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方法理论的应用和争论

一、和人力资本理论的不同

正如马歇尔所言“经济学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与人高度相关的能力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理应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及其能力的重要经济价值在古典经济学中已经被提及。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指出，不同个体起先的资质是相近的，相互间能力之所以有高有低，是由个体所处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决定的。在斯密看来，个体间能力的不同是分工的结果。哈耶克认为劳动分工的背后对应的是知识分工，个体间知识积累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差异导致个体间的能力也逐渐不同。马歇尔注意到普遍意义上的一般能力对工业效率的影响。他认为一般能力是那些“在不同程度上作为一切高级工业的共同特性的那种才能以及一般知识和智慧”，专业能力则是那些“为个别行业的特殊目的所需要的那种手工技术和对特殊精神及方法的熟悉”，普通教育与工业教育对于知识与经验的积累进而对促进个体一般能力的提升有重要影响。^[2]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能力被赋予新的形式，即“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在20世纪60年代创立。与物质资本不同，人力资本则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即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的总和，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人力资本理论的进步之处在于强调了人是比物质资本更为重要的资本形态，人力资本有着更大的增值潜力。因为作为“活资本”的人力资本，具有创新性、创造性，具有有效配置资源、调整企业发展战略等市场应变能力，物质资本在人力资本的操纵之下实现增值。但人力资本也有明显的缺陷：一是人力资本无法解释自身的异质性，即由于人力资本载体的不同以及投资程度、形式的不同而造成的人在能力上的差异，其具体表现为现实社会中的巨大收入差距。二是忽视人的伦理性，人类行为的动机并不完全出于自利的最大化行为，个人的行为还会受到社会和环境制约，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合理的，人类还需要其他的更为优先的行为准则。三是人力资本理论只关注作为生产手段的人，而忽视了作为生产目的的人，其政策主张是只重视经济增长。事实上，经济增长只能是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是提高人们的实质自由。人力资本理论所具有的这些缺陷，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的能力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二、人类发展指数

能力方法理论最为杰出的应用莫过于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阿马蒂亚·森帮助联合国构建和设计了人类发展报告中的这一评价指数。人类发展报告强调对某一国家生活水平的评估重点在于全民能力的拓展与提升。人类发展指数及各项人类发展指标用以评估不同国家及国家内各地区各民族的基本能力，包括生存与健康能力、学习知识的能力、享受良好生活的能力。

人类发展指数的指标包括三个，分别为人均寿命、教育水平及生活质量。但阿马蒂亚·森认为，人类发展实际上需要四种重要的基本能力：生存能力、学习能力、获得一定生活水准的能力、参与社区生活的能力。前三种包括在人类发展指数中，最后一种因其不可测性没有被包括在内。教育和健康提高生产潜力，知识增强健康，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促使采取集体行动并促进政治变革。

三、能力方法理论的实证检验

自能力方法理论提出以来，学者们运用这一理论从不同侧面对福利和生活质量进行了研究，但这些研究所选择的福利指标和使用的衡量方法并不相同。阿马蒂亚·森从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三个方面考察了1980—1982年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和斯里兰卡5个国家居民的功能实现状况，但在考察印度居民的功能状况时，阿马蒂亚·森使用了营养状况、死亡率及发病率三个指标。

（一）国际方面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从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和人均GDP三个方面考察了1990—2004年各国居民的功能实现状况。伯查特和利格兰德应用1998—1999年英国家庭面板调查数据从能力层面考察了失业者的工作能力。克莱森应用1994年南非SALDRU家庭调查数据分析了教育、收入、财富、住房、水、卫生、能源、就业、交通、金融服务、营养、保健、安全和可感知的福利等多方面的功能实现。拉德奇应用1992年智利数据考察了教育、健康和儿童营养三方面功能实现。罗贝恩斯考察了男性和女性在物质福利、精神福利、社会关系、教育、家务与非市场劳务、有酬工作、住所、运动和休闲方面的差异。

