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_毛泽东思想探微_思想文化新论

丁海虎^[1]

摘　要：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分别用于消灭敌人和团结朋友的两个工具，共产党人则是使用这两个工具的主体，分清敌人和朋友是正确使用这两个工具的前提，否则，敌友不分，斗争方向不明，革命必败。《毛泽东选集》开篇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绝非偶然或者随意，它是毛泽东对自身思想特质的自我意识，是对其以往理论思考的总结与提升，是作为整体的毛泽东思想的根本问题，抓住这一问题才抓住了毛泽东思想的实质。

关键词：党；敌人；朋友；武装斗争；统一战线

冯友兰先生评价毛泽东云：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在几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师”的地位和职能。[1]美国学者陈志让认为：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革命实质上是军事斗争，但也具有深远的文化内涵”。[2]李泽厚先生指出：与中国近现代一些政治大人物如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有所不同，毛主要是以其通过政治树立的思想权威，主宰和支配了数亿人和几代人的生活、命运和悲欢，所以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位置，将被人们反复研究。[3]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许迄今为止，中国人面对毛泽东就像面对孔夫子一样，需要一个持久的不断理解的过程，而理解的起点首先是毛泽东的自我理解。

1951年8月，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社委员会在《毛泽东选集》“出版的说明”中指出：“这部选集，包括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中的重要著作。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现在的这部选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并且按照著作年月次序而编辑的。这部选集尽可能地搜集了一些为各地方过去印行的集子还没有包括在内的重要著作。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曾做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4]据此，这部新版《毛泽东选集》是对新中国成立前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的批判总结，由于“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并做了修订，因此可视为毛泽东的“自选集”或“著作定本”，因而是研究毛泽东思想最可靠的文献，深入细致研究这个文本而不是忽视甚至蔑弃它才有可能获得对成熟了的毛泽东思想的本源性理解。

众所周知，海内外关于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甚多，但据我浅见，似尚未有作者注意到毛泽东思想的结构性问题，即黑格尔所谓“哲学基本问题”的问题，[5]或阿尔都塞所谓“问题式”，[6]这种结构性特质不但指向某一理论文本的逻辑特性，而且贯穿于该文本中的主要理论观点，并且支配文本自身的展开，彰显着理论家的思维品格乃至精神气质，体现着思想家的思维性格。“根本问题”在我看来，“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通行本《毛泽东选集》的第一个命题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首要的基本问题的明确表述。当代学者曾注意到毛泽东这句话与其同时代某些西方思想家的共通之处，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本身的思想史厚度。甚至不妨说，抓住这句话就抓住了毛泽东思想的实质。

一

《毛泽东选集》的第一句话就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7]据专家们考证，“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一句是1951年修订时加入的，但对于这一修订，史家一般以“保存原意，简化文字”视之。[8]其实，如果考虑到这段文字处于《毛泽东选集》第一篇第一句亦即“开宗明义”的特殊位置，则将其视为纯粹的修辞学问题未免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在我看来，毛泽东的这个提法恰恰是其思想的根本特质所在，是其思想长期发展的总结概括和提炼升华，它是具有思想史意蕴的重大理论命题，而不属于修辞学范畴的问题。

首先，几乎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同时，1925年10月20日，在《<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中，毛泽东就开始使用“我们的主要敌人”的修辞：“我们已故领袖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革命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9]这一论述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恰相呼应，值得注意的是，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而言，在此之前，毛泽东很少使用这种表述方式。就是在1927年以后农村武装割据斗争的实践使毛泽东在对敌斗争问题上的认识取得了具体而深入的进展，提出“工农武装割据”重要理论观点的三篇文献中，[10]毛泽东也很少使用这种表述。

