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在1月9日的就职演说中，告诫学生的第一条是“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因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也”。[1]1月18日，他在写给好友吴稚晖的信中又谈及：“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2]
显然，通过延聘名师将大学改造为高深学问的渊薮，这被蔡元培视为新北大的首要发展方向。他在该信中连用了两个“纯粹”，其含义有两层：一层是指学术与政治应相分离，学问家与官僚不能一身二任；另一层是指不管学问的路向如何，只要是研究学问、自成一家的，就都在蔡元培延聘的范围内。第一层意思所涉及学术研究者的专任化问题，我们稍后讨论；第二层意思后来被他概括为“兼容并包”原则，我们在此先作一简略的分析。
为什么吸纳人才要采取兼容并包的方式呢？这是由蔡元培对大学的定位所决定的。在他看来，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由此出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兼容并包的意义。
首先，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对真理的探讨是无止境的，没有哪一个流派可以垄断真理。蔡元培“素信学术上的流派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3]各种流派的相互对立和较量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必需的，只有用自由和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这种现象，才能保证大学的思想容量和活力。“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4]
其次，从教学的角度来说，学生是为研究学问而来的。在蔡元培看来，“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在大学，则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而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5]因此，教师最重要的并不是教给学生谋生的技能或呆板的知识，而是激发他们研究的兴趣，教会他们研究学问的方法。故而，“教师不只是教，不只是研究教学的方法，还得要继续不断地研究所教的学科，以及所教的有关的学科；组织最新的学理，应用最有效的方法，使学生对于各科获得具体的概念，从而作进一步的研习”。[6]所谓“具体的概念”，正是各个学术流派在教学上的展现。蔡元培相信大学生自会从中进行比较并择善而从的。“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7]
再次，从蔡元培所倡导的“新教育”理念来说，教育独立是最核心的内容，而这个理念内在的支撑力量正是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因为兼容并包体现出的是对学术自身发展规律的尊重。只有树立学术的尊严，尊重学术自身的规律，才有可能防止学术之外的力量的干预。如果借用布迪厄的“场域”概念，那就是说，只有通过学术上的兼容并包，把学术建构成一个积聚了足够的文化资本的场域，才可能使之与其他场域区隔开来，尤其使学术不沦为政治场域的附属物。[8]
以上是蔡元培关于兼容并包的理念的基本内涵。那么，这一理念是如何体现在他的治校实践中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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