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师范生与革命者
师范学校与中共早期组织有很强的亲和性，这一点已有丰富的史料佐证：中共一大代表中有七位师范生；许多地区最早的党团员都来自师范学校；像湖南一师和浙江一师这样在学生运动和党团创建中赫赫有名的师范学校不在少数。[4]如果说新式学校容易孕育出反体制冲动的话，那么，新式学校中的师范学校就更易造就革命者。有些学者将其中的原因归纳为：因为师范生享有公费，因此贫寒之家的优秀子弟往往选读师范学校，他们既对个人能力有优越感，又易生不平感；他们的主要出路是当小学教师，而小学教师的待遇不好，这样的前途使他们心生不安；他们进入师范学校后，接触到新思想，因目睹国家的败落、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动荡而心怀焦虑。这双重的失意使他们较易接受激进思想，再加上同学之间的相互激励，更促使了他们走上革命队伍。[5]还有学者指出，乡村教师占据着城乡联结的关键点，从城市接受现代教育，又多回到乡村教书，但与集聚在城市的母校、老师、同学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这使他们比孔飞力所谓的“白铁匠和货郎”模式在传播城市的革命思想上有更大的空间优势。[6]为此，中共中央在1925年还曾专门做出一个决定，要求各地重视在乡村教师中发展党团员。[7]
我们可以拿南昌一师与南昌二中来作一个对比。二中的学生在校时间较短（学制四年），毕业后一般是出省甚至出国升学，其影响力不容易留在省内。而一师的学生在校时间较长（学制五年），有更多的时间接受熏陶或在校发挥革命影响，毕业后大多回到自己的家乡小学任教，或者在外读了大学后又回到省内，与江西各地的联系较为紧密，更容易对家乡产生广泛的影响力。这些在当地社会根基牢固的师范毕业生只要通过某些线索与江西省内的甚至全国性的革命中心联通，他们就成为江西各地革命的播种者和深耕者。我们可以举三个例证，这些例证也正构成了一师革命网格中三个重要的结点。
（1）一师、六师与修水籍革命者
一师革命者中修水是一个重要的关系节点，其核心人物是丁健亚（又名丁潜）。丁健亚出生在修水的士绅之家，1918年考入一师，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在修水组织过国民大会。[8]赵醒侬组织江西地方团时，丁健亚是1923年2、3月间入团的早期团员。他入团第二年，即逢毕业。于是，成为江西最早被选派到苏联学习的团员。与他同批赴苏的还有袁玉冰及另一位修水革命者、毕业于江西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位于九江，下文简称“六师”）的胡越一。丁健亚和胡越一是中学的同班同学。[9]通过这个关系，南昌的一师革命群体与九江的六师革命群体连接在一起。修水在1924年7、8月成立的团组织则是由六师学生卢成宝等建立起来的。[10]一师修水籍毕业生紧随丁健亚赴苏的，还有1925年由赵醒侬等人负责选送的徐褐夫。1926年毕业的修水籍一师学生余垂成和甘特吾则回到了修水从事革命工作。丁健亚和胡越一在苏联留学的时间不长。1925年10月，丁健亚回国，担任了南昌团地委书记并曾代理中共南昌支部书记；胡越一稍后于1926年春回国，由时任团中央宣传部主任的恽代英指派他到九江担任团地委书记。但丁健亚和胡越一都因为生计成问题而不愿意在原来的岗位工作，于是，1926年4月，由丁健亚从南昌到九江接任了团地委书记，而胡越一则从九江到南昌，先转到黎明中学，后受赵醒侬委派，作为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到修水、武宁和铜鼓一带发展国民党组织，同时发展共产党组织。[11]通过丁健亚和胡越一的关系，修水、九江与南昌及上海这两个革命中心连接在一起，修水也因此成为江西党团基础较好的县份之一。
（2）一师、七师与吉安籍革命者
吉安正式的团组织是由一师的万安籍学生曾弘毅建立的。曾弘毅1924年2月回万安老家度假时，路经吉安，在位于吉安的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下文简称“七师”）中发展了七名团员，包括万安籍的四人。[12]由此，七师的革命群体与南昌团组织产生了正式的组织关系。