直至30年代中后期，当毛泽东开始从战略上考察中国革命，“主要的敌人”一语才再度出现。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阐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写道：“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行动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就不能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日本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反革命势力、中国反革命势力和中国革命势力这几方面的强点和弱点，就不会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就不会采取坚决的办法去打破关门主义；就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就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致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和浪费弹药。这样，就不能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这样就不能把敌人营垒中被裹挟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近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这样，就是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11]显而易见，敌人和朋友此时已成为毛泽东分析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基本范畴。

中共七大是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的一次大会，这时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或政治路线问题更是用敌人和朋友这对范畴来表述的。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提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问题：“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条路线里面有一个队伍问题，有一个敌人问题，还有一个队伍的领导者、指挥官问题。这个队伍就是人民大众，这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个领导者、指挥官就是无产阶级。”[12]这里的表述与1939年到1940年间完成《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论述是一致的，而1949年6月，建党28周年前夕，毛泽东又在另一部重要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道：“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13]在毛泽东看来，党领导军队是用来消灭敌人的，党领导统一战线是团结同盟军共同战斗的，党要牢牢把握革命的领导权，这与上述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所提的三个问题以及更早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论著中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提法也是一脉相承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我们的朋友？”之后又添上一句“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并非偶然。在毛泽东看来，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正是分别用于对付敌人和朋友的两个方法、“两个武器”，因此，分清朋友和敌人乃是正确使用这“两个武器”的前提，新版《毛泽东选集》开篇就提出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绝非偶然或者随意，而是毛泽东思想对自身思维性格明确的自我意识，是对其以往理论思考进一步提升之结果，它本身已经潜藏于过去的理论著作之中。

二

毛泽东对敌友问题的关注虽然源于政治领域并最终形成系统的政治哲学理论，但其真正展开却在实际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上。在我看来，毛泽东首先是作为一个军事家和战略家不断地在战争中战胜敌人而获有威信和地位的，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最光辉的理论论著无疑是有关军事斗争的论著，其代表作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14]这种说法尽管有些夸张，但确实反映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实践根源，脱离这一根源去理解毛泽东思想必然产生严重的偏颇。

战争，归根到底是敌我双方的对抗，故敌我关系是其基本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①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②敌人十分强大。③革命者即红军十分弱小。④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毛泽东把这四个特点概括为“敌强我弱”，他认为“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15]因此，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论首先从“防御”谈起。“为什么从防御说起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失败后，革命成了极深刻极残酷的阶级战争。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我们的进攻是密切地联系于打破‘围剿’的，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打破‘围剿’的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16]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更把战争的一般目的说明了：“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他还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17]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分析了中共在战争实践中形成的“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毛泽东指出：“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然而基本原则仍然是那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18]《论持久战》的敌我分析思路更加明确而自觉。“‘为什么是持久战’这一个问题，只有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19]这篇杰出的战略学论文根据世界局势和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条件、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人口、国土、自然条件等）的全面、详尽、细致的分析，提出抗战必将经历战略退却、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的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实际上，划分战争的每个阶段的依据正是敌我双方的不同态势：“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20]这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以及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又采取不同的战术或战争形式，如第一阶段，“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二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第三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毛泽东在文中指出：“敌人不能整个地吞并中国，但是能够相当长期地占领中国的许多地方。中国也不能迅速地驱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将依然是中国的。最后是敌败我胜，但是必须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中国人民在这样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间，将受到很好的锻炼。参加战争的各政党也将受到锻炼和考验。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胜利。果然是这样，一切困难就能够克服，跨过战争的艰难路程之后，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这是战争的自然逻辑。”[21]

毛泽东对“战争的自然逻辑”的论断还包含了对统一战线的论述。在敌强我弱的情形下，同盟者的作用极其重要。《论持久战》不但细致分析了中日双方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以及不同战略阶段的基本战略战术（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等），而且多次讲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在论文结论部分，作者写道：“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22]毛泽东认为，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三

