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长富[1]
摘 要：作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陈独秀在其中起了中坚的作用，尤其是他给国人所带来的“民主”与“科学”这两大思想对于启发民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素质的近代化发挥了巨大的影响。陈独秀所说的“民主”主要是指资产本意的民主政治，是对封建伦理纲常进行猛烈攻击的有效武器；陈独秀所讲的“科学”主要是指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是启迪民智的又一思想武器。尽管受当时时代的局限，陈独秀在“民主”与“科学”的阐述中存在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两大思想对开启民智、掀起思想解放潮流发挥了积极意义。
关键词：陈独秀；民主；科学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实现。然而，由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存在着先天的阶级局限性，因而，在面对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以及北洋军阀的军事胁迫下，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篡夺。之后，在中国近代史上先后出现了袁世凯与张勋两度帝制复辟的闹剧。在当时“民主”与“共和”深入人心的民主革命洪流中，袁、张二人的闹剧最终破灭。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打碎了其精神支柱——封建主义的孔经对国民是束缚，“民主”与“共和”理念深入人心。不可否认的是，封建主义的孔经在一些旧官僚与顽固派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一有机会，就会做出种种尊孔复古的丑剧。但“清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正是在中外反动势力尊孔复古的喧嚣中，伴随着民主革命扫荡封建专制残余斗争的节节胜利，一大批新生的思想启蒙家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向“孔家店”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新文化运动由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新文化的发起人是当时在上海的陈独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喊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吹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角，一场比戊戌文化运动、辛亥文化运动场面更恢弘、规模更广阔、反帝反封建斗争性质更彻底、对后世文化建设影响更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拉开了历史的帷幕。
“民主”与“科学”，犹如人之两腿、鸟之两翼一样，是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主体的两大构成。它作为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寻求真理过程中所取得的两大法宝，共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的历程。“民主”与“科学”思想在近代中国经过传播、发展，尤其是经过戊戌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弘扬而蔚为社会文化风潮，并且由外来的西学逐渐转化成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锐利的思想利器。“民主”与“科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是思想启蒙的良药，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转变的思想桥梁。
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提出：“要拥护德先生（Democracy），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塞先生（Science），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塞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并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可见陈独秀对“民主”与“科学”解释主要是针对封建专制主义和旧文学的，提倡要以科学合理的方式观察、解释和理解世界。
一、民主思想的张扬
对于深受封建专制主义压迫达两千多年之久的中国人民来说，民主是一个极其神圣、极其陌生，同时也是极其向往的字眼和追求。“五四”时期，一大批激进的思想启蒙者高举起了“民主”与“科学”这两大思想武器，对封建专制主义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把高踞庙堂之上两千多年的孔子给拉了下来，孔经遭到了无情的批判，中国人民从此有了一个更加庄严、更加为之牺牲的追求——民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是这次斗争的主要阵地。
关于民主，陈独秀认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力载诸宪章、国法，不得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2]陈独秀所述的民主，实质上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个人的自由平等之权受国家法律的保护，人人之间应当是一种自由而平等的关系，即所谓人权。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指出：“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者云，脱离夫权奴隶之羁縻，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3]在这里，陈独秀实际上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的主张，切实要求人一方面不能奴役别人，但同时也不允许别人奴役自己。西方的历史就是求解放自由的历史，西方的社会制度就是自由解放的民主共和制度。因此，只有效法西方，建设西方式的民主共和社会，中国才有希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陈独秀能较为系统地提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论，主张在中国要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无疑是进步的。这反映了当时中国先进分子在学习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中的价值取向和追求。
陈独秀认为，与世界近代文明相比，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法律，钳制思想，控制自由，阻碍个性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2]这是中国愚昧落后的重要原因，中国欲进步，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摧毁封建枷锁，实现人的解放和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
因此，陈独秀将民主概括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以及“经济上财产独立”，[4]认为这是世界进步的必由之路，中国只有这样才能走出黑暗而进入光明。
所谓平等人权，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制度，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也”，[2]公民的自由平等权利受法律保护，人与人之间“各有自主之权，既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奴自处之义务”。[3]国家为达此要求应当制定一定的法律加以保障人权的实现，而这样的法律制度不应是少数人的意志的表现，应由人民议定，并由人民推举代表执行。这才是理想的国家制度。
所谓独立人格，就是反对封建的伦理纲常，反对奴隶道德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主张人格独立自尊，个性解放，强调个人的创造精神。1916年9月1日，陈独秀在改刊后的《新青年》第一期中提出了新青年的标准，要青年独立、自主、进步、进取，“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5]这实质上是提倡个人的尊严、个人的价值，主张还每一个人做人的权利，而不做别人的附属品。
所谓自由思想，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反对孔教为国教，向封建社会的精神领袖孔子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封建专制之所以能够存在长达几千年之久，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人民未能觉醒，孔教未能清除。因而，陈独秀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孔教，在《新青年》第2卷第2、3、4、5号上连续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答吴又陵（孔教）》等文章，猛烈地抨击孔教，“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6]进而要求拆毁全国的孔庙，从而废除祭祀，从孔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思想的自由。
要求自主人格、平等人权、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多数国民自觉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其声音振聋发聩，扣人心弦，催人奋起。这表明，在“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民主思想已经远比辛亥革命彻底，其对民主的认识和理解也大大的丰富。民主思想的旗帜已在华夏大地高高飘扬。这种民主思想的张扬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真正得到了落实，为民主革命的进一步高涨准备了思想条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群众基础。
二、科学精神的呼唤
“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大旗。在陈独秀看来，民主可以防止专制，而科学则可以摆脱愚昧。“国人欲脱愚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3]现实中国的状况则是民众愚昧无知，迷信思想盛行，因而，提倡科学，则属当务之急。
