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虽然希望学生在校读书时行使社会责任仅限于普及教育和言论批评，但在“扰攘不安的岁月”（蒋梦麟语）里，他不得不一再面对学生运动的难题。蔡元培对三种类型的学生运动抱有三种完全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学生运动是他完全支持的。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运动，在蔡元培治校时仅出现过一次。这即1918年11月北大学生参加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提灯会。严格地说，这并非学生运动，因为它无论是对校方还是对政府都不具有任何对抗性，反而是由校方出面组织、政府批准的，具有节庆性质。不过，鉴于“学校之中，以课程为第一义”，而学校“牺牲此三日中教室、实验室、研究所之课程”，所以，我们还权且称其为学生运动。蔡元培对这次行动是要求北大学生必须全体参加，如果有谁不参加，则鼓励同学检举并加以惩戒。之所以牺牲三天课程，是为了让学生们“放开世界眼光，促起国家观念”。[27]
第二种学生运动是基于政治关怀、由某个政治事件引爆的学生运动。蔡元培的态度颇为复杂：有保留地同情、有节制地批评、温和地劝阻和积极地保护。
蔡元培之所以同情，是因为他认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用学生运动参与危机时刻的政治，如果适可而止的话，也无可厚非。学生“干预政治问题，本是不对的事情，不过当此一发千钧的时候，我们一般有智识的人，如果不肯牺牲自己的光阴，去唤醒一般民众，那么，中国更无振兴的希望了”。[28]
之所以批评和劝阻，是因为蔡元培既担心学生因为“动”（参加政治运动）而致学业被耽误，更担心学生因为养成了“动”的习性而疏离了学业上的兴趣。他认为唤醒国民有一时之唤醒和永久之唤醒的区分，若要求得对国民永久的唤醒，则必须扩充知识，高尚志趣，纯洁品性，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而政治问题因缘复杂，今日见一问题，以为重要，进而又会看到还有比此更重要的问题，以此往复于政治问题中，则无法尽萃学术，无法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以定中国文明前途的百年大计。[29]在蔡元培改造北大前，学生为升官发财而来就学，这是蔡元培要力图改变的校风；而自“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多为政治运动所吸引，这也是蔡元培所深为忧虑的。我在本书上篇中已经指出：新学堂学生的“反体制冲动”实际上是一种不稳定的惯习，依靠这种惯习无法支撑起独立的教育场域，由此，学术与政治的张力也就无法重建。“五四运动”中北大爱国学生的心性当然不能与从前抱着做官梦的北大老爷学生相提并论，但无可否认，“五四运动”所承接和发扬光大的“反体制冲动”与蔡元培将北大塑造为有独立学统的教育场域的努力是存在着冲突的。建立独立而又厚实的学统，谋求从根本上制衡政治，而不为一时政治所牵，这就是蔡元培对学生运动抱持着保守态度的原因所在。他认为二十岁以上的学生，若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30]1928年8月蔡元培在出席国民党中央第五次全会上提出取消青年运动案，曾引起时人的非议，[31]甚至被后人认为是“晚节不保”的表现。其实，蔡元培对青年运动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
尽管蔡元培一般不支持学生运动，但他不仅不会对学生采取严厉的处分，而且还会尽力组织对被捕学生领袖的营救，并尽可能阻止政府对学生领袖的迫害。与此同时，每次学生运动爆发时，他都会以辞职表示负责。
第三种学生运动是蔡元培坚决反对的，即针对教师和校方的学生运动。1922年10月北大因为经费短缺，要求对学生的讲义收费，因而引发了一场校内学生风潮。蔡元培对围攻教师、起哄闹事的学生表现出了罕见的愤怒，他高喊“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那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蔡元培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子，忽然之间就变成正义之狮了。[32]蔡元培不仅以自己的气势震慑住了闹事的学生，最后还以自己的辞职表示抗议。有人认为蔡元培这是小题大做，而蔡元培则认为收费问题本身事小，而学生此种放弃人格、精神堕坏的表现则是大学精神建设中的大敌，不可不重视。“因为破坏的原因，起于外界的，还容易对付；起于内部的，对付较难。内部破坏的原因，在物质方面的，尚易挽回；若在精神方面，就不可救药了。”[33]
蔡元培为什么对学生出于个人利益而闹事深感痛心疾首呢？蔡元培认为，学生闹事自以为秉承的是国民革命的逻辑，但这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第一，国家是国民所建设，国民不满意本国，难以离去，所以只好拼命想改造国家的方法；而学校不是学生所建设的，学生不满意本校，可以改择他校。第二，政府官员是国民所选，国民中在年龄、资格和能力上超出他们的大有人在，而教职员非学生所选，其能力为大多数学生所不及。第三，国家的岁入靠国民的纳税，而学校经费并不全由学生所出，国民的权利不能简单移用到学生身上。总之，蔡元培认为大学生知识比常人高，更应该有自制的力量，保持冷静的头脑，划清界限，不为一时的冲动所左右。[34]
在这三种学生运动中，最常见也最值得关注的是第二种学生运动。蔡元培既希望把大学建设为学术的象牙塔，又希望大学承担起应有的政治和社会责任。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学运越来越政治化甚至越来越被政党引导的情况下，[35]学府究竟如何能够在嘉许学生的爱国热情与求学心志之间、在引导学生的参政热情与潜心问道之间把握平衡呢？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实践中并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也为本书下篇的主题埋下了伏笔。与这一问题直接相关、但更加复杂的则是学术与伦理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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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元培：《北京大学校役夜班开学式演说词》，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85页。
[2] 蔡元培：《怎样才配做一个现代学生》，载《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563—565页。
[3]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载《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9页。
[4] 熊春文：《实质民主与形式自由——对蔡元培民初教育思想的一种知识社会学解读》，《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5] 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57页。
[6] 蔡元培：《北京大学平民夜校开学式演说词》，载《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14页。
[7] 蔡元培：《国立北京大学修正旁听生章程》，载《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105页。
[8] 《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271页。
[9] 蔡元培：《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载《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498页。
[10] 同上。
[11]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载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4页。
[12] 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第202—203页。
[13] 蔡元培：《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41页。
[14]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学生全体参加庆祝协约国战胜提灯会之说明》，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69页。
[15] 蔡元培：《〈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序》，载《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437页。
[16] 蔡元培：《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38页。
[17] 蔡元培：《〈学风〉杂志发刊词》，载《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289—295页；《哲学与科学》，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22—529页。
[18]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载《静庵文集》，第113页。
[19] 蔡元培：《答林琴南的诘难》，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72页。
[20] 蔡元培：《洪水与猛兽》，载《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78—79页。
[21] 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74—376页。
[22] 蔡元培：《〈国民〉杂志序》，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30页。
[23] 蔡元培：《复傅增湘函》，载《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395页。
[24]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25]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第417页；《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14页。
[26] 蔡元培：《读书与救国》，载《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19页。
[27]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学生全体参加庆祝协约国战胜提灯会之说明》，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70页。
[28] 蔡元培：《学生的责任和快乐》，载《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244页。
[29] 蔡元培：《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42页。
[30]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4页。
[31] 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谱》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8—569页。
[32] 蒋梦麟：《西潮·新潮》，第132页。
[33]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十月二十五日大会演说词》，载《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789页。
[34] 同上书，第788—791页。
[35]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第155—187、248—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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