（二）国内方面

高进云等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框架下，使用模糊评判方法对农地城市流转前后的农民福利变化进行了衡量。尹奇等则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失地农民的福利水平进行了评价，发现失地农民的居住条件和发展空间得以改善，而经济状况、心理状况和居住环境呈现出恶化趋势。贾燕等在森的可行能力分析框架下研究了集中居住过程中农民福利的变化，提出了构成农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和指标，并用模糊评判方法对江苏江都市集中居住前后农民福利的变化进行了测算。王春萍和杨蜀康从可行能力的角度出发，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贫困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发现65个国家的贫困指标与教育指标具有一致性。方福前和吕文慧利用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中国城镇居民功能空间内的福利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结果显示，收入和学历对福利水平的实现具有显著影响。杨爱婷和宋德勇采用集对分析法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福利水平进行了测算，发现能力不足侵蚀着功能增长带来的社会福利增长，使得中国总体社会福利水平低下。费菊瑛和王裕华则认为人力资本因素通过提升人的可行能力，对一些非物质因素构成的满意度也有影响。

国内外对于能力方法理论的实证研究表明，能力方法理论不仅具有极高的理论指导意义，还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

四、对能力方法理论的争论

在阿马蒂亚·森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其“能力方法”在中外经济学界得到广泛关注。在获得褒奖的同时，也有人对他的某些理论提出了质疑。伯纳德·威廉姆斯指出：“可行能力的概念事实上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贡献，它使得我们远远地超越了比较狭隘的经济利益概念以及更为约定俗成的生活水准概念……然而，关于可行能力的界定仍然存在着许多迫切的问题。”^[3]对能力方法理论的批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能力清单的模糊和不完备

能力方法理论为人类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这一理论涉及的范围极广，包括伦理哲学、经济学、政治理论、教育、健康、食品安全、生态系统、能力赋予等诸多研究领域。这种跨学科和多用途使得不同的可行能力分析中对功能性活动和可行能力有着不同的定位，这就意味着不同的认识论目的要选取不同的可行能力，而这也就导致它不能提供一个详尽的可行能力内容清单，能力方法理论因而具有模糊性与不完备性的特征。

界定能力清单对可行能力的实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只是把可行能力界定在人们“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实质性自由”上，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系列问题：当人们的理性欲望和理性抱负与资源冲突时，社会怎样保证每个人的可行能力；如果有的人只考虑实现自己的生活而不发展自身能力又该如何应对。人们有理由发展自己的全面的生活观念，追求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但不能强求社会的基本结构做出保证，全部的可行能力平等的全部实现是不真实也是不可能的。

（二）能力与主观效用关系模糊

可行能力一方面反对主观主义效用标准，强调人的实质自由、尊严与价值，但另一方面，对可行能力的解释与说明，又都是通过效用和福利状况来认识的。离开主观主义的效用标准，可行能力无法得到恰当的说明。阿马蒂亚·森认为由于个人偏好的不同，效用主义借助的实物收入方法无法正确判断出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但实际上阿马蒂亚·森对可行能力的阐释也只是一种宽泛的偏好主义。他把对生活、可行能力的评判最后交到了个人手里，指出从机会和自由的角度对机会组合做出的评估必须对个人的偏好和理性敏感。这正符合阿马蒂亚·森对宽泛的偏好主义所下的定义：什么对一个人是好的完全取决于那个人的评价角度。巴勃尔则表述为：如果事物满足了一个人事实上的偏好或他最易得到的偏好，那么这一事物就有利于一个人的好生活。事实上，无论是阿马蒂亚·森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民主主义，还是努斯鲍姆核心可行能力的超偏向清单，如果离开个人偏好都是不能成立的。然而，从个人层面来说，只用偏好来评估生活质量是不充分的，好生活的评价应该包括可行能力与偏好。可行能力对好生活的描述大多是抽象的东西，获得、实现与发展能力都依赖于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是提高生活水准的关键，这在可行能力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

