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学科里的“两种文化”

上面已经提到实证科学与哲学的微妙关系。这正是专治科学与修养人格的张力在科学内部的体现。而“两种文化”的张力甚至在同一学科里也凸显出来。

蔡元培曾这样来勾画现代知识谱系：学术包括科学、哲学和玄学三部分。科学大体分为三类：现象科学（物理、化学等），发生科学（历史学、生物进化学等），系统科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哲学大体分为两类：自然哲学（把自然科学的公例贯通起来的原理），综合哲学和实证哲学（将自然科学原理应用到精神科学中并融会贯通起来的原理，如孔德和斯宾塞）；玄学（不能用科学概念来证明、用直觉来体察的学问）。科学的范围最广，融贯科学的哲学范围较窄，超绝科学的玄学范围最窄。因此，蔡元培为北大校旗定的是五色旗：红蓝黄代表的是三类科学，白代表哲学，黑代表玄学。红蓝黄所占的面积最大，白次之，黑又次之。^[43]这里也许会产生一个问题：从蔡元培这个知识谱系图来看，他对自然科学的重视程度是最高的，^[44]那么，为什么他在北大时却是从文科着力呢？

蔡元培在校时就被各方批评为“重文轻理”。1919年，中国科学社的任鸿隽给胡适去信说：“你们尽管收罗文学、哲学的人才，那科学方面（物理、化学、生物等学）却不见有扩充的影响。难道大学的宗旨，还是有了精细的玄谈和火荼的文学就算了事么？”当时在美留学、后来被延揽入北大的朱经农也对胡适说：“近来留美学界对于（北京）大学有一个批评，似乎有些道理。他们说‘大学专重文科，把理工科看得无关紧要，这种见界（解）太偏浅了’。”^[45]同年7月，安福系政客克希克图甚至借口文理科的合并而攻击北大“废止理科，专办文科”，想以此阻止蔡元培的复职。耐人寻味的是，当时力驳克希克图的傅斯年在第二年到伦敦后，在写给蔡元培的公开信中也说：“（北京）大学之精神岁振作，而科学之成就颇不厚。这样的精神大发作之后，若没有一种学术上的贡献接着，则其去文化增进上犹远。近代欧美之第一流的大学，皆植根于科学上，其专植根于文艺、哲学者，乃是中世纪之学院。今北大之科学成绩何若，颇是可以注意的。跛形的发达，固不如一致的发达。愿显示此后于北大中科学之教授法与学者对于科学之兴趣上，加以注意。”^[46]

蔡元培自己解释说，他治校前期“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而“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的困难一点”，直到1920年以后北大才逐渐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47]他的这个说法表明：当时北大哲学和文学发展较快，一是因为本来就有基础，二是因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带头人，带动了一批人的引进。可见，当时文理发展不平衡是事实，却并不是他刻意为之的结果。

最有意味的是，由于蔡元培对实证科学的看重，由于他对哲学和文学的着力^[48]以及兼容并包的做法，他实际上是把两种文化的张力带进了同一个人文学科中。我们可以当时在他支持下“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为例来做一简略分析。

一般认为，“整理国故”一词渊源于毛子水1919年在《新潮》上发表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语出于傅斯年为此文所写的附识，勃兴于胡适同年所写的《新思潮的意义》。^[49]但事实上，蔡元培1918年11月给《北京大学月刊》所写的发刊词已经提出：“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50]这里要注意他这段话中的两个意思：一是并重“欧化”与“国粹”，二是提出揭国粹真相的方法是科学。因此，这段话实际上成了北大从反传统转向“整理国故”运动的先声。那么，我们何以说整理国故运动体现出了两种文化的张力呢？

首先，这场运动集中体现了把人文学科科学化的趋向。如果说在“由科学而达致修养”中，科学主要被理解成一种伦理的话，那么，蔡元培在谈到“大学宗旨，凡治哲学、文学及应用科学者，都要从纯粹科学入手”时，^[51]科学则是被理解为一种技术。这种技术被认为具有普世性，它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不仅首先应用在自然科学中，而且也同样适合于人文对象。这样，中国的现代日常语言、文学语言和人文话语都是在科学话语的实践中孕育成熟的，也是以科学化为变革的方向和理由的。科学话语不仅不是人文话语的他者，反而是人文话语的基础。从语言形式的变革来看，中国新文化运动与科学话语共同体的形成几乎是同一事件。^[52]整理国故的运动的兴起，则成为人文学科科学化的深入发展阶段。蔡元培在给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时盛赞该著的几个长处：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53]一言以蔽之，即是用科学精神来再造中国的人文学科。因此，我们才不难理解胡适这样的人文学者自认为是科学家。由胡适起草、同时得到包括蔡元培在内的国学门同人所认可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宣称：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但经过科学整理后的“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54]“径依西学来讲国故”（钱穆语），^[55]将人文学科科学化，比起西学与国学、科学与人文的对张，更能显示科学的神威。

其次，科学在这场运动中也同时被赋予了中国人文的色彩。有论者指出，胡适等人当时的“科学”概念是由孔德、赫胥黎、斯宾塞、罗素、杜威等人对科学的哲学解释与中国传统的知识论、道德论、宇宙论共同构成的。中国的固有概念提供了他们了解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而他们所接触到的西方科学思想实际上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传统思想方式的固有逻辑。“科学”概念最直接的动机是用来反儒学的，但在其运用过程中，其功能却在无意之中接近了儒学“格致”概念。^[56]蔡元培对科学的理解也大体可以作如是观。不过，蔡元培并不是激烈的反传统者，他所强烈反对的只是儒学的宗教化。因此，他在号召北大开展对国故整理的时候才强调：“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固有文明之输出。”^[57]当胡适起草《〈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时，宣称把“国故”当作一个中立的词，这并不是真的表明北大国学门同人能够扼守价值中立的科学立场，而是为了掩盖把国故当作国渣的一派与把国故当作国粹的另一派之间的价值分歧，^[58]掩盖崇西派与中西调和派的价值分歧。^[59]无论是新旧两派，还是新文化派的内部各派，把学术道德化的做法，体现出的都是中国传统人文的影响。

也正是这场运动中所蕴含的两种文化的张力，为1923年开始的科玄论战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