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收益的多样性

研究教育收益多样性的成因，首先要研究教育多种收益的实现过程和实现形式。教育的重要产出是受过教育的人，而人又是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教育对社会、经济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作用，通过多种方式来增进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是教育发挥作用的两个重要领域，两种收益表现出的特点差异比较明显。但实际上需要说明的是，经济收益并不意味着一定可以用货币价值来衡量，社会收益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没有货币价值。

一、教育的经济收益

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是教育在经济上的产出。教育的经济收益可以用一定的货币价值来衡量，或者用某一比值（如收益率或投入产出比）来衡量。教育的经济收益可以表现在多个方面。

（一）直接的经济收益

教育带来的经济收益可以是个体直接获得的，也可以是社会整体层面获得的。对于个人而言，教育的直接收益表现为受过教育的人力比缺乏教育的人力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即增加的教育带来的收入增加；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教育的直接经济收益是指教育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导致国民收入的额外增加。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的数据显示，高中毕业生的一生所得的收益超过没有高中学历的工人的40%以上，终身收入差别在26万—43万美元之间；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的终身收入差别在40%左右，收入差别在33万—63万美元之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著名经济学家萨卡罗普洛斯估算的不同国家的教育收益率也是相当高的。（见表4-1）

表4-1　不同国家不同层次的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

（二）间接的经济收益

教育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收益也非常丰富，而且因人而益。比如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可以辅导孩子的学习而不必请家庭教师，由此可以节省一部分费用。儿童的早期教育、老人的老年教育被认为可以节约家庭的照看费用。有资料显示，整个社会因孩子到学校上学，可节省的费用约占1/4的办学投资，而且这一计算还未考虑父母因有更长的工作时间而获得的收益。类似的，据温德尔估计，澳大利亚的互助型第三年龄大学每年给澳大利亚节约总额约为400万美元的照料费用。

此外，受教育程度高者的工作搜寻时间更短、更有效率，不但能节约更多的求职成本，获得更理想的工作岗位，而且失业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研究表明，在一个人前12年的学校教育中，每增加一年的教育，可使各个不同年龄段的失业概率降低25%；持有考试证书的人的失业概率要比没有证书的低1/3还多，其预期失业持续时间相应减少12%。弗兰切斯科尼等人通过比较不同教育水平的群体的自然失业率证实，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具有明显高的相对失业率以及明显低的相对工资。失业的减少实际意味着收入的增加，且可以避免因失业造成的生活窘境。

（三）促进经济增长

教育从整体上提高了受教育者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创新能力，从而促进了经济的整体增长。巴罗研究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发现如果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提高1.5%，可以带动3%的经济增长。伊斯特林通过检验世界上最大的25个国家的数据，证实了建立在正规教育基础上的技术传播是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途径。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既有直接作用，也有间接作用。麦克马洪认为教育在经济增长中具有核心作用，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储蓄率、抑制过快的人口增长来促进经济增长。

（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正规学校教育的一个最重要产出是受教育者在完成一定年限的学业并达到一定标准后可以获得文凭、学位、证书等学业证明文件。表面上看，文凭和证书是教育领域的产出，但文凭和证书本身具有筛选功能，并且对于受教育者而言，是向市场传达自己能力特质的重要信号。斯明斯认为，文凭提供了不可测量的能力的低成本信号：雇主会将受教育程度高者假设为一个群体，相对而言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应给予更为优惠的雇用条件。证书、文凭为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提供了重要信号，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整个社会的经济产出。由于现实市场是非竞争性的，教育的信号功能只能通过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实现。

（五）外部性收益

教育除了对受教育者本人产生影响之外，还对其他人以及整个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即正外部性，但其本人并不会因此而获得额外的报酬。教育的外部性可以是用货币价值衡量的经济收益，也可以是很难计量的社会收益。教育外部性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教育的外部性非常普遍。邻里、社区、工作场所及社会活动都可以实现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外部性作用。比如，和有经验或者采用了新技术的人做邻居，可以获得额外的收益；不仅是母亲的受教育程度，邻居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对孩子的入学也有显著贡献；一个农夫周围的其他农夫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如果提高一年，他会受到邻居的教育水平的辐射，自身的农业产量也会提高4.3%。二是教育外部性的收益非常巨大，突出表现在由教育获得的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在实践中的应用，为个人、企业及社会都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教育的社会收益

教育除了有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经济收益外，还有许多无法用货币衡量的社会收益。这些社会收益可以很小，小到得到一个更好地照顾自己的方式；这些收益也可以很大，大到可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但对这些社会收益进行定量评价却非常困难。

（一）促进健康

教育对健康和寿命的影响是经济学广泛研究的内容。许多研究发现，教育和健康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格罗斯曼的研究表明，教育显著提高了人的寿命，受教育程度高者的身体功能良好的时间更长，寿命更长，增加一年的学校教育可以减少0.4%的死亡可能性。女性接受教育后的健康收益更大，更高一级教育的女性的预期寿命可以增加7岁，而男性只增加2岁，对于老年人而言，受教育程度高者的残疾率要比受教育程度低者的明显低30%—80%，而残疾率是老年人死亡率的一个重要中间变量。

教育影响了与人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个人选择，比如恰当地使用医疗信息和资源、选择更有利于健康的食品、定期体检、适当锻炼、远离毒品（包括酒精和香烟）、居住在更少污染的环境、特别关注工作中的危险等均受到教育水平的影响。这些个人行为对健康的正向或负向影响，又进一步影响了预期寿命。来自全美的调查数据显示，教育提高了身体功能以及自我报告的健康水平，因为它提高了人们自我控制能力，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受教育较多的人每天吸烟的量较少，避孕措施随着教育的增加而单调递增。健康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影响了所有家庭成员的健康，尤其是对下一代的健康水平具有明显的影响。

