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社与广信府地区

如果说国民党系人士给改造社提供了外在的组织环境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改造社的内部组织结构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改造社的发起人来自二中1918年入学的七班乙组（乙组均来自南昌之外各县）的8个同班同学。^[36]本书上篇已经指出：学生与家庭纽带的松动、学堂同质群体的碰撞激荡、书刊的鼓动等一系列因素，使学生的反体制冲动常常是在新式学堂的特殊环境下孕育出来的。这一结论也基本适用于“五四”一代新学生的思想激进取向与新式学校之间的关联，因而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改造社的创始成员来自同校同班同学。对此，本篇不再赘述。

有学者在研究中共其他地区的早期组织网络时，发现诸如同乡这类传统的社会关系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湖北的早期中共党员及恽代英领导的利群书社成员就以鄂东北人也即所谓黄州（鄂东北诸县在清朝归黄州府管辖）同乡居多；^[37]而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在最早一批的14名会员中，除了一位外，其余13位全部来自明清时期设置的长沙府辖区（包括长沙、湘潭、益阳、湘阴等）。^[38]但在以往对改造社的研究中，似乎从来没有人注意过地缘因素。那么，是不是这个因素真的不存在呢？让我们来看看改造社的早期社员情况（见表3-2）。

表3-2　改造社早期成员简况表^[39]

从改造社参加成立大会的第一批10名创社社员来看，^[40]似乎地缘因素并不明显，除了都昌籍的3人、横峰籍的2人外，来自江西其他县的都只有1人，而且在后来吸收的社员中，横峰籍的只增加了2人，都昌籍的未再增加。不过，在第一批社员中原本只占一位的贵溪籍在后期被吸收的社员中大量增加，高达12人，使贵溪籍在改造社已知的早期成员中占了37％。难道来自贵溪籍的创社成员黄在璇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活动能量？但从表3-2可见，在贵溪籍社员的入社介绍人中，只有苏芬是由黄在璇介绍进来，而其他入社者却是别人介绍的。这说明黄在璇并未在其中发挥关键的组织作用。

其实，在改造社的创社成员中，存在着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地缘因素。从元末到清末，一直设置有一个名为“广信府”的行政区，管辖上饶、玉山、弋阳、贵溪、永丰五县。广信府在元朝隶江浙行省，明朝改隶江西行省，一直延续至清。清末的广信府管辖上饶、玉山、弋阳、贵溪、铅山、广丰（即原来的永丰）、兴安（1914年改名为横峰）共7县。1912年，广信府被废。^[41]到20世纪20年代，广信府的设置虽然被废，但因为地理邻近，文化有连贯性，加上被废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广信府区域在民间仍然有相当高的认同。如果用“广信府”这个区域概念再来看改造社成员的社会构成，就会有新的发现：在创社的10名社员中，来自广信府的高达4名，而这4位又是改造社后期成员的主要介绍人。因此，在现在已知的35名改造社早期成员中，来自广信府地区的高达21名，占了全部社员的60％，远远高于江西其他地区。可以说，改造社自成立以后，除了在南昌二中校内因学缘而有少量扩展外，在二中之外对新社员的吸纳基本上是以广信府地区这个地缘因素为中心来展开的。像改造社的骨干成员、江西早期党团组织的重要组织者之一方志敏；将改造社及后来的中共党团组织延伸到南昌一中的关键人物——汪群；改造社北京总社的重要成员、在改造社内代表着与袁玉冰的思想不同的另一种发展方向的苏芬，均来自广信府。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改造社虽然是以学缘为基础的新型社团组织，但这种组织最初诞生时仍嵌入在传统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中。因此，同乡这种传统社会关系在革命群体的早期组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42]

不过，让人略感蹊跷的是，改造社首领袁玉冰的家乡泰和县除他本人之外，再没有其他成员；经他直接介绍入社的，只有他在兴国县高兴墟成德小学读书的一名同学^[43]，以及他在南昌二中的师弟崔豪。

