科举时代从富贵阶层败落下来的家庭才意味着是某种重新上升的机会；而对几代赤贫出身的人来说，无论是科场还是学堂都不可能给他们带来多少上升的机会。当然，证实这一点还须作进一步的分析。

2．总量分析

废除科举使前此几年一直在迅速爬升的留日潮在1905年当年达到了高潮。我们未见到该年湖南留日学生数的统计史料，但可以作一个粗略的估算。在1904年10月的留日生统计中，湖南籍学生有401人，占全部留日生数2852人中的14％。^[30]如果仍参照这个比例数，那么，在1905年全国留学生猛增到8000—10000人的情况下，^[31]湖南留学生可能有千人之多。此后，清廷对留学政策进行了调整，要求国内中学堂以上毕业的方可出洋。这才使留学热逐年降下来，学堂则得以蓬勃发展起来。湖南的新式学堂发展情况见表1-4。

表1-4　湖南1905—1909年的学务统计（括号内为该项占全国的比例）

（资料来源：《宣统元年分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王笛：《清末学堂与学生数量》，《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

我们可以就湖南的学堂师生数与以往的士绅数作一比较。1909年，湖南学堂学生为52229人，姑且以湖南1910年的2058万人口数来估算头一年的人口数为2000万，则学生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数约为0.26％。而据张仲礼的估算，湖南在太平天国后士绅阶层在人口中的比例为2.2％。^[32]张仲礼这里所说的士绅阶层包括了士绅的家庭成员。按照每户士绅家庭平均4—5口人，那么，我们可以估算湖南士绅在全省人口的比例约在0.48％—0.6％之间。这说明作为士绅的替代——学堂学生（其老师也多是从学生生涯中走过来的）在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不是增加了而是下降了。从全国来说，在新式教育发展最快的1909年，学生在全国人口（约4亿人）中的比例也不过0.41％。这个比例不仅远远不能与日本同期的比例（12.65％）相比，而且比之太平天国起义后士绅阶层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1.9％）也是大大减少了。^[33]

3．学费分析

如前所述，要能进入科场，首先就得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与闲暇时间。不过，由于多数传统教育机构（如书院、义学和私塾）或免费或收费极低，而以“四书五经”为经典、以死记硬背为诀窍的传统教育也无须多少书本笔墨等费用，所以，进科场本身的主要费用是周期性的赶考费用。现在要进学堂同样必须有金钱与时间，而这两方面的要求都远高过科场。

首先从学堂的布局来看。越是高级的学堂越是设在大城市，而学堂教育的真正重心也在高级教育上。实际上，在张之洞等人制定的学堂层级中还有两个比京师大学堂毕业更高的层级未及言明：即留学西洋与东洋。当时流行着所谓“西洋一品，东洋二品，中国三品”之说。从县城经中等城市、省会到京城、东洋和西洋的地理距离也正是各级学堂间的社会距离。要真正将新文化资本操持在手，就必须至少有毕业于中学堂的资格。因为按照《学堂奖励章程》，优级师范学堂以上的毕业生可以获得举人以上科名，而要获贡生以上的科名，至少得毕业于中学堂。学堂出身的层级越高，获得新文化资本的竞争力也越强，但要跻身于这个竞争中，首先就得有跨越地理障碍的资本。去学堂的路费和宿费比以往的赶考费用高得多。1906年留学英国的每年官费为192英镑，留学法国的每年官费为4800法郎，留学德国的每年官费为3840马克，留学美国的每年官费为960美元（折合大洋1716元），留学日本的每年官费大约为840日元（折合大洋600元）。而官费生比例自1906年后逐渐下降。1906年官费生占留学生的65％，到1910年官费生仅占留学生的50％了。^[34]显然，自费留学是连小康家庭都难以支撑得起的。对于多数农家子弟来说，往往难以筹足到国外或京城、省城乃至各府所在地上学所需的那笔旅费、宿费。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级学堂间的地理布局既是文化资本的布局，也与经济资本的分布密切相关。

再从时间来说。学堂几乎实行的都是全日制教学，且中学堂以上的学堂大多要求学生住校，因此，学生进入学堂必须把全部时间都投在学堂里。这与参加科举的人大部分时间住在自己家里的情况完全不同。

而更大的变化则是学堂要求交学费。在《癸卯学制》中明确指出：“除初等小学堂及优级初级师范学堂均不收学费外，此外各项学堂，若不令学生贴补学费，则学堂经费必难筹措，断无多设之望，是本欲优待而转致阻碍兴学矣。”^[35]另外，学生所需的书本笔墨等费用也较前增高了许多。那么，到底需要多少学杂费才有望入学呢？我们可对湖南1909年的情况作一粗略估算。该年学堂岁入中有41452元来自学生缴纳。^[36]以52229名学生平均计算，每名学生每年须缴纳4.6元。由于小学生人数比例达38％之多，所以可以推断，中学堂以上的学费远不止这个平均数。但即使是这个数字，较之传统初级教育（如私塾）的学费也是成倍增加了。如果加上前述的旅费与宿费等，则总的学杂费更超过了这个平均数。据张骞对江苏南通地区的估算，在20世纪初，一个家庭要送一个孩子上初等小学，每年需花35—50元的总学费（而传统私塾的学费不过是几元）。当时，一个普通农民每年平均收入仅12—15元，而在张骞工厂的工人每年也只有50—100元的收入。1912年35元相当于18亩中等地的年租或该片地40％的收成，而当时农民平均占地仅14亩。^[37]1906年湖南西路学堂每学期的膳宿及杂费就高达50多元，一年即要100多元。^[38]汪一驹对20世纪30年代的学费有一个测算：一个家庭有30亩地才能支持两个小孩上初小，有50亩地才能支持一个小孩上高小。^[39]比较一下这几个测算，就可以看出他们所提供的情况是大致相当的，所以，舒新城将当时的情形称之为：“学堂重地，无钱免入。”^[40]

