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曾经把北京大学1917年前的学术风气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到1911年，学校的制度模仿日本，而学校的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者多偏重旧学，西学很有点装饰品的样子。第二个时期是从1911年到1917年，“国体初更，百事务新，大有完全弃旧之概”，中学退为装饰品的地位，而所提倡的西学尚处于贩卖的状况，还未注意到研究。[19]我们下面对这两个时期再稍作阐发。
在第一个时期，即清末的京师大学堂时期，其学术理念深受张之洞的体用结合思想的影响。之所以此时的教育体制一味仿照日本模式，就因为日本模式的特点正是以儒家道德为本的修身教育与近代科学诸学科的结合。[20]在这种结合中，中学的地位虽高，西学却构成了课程学习的主要部分。在张之洞那里，重心在于西学为用，而非中学为体。尽管西学构成学的主体，但学与政的直接联系却又源出于中国深厚的政教合一、耕读仕进的传统。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体用观称之为“以谋求仕途为体，以学习西学为用”。京师大学堂无疑享有很高的声望，但是这种声望主要来自进士资格的授予或走向官场的通途，而不是来自对西学新知的追求。因而，许多师生的求学问道都带有追求功名利禄的色彩。蔡元培说此时偏重旧学、西学则像装饰品，这并不是说西学在当时的课程设计中分量不重，而是说许多人学习的旨归是政治的。我们从京师大学堂此时主要的学术力量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自桐城派大师吴汝伦1902年被任命为总教习以来，掌握京师大学堂的学术力量主要是桐城派。桐城派之所以声势特盛，一是因自曾国藩以来，桐城派就是同治中兴的思想基础，其后一直占据了文学的正统位置；[21]二是在戊戌以后，今文经学被禁，古文经大家章太炎也因倡导革命而避居日本，而效忠清廷并与政治有着密切关联的桐城派就得以独盛大学堂。[22]
在第二个时期，即民国元年的北大，其学术理念主要来自严复的西化观念。严复构想在文科以外的诸科尽讲西学，以留学生尤其是留日学生来主导各学科。王国维曾说“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23]而严复却将中学的阵地局限在文科里，这样就把张之洞思想中体与用、中学与西学之间潜在的不平衡表面化了，中学只起到了装饰品的意义。不过，严复、马相伯等几任北大校长都致力于使大学摆脱封官荫职欲望的驱使，而以独立的学术研究为最高学府的立足点。[24]梁启超1912年在马相伯就任北大校长时发表的演讲便具有代表性：“大学校之所以异于普通学校而为全国最高之学府者，则因于普通目的之外，尚有特别之目的在，固不仅其程度有等差而已。特别之目的为何？曰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文明是焉。……专门学校之目的，在养成社会上技术之士；而大学之目的，则在养成学问之士。……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25]乍一看，这些话很像是从蔡元培后来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词中摘录出来的。这也说明将大学视为研究高深学理的独立之地，并非只是蔡元培一个人的观念。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在民初混乱的局势中，像严复、马相伯和梁启超这样的著名学者对北大的学术局面未能发挥出多少实际的影响力。当然，他们的这些努力还是为蔡元培对北大的整顿做了铺垫。
蔡元培就任时一个更有利的条件是在中学领域，章太炎的弟子取代了桐城派昔日在北大的地位。关于桐城派的没落与太炎门生的崛起，已有学者作过详细的研究，本书不再赘述。[26]需要补充的是，太炎派传承的是乾嘉朴学的路子，因而强调学在求是而非致用，治学理应“不以经学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27]由于章太炎被尊为革命元勋，因此太炎派迅速占领了民国初的北大文科阵地，其学术路数对于蔡元培日后强调将学术本身作为目的、推进学术的职业化是有利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