不过，对吉安革命者有更大影响的却是一师毕业的吉安籍本地人士，其中心人物是出身于吉安县一个富商家庭的罗石冰。他1914年考入一师，是该校最早的学生之一，毕业后到吉安县立高小任教。另一位吉安籍人士刘九峰1917年考入一师，毕业后也到了吉安县立高小任教。1923年秋和1924年春，刘九峰和罗石冰先后考入上海大学，受到瞿秋白和恽代英等人的影响，不久即加入中共。还有一位吉安县籍的人士——曾延生在吉安的早期党团组织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曾延生1921年从南京体育师范毕业后到吉安白鹭洲中学任教，也在吉安县立高小兼课，1924年紧随刘九峰、罗石冰考入上海大学，不久也入了党。他们三人通过寄送书刊、回乡组织活动等方式，引导吉安进步青年。这样就将吉安与上海直接连接起来，形成了江西省内与南昌和九江并列的第三个区域革命中心。当时吉安的革命活动都以学校为依托，这些学校分别是七师、吉安县立小学和阳明中学，其中七师是最重要的革命中心。刘九峰的哥哥刘一峰系国民党系人士，在七师担任教导主任；七师校长李松风也思想“左倾”，由此在七师形成了追求革命的浓烈气氛。1926年1月，罗石冰受中共党团中央的委派，来吉安考察建立团地委和党组织的情况，决定通过“党团分化”的方式在吉安建立中共吉安特支和团吉安地委。罗石冰还在吉安北部建立了吉安第一个农村党支部。1926年北伐军攻克吉安前夕，罗石冰到吉安任特支书记。[13]
（3）一师与都昌籍和景德镇籍的革命者
都昌籍在一师的革命者中也表现突出，其核心人物是富家出身的冯任。同为都昌人的谭和与刘越虽然在一师比冯任高一个年级，却都受冯任影响。冯任在一师读书期间组织了同乡会性质的都昌青年会，其影响力扩及到了一师以外的其他都昌籍学生。比如，都昌人向法宜虽然在甲工读书，但并未像方志敏、洪宏义那样加入改造社，而是在1925年由冯任介绍入团，后又介绍入党。[14]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景德镇和都昌的特殊关系，景德镇被称之为都昌人的“第二故乡”，[15]以冯任为中心的都昌籍革命者对景德镇的进步青年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向法宜1925年夏以景德镇模范小学教员的身份去从事工人运动；同年底，刘越受中共南昌支部委派，去景德镇和都昌发展组织。[16]通过冯任，都昌、景德镇与南昌在革命的道路上连通在一起。
2．师范革命者与世家子弟
如果说我们上面的例子可以说明为什么师范生容易成为革命的深耕者，那么，我们还需要从革命者的出身来理解为什么在南昌一师并没有形成二中校内如改造社那样统领性的革命中心。叶文心对“五四”前夕浙江省两所著名中等学校的比较研究表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主要来自钱塘江中上游浙江省内地各乡镇家境尚可的家庭，而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则主要来自浙西和宁绍的富家子弟，其中很多是世家子弟。[17]应该注意到，叶文心的这个研究实际上指出了浙江省立一师与浙江省立一中这两所学校中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生源差异：城乡差异和贫富差异。但对江西省来说，近代工商业发展相当迟缓，九江贸易中心形成后传统市镇普遍衰落，城市规模小、发展慢，传统农业经济一直是全省主要的经济支柱，城乡差异尚不是十分明显。[18]所以，江西的贫富差异更多体现在县镇内部，是世家子弟与平民子弟的差别。在江西民国时期就读师范的学生，大多出身清贫或者家境尚可，很少世家子弟，那些世家子弟往往就读公立或私立中学，他们一旦走上革命道路，因为其家境和关系资源等因素，常常比其他家庭出身的革命者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因此，师范学校的革命者更容易受到校外不同的世家子弟出身的革命者的感召，导致师范校内的革命力量相对分散。南昌一师就有两个非常典型的例证。
（1）一师与曾天宇领导的“万安青年学会”
万安籍的团员在一师的人数虽然只有两位——曾弘毅和王立生，但他们却都是南昌团组织最早的成员，而且一直是主要的领导成员。不过，1924年6月前，万安革命群体的领袖既不在一师，也不在南昌，而是一位身在北京的万安籍世家子弟——曾天宇。曾天宇的兄长曾振五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开始追随孙中山，1916年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党江西万安县分部长；曾天宇在万安县立高等小学就读时的老师萧炳章曾担任同盟会万安县分部部长，后来又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曾天宇留日回来后在北京就读的中国大学是一所带有浓厚的国民党色彩的大学，所以，曾天宇与国民党系人士有极其深厚的渊源。