那么，为什么在改造社形成和发展的地缘因素中是广信府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包括改造社主要领导人袁玉冰所在的家乡）在起作用？陈寅恪在研究天师道与滨海地域的关系时指出：“盖二种不同民族之接触，其关于武器事方面者，则多在交通阻塞之点，即山岭险要之地。其关于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湾港之地。”^[44]马列主义新思潮自苏俄传来中国，虽然不比中古时期两种民族的接触，但陈寅恪所谓滨海之地早有海上交通，多受外来影响，往往成为不同社会思潮的汇流地，这是不易之论。广信府地区处于信江流域，交通发达、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有相当的基础，正是新思潮容易流行的地域。^[45]就此，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什么改造社的首领袁玉冰的地缘关系在改造社的组织扩张中几乎不起作用。这首先是因为，无论是袁玉冰的祖籍泰和县老云盘乡，还是他的寄居地兴国县高兴墟，在江西都属于经济和文化较为落后、交通不便的地方，袁玉冰的出生地马齿坑就更是处于偏僻的山区，^[46]当地的学子大多是在赣西的中心——吉安地区求学，能够远行到南昌来读中学并承受昂贵学费的学生本来就很少。另一个原因是，袁玉冰出身贫家，在南昌读书时就常因为缺少旅费而无法回家，到北京读书时就更要靠李大钊等人资助才能回家，^[47]而且他的出生地和上高小的地方还不在一处，这些都大大限制了他在老家青少年中的影响力。由此可见，地缘因素在革命组织扩张中所起的作用是需要某些特定的条件的，不可泛泛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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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来源：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年卷，第6、18、20—22、35页；高泽武：《我们的小同志——崔豪》，《江西党史通讯》1987年第4期；李兹高：《教师的摇篮，光辉的征程——江西省立第一师范》，载陈光莲等编《师范群英，光耀中华》，第5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7—208页；陈立明：《曾洪易其人》，《万安文史资料》，第16辑，2000年；南昌一中百年校庆筹备工作办公室编：《百年树人之英才荟萃》，内部出版，2001年，第6页；欧阳祖经编：《江西一师学会会友录》，“国立”中正大学，1947年。

[2] 《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年卷，第62页。

[3] 刘勉钰、陈立明：《改造社及其革命活动》，《江西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3期；《中共江西地方史》第1卷，第35—37页。

[4] 改造社虽然只是一个在江西中共党团组织成立前的革命社团，其群体气质和成员构成与中共党团组织尚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改造社后来汇入了共产主义运动中。从组织网络的角度来说，改造社与江西的中共党团组织有着高度的延续性。因此，我们把改造社作为研究江西中共早期组织网络的对象。当然，改造社这种受“五四运动”影响的激进社团与中共组织仍有诸多重要的差别。从组织形式上来说，改造社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合起来的社团，当有人不再认同社团的理念或活动时，可以采取自动退出的方式（比如，改造社先后就有四名社员退社，其中还包括两位当初的发起者）。改造社成员之间也可以就学理上的问题在刊物上展开争论。然而，当改造社的核心成员之间在基本的政治理念上发生冲突而又没人自愿退社时，这时社团就面临着解散的危机。在《新江西》第三期于1923年1月出版之前，袁玉冰与苏芬在政治理念上发生了重要的分歧，改造社从此很少开会了，《新江西》第四期也一直未能出成（方铭竹：《袁孟冰和北京大学改造社》，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袁玉冰专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212页）。袁玉冰1923年3月回江西参加建团活动时，主要借用了在改造社活动时期建立起来的人脉，而改造社的牌子已被他弃置不用了，取而代之的是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民权运动大同盟”作为团组织的外围组织。关于“五四”时期激进社团的群体气质与中共组织的关系，参见Xu Xiaohong．2013．“Belonging Before Believing：Group Ethos and Bloc Recruitment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Communis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3，78（5）：773—796。

[5]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江西党史资料》第9辑（“‘五四’爱国运动在江西专辑”），内部出版，1989年。

[6] 参见改造社确定的交换看信的路线图（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59页）。

[7] 江西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教育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页。

[8] 熊正理：《“监察院”监察委员本生显考熊公纯如府君行状》，载秦孝仪编《革命人物志》第10集，“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第516、521—522页；周邦道：《柳藩国》，载秦孝仪编《革命人物志》第22集，“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第152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

