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话语与学术自主

时间：2023-03-1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科学与人格、实证科学与人文学科、新学与旧学的张力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张力，这即科学原则与学术自主原则之间的张力。尽管蔡元培不遗余力地推动具有普世性的科学话语在学术界、在大学的主导地位，但其根本的目的还是想服务于中国的学术自主。当然，科学话语共同体的确立到底会对学术自主及民族复兴产生什么样的复杂影响，这是蔡元培留给后人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科学与人格、实证科学与人文学科、新学与旧学的张力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张力，这即科学原则与学术自主原则之间的张力。

尽管蔡元培不遗余力地推动具有普世性的科学话语在学术界、在大学的主导地位，但其根本的目的还是想服务于中国的学术自主。正如罗家伦所说的：蔡元培“是一位中国学问很深、民族意识极强、于中年以后再到欧洲留学多年的人，所以他对于中西文化，取融会贯通的态度。他提倡新的科学研究，但他当时为北京大学集合的国学大师，实极一时之盛。他对于双方文化的内涵，是主张首先经过选择而后加以保留或吸收”。^[60]蔡元培特别强调“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所谓特性，即地理、历史、家庭、社会所影响于人之性质者是也。学者言进化最高级为各具我性，次则各具个性。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所同化”。^[61]因此，他固然反对在中学上抱残守缺的做法，但同样把一味依赖西学视为耻辱。比如，他在对留学政策的检讨时就谈道：“留学自有优点。然留学至为靡费，而留学生能利用机会成学而归者，亦不可多得；故亦非尽善之策。苟吾国大学，自立研究院，则凡毕业生之有志深造者……均可为初步之专攻。俟成绩卓著，而偶有一种问题，非至某国之某某大学研究院参证者，为一度短期之留学；其成效易睹，经费较省，而且以四千年文化自命之古国，亦稍减倚赖之耻也。”^[62]正是为了避免对西方学术界的“倚赖之耻”，谋求学术自主，蔡元培才在北大积极推进研究所的建立。洪堡所确立的大学精神是把大学的学术研究与民族复兴的伟业联系在一起的。抱着教育救国理念的蔡元培同样是把大学建设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联系在一起的。当然，科学话语共同体的确立到底会对学术自主及民族复兴产生什么样的复杂影响，这是蔡元培留给后人的一个重要问题。

1922年12月17日，蔡元培在自己就要实际脱离北大校务的最后一个校庆日上发表演讲，说北大已经走过了中体西用与弃旧卖新的两个阶段，而今开始了谋求贯通中西的研究时代。^[63]蔡元培的北大治校时期行将结束，但北大的蔡元培时代所酝酿的丰硕之果才刚刚开始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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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9—10页；《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载《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259页。

[2]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3] 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载氏著《科学与人生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6—97页。

[4] 钱穆：《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5]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第29—30页。

[6] 同上书，第57—58页。

[7]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第45页、84—85页。

[8]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0页。

[9]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51页。

[10] 洪堡：《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转引自《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第197—198页。

[11] 洪堡：《论国家的作用》，林荣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12] 贝格拉：《威廉·冯·洪堡传》，袁杰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09页。

[13] 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8—69页。

[14]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第56页。

[15] 蔡元培：《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38—239页。

[16]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69页。

[17] 洪堡：《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转引自《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第198页。

[18]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第55—56页。

[19] 此处所言宗教对西方人的人格影响较深，与前文所述教会对西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式微，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20]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44、538页。

[21] 蔡元培有一次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去演说，知道该校的校训是“诚勤勇爱”，随即论证诚、勤、勇、爱均可在科学中养成。蔡元培：《科学之修养》，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13—615页。

[22] 在德国古典大学观形成的19世纪初，正是德国浪漫派兴盛之时。对德国古典大学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的施莱尔马赫、谢林、费希特均为浪漫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洪堡深受其影响，柏林大学遂成为浪漫派开展活动的重要据点，艺术成为大学熏陶人格的重要手段。但是，在洪堡式的大学里，艺术所发挥的作用还远不能与科学和宗教相比。

[23]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0页。

[24] 蔡元培：《美术的进化》，载《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299页。

[25] 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28、31—32页。

[26] 参见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新文化》，丁子霖等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82—119页。

[27] 当然，对于韦伯所谓的科学人格塑造是否会造成在现代性下伦理的不可能，也存在着深刻的批评。参见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7—81页。

[28] 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二部下卷，第1107—1124、1206—1279、1330—1394页。

[29]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1、162页。

[30] 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第19页。

[31] 韦伯：《学术与政治》，第23、45页。

[32] 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第152—200页。

[33] 蔡元培：《读周春崧君〈大学改制之商榷〉》，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89—292页。

[34]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3页。

[35]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第113—114页。

[36] 《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载《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1078—1080页。

[37] 曲士培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

[38] 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载罗志田编：《20世纪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33—536页。

[39]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二部下卷，第1379页。

[40] 参见韦伯对“以政治为业”和“靠政治为生”的划分。H．Gerth＆W．Mills（eds．） From Max Web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84；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3—65页。

[41] 转引自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第535页。

[42] 《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27日。

[43] 蔡元培：《北京大学校旗图说》，载《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235—236页。

[44] 他在帮中国科学社募捐时甚至称当今是“科学万能的时代”。蔡元培：《中国科学社征集基金启》，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97页。

[45]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76页、109页。

[46] 傅斯年：《傅斯年致蔡元培》，载《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16页。

[47]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5—506页。

[48] 北大历史门在“五四”前的发展比起哲学和文学较为滞后，其学术氛围与文科整体氛围十分疏离。参见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第521—523页。

[49]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33—34页。

[50]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50页。

[51] 蔡元培：《北京大学授与班乐卫等名誉学位礼开会词》，载《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182页。

[52]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二部下卷，第1143—1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