当然，曾天宇个人选择了共产主义革命，于1921年冬在北京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但曾天宇在他开始作为万安革命者的领袖、而后又作为江西共产主义革命领袖的生涯中，也充分利用了他与国民党系人士丰厚的关系资源。[19]1922年初，曾天宇在万安组建了“万安青年学会”，把包括曾弘毅和王立生在内的散布在各地各校的万安进步青年组织在一起，并出版了《青年》杂志。袁玉冰赞誉其为穷乡僻壤里诞生的“有生气的团体和印刷品”。[20]1924年6月，曾天宇回到南昌，按照赵醒侬的指示，开办了明星书社作为中共党团组织的活动机关，曾弘毅和王立生都在明星书社兼职做店员。[21]
（2）一师与张朝燮领导的“永修社会改造团”
一师革命者参与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社团是永修籍学生建立的“永修社会改造团”。不过，这个组织的领导者也不是一师的学生，而是南昌二中的张朝燮。张朝燮和曾天宇、袁玉冰一样都是江西革命典型的“深耕者”。张朝燮出生于永修的仕宦之家，1917年考入南昌二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代表二中学生参加了南昌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会，同年暑假又与同在南昌读书的永修籍学生王环心（法政专门学校学生，当时也在南昌二中寄读）、王秋心、王弼、曾去非（后三人皆为一师学生）回家乡组织了“反帝爱国演讲团”。1921年7月又与王环心、王秋心、王弼、曾去非在南昌组织了“永修教育改造团”。张朝燮1922年考入武昌师范大学。1923年入团，1924年入党，并将“永修教育改造团”改名为“永修社会改造团”。[22]
永修社会改造团除了成立时间长（在“五四时期”即已出现组织雏形）外，最突出的特点是跨度大。在其成立时即横跨一师和二中两大革命中心，而后又将南昌、永修与作为中共革命的全国中心的上海，及作为区域中心的武汉连接在一起。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永修位于九江地区，毗邻湖北东北部。“五四运动”前后由恽代英领导的进步社团——互助社和利群书社不仅在湖北影响极大，其影响力还辐射到了九江地区。恽代英在1918年和1919年多次到九江进行宣传活动。[23]1922年张朝燮到武汉时，虽然恽代英已经离开了湖北，但以鄂东北黄州籍为骨干的湖北革命者还是对九江及赣东北的进步青年有很大的影响力，张朝燮就读的武昌师范大学就由中共一大代表、黄冈人陈潭秋负责党团组织的发展。[24]与此同时，1922年王环心、王秋心考入上海大学，1924年由瞿秋白、邓中夏介绍入党。[25]恽代英已于1923年8月到了上海，担任团中央委员、《中国青年》主编，兼在上海大学任教。[26]因为爱好文艺，王秋心曾与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书信往来，[27]由此成为密友。1924年8月恽代英作为团中央特派员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出巡长江各地时，即由王秋心以全国学生总会江西代表兼国民会议江西宣传员的身份陪同，并专程到永修作了演讲。[28]这样，实际上使永修搭起了与团中央联系的直通车。1925年张朝燮从武昌师大提前毕业回到江西，以南昌二中教员的身份从事革命工作，担任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1925年秋张朝燮协助赵醒侬选送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广州农讲所第五期、黄埔军校第四期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张朝燮特别注意选送永修籍的学员，比如，江西省选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有13人，而永修籍的就占了4人。[29]正是这些因素，使永修在江西早期党团组织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北伐前率先在县建立党团组织的地方，且一直归属南昌的党团组织领导，而不是归属于九江党团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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