[9] 熊大开：《我的祖父熊育钖》，《南昌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袁学黄：《江西共产党的历史观》，载《现代史料》第2集，香港：波文书局1980年版，第336页。

[10] 熊育钖对学生社团的大力支持除了他一贯的思想取向外，还与他1918年8月对日本中学教育的考察有关。在那次考察中，他发现日本学校的学生社团、协会很多，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发挥专业特长。他回校后就开始大力提倡学生办社团和协会（熊光炯：《心远——一个教育世家的百年沧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版，第48页）。正如他1919年在心远中学创办的《心远杂志》所说的：“学会之设，无校无之，于日本学校中尤见发达。盖一国之强弱，视国民之智能为差。愿诸子于课余，牺牲游息时间以办学会务。苟能群策群力，亦将无事无举也。在校能如此集合成团体，则他日入身社会，亦犹如是也。”（转引自薛隆基编：《熊育钖与月池熊氏——从家族到社会》，内部出版，1991年，第44—45页）

[11] 徐先兆：《我所知道的柳藩国老师》，载江西省立南昌二中天津校友联谊会编《江西省立南昌二中校友志稿》第一集，内部出版，2002年，第90页。

[12] 袁玉冰：《1921年日记（选编）》，载《袁玉冰专集》，第141页。

[13] 《江西省人物志》，第347页；《江西省教育志》，第144、155页。

[14] 参见《江西省党务报告》（1926年5月17日），五部档，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号：11297；李平亮：《卷入大变局——晚清至民国时期南昌的士绅与地方政治》，经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15] 袁玉冰：1987，《自治日记》，转引自王世儒编：《袁玉冰生平事略编年（上）》，《江西青运史研究》第1期；黄野梦、徐先兆：《袁孟冰和改造社》，载《南昌青年运动回忆录》，第21页；熊大开：《我的祖父熊育钖》，《南昌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

[16] 据徐先兆回忆，袁玉冰1927年12月被杀后，是柳藩国冒险派人去收尸并安葬的；事隔二十年后（1946年），徐先兆去看望熊育钖时，谈到袁玉冰，熊竟痛哭起来。由此可见熊育钖、柳藩国对袁玉冰的感情之深。徐先兆：《我所知道的柳藩国老师》，载《江西省立南昌二中校友志稿》第一集，第91页。

[17] 黄野梦、徐先兆：《袁孟冰和改造社》，载《南昌青年运动回忆录》，第21页。

[18]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328—394页；R．Shakhar．Yun Daiying and the Rise of Political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China：Radical Societies in May Fourth Wuhan．Ph．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7。

[19]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20] 林善：《张田民先生传略》，（台湾）《江西文献》1970年总第55期；《江西省人物志》，第399页。

[21] 王世儒：《袁玉冰生平事略编年（上）》，《江西青运史研究》，1987年第1期；徐先兆：《忆张禅林》，《乐安文史资料》，第2辑，1986年。

[22] 袁玉冰：《1921年日记（选编）》，载《袁玉冰专集》，第149页；王世儒编：《袁玉冰生平事略编年（下）》，《江西青运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3] 在袁玉冰1921年12月3日的日记中还记下了：“后来他（指张田民——引者注）介绍我加入……”（王世儒编《袁玉冰生平事略编年（下）》，《江西青运史研究》，1987年第2期）。也许是为了保密，袁玉冰没有说明张田民要介绍他加入的是什么，但从张田民的背景看，很可能是想介绍袁玉冰加入国民党。

[24] 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载中共江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3页；徐先兆：《方志敏同志生平若干事迹补遗》，《江西师院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1期；徐先兆：《忆张禅林》，《乐安文史资料》，第2辑，1986年；徐先兆：《青少年时代的方志敏同志》，载《方志敏印象集》，第77—79页；季方：《白首忆当年（续二）》，《纵横》，1985年第1期；《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年卷，第9页。