（二）家庭收益

教育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1.教育影响配偶选择

贝克尔指出高等教育的学校经历能够帮助个体在婚姻市场中找到更理想的配偶。麦可马洪的研究发现，学生上大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找到有大学价值的配偶”。事实上找大学期间的配偶可以获得感情和财富的双赢。受教育程度高者高收入，家庭的整体收入增加，妻子增加一年的教育会使她丈夫的年收入提高约3.5%。

2.教育影响家庭规模

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高者的家庭规模更为合理。随着父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拥有孩子的预期成本在增加，父母将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看作是对孩子数量的替代。受教育水平和低生育率相联系。受教育提高了结婚年龄，影响了对避孕的态度，减少了意外怀孕的概率。

3.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于孩子的健康状况有很大影响

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母亲的孩子的牙齿更健康，贫血和肥胖的发生率更低。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降低婴儿死亡率、婴儿体重不足率，提高预防接种率有显著的影响。查尔斯和爱德华的研究表明，母亲的教育每增加一年，婴幼儿的死亡率就降低9‰；父亲的教育每增加一年，婴幼儿死亡率的降低只有这个比例的一半。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的孩子一般会有更高认知能力的发展。

4.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可以显著提高孩子的受教育水平和发展机会

研究结论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的孩子的学业成绩一般比较优秀，心理也更为健康。其中的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更懂得教育方法，不会粗暴恫吓，也不会简单溺爱，更尊重孩子的选择，经常和孩子交流以及辅导孩子学业，鼓励孩子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等。根据英国罗宾斯教育委员会1963年的研究报告，如果父母中有一方的受教育年龄持续到18岁或18岁以后，那么，其子女进入全日制高等学校的可能性为32% ，如果父母都在16岁以前离开学校，则他们的子女进入全日制高等学校的可能性只有2%。

（三）环境保护

教育提高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因此人们会采取积极行动以保护环境。当代社会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增强明显得益于环保知识的传播以及教育的普及。受教育程度对人们理解自身各种活动，包括生产和消费行为的环境后果至关重要。比如，上过大学的妇女和未上过大学的妇女在消费标明纤维含量的谷类时存在显著的差异。戈多伊和扎特雷拉斯根据1997—1998年在玻利维亚热带盆地对4个印第安社区进行的家庭调查数据，研究了受教育水平和森林砍伐量之间的关系，发现家庭户主的受教育水平每增加一年，其家庭可以减少13.2%—21.5%的原始热带雨林的砍伐面积。教育通过提高技能增加收入，减少当地农民对原始热带雨林的依赖，增加对次森林的开发和利用。

（四）预防和减少犯罪

教育的一项重要社会收益是教育对降低犯罪率的正向贡献。降低犯罪率不仅能使整个社会获得货币收益（如更低的安全成本、保护成本、更少的执法力量等），还可以获得更大的社会福利（如较少的谋杀、财产犯罪及更大的安全感等）。莫菲特认为青少年犯罪是由成熟障碍造成的，由于身体成熟得早、心理成熟得晚而形成了矛盾，教育可以起到防止青少年犯罪的作用。学校帮助受教育者理解社会价值，教会他们社会所能接受的社会规范，学校也会监督他们的行动和态度。忙于受教育的人显然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从事犯罪活动。受教育程度高者的行为也会更文明、更宽容。受教育程度高的社区更为稳定，较少发生社会冲突。洛克纳和英雷蒂使用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教育明显能减少被监禁和拘捕的概率。对于成年人而言，良好教育的经历一般不会和犯罪相连，因为受教育程度高者在劳动力市场上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所以他们不大会依靠犯罪获得收入。

（五）降低收入不平等

教育通过降低财富的不均等而提高公众收益。教育可以减少贫困和社会隔离，接受教育是使自己不至于落后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途径。受教育程度高者的失业及持续时间明显少于受教育程度低者，因而教育可以降低对于收入转移和其他补贴的依赖。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高者会做更多公益事业和慈善捐款，这从长期来讲可以减少社会不平等。但实际上，教育并不一定产生平等效应，而是取决于哪一个层次的教育受到普及与扩展。平等效应最高的教育层次是基础教育，因为它提高文盲等低收入者的收入使之接近于整体的平均收入。高等教育的扩张和研究生教育的扩张，其收入平等效应可能是负的。因为高端群体的收入得到了进一步的上升，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以墨西哥为例，马林等发现，接受基础教育的人数规模扩大10%，不平等指数下降接近5%；高等教育扩张5%，不平等指数将增加2%。

（六）形成社会资本

蓬蒂厄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可以促进个体和团体之间协调和合作的社会关系、共享规范、价值观和信任等。教育既有利于个人的社会资本形成，又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教育对个人能否加入一定的社团组织非常重要，因为许多社团组织设定了比较高的学历门槛，比如很多的学会、研究会等。常言道“物以类聚”，教育能够确定并帮助一个人形成主流的或精英文化特征，由于他们的文化风格更为精英阶层所接受，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作为教育的结果，受教育程度高者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这反过来会促进他们的社会资本积累，形成正反馈效应。

教育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的积累。教育通过多种途径提高社会的凝聚力，比如减少暴力、减少犯罪率等。教育的经历发展了一种公民责任，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与互爱。经济学家发现，受过更多学校教育的人，会为社区做更多的好事，会做更多的慈善捐款。受教育程度高者具有更高的政治参与率、更高的选举参与率，并会对社会民主活动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学校传授的先进思想和价值观念，从长期来讲必将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有利于整个社会人权保障水平的提高。