如果说科场场域以考试的方式来实现文化资本的积累还有一定风险性的话，那么，在学堂体系中尽管依然存在着考试，但它在实现学堂经历所代表的文化资本的垄断与积累上已不构成阻碍了。是否完成学业并不影响其地位获得，这里最重要的是入学资格的取得和维持——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文化资本与其他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的直接交换关系。在留日潮与学堂热中，1901—1909年曾有34080人留日，仅1458人正式毕业，占留日生总数的4.3％。1909年国内学堂有在校生共1639641人，可是，1905—1909年五年累计的毕业生才68082人，不到1909年在校生数的4.2％。^[41]但无论有否毕业文凭，只要有高等学堂经历（尤其是留洋经历），便可以在当时的社会位居上层。汪一驹曾统计了1916年380名各方面上层人士的教育背景，发现有15.5％的人出身国内新式学堂，33.7％的人曾留过日，16.2％的人曾留学英美等国，只有35％的人出身于传统教育。^[42]这个统计表明了在1905年后谁有过学堂经历尤其是谁有留学经历，谁就可能在过渡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

4．结构分析

从表1-4可知：湖南的学堂与学生数在1905—1909的五年内分别增长了4.86倍与4.10倍，教师数则在三年内增长了0.57倍。这个涨幅是不小的；不过，其绝对数在全国所占的比例并不大。我们以1909年的数据为例来进行两项比较分析。首先是对比湖南学生数在全国的数量比与位次。在清学部第一次教育统计中，湖南的学生总数在全国仅占3.18％，这个偏低的比例在全国当时23个省中还能排在第9位。这证明学堂在各地的分布是极不平衡的。事实上，仅直隶、四川两地合计的学堂数与学生数就分别占全国总数的37.0％与35.8％。与此同时，黑龙江、新疆两地合计的学堂数与学生数却仅占全国总数的1.10％与0.86％。^[43]科举时代学额的规定维系着各地区间士绅数的大致平衡。而今学额的取消使各地因经济文化基础、地方官绅的态度等各种因素而在学堂发展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沿海与内地、内地与边疆的差异尤为明显。这实际上为一些地区对另一些地区的支配提供了可能，并促成了地方主义在日后的兴盛。

再从学堂体系来说。1904年后，从蒙养院到高等学堂的各级学堂发展得很不平衡。我们将湖南1909年的情况列入表1-5。

表1-5　湖南1909年各级学堂的统计

资料来源：《宣统元年分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1909）

从表1-5可见，湖南1909年中学堂以上的学堂仅87所（占全省学堂数的6.9％），学生数仅8550人（占全省学生数的16.37％），教师数仅759人（占全省教师数的18.93％），但其岁入数竟高达584970元，占全省学堂岁入的48.90％。也即是说，中学堂以上的学堂每所平均岁入达6723.79元，而中学堂以下的学堂每所平均岁入仅520.65元，二者相差近13倍。在清末的学堂教育中，整个资产重点都投在中学堂以上的高级教育上，中学堂以下的初级教育尽管对象较多，却因学堂散布、资产紧缺而多处于发展无力状态，许多小学堂仅是对原来的书院加以简单的改装门面而成。这种不平衡联系到学堂居所就更加凸显。京师大学堂、高等学堂、专门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全部集中在京城、省城或其他重要的城市，中学堂基本上都设在各府、厅、直隶州的所在地，小学堂也多设在州县所在地。这即是说，学堂如此布局基本上将农村排挤出去了：新文化资本成了城市的专利，城镇对乡村的文化支配结构也由此而确立。而在学堂体系内部，由于对高级学堂的倾斜，又确立起大城市对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对县城的文化支配。在科举时代的大部分时候，科场层级尽管实际上体现了权贵富家对平民寒士的支配，但并没有明显地与城乡分割结合起来。传统礼仪规定的为父母丁忧使宦游在外的官员与其农村家乡始终相连，而多数士绅也愿意留居乡间充当一位民间领袖的角色。不过，自17世纪以来，由于商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及乡村的动荡等原因，乡居的绅宦家庭越来越多地向城镇迁移，“不在村地主”日渐增多，城乡分割线与经济资本支配线开始重合起来。周锡瑞将中国士绅城市化的产物就称之为“城市改良派上流阶层”（即新的上流阶层明显有别于旧式士绅阶层，又还未成为资产阶级）。^[44]学堂的布局进一步使城乡分割线与文化资本的支配线相合。

总的说来，虽然1905年后学堂经历是一种新的文化资本，但把持这种文化资本的仍主要是原来的官绅富商之家。学堂提供给平民寒士的上升机会在总量上相对下降的情况下，能够孤注一掷抓住那点滴机会的大多是已没落下来的富家，新文化资本并未成为原来的被支配阶级用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有力武器。

不过，1905年后社会支配关系也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首先，统治阶级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在科场中，绝对意义上的统治者只有皇族，官绅富商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被统治者，他们至多只能获得对科场的部分控制权。而在学堂中，皇权被虚置了，官绅富商获得了全面的控制权。其次，遮蔽支配关系的合法化机制被破坏了。科场“前台”的一整套机制不仅使统治阶级内部得以整合，而且还使被统治阶级也认同了这种支配关系从而使这种关系有了合法性；但在学堂中，受教育者对未受教育者、受高等教育者对受初等教育者的支配关系是与富人对穷人、城市对乡村、沿海对内地（及内地对边疆）的支配关系不加遮掩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堂已经无法使既有的社会支配关系合法化了。无论贫富贵贱均被科场所吸附的场景与顽绅拒斥学堂、乡民怒烧学堂的场景构成了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