[25] 徐先兆：《忆张禅林》，《乐安文史资料》，第2辑，1986年。

[26] 《临时中执会上海执行部报告书第一号》（1924年1月），汉口档，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号：12966.2。

[27] 陈家鹦：《关于方志敏生平介绍若干讹误的辨析澄清》，载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编：《方志敏研究文丛》（一），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59—60页；袁玉冰：《1921年日记（选编）》，载《袁玉冰专集》，第145页。

[28] 刘锋：《江西地方团第一任书记——刘伯伦生平事略》，《江西青运史研究》，1989年第1期。

[29] 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1页；《上海执行部第一次执委会议记录》（1924年2月25日），会议档，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号：999.2/5.1。

[30] 张田民后来为一平印刷所向国民党正式申请经费，因为该所“是否党办中央无案可稽”，被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会否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31] 许鸿等：《江西省党部党务报告》（1926年1月），载《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党部党务报告书》，第4册，汉口档，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号：12829。

[32] 在现藏于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的“五部档”“汉口档”中，有诸多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央拨给江西省党部经费的档案，在此不一一列举。

[33] 徐先兆：《青少年时代的方志敏同志》，载《方志敏印象集》，第84页。

[34] 在一份关于国民党江西省早期党务的史料中，详细罗列了赵醒侬、邓鹤鸣、方志敏等十多位中共人士在国民党省党部担任的具体职务。《江西省党务报告》（1926年5月17日），五部档，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号：11297。

[35] 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第263—296页。

[36] 王练：《访徐先兆学长》，载南昌二中百年校庆筹备工作办公室编：《二中校友回忆录》，内部出版，2001，第79页。

[37] 陈耀煌：《共产党·地方精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2002，第84—85页；黄文治：《革命播火：知识分子、城市串党及革命下乡——以大别山区早期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0—1927）》，《开放时代》，2011年第12期。

[38] 杨晓伟：《新民学会成立会议参会人员及人数考证》，《船山学刊》，2012年第2期；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03—604页。

[39] 资料来源：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3卷，第252—253页；袁玉冰：《1921年日记（选编）》，载《袁玉冰专集》，第144—145页；王世儒编：《袁玉冰生平事略编年（下）》，《江西青运史研究》，1987年第2期；方铭竹：《袁孟冰和北京大学改造社》，载《袁玉冰专集》，第207—212页；刘勉钰、陈立明：《改造社及其革命活动》，《江西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3期；欧阳祖经编：《江西一师学会会友录》。

[40] 改造社在1920年酝酿时，是袁玉冰同班8名同学。1921年1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时，另有熊国华和邹秀峰参加了这次会议。这即最早的10名成员（刘勉钰、陈立明：《改造社及其革命活动》，《江西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3期）。

[41] 江西省行政区划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行政区划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66—68页。

[42] 郭正昭：《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1918—193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年。

[43] 地方党史学界对袁玉冰的籍贯有争议，这是因为袁玉冰祖籍泰和县马齿坑，他15岁时被送到与泰和县相邻的兴国县高兴墟的亲戚家，在当地的成德高等小学读书，并在那里考上了南昌二中（黄健明等：《袁玉冰烈士籍贯考》，《江西党史通讯》，1985年第11期；中共泰和县委党史办：《关于袁玉冰籍贯的考证》，《江西党史通讯》，1987年第3期；黄野梦、徐先兆：《袁孟冰和改造社》，载《南昌青年运动回忆录》，第20页）。

[44] 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载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5页。

[45] 值得注意的是，广信府恰是天师道的发源地和传播地。第一代天师张道陵即是在贵溪的龙虎山修炼，而第四代天师又自汉中迁回龙虎山，千年代代在此延续，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仅次于曲阜孔门世家的名门世家（张青剑：《道教在贵溪》，《贵溪县文史资料》，1987年总第2辑）。绵延不绝的天师道传统对清季民国时期出身广信府的人的精神气质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46] 黄健明等：《袁玉冰烈士籍贯考》，《江西党史通讯》，1985年第11期。

[47] 徐先兆：《青少年时代的方志敏同志》，载《方志敏印象集》，第76页；方铭竹：《袁孟冰和北京大学改造社》，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