关于科学，陈独秀定义为：“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3]这就是说，科学应当是人们的主观认识和客观现实具有一致性、统一性，主观的凭空捏造是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的，是不科学的。陈独秀赋予了科学以无上的权威，指出只有经过科学检验符合现实的知识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哪怕是祖宗的遗留、圣贤的垂教、政府的提倡抑或是社会的崇尚，都应当摒弃。“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无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3]而是否尊崇科学则成为民族优劣的关键原因之一，“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端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3]这样的社会终将会被历史所淘汰。
陈独秀所说的科学大致有两层含义，一是与低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科学技术，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生产工艺技术；二是与封建蒙昧思想相对立的科学思想，其实质是一种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五四”时期陈独秀对科学精神的呼唤和倡导，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一条渠道，为关在“黑屋子”里的人民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进了新鲜的空气。
陈独秀以科学作为精神火种，点燃了启蒙运动的火炬，掀起了思想革命的巨浪，激励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大张旗鼓地宣传科学。究其科学观，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1）科学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陈独秀认为，作为科学而言，它既是一种现实，同时也是这种现实在人的头脑中的正确反映。“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从陈独秀的这句论述可以看出，作为科学，必须主观符合客观。一旦当主观和客观不相符合的时候，科学也就变成了谬误。陈独秀的这一思想有助于与封建迷信斗争，使人民能够正确地看待事物。“自然之力，既听命于人间，发纵指挥，如使其马，束以器械而用之；交通贸易，利于前时，虽高山大川，无足沮阂；饥疠之害减；教育之功全。凡此种种，实则多源于科学之进步。”[3]
（2）实证方法与归纳方法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不二法门。“今欲兴学术兴，真理明，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兴。”[7]陈独秀这句话旨在说明，研究科学，必须注意事例，并且要充分运用事例来论证问题。早在1915年，陈独秀就明确指出“事事求诸证实”的方法是“科学说明真理”的不二法门。[3]另一方面，仅仅只有事例的堆砌，是流于形式，有记账之嫌，因此必须同时要对所给事例进行归纳，得出其实质。二者缺一不可。陈独秀同时指出，偏重演绎法则是中国学术不进步的又一大原因，因此，“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的分析……我以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8]从上可以看出，陈独秀在做学问的方法上反对偏重任何一方，要注意方法的合理运用，这样才能求真求实，得出正确的结论。
（3）陈独秀认为“科学”不仅仅是指自然科学，而且还应当包括哲学和社会科学。“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习俗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则在于“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9]这实质指出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同样应当是严谨的，要求杜绝社会科学研究的随意性。“社会科学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这里所指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主义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观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学的哲学）”。[10]这里，陈独秀一方面指明了社会科学应当包含的内容，还准确地把握了哲学、玄学与形而上学的区别，表明了在这一时期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成熟把握，并将唯物史观作为科学内容之一加以阐述。陈独秀在1920年以后也是经常用唯物史观去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表明其科学观更趋成熟。
（4）倡导科学精神，把握科学方法。陈独秀指出，之前的无论是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如洋务运动，虽提倡科学，引进西学，但更多强调的是西方的制作技术，即具体方法的引进。陈独秀认为这显然远远不够，正确的做法是要求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态度，发扬科学精神，把握科学方法，用科学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由此，陈独秀得出结论，即尊重科学，富有科学精神，用科学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精神文明的进步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
三、对陈独秀“民主”思想与“科学”精神的评价
“民主”与“科学”，是陈独秀一生所追求的两大目标。陈独秀对民主和科学的解释及论述比较系统，既热情讴歌民主，又极力宣扬科学，认为不倡导科学，理性得不到张扬，民主也难以普及，而民主得不到推行，科学也无法发展。民主与科学两者不可分割，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若舟车之有两轮”缺一不可，并始终坚信“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11]
为宣扬和捍卫“民主”与“科学”，陈独秀表现出了无限的勇气和信心。在面对封建卫道士发难时，陈独秀指出：“西洋人因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来，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攻击的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
由于陈独秀对于民主与科学的竭力宣扬，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意识进一步觉醒，这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促进了知识青年要求进步、追求真理的愿望，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五四时期中国知识革命青年的民主意识觉醒、科学精神的张扬，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在陈独秀的影响下实现的。
当然，由于当时的时代限制和认识的局限，陈独秀关于民主和科学的认识还存在一些不足，甚至某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是不正确的。如对于“民主”的认识，在“五四”前仅停留在资产阶级的民主的范畴；再如对孔学的批判，只是片面地将其视为封建帝制复辟的根本原因，这无疑是不科学的。
尽管如此，陈独秀关于“民主”与“科学”这一思想在当时对启发民智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既为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奠定了基础，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素质的近代化，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在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传播和宣传影响下，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1919年12月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明确指出：“劳动界诸君呀！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些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12]这说明这一时期陈独秀所主张的民主，已经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了，而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民主才是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改造旧社会，创造新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参考文献
[1]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J].新青年，1915：1（4）.
[2]陈独秀.敬告青年[J].青年杂志，1915：1（1）.
[3]陈独秀.袁世凯复活[J].新青年，1916：2（4）.
[4]陈独秀.新青年[J].新青年，1916：2（1）.
[5]陈独秀.答吴又陵（孔教）[J].新青年，1917：2（5）.
[6]陈独秀.圣言与学术[J].新青年，1918：5（2）.
[7]水如.陈独秀书信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310.
[8]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J].新青年，1920：7（5）.
[9]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J].新青年，1923：2（季刊）.
[10]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86.
[11]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J].新青年，1919：6（1）.
[12]吴晓明.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123.
【注释】
[1]南京林业大学2011年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课题。
申长富（1977—），男，江苏盐城人，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讲师，法学硕士，河海大学博士在读，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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