伯纳德·威廉姆斯在肯定了可行能力理论摆脱了狭隘经济利益考虑，渗透到好生活领域的同时，指出了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的理论欠缺：其一，对好生活标准描述上的问题。可行能力所说的好生活标准与满足基本的需要、基本的可行能力发挥、生活必需品有直接关系，而好生活的标准是权变和多层次的，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可行能力理论中欠缺说明。其二，可行能力与功能性活动之间的关系是“能”与“是”的关系，两者之间的转化条件与转化过程是复杂的，可行能力对两者如何实现转化欠缺说明。其三，关于可行能力的衡量问题。它仍然摆脱不了对收入、商品占有、财富等方面的依赖。例如，我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商品，那么我们因此有了新的可行能力，可是在没有这种商品存在以前，我们是不能选择的，有了它我们才有这种自由与可行能力。其四，关于潜能和可行能力的关系问题。做事可行能力与做事的实际可行能力，到底是何关系？“有能力做”也不意味着“在此时此地做”，潜在可行能力并不必然与在此时此地做相联系。

（三）导致个人主义

阿马蒂亚·森把人的好生活从功利转到了人的生活，但他的可行能力还是属于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个人仅仅是由于工具性原因而结合起来的原子，而不是生活方式的内在部分。对社会安排的研究只限于它们在如何促进人的全面自由，从而享受他们有理由珍视的生活上所起的作用。人们生活在一起的结构，无论是社会规范、文化活动、信任等只是作为个人好生活的工具，也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有价值。它们只是“资源”，在可用于产生其他东西而非自身就有价值的意义上被使用。

社会结构不仅能促进可行能力的发展，而且也是个人生活不可分离的部分。人们并不是孤岛一样共同存在的社会原子，只为提升自身的地位而生活在一起。没有人能够离开群体的生存结构而生活，这种结构是个体存在的条件，也是个人生活的必要组成。同时，作为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的核心部分的个体主体也受特定生存结构影响。我们认同他所强调的不能把人只看作社会结构的被动接受者，同时也要作为自身好生活的主体，但也要承认人的社会决定性，受到生存背景和社会规范的影响，没有人可以真正独立于所生活的社会的影响。人的可行能力并非指人能做任何事情的能力，因为有些能力具有负面价值，有些价值是无关紧要的，人的主体程度及人们所珍视的价值的客观性有赖于所生活的环境。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影响主体及其构成的社会结构做出评价。阿马蒂亚·森只看到了社会影响个体可行能力的一面，却忽视了个体自由也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产品”。

因此在评价发展政策的目标时，不仅要看是否提升“有价值的”个人可行能力，也要看是否促进了“有价值的”人们共同生存的结构。后者的标准是人们共同生存的结构是否对人的好生活有积极影响（工具和实质两方面），使人成为更自由的主体，并且鼓励他们形成更有价值的客体。也就是说，一个繁荣的个体需要并依赖于和谐互助的家庭、相互合作并高度信任的社会、促进选择“有价值的”能力的个体发展的社会环境。

（四）难以实施

可行能力还面临着实践上的困难。可行能力理论是阿马蒂亚·森基于贫困与饥荒问题的大量实证性分析基础上反思的产物，建立在对社会底层贫困与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怀之上，面对一个想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增加一点收入的穷人和一个想购买奢侈品的富人，阿马蒂亚·森支持了前者，这使其在社会接受范围与接受程度及可操作的实践层面上陷入困境。除了社会底层会积极地响应之外，中产阶级以及国家政权的统治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并付诸行动，将直接决定可行能力在实践中的命运与效果。

能力分析路径忽视个人责任问题。人们之间的能力差异并不仅仅是社会状况的结果，个人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不顾在能力差异上的个人责任，就进行毫无差别地补偿，那么能力分析路径就会变成福利主义的分析路径。而对福利主义分析路径，阿马蒂亚·森本人是持批评态度的，也就是说能力分析路径忽视责任问题使其面临着自相矛盾之嫌。同时对如何实现能力平等，阿马蒂亚·森也没有做出说明，可以看出阿马蒂亚·森的能力分析路径太有开放性，如果要想增加其说服力，还必须进行进一步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