在敌友问题上，战争实践凸显的是消灭敌人的维度，这也是毛泽东认为的最重要的维度。毛泽东认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23]不过，毛泽东又认为政治高于战争，政治比战争更根本：“‘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即不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24]。政治要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25]易言之，战争只是特殊形式的政治，战争凸显了政治的消灭敌人的一面，而政治还包含着团结盟友的另一面。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中对消灭敌人和团结盟友两个方面的问题做了更加全面的理论分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26]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写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再则，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27]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中国的半殖民地的特点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或是同那些国家不相同的。因此：“（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由于这两个基本特点，恰是由于这些基本特点，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毛泽东说，“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理解了这三个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28]如果站在党的角度，这三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辨别和对待敌人和盟友。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以主要篇幅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做了系统总结。首先是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总结了中共十八年的历史，提出了六条规律性的论断：（一）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在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二）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动摇变节。因此，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而是要发生变化的。在某一时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在内，而在另一时期则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参加。（三）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的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四）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五）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29]上述六条规律的基本分析结构即分别敌人和盟友，不同的阶级有敌人和盟友之分，同一个阶级也有由敌而友、由友而敌的变化过程。

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曾系统提出和回答了下述五个问题：“这个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前途是什么？”[30]“革命对象”就是敌人，毛泽东写道：“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他还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派。……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31]“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中，有些什么阶级，有些什么阶层可以充当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呢？这就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认清这个革命的动力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问题。”这里要分析的是革命同盟者和领导者的问题。《中国革命》再次分析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游民六种力量，分别指出他们在革命队伍中的历史地位和实际作用，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以及其他阶级作为同盟者的特点。在《中国革命》中，毛泽东把革命对象、革命任务、革命动力、革命性质、革命前途等问题视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共产党人>发刊词》略有不同，虽然如此，区分敌人和盟友依然是其基本思路。

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也不同，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第二章《中国革命》虽然承认“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但更大的篇幅则用于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包括领导者和同盟者），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具有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32]这种新式的共和国，毛泽东后来称之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四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原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为延安《中国文化》的创刊号而作。[33]其中固然发挥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路线、政治纲领，包括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以及党的建设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对文化问题的论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毛泽东在这篇论文中写道：“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34]实际上，毛泽东的文化观念同样渗透着浓厚的敌友意识。

毛泽东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作“文化战线”：“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在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20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35]显而易见，《新民主主义论》完全是以战争语言来描述文化现象，“文化战线”实际上是战争思维下的文化观念。

同样的思维也反映在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上：“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于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的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的反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论》对文化的理解是使之丧失相对的独立性而完全从属于政治。《新民主主义论》最后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论述这一文化纲领时，同样是充斥着战争意识。“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他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毛泽东写道“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36]

毛泽东的“文化战线”理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成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美学（political aesthetics）。在讲话的开篇部分，毛泽东说道：“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拼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层级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割断了的缘故。”[37]

结　语

在政治“战争”文艺等各个方面，毛泽东思想均有成体系的思考，而分辨敌友的根本问题是贯穿于这些体系中而为他们所分享和共有的根本问题。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哲学（方法论）层面的系统论断，这就是《矛盾论》，从某种意义上说，《矛盾论》就是这一根本理论意识的哲学表达。《矛盾论》把对立作为矛盾的根本方面曾受到指责，被认为是造成毛泽东晚年讲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根源。[38]在我看来，《矛盾论》强调斗争性而非同一性是矛盾的根本规定与毛泽东的军事学、政治学、文艺学思想对敌友问题的理解是根本一致的。对立性和统一性作为矛盾两个方面，正如敌友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两个方面，在考察敌人和盟友两个方面时，毛泽东首先重视的是对敌的斗争面，联合同盟者是服务于对敌的斗争的。这样的看法即便在《矛盾论》本文中也不难看到：“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3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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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16.

[10]参见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

[12]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04.

[14]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M].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68页.

[24]列宁语，见《社会主义与战争》——原注。

【注释】

[1]丁海虎（1979—），男，江苏徐州人，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本文系2012年南京林业大学思政专项课题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